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次年恢复招考研究生。当年报考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研究生时有个规定：考生需提交两三篇能代表个人研究方向与水平的专业论文。我没有现成发表的学术论文，临时写又来不及，急中生智，我想起不久前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让我修改、准备由他推荐发表的两篇据个人读书札记写成的“论文”：《徐渭的戏剧主张——评〈南词叙录〉》《关于“四大传奇”的作者问题》。我的报考申请表是由中大中文系邮寄的，于是我在填表返还中大的同时，特地给王先生附上一信，请求先生将准备推荐我发表的这两文“暂借一用”，把它连同报名表一起寄给文研院，以应提交论文之需。想不到我的这番“临阵搬兵”举动，竟给我日后带来一连串的“好运”。

寄往中大王季思先生亲收的书信和报名表，由于王先生外出讲学，耽搁了多日，待他收到转寄北京文研院时，已过了报名截止日期。或许是王先生的解释说明，更或许是这两篇论文所起的作用，文研院招生办决定给我补发准考证，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言道：报考戏曲史专业的考生接近200人，经我们审查后，仅发46份准考证。你的条件不错，希望抓紧时间准备，考出好的成绩。我想我一个乡下中学教员，哪来的“不错”条件啊？得此厚爱，大概是得力于提交的论文吧。这是“好运”的起点。

上海笔试通过后，1978年12月初，我专赴北京到文研院所在的恭王府参加最后一轮的复试。戏曲史专业考生经过两轮淘汰后，尚有十多位参考。戏曲史招生名额仅有2名，虽比之报名时的“百里挑一”难度已小了许多，但考取的概率仍然很小。我对录取不抱太多希望，也不太在乎，因为此时我刚刚从外地调回家乡的母校——瑞安中学，多年努力争取的愿望得以实现，已心满意足，读研究生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来北京参考，一是报答母校领导、老师的鼓励和帮助，如给假期、给经费、给赞美等；二是自己没来过北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畅游一番古都京城。

考试签到那天，我在门卫处遇见了负责戏曲专业招考的戏曲研究所副所长俞琳先生。他向我亲切地打招呼：“你就是孙崇涛同志吧？”我说：“是的。”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道：“你那篇关于徐渭的论文真不错。”原来论文的审读者就是他，他对我如此“赏识”，一下子增强了我对这次考试的信心和求胜欲望。

戏曲史专业的面试，由俞琳先生主持，两位戏曲史导师张庚与马彦祥主考，另有戏曲研究所的几位老师陪考和记录。张庚老师给我出了“一史”“一论”两道极具水平而又“刁钻”的口头题目，我心想：姜还真是老的辣。“史”的题目是：在宋元南戏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负心戏”？试说明其原因与理由。这道题难不倒常年阅读和思考中国古典戏曲作品的我。“论”的题目是：请以一出舞台剧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戏曲的舞台表现与实际生活的关系与区别。这题目来得突然，我平日又不曾思考，慌乱之中想起多年前我在杭州观摩“活武松”盖叫天的演出以及阅读他的《粉墨春秋》的经历，这帮了我的大忙。我便以盖派《武松打虎》为例，头头是道地说明了常人醉酒与英雄武松醉酒、常人打虎格斗形体原态与戏曲舞台呈现方式的关系及其异同。张庚老师眯起眼睛，闭着嘴巴，似在细细揣摩我的发言，听到后来，他频频地点起头来。昨有俞先生的夸奖，今有张老师的称许，我想我这回考试该有戏了。

1978年12月18日，北京的一场大雪预示着时代车轮的“弯道超车”，以及我们这批被耽搁了十多年光阴已步入中年的“老童生”们的人生重要转折。这一天，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确定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大政方针，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文研院的招生计划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做了大幅度的调整，由各专业合计只招14名的原定名额一下子扩招为40名。也许是得益于这一调整的惠顾，我也被录取为由张庚老师指导的一名戏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文研院首届研究生班成员之一。

论文给我带来的“好运”还在继续。入学后，研究生班要从新生提交的所有论文中，挑选“一史”“一论”各一篇最好的论文，推荐给院刊《文艺研究》。“论”选中了朱文相有关戏曲表演的论文；“史”选上了我的那篇评《南词叙录》的文章。我经过修订，改题为《徐渭的戏剧见解——评〈南词叙录〉》，发表于《文艺研究》双月刊 1980 年第 5 期。当时全国文化艺术类学术期刊中，《文艺研究》绝对是最顶尖的一种。当我见到刊物责任编辑许廷钧到研究生班宿舍寻我，从他手提包内抖抖索索地抽出一摞我的文章小样递给我做最后校对时，我喜悦得心跳加速，这可是我平生头一回发表正经八百且有近万字的“学术大著”啊！

我去食堂吃饭，见戏曲所的几位老师在向我的“同窗”探听哪位是孙崇涛，我问研究生班的负责老师：“为什么大家对此会如此在意和关注？”负责老师的解释含蓄而有趣：“谁要是在《文艺研究》上一年发表两篇像你那么大块的文章，他就算是拔尖人才了。”

时近年终，《文艺研究》印制了 1981 年征订彩页广告，通过邮局分发到全国各地张贴宣传，彩页上头印有刊载本人文章的这一期要目，本人的名字赫然在目。编辑部还将这份要目交付影响很大的《人民文学》杂志，印在了封面背页。二者所产生的宣传效果，更远大于《文艺研究》本身。

一位在浙江平陽县金乡镇教书的老同事，在小镇邮局见到这张广告彩页和我的名字，兴奋不已，赶紧写信给我道喜，还连连夸赞“了不起”。研究生班同学丁道希是个文学迷，时刻捧着《人民文学》一字不漏地看。他蓦然见杂志封面上居然刊有我名字的要目广告，使劲敲着茅房壁板，将杂志传过来给我看……如此这般的“效果”，真可称是“一文成名天下知”。

继《文艺研究》之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刊《文学遗产》、中华书局大型学术丛刊《文史》、国家图书馆季刊《文献》、中国音乐家协会学术期刊《音乐研究》等国家顶尖的学术刊物上，接连不断地发表超万字乃至两万余字的研究南戏的长篇论文，在全国学术界尤其是社科界和高校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一些人不了解内情，误以为我是一个“拼命三郎”式的“学术新人”，是“脱颖而出的南戏研究新秀”，其实这时我已年逾不惑。他们更不了解，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大学毕业后 20 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坚持不懈苦读的结果。

我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院在戏曲研究所工作迄今，已历40年。40年间，前20年在职，后20年算退休，正好各占一半。但在我的感觉中，这前半段和后半段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在职像已退休，退休却如在职。艺研院研究人员不坐班，除了偶尔开会去趟院里，平日一年到头都窝在家里忙活。故有人戏言：一脚踩进艺研院大门，也就意味着你已“退休”，这话也可倒过来说：一脚跨入艺研院门槛，你这辈子就休想“退休”，这后面一句话放在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我身上，尤其适合。仅举两个数字就足可证明：40年间，我一共著述出版专著15种，前20年5种，后20年10种；合计著文、发文300余万字，前20年占小半，后20年占大半。谁能说清哪算“在职”、哪算“退休”？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