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芳毅

（湖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19世纪末，晚清具有严肃政治意蕴的小说期刊日渐式微。时至1909年，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与《小说林》均已停刊。与此同时，另一种小说杂志《小说时报》以其大众休闲性、娱乐性迎合了中产市民阶层的阅读期待，标志着中国近代小说杂志在现代性意义上的发端，实现了小说期刊的主旨由改良国家政治到启蒙社会风尚的转变。在承接晚清小说杂志传统、激励现代小说期刊流变的关键性过渡刊物中，《小说时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于小说界独领风骚”[1]344的优势，担当了转型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义的引领者。

遗憾的是，《小说时报》淹没在浩瀚的中国近代期刊史与文学翻译史之中，鲜有相关论述。溯其原因，可能与《小说时报》是一种文学翻译刊物有关，在5 514页的总文本中，翻译文本有4 510页，占81.8%，而创作文本仅有1 004页，仅占18.2%。换言之，《小说时报》是“一个西方小说在华传播的‘译丛’或‘译林’”[2]，它在小说编译与出版运营方面均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基于此，在编译出版的视野下，笔者拟从运作概况、编译者群体及其编译实践、出版经营等角度进行考察，力图发掘《小说时报》的办刊特点，揭示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期刊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小说时报》的办刊概观

晚清上海“三大报纸”之一的《时报》开创了中国近代报纸刊登短篇小说的先河，因其“小说”专栏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版商狄楚青决议创办一份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清宣统元年（1909）十月，《小说时报》创刊，由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陈景韩轮值主编，隶属《时报》麾下，初为月刊，后为季刊，又因拖期严重，改为不定期。至1917年停刊时，《小说时报》共发行34期，其中正刊33期、增刊1期（1912）。

毋庸置疑，《小说时报》因其编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极大推动了中国通俗文学的进程，开启了小说杂志发展的新时代”[3]。除了少量篇幅极短的杂记、随笔外，“长篇名译”“名著杂译”“短篇名译”等常设栏目占去了刊物的绝大多数版面。据笔者统计，该刊共计编译外国长篇小说35种，短篇小说89种。其中，长篇小说译文多为连载，持续刊登两期。“各国时闻”专栏有短篇4则，实为短篇小说译文。就域外小说的国别而言，《小说时报》至少涉及6个国家的39位小说家，其中英国作家11人、法国作家9人、苏俄作家5人、日本作家3人、美国作家2人、德国作家1人，另有8位作家国籍无法考证。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时报》不仅开创性地以小说的文体形式分别设置“长篇”与“短篇”译作栏目，更着力以专栏的形式介绍西方名家名作，萧伯纳、普希金、大仲马、雨果、莫泊桑等近代世界著名小说名家的作品均有译介。当时，《小说时报》既是“刊登翻译小说最多的杂志，又是引介西方名著比例最高的期刊”[4]。《小说时报》另有5部外国剧作以“脚本小说”译本的方式呈现，如苏俄文豪托尔斯泰的《生尸》、法国剧作家爱迦耐斯克黎勃的《怨》、克多连恩·萨都的《祖国》等。

在晚清民初从传统到现代、从保守到开放、从愚昧到觉醒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关照下，《小说时报》的宗旨定位于“传播西方文学，转移社会风气”[5]，这决定了刊物的编译选材兼收并蓄、贴近民意的特点。侠客、虚无党小说的译介呼应了清末革命党推翻清朝封建政府的诉求；言情、家庭小说的编译适应了上海都市市民的现代生活节奏；侦探、科幻小说的翻译满足了民主法治与民生科技倡导者的阅读期待；历史、社会小说的引进紧跟中华民族解放思潮发展的步伐。一言以蔽之，《小说时报》刊登的翻译小说具有现实启蒙使命，力求借助西方文学，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风气起到改良、革新的作用。

二、《小说时报》的编译群体

《小说时报》的主编包天笑与陈景韩是著名小说翻译家，又与翻译外国小说的供稿人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编译群体。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国学功底深厚，同时又顺应20世纪初中国与世界融通的新潮，兼习外语，放眼西方文化。《小说时报》编译群体在中外语言文化的双重滋养下，立足中国国情，适时地译介域外文学，成为中外文化之间的“摆渡人”。狄楚青作为《小说时报》的老板，他的思想对刊物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包天笑与陈景韩均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报刊名编、译坛才俊。在供职《小说时报》之前，包氏主办过《励学译编》（1901—1902）与《苏州白话报》（1901），主编过《时报》（1904—1939）、《小说林》（1907—1908）。包天笑以编译《迦因小传》闻名翻译界，民初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教育三记”中的《馨儿就学记》与《苦儿流浪记》均为包氏译作。陈景韩以出任《大陆报》主笔（1902—1904）步入报刊界，后主编《时报》（1904—1912），继而编辑《新新小说》（1904—1912）、《月月小说》（1907—1912）。民国权威翻译史学著作《翻译史话》记载“（晚清）最热衷于译介虚无党小说的是陈景韩，他又喜爱翻译侦探小说”[6]。两位主编在报刊编辑与小说翻译之间的跨界职业生涯奠定了《小说时报》成为引领翻译小说刊物发展方向的基础。在《小说时报》尚未刊出之时，《时报》提前一个月为其进行广告宣传：“特聘（包）天笑、冷血（陈景韩）为笔政主持，二位先生之稿件居本刊（《小说时报》）什七八。”[7]这不仅说明了包、陈在编辑出版行业的影响力，而且可以窥见他们的文章所受欢迎的程度。狄楚青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报人、出版家，也常常在《小说时报》上发表他的作品，其主要作品有翻译、笔记和诗词，雨果的长篇小说《噫有情》为狄氏所译。

如前所述，《小说时报》的选材以“兼收并蓄、贴近民意”著称，究其原因，这与主办者狄楚青、主编包天笑、陈景韩的小说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见表1。

images/BZ_97_327_395_2161_782.png

无论是狄楚青和包天笑的小说“兴味”观，还是陈景韩的小说“益味”观，其共同点是强调小说的“味”，主张以趣味性、可读性取胜。一方面，《小说时报》侧重选译名家名作，以其故事跌宕、构思精奇、语言生动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狄楚青编译了雨果的《噫有情》，包天笑译介了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陈景韩翻译了大仲马的《赛雪儿》等名篇。另一方面，就选译作品的社会功用而言，他们也一致认为小说必须有益于社会民智，否则无法践行“转移社会风气”的宗旨。因此，《小说时报》选译的很多小说影射当时的中国社会，以期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例如，《镜台写影》倡导现代家庭伦理，《新造人术》突出现代科技的启蒙，《巴黎断头台》则明确标注“革命小说”来鼓舞受压迫国民的革命斗志。

纵观《小说时报》全部文献，编译者多达30余人，其中出现频次较多的译者除了主编包天笑、陈景韩外，还有周瘦鹃、张毅汉、杨心一、恽铁樵、毋我庐等。具体出现频次见表2。

images/BZ_97_323_1594_2157_1783.png

包天笑与陈景韩借助《小说时报》这一平台，汇聚了周瘦鹃、张毅汉、杨心一、恽铁樵、程小青等一批年轻小说译者。他们在《小说时报》的文学园地里各取所长，施展才华，共同构建了一道异彩纷呈的西方文学景观，比如：周瘦鹃擅长翻译言情小说，张毅汉钟情译介伦理小说，杨心一、程小青专注译述侦探小说。在包、陈二位主编的提携奖掖下，他们的译作得以在《小说时报》上发表，走上文学翻译道路。有些年轻才俊因为深受一位主编影响，最终也成长为集“著、译、编”于一身的鸳鸯蝴蝶派核心成员。譬如，在《小说时报》崭露头角的周瘦鹃和张毅汉在包、陈二位主编的鼓励和支持下，迅速闻名于上海文坛，因此“对包、陈以师长相称，过往密切”[10]。尤其是周瘦鹃成果尤为突出，与“师长”包天笑均位居鸳鸯蝴蝶派“五虎将”，都曾因翻译小说而受到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嘉奖。

三、《小说时报》的编译实践

《小说时报》编辑体例主要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杂记随笔三种，其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都以翻译小说为主。“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并且“改写即操纵，并为权力服务”[11]。译者作为社会的一员，是不可能也不愿意违背“权力”的意志（除非他刻意去离经叛道），让违背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异域文化在其置身的本土文化氛围中获得“话语权”的[12]。毫无疑问，《小说时报》的译者自然也摆脱不了“权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办刊定位与编译群体主体文化取向的双重规约下，《小说时报》呈现出以读者接受为宗旨的大众通俗化编译思想。如果可读性缺失或“读而不懂”，则读者不能接受译文，更无法实现“转移社会风气”的核心宗旨。所以，《小说时报》的西方小说翻译中，译者采取了诸多有意识的改写，使之更加符合晚清民初政治环境的需要和当时中国读者的文化期待。

首先，《小说时报》的编译小说舍弃了西方小说的叙事传统，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译文语言更加本土化。陈景韩翻译的《赛雪儿》沿袭了章回体小说的范式，仿拟“四大古典小说名著”均添加回目，如“赛雪儿心怀异志，女贤母身丧他乡”（第十三回）。小说开篇设有“楔子”，每回结束，附有“若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的典型“说书人”套语。文中时常加入译者评论性的诗句，抒发感慨。例如，《赛雪儿》以悲凉的景物描写作结，译者却增译道：“……犹如一片烟雾，愈沉愈下，竟影迹全无了！从此‘满腹情肠随水冷，一丸淡月照寒江’。”[13]富有中国情调的诗句深化了故事悲剧性的结局，更有利于中国读者对小说的领悟。西方小说倾向于直接叙说情节，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种缺乏故事铺垫的结构显得“突兀”，无法接受。因此《小说时报》编译者又对外国小说加以创造，在篇首交代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对其进行中国化改写。杨心一编译的短篇小说《黑暗世界》即是如此：“一日为一千九百二十五年（虚拟）之某日，时在午后五点钟，华乐与其妇对坐在啜咖啡，室中燃煤气灯，百叶窗均紧闭。”[14]译者在如此一番交代之后，消解了中国读者心中的突兀感，足见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小说时报》编译者心目中的地位。

其次，《小说时报》的译者增添了“译者识”“按语”“后记”等导读性、评注性副文本，充分发挥了译文的诱导功能，达到了引导读者有效阅读的良好效果。《小说时报》之所以大量译介西方文学作品，一是让读者了解域外风土人情，二是让读者从思想层面反省自身，教化民风时气。编译者将译文的思想主题、文化寓意一一点出，引导读者进行有效阅读。陈景韩将戏剧《拿破仑》以“脚本新译”形式译为小说，在“译者识”中特别提醒读者，“是剧为拿破仑一生最有趣味之一节，与外间所演拿破仑不同。作者嚣氏所编脚本甚多，此其最得意之作也！欧洲近日各处剧场演者甚多”[15]。在此，译者首先以译文的趣味性与原作作者的名气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致，设置悬念，促使他们一探究竟。在文末，译者又作“后记”：“是剧现时当行出色之佳著也！新剧家宜注意之！”[16]旨在凸显其文学价值，启发中国剧作家借鉴西方文学的新模式，对中国戏剧进行改革。

再次，《小说时报》的编译者往往会受到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选择“本土化”的书写风格，以顺应中国读者之习惯。1910年，包天笑对契诃夫作品的《第六病室》进行了翻译，并以《六号室》的标题刊登于《小说时报》（1910年第4号）。《六号室》对原著进行了较为忠实的翻译，甚至“还有过分直译之嫌”[17]，对原著中的现代主义色彩的展现也十分有效，然而，“其译作中依然存在着包天笑本人对文本的操纵，尤其体现在对原著风格的改写上”[17]。

四、《小说时报》的出版经营

“本杂志久为社会所欣赏，每期销售恒达8 000册”[1]345，作为一种以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小说时报》能在清末民初报刊林立、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生存并取得较好发展，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那么，《小说时报》有何出版经营的成功之道？

第一，《小说时报》推行了先进的稿酬制度，汇集了大批优秀译者，保证了优质稿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取士制度之后，传统文人的谋生之路发生巨变，在文学商业化与稿酬制度的推动下，他们开始转变思想，以文为生。《小说时报》自创刊开始，坚持按字向译者支付稿酬。1911年的“购稿章程”列举了稿酬细则，“如愿售稿本报者，价值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两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18]，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高昂的价位。在创作与翻译不作区分的情况下，因为翻译省却了创作的故事构思与谋篇布局，颇通外文的文人更加倾向于翻译而非创作。而且，他们可以在翻译中添加创作的成分，从而大大提高了译稿的产出速度。周瘦鹃、张毅汉、程小青等初涉文坛的年轻译者生活窘迫，幸而有《小说时报》一类支付稿酬的杂志，既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又锻炼培养了他们的翻译技能。这些“文字劳工”每日可以译出数千字的作品，报酬丰厚。同时，他们又紧跟《小说时报》的办刊理念，更加努力地译出精品，以便能继续从中“谋取稻粱”。

第二，《小说时报》善于利用广告进行宣传，又代理商业广告，增加办刊收入，降低运营成本，让利读者。《时报》报社为《小说时报》提供印刷设备与广阔流通渠道，并常年为其免费做推销广告。《小说时报》还明码标价，做商业广告。《小说时报》每册的售价为3至8角，而第一至九期、第十七至二十六期的广告费为每页6元、半页4元；第十至十六期的广告费为每页20元、半页10元。在盈利丰厚的同时，《小说时报》还让利读者，进行促销：“本社成本亦较合算，故特格外廉价：自十月初三起，一律每册售大洋6角、全年10册售大洋5元5角。”[1]344在每一期的扉页，《小说时报》都进行自我宣传，预告下一期的内容，始终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挑动他们的购买欲望。

第三，《小说时报》的装帧精美，刊印大量外国照片，以全新的域外视觉效果吸引读者。《小说时报》杂志封面饰以彩锦，内容均以铜版纸张印刷，素以装帧考究被誉为“惊鸿艳影”。狄楚青还借助私人“民影照相馆”的先进摄影技术，翻拍复制大量彩色西方人物景物照片，以珂罗版印刷技术将其附衬在《小说时报》的扉页，以开阔读者视野。如“日本之美艺妓”“日本新式髻（6种）”“美国纽约之高楼”“欧洲著名新居《七姊妹》剧照”“英国公园摄影”“阿尔柏斯山景”等，让国人得以领略域外的风土人情。因为《小说时报》刊载外国小说，为了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译文内容，“每种小说均有图画，或刻或照，无不鲜明，不惜重资，均请名手制成，以矫他报因陋就简之弊”[19]。《小说时报》这种对杂志外在形式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引领了期刊装帧设计的潮流，成为后来者的典范。

在鸳鸯蝴蝶派的出版园地之中，《小说时报》以译介西方小说等文学作品而在中国近代期刊史、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刊宗旨明确，致力于社会风气革新，其编译群体在“有益有味”的文学观念下选择外国作品，着眼于当时国内文化环境和读者期待，采用了中国小说的笔法和元素，对西方小说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改写，使翻译小说赢得了当时中国读者的青睐。除了在文字内容的翻译上下足功夫外，《小说时报》还与时俱进，敢于开风气之先，顺应商业化文学市场的要求，采用先进出版技术，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小说时报》传播了西方文化，转变了社会风气，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掀起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新浪潮。直至当下，《小说时报》的编译出版仍具有重要意义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