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

（湖南理工学院 音乐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在交流互鉴中，人类文明才能取长补短，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近代以来，出于生计的原因，很多关内汉族移民和鸭绿江、图们江对岸的朝鲜移民纷纷涌进长白山从事伐木工作。在共同的劳作环境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风格的劳动号子得以交流、互鉴，给予长白山林区号子丰富的文化滋养。在多重审美观念的交汇与融合下，长白山林区号子被不断丰富、充实、更新和优化，表现出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从萌发到壮大，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形态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形态变化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又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尝试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汉、朝移民的生计之需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发源

元朝以前，长白山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洪荒之地。为了强根固本，清朝政府于顺治十年（1653）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公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关内汉人迁入东北开垦荒田。然而，清朝政府又担忧汉人进入东北与满人杂居势必削弱满族的尚武之风，满人传统的骑射本艺有可能被中原文化逐渐同化，因此鼓励移民政策短暂实行之后，清康熙十六年（1677），清朝政府又实行东北封禁政策，在东北“禁天地之垦辟，禁森林、矿产采之伐，禁人参、东珠之掘捕”[1]。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均延续了封禁政策。直到咸丰末年，在西方列强威胁东北边疆安全、清朝政府财政拮据的推动下，禁令才彻底废除。在长白山封禁期间，特别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迫于自然灾害频发带来的生存压力，大量山东、河北等地的破产农民，冲破清政府的禁令，来到长白山林区谋生。史料记载，从1847年到1877年，30年间山东遭受4次大灾，山东全省一半以上州县的麦收、秋收均近绝产，“饿死者甚多”进而“人相食”[2]。水深火热之中的关内贫民，纷纷“闯关东”求生存，导致长白山地区人口激增。史料记载表明，乾隆五十六年（1791）吉林省人口仅有5万，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人口增长到了78万，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人口已经增长到了554万[3]。120年，吉林省的人口增长36倍多！“闯关东”移民的涌入为长白山林区的采伐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在长白山林区的三大河流中，鸭绿江是较早得到开发的流域。“1862年（同治元年）山东流民相继进入鸭绿江流域，从事采参、伐木及其他农事活动。”[4]

同时，19世纪下半叶，与我国一江之隔的朝鲜农民同样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史料记载：“1860—1870年间，朝鲜北部连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水灾、旱灾和虫灾，民不聊生。”[5]7迫于强大的生存压力，朝鲜人置当朝政府实行的对犯越者以‘越江罪’格杀勿论”的封疆锁国政策于不顾[6]27，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犯禁过江寻求生存。有一部分朝鲜人选择以伐木为营生手段。早在“1861年，清国人在浑江流域大搞森林采伐和水运，好多朝鲜流民闻讯前来，充当筏工”[6]4。至1880年，“长白境内朝鲜人在鸭绿江边采伐，淘金者日益增多”[6]22。到1920年，图们江的支流——红旗河下游，因伐木业兴旺，人口激增，住户已达162户、1 102人，形成了当时安图县最大的一个朝鲜垦民部落[6]31。20世纪30年代，贪得无厌的日本列强，为了在中国窃取更多的财富，修建了长图铁路。该铁路西起长春，横贯吉林省，终达中朝边境的图们。长图铁路所到之处，沿线两侧的森林资源均被掠夺一空。据伪满林业局统计，仅在“吉林、敦化、抚松、五常、桦甸等地，由日本公司砍伐的木材在1937年为662 237立方米，1942年达到了1 207 703立方米”[7]。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日本帝国主义雇佣了一定数量的朝鲜人当工人。“据1933年统计，延边有朝鲜族工人5 537人，其中铁路工人1 600余人……林业工人311人。”[5]56尽管没有专门统计在长白山林区从事伐木劳动朝鲜移民的具体数字，但是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延边朝鲜族铁路工人人数来推断，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越境进入长白山林区从事伐木劳动的朝鲜移民的数量应该是十分可观的。

伐木劳动是一项与粗笨的大木相较量的劳动。经过200多年的封禁，长白山林区古木参天，两三人合抱的大木随处可见。到“20世纪70年代，长白山采伐的木头，常常是一棵单木就能装满一车”[8]。如此粗壮的大木，仅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撼动的，在手工作业的年代，唱号子聚集众人的力量是实现大木移动的有效方法。人是文化的载体。来自不同音乐文化背景的伐木群体的涌入，为长白山林区号子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方面，关内汉族移民的流入，为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发源引入了必需的音乐素材。汉族移民主要以山东、河北籍移民为主。他们的大量流入，使山东、河北民歌在长白山林区号子产生过程中，成为了重要的音乐素材。例如，在长白山林区流传很广的《拽大绳号》实际上就是由河北民歌《小白菜》变化、派生出来的。只不过根据劳动的需要，《拽大绳号》的节拍由抒情风格的4/4拍，改成了顿挫感、行进感强烈的2/4拍[9]24。尽管在长白山林区号子曲目群中，究竟哪些劳动号子与关内民歌存在着同宗关系仍有待继续甄别，但是《小白菜》和《拽大绳号》的同宗关系却足以说明，汉族移民带来的关内民歌是长白山林区号子得以产生的关键性音乐素材。

另一方面，越江而来的朝鲜移民的流入，为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发源引入了必需的音乐形式。朝鲜移民流入长白山林区以后，直接在伐木劳动中使用起源于朝鲜半岛的伐木歌谣，促成这些歌谣在我国长白山林区的传播。朝鲜伐木歌谣《蘑菇头号》就是其中的一例。《蘑菇头号》是抬木号子的一种。一般是8人组成一副肩①抬一棵木头。史料记载表明：“在抬木劳动中，用《蘑菇头号》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伪时期才开始的，它首先在靠近中朝边界的图们江、鸭绿江两岸以及吉敦铁路沿线的朝鲜族工人中流传（据归侨老工人讲，他们在两江对岸的朝鲜边境抬木劳动时，就用这种方式）。”[9]29-30“归侨老工人”的亲身经历表明，《蘑菇头号》的发源地是朝鲜半岛，它是因朝鲜移民的流入而传入长白山林区的。现有记录资料还表明，流入长白山林区的朝鲜伐木歌谣除了《蘑菇头号》之外，还有《拉鼻子号》《勾兰呀号》[9]175-183和《抬木嗦哩》[10]443-447等几首曲子。这些曲目在长白山林区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我国长白山林区号子的音乐形态，同时也为不同音乐文化的交流互鉴创造了条件。

二、汉、朝文化的交流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涵化

“涵化，它指的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两个原先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发生持续不断的深入接触后，引起双方或其中一方出现了文化传统上的全面变化。”[11]近代以来，随着朝鲜移民和关内汉族移民大量涌入长白山，文化特质迥异的朝鲜半岛的民间音乐和关内中原的民间音乐也一同流入了进来。在长时间的接触过程中，两种音乐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音乐涵化现象。根据号子的艺术特点，我们将从“歌词”和“调式”两部分来考察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涵化过程。

（一）歌词的涵化：由虚词到实词

长白山林区号子是朝鲜移民和关内汉族移民为了应对林区严酷的工作环境进行劳动保护而采用的一种文化对策。不论是陆地抬木劳动，还是水中的流送木劳动，长白山林区的每一次运木劳动，都充满危险。这些危险既包括平地上的小坑引发的崴脚滚木事故，也包括石头子打滑导致的木头砸人事故，还包括在水中拆解“木垛”躲避不及时而造成的木头埋人事故。表达语气的虚词和发布指令的实词都是组成长白山林区号子的重要元素。但是，由于虚词存在着不能向运木共同体成员及时发出防范安全风险预警信息的弊端，因此，在实际运木劳动中，如果不用或者少用实词作为歌词，号子对劳动主体的保护功能就难以实现。

源自朝鲜半岛的伐木歌谣是长白山林区号子形成的源头之一。很多伐木歌谣都是以朝鲜语“赫基涌、呃咿呀”[10]444-445一类的三音节感叹词贯穿始终。这些仅由朝鲜语感叹词组成的朝鲜伐木歌谣，流入我国长白山林区之后，汉族移民根据生产的需要，保留了其曲调，但是将号头的朝鲜语虚词全部替换成有指令实意的汉语实词，确保了号子劳动保护功能的发挥，同时也造成了朝鲜伐木歌谣歌词的涵化。长白山林区号子《哈腰挂号》的歌词从虚词到实词的变迁就是其中的一例。

《哈腰挂号》是广泛流传于我国东北的一首劳动号子。“这首号子的原型是鸭绿江左岸的〈拉鼻子号〉。”[8]108其特点之一就是没有表实意的歌词，而是以呼喊声为主[9]30。为了适应自身的劳作方式，汉族移民将《拉鼻子号》的虚词，替换成了有实意的汉语歌词，并命名为《哈腰挂号》。添加歌词之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实用性增加了，能同时实现统一步调、统一动作进程、规避劳动风险三重功能。在劳动中，《哈腰挂号》统一劳动成员步调的是节奏，统一劳动成员动作进程的却是歌词。从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记录到的歌词来看，《哈腰挂号》歌词的前几句一般是：（领）“哈腰挂呀”，（合）“嘿”！（领）“撑腰起呀”，（合）“嘿”！（领）“向前走哇”，（合）“嘿”！仅仅通过三句歌词，《哈腰挂号》就已经向各劳动成员明确发出“弯腰”“直腰”“前行”等动作指令，实现劳动成员动作的一致。动作进程的一致性杜绝了共同体成员思想的涣散，步调的一致性又有利于集中各分散的力量，因此，《哈腰挂号》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在劳动中，《哈腰挂号》的歌词还起到提醒劳动成员注意安全的作用。例如，在上跳板装车时，林业工人肩上是几百斤的重量，脚下是颤悠悠的跳板，稍有不慎就有木滚人亡的危险。因此，在《哈腰挂号》的号声中就能听到这样的歌词“（领）左边的小心点（合）嘿—嘿哟。（领）右边的小心点（合）嘿—嘿哟”[12]。歌词及时向劳动成员传达了必要的警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安全事故的发生。由于《哈腰挂号》具备了歌词优势，因此，自从有了《哈腰挂号》之后，《拉鼻子号》就传唱得越来越少了。据八家子林业局原局长金宽一回忆，他1959年从吉林林学院毕业分配到八家子林业局工作的时候，听到朝鲜族工人唱的林区号子和汉族工人唱的林区号子一样，都是《哈腰挂号》②。朝鲜族工人与汉族工人共享《哈腰挂号》的场面，说明汉语实意歌词取代朝鲜语虚词而形成的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新样态，满足了朝鲜族汉族劳动共同体的音乐审美和劳动实践需求，提高了人类应对长白山恶劣自然环境的能力。

（二）调式的涵化：从羽调式到徵调式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地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音乐调式选择的差异。朝鲜移民来自朝鲜半岛，习惯于选择以“sol”为中心音的徵调式和以“la”为中心音的羽调式[13]。迁入长白山的汉族移民大部分来自山东，以八家子林业局为例，东北沦陷时期为了掠夺优质木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从山东、河南、河北招收劳工，以山东人居多，约占 90%以上”[14]。山东人习惯选择以“sol”为中心音的徵调。“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东卷》中收集的民歌来看，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在山东民歌中均有使用，其中，徵调式的使用频率最高，使用率达到了一半以上。”[15]由于从山东地区迁出的移民数量在长白山林区的总人口上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以“sol”为主音的徵调式更容易在长白山林区流行。因此，在朝、汉民间音乐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从朝鲜半岛传入我国长白山林区的羽调式的伐木歌谣，就很容易被汉族移民改造成符合自身审美习惯的徵调式，从而形成音乐调式的涵化。滚木号子《瓦杠号》脱胎于朝鲜伐木歌谣《勾兰呀号》正是这种涵化现象的表现。

据赵希孟先生考证，《勾兰呀号》在朝鲜移民群体中流传的调式是“以‘6’为主音的羽调式。当汉族工人把这种歌唱形式和基本曲调吸收过来的开始阶段，也是以‘6’为主音的。……汉族工人对这种调性的歌曲，唱起来总是不够习惯。后来便根据汉族的音乐风格和特点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9]36，经过改造之后的《勾兰呀号》就成了《瓦杠号》。从赵希孟先生的记谱来看，改造之后的《瓦杠号》的主音已经成了以“sol”为主音的徵调式[9]37。《勾兰呀号》以“la”为主音的羽调式向《瓦杠号》以“sol”为主音的徵调式的变化充分说明，调式涵化是推动长白山林区号子变迁的动力之一。

三、汉、朝移民的互鉴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趋同

长白山林区号子是汉、朝移民通过集体的力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和抗争的一种文化策略。不同的民族在长白山里做了不同的尝试，收获了不同的经验，也形成了不同样态的长白山林区号子。这些不同样态的林区号子，通过移民群体的文化互鉴，不断得到优化和更新。那些陈旧的、不能提高劳动效率的林区号子逐步被淘汰，那些能提高劳动效率的林区号子被保留并得以传播，最终，出现了不同民族共同使用同一首林区号子的趋同现象。移民群体主要通过歌唱形式和歌唱情绪的互鉴，促进了长白山林区号子的优化与更新。

（一）歌唱形式互鉴引发的趋同：由轮唱趋向一领众和

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歌唱形式决定了其集合众人力量的差异。长白山林区号子通过两种形式来凝聚劳动成员的力量，一种是轮唱式，另一种是一领众和式。生产实践中，一领众和的歌唱方式在凝心聚力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下面通过《哈腰挂号》与《大掐子号》《拉鼻子号》的歌唱形式做对比，具体加以说明。

《哈腰挂号》和《大掐子号》《拉鼻子号》都曾是流传较广的长白山林区号子。《哈腰挂号》采用的是一领众和式，《大掐子号》和《拉鼻子号》采用的是轮唱式。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其功能的差异导致了使用的分化。

《哈腰挂号》的优势首先表现在高效整合劳动成员的初发力方面。

一般来说，某一时间段内，人的施力过程表现为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随着活动持续时间的增加，人体力量出现下降。人体力量与持续时间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反比关系。人体仅能在几秒钟内保持最大的力量。”[16]人体向外发力时，力量强度最大峰值出现在力量爆发的瞬间。因此，长白山林区号子要想高效使用人力就必须高效凝聚这股还没有衰减的人体的初发力。《哈腰挂号》采2/4+1/4拍的混合节拍，形成了强、弱、强的节拍特点。前一个一强一弱的节拍（即2/4拍）是领唱者传达命令的时间，最后一个短促的强拍（即1/4拍）是劳动成员接号的时间。各劳动成员一起接号的时间，也是他们一齐爆发力量，带动木头做空间距离移动的时间。由于《哈腰挂号》集合的力量来自众人瞬间的爆发力，因此，集体施于重木的力量是一股一股的，悬在空中的木头的运动形态也是往前一耸一耸的，随着往前耸的幅度不断加大，木头开始在空中悠起来。这时候，抬木工人就顺着木头往前悠的力量一齐加快步伐，以四两拨千斤之力，顺势将木头送到指定地点。抬木工人把这种抬木方法称为“木头带人”。《哈腰挂号》就是通过集中使用各劳动成员的瞬间爆发的初发力，并及时给予各成员适度的调节，从而高效地使用了人力。

与一领众和的歌唱方式相比，《大掐子号》和《拉鼻子号》采用的轮唱方式在集合众人初发力上具有明显的劣势。由于轮唱方式本身讲求“先后出现”，因此，各歌唱声部没有交汇点，众人的力量自然也难以被高度整合。在《拉鼻子号》的多声部轮唱中，甚至“有时出现八个人各唱各的调子的现象，从而形成多声部合唱”[9]58。各成员的力量因声部和旋律的差异而难以凝聚在一起，因此，其凝心聚力的效率远不如一领众和式。

《哈腰挂号》的优势其次表现在给予人体适当调整喘息的时机。

从人体施力的规律上来说，人体不可能永续性地迸发力气，只有经过一定的调节，才有可能再次施力。在抬木劳动中，《哈腰挂号》的领唱部分给予劳动成员适度喘息时间，满足了人体在紧张状态中适度调节的需要。

当人力与木头的重力正面交锋时，人体产生了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人体通过肌肉紧张以承受外来的力量；另一方面，人体还需要发出一股力量与木头的重力相对抗。人体腰部的韧带及筋膜都极为坚韧而且较厚，因此，腰部成为抬木工人发力的重要枢纽，俗称“走腰劲儿”。另外，大腿与地面的蹬力也被人体整合，形成一股对抗的力量。当众多蹬地力量和腰部发出来的力量的总和超过了木头总力量的时候，抬木工人才有可能挪动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挪动第二步之前，双脚有短暂的静止状态，此时人体处于受力状态，依靠着力的支撑结构，人体可以做短暂性的调整，以应对下一步的挑战。当挪动下一步时，又是一次众人施力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把大木送到指定地点。赵希孟先生详细分析了抬木工人上跳板歌唱《哈腰挂号》并配合脚步的场景。从他绘制的脚步配合图来看，劳动成员接号发出“咳”的时间是集体爆发力量，大家齐心迈动脚步的时间；号头领唱歌词的时间是劳动成员利用音乐休止，被动承受大木重量，最大限度调整身体机能，准备挪动下一步的时间。至此，《哈腰挂号》在“众和”部分实现了对各劳动成员初发力量的整合，在“领唱”部分又给予劳动成员短暂的调整，让各人的身体有适度喘息的机会，也为下一次发力做好了准备。

与一领众和的歌唱方式相比，《大掐子号》和《拉鼻子号》采用的轮唱方式，十分强调歌唱的连续性。在连续歌唱的过程中，人体得到调整的机会相对较少，于人体发力、集体力量的整合都不利，因此难以得到推广。相比之下，《哈腰挂号》采用“一领众和”的歌唱方式，表现出了明显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因此，《哈腰挂号》得到了抬木工人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推广，成为了多民族共享的曲目。

（二）音乐情绪互鉴引发的趋同：由低靡趋向热烈

长白山林区号子是工人们劳作时一件不可或缺的无形工具，其音乐情绪的高昂与低靡，直接关系到伐木工人工作效率的高与低。长白山林区号子因产生的年代不同，其音乐情绪的表现也有差异，在劳动中对劳动效率的贡献也不尽相同。

《大掐子号》《拉鼻子号》《哈腰挂号》是长白山地区不同时期流传的号子，分析不同的抬木号子对劳动成员工作热情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音乐情绪是如何促成林区号子逐步走向趋同的。

《大掐子号》是较早在我国东北林区流传的一首林区号子。它起源于20世纪初俄、日帝国主义奴役我国民、掠夺我大好森林资源的屈辱年代。“那些被抓到山里当‘劳工’的穷哥们儿，成年累月地在死亡线上挣扎，被冻死、饿死和累死的不计其数，真是‘绿色监狱，白骨遍山’。”[9]2《大掐子号》的音乐情绪呆板、单调而低沉，“从每句的起音来看，基本上是相同的……在搬运重量较大的木头时，几乎是一字一音，听起来给人以沉重、压抑的感觉”[9]101-103。由此看来，《大掐子号》是一首表达移民群体内心悲愤、控诉帝国主义掠夺暴行的林区号子。对当时的移民群体来说，歌唱《大掐子号》的意义不在于劳动生产效率的追逐，而在于内心愤怒和反抗的表达。

《拉鼻子号》是随着朝鲜移民的迁入而传入我国长白山林区里的一首抬木号子。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以后这首号子开始在长白山林区流传[9]29。其音乐情绪饱满而热烈，其歌唱的场面“一呼一应的呼号声，犹如火车、轮船鸣笛”[9]87。不难看出，《拉鼻子号》的高音较多，吆喝出来的音色高亢、明亮，其歌唱情绪如火车呼啸般热烈而雄壮。这首号子传入我国长白山林区以后，受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滋养，逐渐形成了一首新的抬木号子《哈腰挂号》。

《哈腰挂号》继承了《拉鼻子号》热情的音乐情绪，与《大掐子号》沉重、压抑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新中国成立以后，昔日被帝国主义奴役的“劳工”已经翻身做了主人，劳动也已经不再是苦难。《大掐子号》表达愤怒和反抗的功能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在新中国建设的征程中，《大掐子号》在劳动效率中的表现才是林业工人所看中的。由于《大掐子号》的音调不能充分反映新的生活，所以在建国以后就很少流传[9]103。《哈腰挂号》的歌声具有高亢、嘹亮和雄壮有力的特点[9]5，其音乐情绪充满了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音乐感召力。从生理角度来说，它可以使人兴奋，给人以刺激，使运动神经活跃，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哈腰挂号》的音乐情绪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满足了抬木工人渴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需要，因此，取代了《大掐子号》和《拉鼻子号》而成为了东北林区流传最广的抬木号子。

文化进化与人类的主动选择关系密切。“在文化进化过程中，‘人’，参与其中并以‘意志’为主导。”[17]随着长白山林区号子音乐形态的不断完善，对生产效率的贡献也不断增大，这也是移民群体以自身的“意志”为主导，对长白山林区号子进行取舍的结果。移民群体通过对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歌唱方式和音乐情绪进行甄别、取舍，最终优化、更新了长白山林区号子，促进了长白山地区的开发。

四、交流与互鉴之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文化意义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长期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探索出来的一套生存方法和经验，都有交流和借鉴的价值。关内汉族移民和朝鲜移民来源于不同的国度，受不同文化的滋养，面对长白山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分别以自身文化传统为实践指导，进行了积极的生存探索。在汉、朝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中，长白山林区号子不断吸取各方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完善自己的艺术形态，满足了劳动需要，最终得到了多民族的广泛认可，并表现出了多重文化意义。

（一）拓展了艺术创作的空间，繁盛了我国民族音乐

长白山林区号子是朝鲜移民与汉族移民在劳动生产中创造的一种民歌体裁。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歌词和曲调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交流与互鉴中，长白山林区号子完成了从无实意歌词向有实意歌词的转变，获得了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在劳动中，长白山林区号子歌词一方面用于发号施令，一方面用于抒发个人的情感。一般来说，发号施令的歌词比较固定。例如，命令劳动成员做好抬木准备的“哈腰挂吧”“撑起腰来”等歌词都是固定的。抒发个人情感的歌词都是林业工人根据劳动中的实情实景即兴编创的。这些即兴创作的歌词，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反映了林业工人所处的时代。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羊工号》中就有鼓励劳动成员支援国家建设的歌词：“流送的任务紧哪，需要抢时间哪，支援大建设呀，把木头运出山哪，大家齐鼓劲儿呀，任务提前完哪！”在抗美援朝时期，《哈腰挂号》中就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歌词。另一方面，反映了林业工人所处的劳动环境。这部分即兴编创的歌词大多是对人物的描述。例如，在《羊工号》中曾出现过这样的歌词：“大家都来看哪，来了个大干部啊，头戴蓝制帽哇，身穿吊兜服哇，你看他多神气儿啊，走道腆胸脯啊。”[9]43这些即兴编创的歌词，活跃了现场的气氛，愉悦了劳动成员的心情，有效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实意歌词的使用，极大地激发了林业工人的创作热情，增强了长白山林区号子的艺术性和欣赏性，使长白山林区号子呈现出了精彩纷呈的歌词的世界。以《哈腰挂号》为例，由于歌词的差异，林业工人把《哈腰挂号》的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取了不同的名字，用在了不同的场合。根据曹保明先生的记录，经《哈腰挂号》填词之后派生出来的曲目就有四首之多，包括《前后猫腰号》《往前走吧号》《松口气号》《胆子大号》[18]。如果再加上《羊工号》《瓦杠号》《拽大绳号》等号子不同版本的歌词，整个长白山林区就是歌词的海洋！因此，长白山林区号子实意歌词的添加与创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音乐。在文化交流之中，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歌词在坚守号子音乐体裁实用性的基础上，添加了口头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让这种音乐体裁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交流互鉴中，长白山林区号子在适应多道伐木劳动工序以及接受汉、朝移民的共同审美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使其曲调焕发出了新的艺术生命。长白山林区的木材生产主要包括伐木、制材、集材、流送四大工序。尽管很多常用号子在上述四大工序中，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普适性，例如，抬木号子《哈腰挂号》、滚木号子《瓦杠号》《了号》、拽木号子《拽大绳号》，但是在特定的劳动场景中，这些号子也表现出了针对性不强，不能适应劳动生产需求的短处。因此，汉、朝移民有必要在原有曲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调整，使其满足具体劳动需求。例如，《拽大绳号》是一首广泛流传于东北林业的拽木号子，主要应用于装车、归楞劳动。但是，在流送工序中，当木材被卡在河道，越积越多形成“木垛”需要身手敏捷的工人将其中关键的几个大木拽出来时，在陆地上使用的《拽大绳号》，在河道中就显得“水土不服”了。首先，二者的操作要求有明显区别。在陆地上装车、归楞环节，其劳动对林业工人的操作要求是将木材有序地在车厢、楞场内码放整齐；在河道里的流送环节，其劳动要求则是从杂乱无章的木堆中，拽出几根关键性的“堵塞木”。其次，二者的操作工具也有明显区别。陆地上装车、归楞环节，汉、朝移民使用的工具是麻绳，而在流送环节的“拆垛”劳动中所使用的则是钢制的“压角子”等工具。不同的劳动诉求和劳动工具，导致了《拽大绳号》在流送工序中的不适应。于是，汉、朝移民在《拽大绳号》音调的基础上，结合流送劳动的实际，创造出了《拉羊拽号》。由于该号子表现出了较强的针对性，因而，受到两个移民群体的欢迎，流传于整个东北林区。

图1 《拽大绳号》歌唱场景③

汉、朝移民的共同劳动，使得不同源流的劳动号子汇聚长白山林区。在音乐曲目的借鉴中，汉、朝移民常常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对借来的曲调做适当的修改再应用于实践，从而形成一首新的林区号子。例如，《瓦杠号》的母曲是流传于朝鲜移民群体中的《勾兰呀号》，但是汉族移民在将其吸收之后，并非直接应用于运木劳动中，而是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将《勾兰呀号》的羽调式改为徵调式，其他旋律部分亦做一定的调整，从而制成了一首新的长白山林区号子[8]108。在长白山林区，究竟有多少曲目是从其他曲目的曲调里创新、发展而来的，难以统计，不过，就已知的而言，仅《拉鼻子号》和《勾兰呀号》两首朝鲜伐木歌谣在我国长白山林区就繁衍出了16首不同的变体[8]109。

图2 《拉羊拽号》歌唱场景④

（二）增进了民族间的了解，推动了民族团结

朝鲜移民和关内汉族移民同处一座山，共谋一份生计，同唱一种劳动号子。以长白山林区号子为媒介，两个民族的情感得到了交流，两个民族的文化实现了交融。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创造过程既是移民群体表达自身情感的过程，也是彰显各自民族性格的过程。在汉族移民群体中，山东人占绝大多数，因此，山东人端庄、稳重、直率的性格也表现在了长白山林区号子的音乐情绪里。相比之下，朝鲜族的性格开朗豁达、幽默诙谐，尽管深处暗无天日的时代，但是他们歌唱的长白山林区号子依然充满欢乐。日伪时期开始传入我国长白山林区的《拉鼻子号》就反映了这一性格特征。汉族移民将《拉鼻子号》吸收过来，在增添汉语歌词的过程中，就有了深入了解朝鲜移民性格的机会。在两个民族同唱从《拉鼻子号》里派生出来的《哈腰挂号》的过程中，《哈腰挂号》的“一领众和”歌唱形式和“蹲腿哈腰”等指令的传达，又给了朝鲜移民一个了解汉族移民性格的机会。以鉴赏长白山林区号子为契机，朝、汉移民熟悉了彼此的性格，融洽了民族关系，强化了东北亚地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文化格局。

在长白山林区号子的互鉴之中，朝、汉移民了解彼此的性格特点，熟悉了彼此的劳动方式，实现了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共享，促进了人力资源的整合。在劳动的交流之中，两个民族共处一副肩，共用一盘绳⑤，共唱同一首林区号子，在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的同时，民族间的心理距离也缩短了。据八家子林业局、白河林业局、大石头林业局、和龙林业局在1985年前后统计的数据，仅以上四个林业局的朝鲜族工人人数就已经达到了近万人⑥。如果再加上延边州内另外四家林业局的朝鲜族人口，这个数据还将进一步上升。以劳动为媒，几万朝鲜族与汉族人民在长白山林区里抬木、归楞、流送、装车，在共同劳动中，相互理解，相互适应，最终形成了有共同文化记忆的林区社会共同体。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发源与繁盛是朝鲜半岛民间音乐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在交流与互鉴中取得的重要成果。

注 释：

① 一副肩：林区的行话，是对抬木小组的称呼。

②笔者于2019年6月26日在延吉市收集的田野调查资料。受访人：金宽一，男，1931年出生，朝鲜族，吉林省和龙市人，八家子林业局原局长。

③图片来源于2020年刘海波博士论文《生计与放歌：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文化解读》第69页。

④图片来源于陈勇进《白山黑水间》第5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

⑤一副肩和一盘绳都是林业工人用来称呼一个劳动小组的行话。在抬木劳动中，大家都用肩膀来抬木头，因此，称之为一副肩；在拉木劳动中，大家都用一根或两根大麻绳拽木头，因此，称之为一盘绳。

⑥1986年，八家子林业局的朝鲜族人口为4 837人；1985年，白河林业局的朝鲜族人口为559人；1983年，大石头林业局的朝鲜族人口为550人；1983年，和龙林业局的朝鲜族人口为3533人；1985年前后，以上四家林业局的朝鲜族人口总数为9 479人。（数据来源：《八家子林业局志》《白河林业局志》《大石头林业局志》以及《和龙林业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