冯双白

大约是 1980 年夏季吧，我踏上北京开往宁波的火车。那时出差坐的是硬座，对面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先生，一路上，我们相谈甚欢。他的戏曲艺术知识之广博，令我无比敬佩。他了解了我的任务：看管一个犯了错误而被勒令退学的男孩回家；我也了解了他的目标：到宁波天一阁采风，去看藏书楼。火车到站了，他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明了联系地址，还写了一个名字：宋铁铮。

一年后，我突然接到了一封署名宋铁铮的来信。他殷切地在信里告诉我，他是昆曲表演艺术大师俞振飞的入门弟子，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将在 1981 年秋季举行首届舞蹈硕士研究生考试，导师是大名鼎鼎的时任中国舞协主席吴晓邦。他在信中写道：“你愿不愿意来试试？”

手捧短信，心潮起伏。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和舞蹈研究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里，该是一个充满了学术气息的地方吧，因为它的一个学者，可以只是为了看一看天一阁的藏书楼而千里迢迢地坐硬座火车赶去宁波；那里，该是一个对年轻人充满了鼓励的温暖之情的地方吧，因为招收研究生的信息可以用这样最简单的方式传递到一个如饥似渴等待学习机会的年轻人手中！

那是 1981 年夏末的一天，我骑着那辆叮当乱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兴冲冲找到前海西街17 号，去报名研究生考试。然而，在恭亲王府东南角的一座二层灰色砖楼里，工作人员告诉我：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想参加考试，明年再来。内心充满沮丧和无奈的我漫无目的地在王府大院里走着。怎么办？这念头撞击着我的大脑，带我又回到了那座小楼，再次央求工作人员想想办法。“你要考舞蹈专业硕士吗？你从哪里来？”我转回头，一位中年女老师看着我，眼睛里传出仔细而严肃的神情。我急忙诉说了事情的原委。她听完我的“故事”，安静地问：“宋铁铮的信，带来了吗？”我忙递了过去。她看过信后，与工作人员小声地商量起来，然后她走向我，抱憾地说：“实在没有办法了，招生报名表已经发完，一张也不剩了，而且考生们填好的表刚刚已经上交教育部了。你要是真想上学，就明年再来吧。”我从她手中接过宋铁铮的信，悻悻然地走向门口。“你等一下！”女老师从我身旁赶向大门口，抬起手臂，指向一张招生报名的样表，回头问工作人员：“这张表可以填吗？”不等对方回答，她就开始用手揭下样表递到了我手上，说：“快填表吧，别的事情我来想办法！”那张样表在我手上的分量有些重，仔细分辨，居然是调和了面糊糊当作胶水贴到墙上去的！虽然带着几块面糊，揭下来却还很完整。女老师边匆匆向外走边对我说：“有事儿来找我吧，我是董锡玖，咱们是北大校友！”后来我才得知，这位董锡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副所长、首任研究生部舞蹈系主任。她匆匆走出，是去找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张庚先生，希望能够网开一面，接受我的报名。张庚先生欣然允诺——研究院的大门，向我敞开了！

董锡玖先生学术造诣深厚，在中国古代舞史特别是宋代舞史研究上开疆拓土，对敦煌石窟造像艺术研究精深，更是中日舞蹈文化交流的功臣。她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充满爱心，严于管理，循循善诱。一张贴在墙上的报名表，透出她的智者仁心。我常常想，踏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不敢懈怠，因为那扇大门前，立着一位既严肃又用殷殷期许眼神看着我的人。董锡玖先生是我的学术“门神”。

吴晓邦，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那是 1982 年的 3 月，我兴冲冲地走入教室，手里拿着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准备开始听课做记录。但是，吴晓邦先生用帶着浓郁江浙口音的话语告诉我和欧建平：立即准备出发，随他去成都，在四川全省舞蹈编导讲习班上开始学习编导艺术。我毫无精神准备，没有想到攻读舞蹈理论专业方向的硕士课程竟然会从编导实践课开始！

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成都之行啊。每天上午，我都要在四川省歌舞团的练功厅里，开始基训课。基训之后会安排民间舞课，藏族舞、蒙古舞、四川秀山花灯等都是必修的。吴先生亲自教授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课堂上，他戴着细细边框的眼镜，显得十分儒雅，和蔼可亲，但是对于艺术，特别是学生们在创作作业回课时，他却是非常严格的，标准很高，轻易不会给出满额的好评，甚至常常显得很是挑剔。每当我们有了一点点进步，或者用吴先生的话说，当我们慢慢地打开了自己的心扉，用自己的力量在生活的大地上深入“凿井”，挖掘了潜藏于自身的“泉水”，吴先生就会满意地笑开了。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特殊的也是最美好的笑容——充满了长辈对晚生的厚爱，充盈着一位艺术家对舞蹈灵感的发自心底的赞许，流淌着温润如玉的色泽。

或许是看我很努力，吴先生让我自编自演的独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参加了那一次四川省舞蹈创作讲习班的毕业晚会。这个作品虽然还很稚嫩，却得到吴先生的极大肯定。他告诉我：“杜甫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心怀天下，境界很高，格局很大。你一定要仔细揣摩，从内心找感觉，再运行到动作里，把这样的气势努力表现出来。”有了吴先生的领航，有他老人家在创作、表演、理论、历史研究等方面的融合创新做榜样，我以及后来很多参与创作实践的舞蹈学博士们，都有了在艺术海洋里勇敢冲浪的胆识。另外，吴晓邦先生高度重视艺术实践的教学理念，他所提倡的为人民而舞的舞蹈思想，他屡屡告诫我们要关心时代与艺术的深刻关系，所有这些，都恰恰与中国艺术研究领域里所谓“前海学派”相关。在这一点上，吴晓邦与张庚、郭汉城等艺术大家们心心相通。

值此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在研究院学习和工作的点点滴滴，感慨良多。除了上述几位先生，还有很多老师和同事给了我莫大的指导和帮助。如隆荫培和徐尔充两位在我的心中似乎是永远不分的理论双剑，同出一鞘，同向一心。薛天是我们的副所长，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很有力量，骨子里带出了曾经的战场风云，他因《陆军腰鼓》《藏民骑兵队》而获得一世的好名声。孙景琛先生是我从心里尊敬的一位长者，说话似乎永远不急不慌的，极有条理。他和太太吴曼英都为舞蹈事业辛勤耕耘。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工作中领悟到中国舞蹈历史由多元民族文化构成的大道理，从而迈出了他与董锡玖、王克芬、彭松等人一起开拓的中国舞史田地，走向更为广阔的历史天空！刘恩伯是我们读硕士研究生时讲授舞蹈文物知识的先生，特别是他对于各地舞蹈碑石上舞蹈形象的搜集整理，下了极大功夫，功夫了得！我还清晰地记得傅兆先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中国古典舞课时的情形，他从戏曲程式动作“起霸”开始教起，动作一丝不苟，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皆在劲律的好一身功夫，好一个做派！最重要的，我必须说到我的博士导师资华筠老师。她是舞蹈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资老师在任期间，在舞研所开学术研究新风，创立舞蹈生态学，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她善于集众家所长于一体，提振舞研所的社会影响力，把舞蹈艺术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写到此，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我想，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业界公认的一个学者大家林立的学术圣地，一个成果硕硕的学术高地，也请允许我把它比作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集贤纳精、高洁自傲之所在，满满地，有那一片冰心啊！

（作者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