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涵

【内容摘要】本文在充分肯定了既往我国科学传播界在科学技术赋能方面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传播赋能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别从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方法“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等几个不同的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科学传播;赋能;问题;对策

一、引言

近年来，“赋能”这个概念逐渐从原本的心理学层面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甚至一度成为了一个热词。从字面上简单理解，所谓赋能，就是赋予能力或者能量。按照通常的解释，赋能指的“就是给谁赋予某种能量，它最早是心理学中的词汇，旨在通过言行、态度、环境的改变给予他人正能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智和潜能。”①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对于某一行为主体施以援手，从而给予其开展行动的能力或者能量。近年来，在有关各方的一致努力下，科学传播的赋能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如说，中国首个具备补加功能的载人航天科学实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于2016年9月15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当时，包括但不限于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在内的相关媒体的相关报道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在开展此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科技活动的报道中，相关行为主体借助了包括但不限于VR、AR等当时的新技术对自己的传播进行赋能有关。②让主流媒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不仅能够坐在演播室，而且还能够随意“进入”到一般人觉得非常神秘的飞船空间站内部，如身临其境般如数家珍地向观众开展科学传播。这样的传播如果不借助科学技术的赋能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科学传播赋能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科学传播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各种“赋能不足”的问题。

为了确保科学传播工作在新时代、新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科学传播“赋能不足”问题予以研究。为此，笔者拟用一定的篇幅，从不同的维度，对科学传播“赋能不足”问题展开分析，并试图探寻相关的解决之道。

二、科学传播“赋能不足”问题的诸种表现及其原因解析

解读科学传播“赋能不足”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察视角，各种各样的切入维度。笔者试图从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方法“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等几个不同的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下面分别展开略加阐述。

（一）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

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科学传播本来就是应该传播科学技术的，怎么会存在着内容上“赋能不足”的问题呢？但这确实是一个业已存在的问题。有学者就注意到，某些打着科学传播旗号开展传播的广告就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科学内容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将还没有定论的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传播内容放到广告中进行传播，再比如说用夺人眼球、引人注意的并不准确的相关词语替换原本严谨的科学技术概念术语，并放到广告中进行传播，等等。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传播来达到制造焦虑、引发恐慌，最后凝聚注意、促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销售的目的。③不仅是以广告形式进行的传播中存在着这个问题，其他很多类型的科学传播往往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问题。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原因，一个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传播者在进行相关传播时，有意引用一些并不科学的内容进入自己的作品，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满足传播者的某些私心杂念。所谓客观方面的原因，则是指由于传播者自身的知识储备、眼光、视野有限，造成其对于所要传播的科学技术内容并没有准确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其结果往往就有可能导致其所传播的内容里面的所谓科学其实并不科学。

（二）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

谈到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就不能不提到“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指的是“科学实现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式。是科学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自然科学发展所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④这些“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有很多，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求真务实”“理性包容”“不断进取”“不迷信所谓的‘权威’”“反复证伪”等等。这些原本也都应成为科学传播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配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活动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些“标配”。⑤比如，在包括但不限于“非典”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爆发时，普罗大众亟需科学传播工作者借助科学精神赋能而提供他们所急需的公共产品——各种各样的科普作品，但是，现实却往往令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刚刚爆发时，竟然有所谓的“科学传播工作者”打着“科学传播”的旗号，干起了推销所谓的“特效药”的勾当！许多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先后以所谓一切尽在掌握的“懂王”名义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宣称，“光热疗法”或注射消毒剂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继而又提出抗疟疾药物氯喹（chloroquine）是他心目中的“高效良药”，结果是他说这话仅仅4天之后的5月22日，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就发表了研究论文，专业打脸特朗普一直在力推的抗疟药防治新冠病毒感染。⑥特朗普为什么会被“打脸”？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进行“科学传播”时缺乏科学精神，没有经过“反复证伪”！

（三）科学方法“赋能不足”

这里所说的“科学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包括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推广等科学活动过程中采用的思路、程序、规则、技巧和模式。”⑦在科学传播领域，科学方法“赋能不足”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相关行为主体“拒绝赋能”，第二种是相关行为主体“延迟赋能”。下面分别展开略加阐述。所谓“拒绝赋能”，是指相关行为主体主观上拒绝用科学方法来为自己的科学传播赋能。这种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相关行为主体自以为是”。所谓“自以为是”，就是盲目自信。人做事情有自信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过于自信，那就有可能会过犹不及。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为什么会盲目自信呢？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与他们对于“科学”与“科学传播”这二者之间关系的不正确认识有关。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逐渐被社会各个阶层神圣化，甚至逐渐登上了神圣的圣坛！所有的东西一旦沾上“科学”，就会觉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久而久之，可能会使得一部分人觉得凡是“科学”的东西都不容置疑，凡是从事科学以及与科学有关的工作，都是非常神圣不可挑战的。这种想法总体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如果细究，还是与“科学”本身并不相吻合的。因为“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要质疑，要反复证伪。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包括“科学”本身也不一定是真理，至少不可能是绝对真理。这一点那些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其实应该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千万不要把自己等同于神圣的科学，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而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使得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传播以及科学传播的作品远离受众。罗贯中老先生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中有一个桥段，说的是在第一次前往诸葛亮所居住的南阳草庐的大门口，刘备刘玄德带有炫耀式的说了一大串自己的头衔：“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但是，他忘记了给他开门的门童是一个不识多少字的小娃娃，结果这个小娃娃只说了一句就把刘备刘玄德给噎了回去。那个小童说，“我记不得许多名字”，搞得刘备精心策划的这场传播无疾而终！其实，这种不看传播对象自以为是地开展传播的桥段，岂止是仅仅存在于虚构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一些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在开展他们的科学传播工作时，常常是非常自以为是的。比如说，谈到某一新的科学发现，或者提到某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的时候，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这些所谓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往往大量地引用外文，或者是大量的用佶屈聱牙的术语开展所谓的“科学传播”。⑧结果自然是“曲高和寡”，效果堪忧了！平心而论，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适当地引用外文，或者适当地引用科学技术术语，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看傳播对象将普罗大众也视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认为他们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科学知识储备，这就未免有些过分了！这样的科学传播肯定是不会受到老百姓欢迎的。说完了“拒绝赋能”，我们再来说说“延迟赋能”，所谓“延迟赋能”，就是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虽然也意识到了“科学方法赋能”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却非常固执地认为自己现在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一个关键短语来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这些行为主体非常“固步自封”。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曾经有一档一度颇为有名的栏目叫做《走近科学》，这档栏目在其问世之初以所谓的“倒叙”+“设置悬念”+“讲故事”的模式，曾经一度引发国内很多其他电视媒体竞相模仿，一度曾经火爆一时。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该栏目一直延续自己的这个模式，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的创新，再加上其所设置的“悬念”，往往有“故弄玄虚”之感，⑨久而久之，就自然遭到了广大观众用手和脚投票，最后该栏目不得不在2019年9月30日播出最后一期之后黯然退场，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延迟赋能”给科学传播工作造成的危害。

（四）科学手段“赋能不足”

“科学手段赋能不足”涉及到对于“手段”的理解。所谓“手段”，就是指“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或者措施”。⑩离开了具体的手段很难达成特定的目的，这一点已经被以往的历史所一再证明。“手段”又有“新”“旧”之分，所谓“科学手段赋能不足”就是对于“新”的手段使用得很少甚至过少，而对于“旧”的手段则采取完全依赖的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可以分别从“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来加以考量。从“主观”维度来看，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未采用新的手段，可能大致有“不愿”“不能”或者“不会”等三个方面的原因。所谓“不愿”就是相关行为主体觉得现有的手段已经足以应付，没有必要去冒采用新手段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萧规曹随”的故事，说的是西汉建国初期曹参当上第二任相国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一律沿袭前任萧何的做法，没有任何创新。他的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当时皇帝的不满。皇帝先是通过曹参的儿子对他提出责备，然后又直接询问曹参为什么不思进取，不进行创新？曹参不慌不忙地问了皇帝两个问题，就是皇帝本人和前任皇帝相比，曹参和前任相国萧何相比，谁更牛一些？尽管这两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种答案，但从“政治正确”的角度，皇帝只能选择一个答案，那就是“皆不如也”。所以，早已经在心里知道皇帝会这样回答的曹参理直气壮地对皇帝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思进取、不搞创新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曹参有这种“喜旧厌新”的心理，很多人出于经济学上所说的“路径依赖”，往往也都对于旧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依赖感，当他们从事科学传播工作时就有可能直接导致他们对于新的手段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对于旧的传统的手段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依赖。所谓“不能”或者“不会”，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对于科学技术手段赋能是有一个接受和学习的过程的，在这一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的年龄、从业履历往往与对这些新技术、新手段的接受时间与成本呈反比：往往年纪越大的人接受这些新媒体、新技术的成本——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货币成本”——相比于那些相对比较年轻、从业经历比较短的人要高！所以，这就极有可能导致他们可能不会使用或者不能使用新的手段来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导致科学传播手段赋能不足。从客观原因角度来看，以新媒体、新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手段赋能，是需要有相当高昂的成本支出的。尤其是在相关新技术、新媒体刚刚出现的阶段，使用相关的新技术、新媒体往往要付出相当高昂的货币成本，而且还要同时冒传播对象不一定完全适应、不一定完全买账的风险。比如，有专家就注意到“虚拟现实传统设备的昂贵和虚拟现实内容制作的较高成本会限制它们在实践中的运用”，在这种情况下，从投入产出性价比的角度，无论是相关行为主体还是相关行为主体所在的机构，可能往往都会暂时对于新媒体、新技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都想看一看、等一等，等到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相关的价格降下来，受众趋之若鹜时，再选用这种新技术、新媒体。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了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的客观原因的存在。

三、解决之道

以上我们罗列了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赋能不足”的种种表现，为了确保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和解决方案

（一）“刚柔并济”“内外联动”，妥善地解决好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内容“赋能不足”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刚”，是指“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所谓“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至少有两种抓手或者两种载体，这两种抓手或两种载体，一种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出台的相关法律，以及由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出台的地方性法规。由于种种原因，当下我们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以“科学传播”为名称的相關法律法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推进这个工作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积极向前面提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相关建议，积极争取他们顺时应势，尽早制定出台专门以促进“科学传播”为主要诉求的法律或者法规;“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的另外一个载体或者抓手，就是一些虽然并非直接与“科学传播”有关，但是间接与“科学传播”有关的法律法规，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下还是有一些与科学传播内容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虽然没有以“科学传播”为名称，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内容可以做工作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就在明确罗列了11种不得进行传播的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实、准确，并标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应当明确标示。”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完全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相关建议，建议在下一步修订完善的过程中，增加诸如广告播出的过程中不得打着“科学技术”的旗号制造恐慌。贩卖焦虑等内容。这样，就可以在专门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的情况下，为“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抓手。这里所说的“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的另外一个含义或者抓手是各级党政机关制定出台的各类相关文件，这些文件虽然不像法律法规那样具有绝对的“刚性”，但是，考虑到中国特有的国情，很多情况下这些文件的刚性约束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加上这些文件制定出台的相关主体往往都手握相关的公权力，所以，在很多时候它们的约束力甚至可能会更强一些！前面我们还提到了“柔性规范”，这里所说的“柔性规范”，至少也有几种力量进行驱动，一种是外部的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外驱动力”，另外一种是内部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内驱动力”。所谓“外驱动力”是指来自外部的力量，也就是在前面所提及的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要通过相应的“外驱动力”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科学传播过程中应努力避免“挂羊头卖狗肉”或“缺斤短两”的文化氛围。这里所说的“挂羊头卖狗肉”是一种比喻，指的是某些所谓的“科学传播”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其传播者所传播的内容往往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实际上传播的却是非科学、假科学，甚至是伪科学的东西。这种情况此前早已经有专家学者注意到了。有一位专家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无良广告仗着与公众的亲近性，完全无视已有的科学定论，它们要么打着科学的旗号从现有的科学知识中为产品寻找理论依据，却东拼西凑，生搬硬套，通过广告的‘剪枝裁叶’，歪曲科学，迷惑公众。要么利用人们长期以来的偏见、习惯，公然地反对科学。”这里所说的“缺斤短两”，指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某些行为主体在开展所谓的“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其作品中理论上应该提供的科学技术内容和实际上传播的科学技术内容之间并不匹配，换句话说，其实际上给广大受众提供的科学技术内容要远远低于受众的预期。无论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缺斤短两”，都是与广大受众的合理预期不相符的。这里所说的“内驱动力”是指有关方面应该想方设法开展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在科学传播界形成一种浓厚的“不敢”“不愿”“不想”“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缺斤短两”的文化氛围，让每一个科学传播工作者自觉地传播真正的科学技术，以便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的问题。

（二）“供需”联动，优化“土壤”，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精神“赋能不足”问题

这里所说的“供需”，指的是科学传播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优化土壤”的“土壤”，是一个比喻用法，指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所生活的语境或者环境，下面分别展开略加论述。首先，我们来看供给侧如何“优化土壤”，或者说如何优化科学传播工作者的传播环境。从供给侧一方加以考量，“优化土壤”至少可以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律”，一种是“他律”。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自律”。这里所说的“自律”，顾名思义，就是相关行为主体在从事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对自我所做的自我约束。“自律”又可以通过以下两种路径加以展开，一种是“传统模式展开”，一种是“非传统模式展开”。我们国家已经先后成立了许多与科学传播有关的相关组织，这些组织或者叫做“协会”，或者叫做“学会”，或者叫做“专业委员会”，这些组织在业内还是享有一定威望的，所谓“传统模式展开”就是有关方面应通过种种努力，想方设法让这些相关组织以“业界同仁”的名义，发出各种各样的“自律”倡议，呼吁成为其成员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在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科学精神，坚决不开展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传播活动。这里所说的“非传统模式展开”，指的是借助新媒体、新技术建构的同处于某一个新媒体平台上的兴趣、爱好共同体，比如说微信里的“群”或者“朋友圈”等等，这些兴趣、爱好共同体，虽然没有“协会”“学会”“专业委员会”的名头，但是“群”里或者“朋友圈”里的成员却往往拥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不容小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就应该想方设法要求“群主”或者“圈主”充分發挥他们的“意见领袖”的影响力，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呼吁朋友圈或者是群里边的成员在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过程中，要努力遵循科学精神，坚决不传播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的东西。说完了“自律”，我们再来说说“他律”。顾名思义，“他律”，就是来自外部的规制与约束。这些约束既可以是各级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法规，也可以是各级政府部门制订出台的文件。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文件，其实都应该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述方式向全社会尤其是科学传播工作者指明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准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遵循科学精神！并且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中，还要明确指出开展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有为违背科学精神造成的相关后果承担相关责任的心理准备。这一点使得它区别于行业性组织的“自律”，以及群里或朋友圈里的“自律”。说完了“供给侧”，我们再来说说“需求侧”如何优化“土壤”。正像“供给侧”需要进行改革一样，“需求侧”同样也需要改革或者说改变。那么“需求侧”应该如何改革或者改变呢？方法和路径当然有很多，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他教”与“自教”两种路径加以推进。这里所说的“他教”与“自教”都有一个“教”字，这个“教”指的是一种教育，即对相关行为主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的概念是英国学者F·R·利维斯和丹尼斯·汤姆森在1933年共同提出来，用来避免低俗化和肤浅化的媒介环境对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所谓“媒介素养”，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指相关行为主体正确看待媒体、使用媒体的一种能力或者素养。下面我们分别对“他教”与“自教”略加展开进行阐述。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教”。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套用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万物互联、世界皆媒”的时代。在这种“万物互联、世界皆媒”的时代，每一个人每天面对的都不是信息匮乏的苦恼，而是信息丰富的痛苦。那些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信息，在给相关行为主体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选择和使用以及理解方面的困惑。有鉴于此，相关专家学者一直倡导在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很多地方也在一些大学乃至中小学开展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门课程还没有成为所有大中小学学生的必修课，这样就往往使得相关的教育存在着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久而久之，必然会影响社会各界，尤其是大中小学学生对于媒介所传达内容的正确理解和正确使用。这种情况下，相关政府部门就应该从“他教”的角度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积极推进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纳入到大中小学的必修课范畴，从而给相关行为主体打上一针“免疫针”，不给那些打着“科学传播”的旗号，实际上违背科学精神开展传播的所谓“科学传播”作品提供其朝思暮想的“土壤”。所谓“自教”，就是相关行为主体要充分意识到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必要性，不能也不应以任何理由放纵自己，既不应对于所有的科学传播作品一概信任，也不应对所有的科学传播作品一概不信任。正确的态度是，应该通过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不断提升自己对于媒介所传达信息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批判能力，从而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接收相关作品所传播的相关信息，从自我教育的角度自我完善，不给那些“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科学传播”旗号但却违背科学精神进行传播的所谓“科学传播”作品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土壤”，从而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精神“赋能不足”的问题。

（三）理性区分“主体”与“客体”，“过去”与“现在”，避免“纳兰性德之叹”，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方法“赋能不足”问题

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客体”指的是科学传播的传播者及其所传播的内容。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之间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关系：一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直分离，就是传播者是传播者，传播内容是传播内容;第二种情况是传播者进入到传播内容当中，或者说传播内容融入到传播者的思维和头脑之中;第三种情况是传播者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之后，将传播内容经过消化，最后化作自己的传播作品。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用古人的三句话来加以概括。这三句话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三句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主体”对“客体”从“肯定”（确认客体的存在）到“否定”（认为“客体”并不是想象中的“客体”）到“否定之否定”（“客体”还是“客体”，但已经是融合了“主体”主观感受和想象的“客体”）的这个循环曲折的过程。无论是“肯定”也好，“否定”也罢，抑或是“否定之否定”，作为传播者的传播主体，都要在心里明白自己与所传播的内容之间可以深刻融入，但是却不能完全“代入”，套用一句表演界的行话来说，就是不能“入戏太深”。恰如一副对联所揭示的演艺秘诀“称员外称老爷思功就看成究竟非富贵，呼夫人呼娘子看郎才女貌到底假夫妻”，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就像戏剧表演界的演员虽然演了领袖人物，但他们本身并不是领袖人物一样，同样的道理，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所传播的是科学内容，所以作为传播者的本人也随之而身带光环，“王霸之气”尽显，虎躯一震，便引得各方受众纳头便拜！没有那样的事情！说完了理性区别“主体”与“客体”，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如何理性地区别“过去”与“现在”。众所周知，“过去”与“现在”都是时间的存在形式，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所谓“有联系”，是指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互文见义的。“现在”是发展了的“过去”，而“过去”则是曾经的“现在”，二者之间是不能随便割裂开来加以对待的。佛教有一部很有名的经典叫做《百喻经》，《百喻经》里边提到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有一天吃了7张饼，吃饱了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告诉旁边的人，说他有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其实根本不用吃前面的那6张饼，只吃第7张饼就行了。这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痴汉吃饼”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有些人是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的。这个痴汉固然可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像这个痴汉一样可笑的人，其实往往并不少见，尽管他们并不一定表现得这么明显。这类人对待“过去”的态度用比较学术的话语加以表述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的“有区别”指的是“过去”与“现在”毕竟是时间的不同存在形式，二者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区别的。这种区别，用古希腊哲人的话说，就是“人的一生中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或者用中国古人的文学语言加以表述，就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无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还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指明的都是时间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就是“一维性”，也就是一去不可复返。这种一去不可复返，就说明必须要注意到“过去”与“现在”的区别。既不能像那个痴汉那样不要过去的历史，对“过去”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也不应躺在过去不思进取，变成“躺平主义”或者“历史依赖主义”！为什么不能“躺平”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原因使得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历史上一动不动：一是从本体角度也就是从科学传播的本体加以考量，科学传播主体或者科学传播内容，以及科学传播的形式、方法等等，都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古人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科学传播主体及其所传播的内容，以及所使用的传播方式方法不与时俱进，很可能就会变“腐”被“蠹”，难以永续生存，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从传播客体也就是传播对象的角度加以考量，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往往都具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喜新厌旧”。清代著名文学家纳兰性德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曾经发出过一个著名的“纳兰性德之叹”。这里所说的“纳兰性德之叹”，指的是这位文学大家在其著名的传世之作《木兰辞》中写过的几句话：“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四句话其实是用非常形象的文学语言告诉人们要避免“秋风悲画扇”的悲剧出现，那就要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明白了这些道理，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就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过去正确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在正确，过去受欢迎并不意味着现在受欢迎，更不意味着将来受欢迎！所以，必须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地与时俱进，开展方式、方法和传播范式等方面的创新，每时每刻都给广大受众一种与时俱进、耳目一新的感觉，使得自己永远保持青春之活力，永远不会“腐”，不会被“蠹”，不会被“秋风悲画扇”，从而有效地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方法“赋能不足”的问题。

（四）降低“风险点”，增加“知识点”，优化“性价比”，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手段“赋能不足”问题

这里所说的“降低风险点”，主要是针对科学传播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不愿开展科学手段创新而采取的对策和策略。前面已经提到，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不愿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往往都是围绕着一个关键词展开的，这个关键词就是“风险点”。在这些人看来，不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就不会有任何风险，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或者叫“一动不如一静”，而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就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全社会、至少在科学传播界营造一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要让那些不愿或者不敢使用科学手段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人感受到一种氛围，就是不采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科学传播工作，会有更大的风险——就是被别人鄙视为不思进取的风险。而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开展科学传播工作，虽然有可能有失败，但是因为有一种“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所以这种失败与相关行为主体所能获得的收益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谓增加“知识点”，主要是针对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不会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而提出的应对策略或者建议。我们都知道，从事科学传播工作是需要有一定“门槛”的，这里所说的“门槛”是指相关行为主体自身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储备。以往的这些知识储备可能更偏重于传统，或者是更偏重于“形而上”的所谓“学”，而在新的时代、新的语境中，由于外部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相关行为主体就应该而且必须从原来的“形而上知识储备偏好”，转型为“形而下知识储备偏好”，最终发展到“形而上知识储备偏好与形而下知识储备偏好兼备”，要完成这种转变，需要内外兼修，有关方面应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把对于新的“形而下技术手段”比如说VR、AR、AI等新媒体、新技术的使用掌握能力作为对每一个相关行为主体进行考核的重要内容，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倒逼这些相关行为主体尽快掌握相关的知识，完善其知识储备，从而避免不会使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展科学传播手段创新状况的出现。所谓优化“性价比”，是针对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的客观原因而提出来的应对策略。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影响广大群众对新媒体、新技术等科学技术手段的使用除了主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这些客观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相關的新媒体、新技术获得与使用的价格过高，受众的使用满意度过低，等等。所谓“相关的新媒体、新技术获得与使用的价格过高”是指包括但不限于VR、AR、AI等新媒体、新技术设备的价格往往超出了一般使用所能够承担的心理预期，所谓“受众的使用满意度过低”指的是由于技术上的不够成熟，广大受众对于包括但不限于VR、AR、AI等新媒体、新技术设备的使用往往有可能存在着生理上的不适感，比如借助这些新技术设备进行视频观赏时产生的眩晕感等等，要化解这些问题，除了依靠科学传播界的一致努力之外，社会各界也应该承担起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说，相关的硬件生产厂家，要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运营创新，不断降低相关设备购置的投入成本，不断提高使用者使用这些设备的满意度，在这一“降”一“升”之间，优化相关科学技术手段使用的性价比，从而从客观原因的角度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手段“赋能不足”的问题，以确保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

四、小结

本文在充分肯定了既往我国科学传播界在科学技术赋能方面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传播赋能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别从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方法“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等几个不同的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注释：

①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赋能”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B%E8%83%BD.

②杜巧梅：《媒介融合时代科技新闻报道创新研究——以“天宫二号”发射报道为例》，《科技传播》2016年第11期。

③赵立敏：《商业广告对科学争议的不当利用、后果及其应对》，《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6期。

④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科学精神”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5%AD%A6%E7%B2%BE%E7%A5%9E.

⑤Benos， & D.， J.. （2009）. Ethics and scientific publication. Advances in Physiology Education.  24（2）， 59-74.

⑥白衣山猫：《特朗普力推抗疟药防新冠！最新研究打脸：奎宁提高重症者死亡风险》，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2423757750_90779bb601900rjyt.html？from=health，2020年5月23日。

⑦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赋能”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B%E8%83%BD.

⑧Sharon， A. J. ， & Baram-Tsabari， A. . （2014）. Measuring mumbo jumbo： a preliminary quantification of the use of jargon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Underst， 23（5）， 528-546.

⑨王超：《我国电视科普节目的叙事瓶颈与对策——以〈走近科学〉为例》，《新闻世界》2013年第4期。

⑩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手段”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B%E6%AE%B5/11053605.

Gristock， J. . （2000）. Systems of innovation are systems of media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critical rol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 Spru working paper.

汤清扬、刘茜：《VR+健康：虚拟现实技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和前景》，《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1期。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B9%BF%E5%91%8A%E6%B3%95.

刘瑜：《略论当前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偏差及矫正》，《天津教育》2021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