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柯利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清季民国，诗词社团兴起，成一时之盛景。据学者曹辛华所言：“当前已考知，晚清诗词社团有169个，而民国则有483个。即使排除对晚清诗词社团统计不全的因素，民国间的数量也会远远超出。”[1]传统诗词在官方与民间重拾生气，学者儒生结社联吟，互竞风流。旧有的一切虽然逐步没落，仍显生机；新生的一切初现峥嵘，但也并非一帆风顺。著涒吟社诞生于传统与现代交替的节点上：虽托生于沉重而古老的帝国疆域，却生长在日日常新的风云时代。小吏文人，戊申结社；杂志报刊，远播雅名。“南北有两诗社对峙，南曰丽则，北曰著涒。集者千余人。”[2]从社者众，南北分立，划地而兴，已成气候。本文将从著涒吟社成立时的社会背景、社团起止时间的讨论、社团性质的探讨、社团对传统的归附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希望能够借此窥视清末民初社团的基本特征和文学生态。

一、著涒吟社成立的社会背景

“晚近以来，欧风东渐，中日朝野，震于物质文明，竞事趋奔，骎忘厥本。驯至互相轻侮，同种自残，祸结兵连，于今莫解，言念及此，为之寒心！”[3]“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4]，泰西之学一度成为时人追捧的宠儿。时代的洪流向“西”而去，旧有的一切受到各方的质疑，中国传统文化不知何去何从，一场文化自救运动亟待出现。为保全民族文化根脉，先知文人反戈一击。昌明国学，保存国粹成为一时弘旨，不少文人摇旗响应，将眼光投向传统诗词文学等诸多领域，反映时代、宣扬国粹的刊物与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不少诗词社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诞生了。从道光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京津地区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词人群体，虽几经沉浮，但仍有延续。朱祖谋、王鹏运、郑文焯、邵福楙、沈宗畸、夏仁虎等随势而起，结社联吟，榆社、校梦龛词社、咫村词社、著涒吟社等词学社团涌现，一度成为北方词坛的中流砥柱。学者曹辛华在《民国词群体流派考论》中将词人群体分为社团型、期刊型、地域型、学院型、阵营型、宗尚型等[5]，据此著涒吟社可以认为是依托社刊《国学萃编》而联吟结社的京津地区社团型词人群体的代表。著涒吟社成员秉持振兴国学的宗旨，投身于诗词创作。相对于南方词坛盛行“学人之词”，以及在词学理论系统构建上用力极深，以著涒吟社为代表的北方词坛则是在社会职能的承担、民族传统的继承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著涒吟社通过发扬国学，希望重新发掘传统文化存在的意义以及维持其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隐晦地表现出外来文化步步紧逼之时，传统文人唯恐丧失话语权时的莫名恐惧。

著涒吟社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既打着“昌明国粹”的口号，又高举“反抗西化”的旗帜。“颇有保存与振兴国学的贡献，堪称是与国学保存会、南社等沪上社团相峙的北方学社代表。”[6]

二、著涒吟社起止时间争论

著涒吟社作为一个相对沉寂的诗词社团，文献资料并不十分丰富，近几年才被逐渐重视起来。受到历史材料的局限，关于这个社团的基本情况也是人言人殊，众口不一。著涒吟社于1908年成立，似乎已成公论，但是社团成立于一年中的哪个时段却鲜有定论。“据《诗词钞》所录该课易顺鼎诗四首‘若把时光比年纪，恰如十五女儿腰’（其一）‘添得春来成上巳，让他月去占中秋’（其二）‘二八瓜看催碧破，一双豆待种红成’（其三）云云，则显然是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而通常结社集会，每借传统节日做契机。本次会课，很可能即在花朝节举行。”[7]因此，有学者将花朝节定为著涒吟社的具体成立时间。但是，在著涒吟社1908年所刊发的社刊《国学萃编》第一期中记载道：“限正月二十前截卷”[8]，而花朝节则是每年二月二十五，试问社刊的刊发和截卷又怎么会在社团还未成立之时便存在。可见，著涒吟社成立于花朝节的看法有待进一步商榷。另一位学者的观点更合乎事理，“著涒吟社的成立应在正月初十左右，不会晚于正月二十”[9]。相对来说，著涒吟社成立年份的确定则更容易。根据刘桪《著涒吟社同人录序》：“岁戊申，番禺沈子于京师肇立吟社，锡名‘著涒’，纪年也”[10]，是定年戊申一明证。据大灯居士陈止谨《著涒社同人小传序》：“原夫命名之初实寓编年之意”[11]309，“著涒”二字本身也表示纪年，它取自《尔雅》太岁纪年法中的“著雍”“涒滩”，对应干支“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综上，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著涒吟社的成立时间是1908年正月初十左右。

关于社团解散时间迄今为止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是解散于1914年。《著涒吟社同人小传序》中记载“七易岁华，中多更故”，其落款为“甲寅春三月二日”[11]311，结合这则材料，可以推算出著涒吟社的解散时间应该是1914年。另一种观点是解散于辛亥年，即1911年。沈宗畸《辛亥六月著涒吟社星散诗以纪之》诗：“主文谲谏抱深悲，八表同昏哭向谁？风雅沦亡关国运，此中消息几人知？”[12]3360点出了直到“辛亥六月”还有零星诗歌在记录时事，同时也说明此时社团活动虽然勉强进行，但是社团组织状态好比是风前烛、雨中灯，极为松散，社团已经是名存实亡。王赓《今传是楼诗话》中记载：“沈太侔曩于胜清戊申结著涒吟社于都门。辛亥六月，诗社星散，越两月即有武昌之变。太侔为诗纪之云云。”[12]3361这段文字则进一步印证著涒吟社应该是在辛亥年解散。王雪松，耿传友也支持这一观点：“‘光绪戊申，余结著涒吟社于都门，辛亥武汉乱起，遂解散’……从沈宗畸的这段直接表述中，我们基本可以将著涒吟社的结束时间系在农历辛亥的八月，即武昌起义之时。”[9]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著涒吟社同人小传序》具有社团文献资料的性质，在“中多更故”之后，保存社团重要资料显得尤为重要，故第一种观点更可靠，而第二种观点则是国家命运大变动中，因社团大型诗词活动戛然而止而发出的悲怆感慨，具有回忆性质，难免会出现迎合大事件的动机。

三、著涒吟社现代性探讨

著涒吟社虽然是传统诗词社团，但却不乏现代因素的参与。首先，这表现在现代传媒方式的运用上。有学者将这一点直接看成是社团纽结方式所带来的变革，他认为“由地缘、亲缘、政缘为纽结逐渐让渡为以思想、主张、政见、文化趣味为纽结，而这些纽结因素均是现代文化观念的产物”[9]。此学者的推论逻辑是：著涒吟社具有现代性，是因为它打破了依托传统三缘所建立起来的文化联系，以一种文化观念结社；如何打破文化“三缘”，又是因为现代传媒的加盟，使得社团的观念得以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广为流传，而这种依靠“现代文化观念”所缔结的文学社团不同于依靠“三缘”所缔结的社团，就此《国学萃编》也被认为是著涒吟社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但是，事实果真如此？这一观点恐怕难以站住脚。我们也许可以将“依靠一定观念结社”视为一种结社方式，却不能因它不同于“三缘”而判定其具有现代性。虽说著涒吟社的确是用现代杂志传播自身观念，但它则是以现代媒体传播为幌子行使文化复兴之实。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由地缘、亲缘、政缘为纽结逐渐让渡为以思想、主张、政见、文化趣味为纽结，而这些纽结因素均是现代文化观念的产物”[9]，那么他们所主张的“思想、主张、政见、文化趣味”都应该是属于现代性的一套事物，而非传统国粹，那么在论点和论据相互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结论是否成立，的确有待考量。我们可以说是著涒吟社借助现代传媒杂志的营销方式带动自身及那个时期文学社团的现代化进程，却不能直接下判断说是以思想、主张、政见、文化趣味为纽结的文学社团取代了依靠“三缘”而缔结的文学社团，这一说法有言过其实的嫌疑。我们只能从现代传媒的传播方式来理解著涒吟社的现代性体现。以往的文学社团大多依靠“三缘”进行传播，流传有限，而著涒吟社在现代杂志的助力下，的确是达到了自我宣传的目的。根据《著涒吟社同人录》，著涒吟社初期社员有119人，社员分布高达18个省份，几乎在所有人口活动频繁的地区都有分布。社刊《国学萃编》的代派处涉及上海、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吉林、江西、湖南、河南、香港、广东、天津、北京等诸多地域。“大众媒体能使某人、某群体获得声望或是增强他们的权威性，这主要是因为媒体能够使他们的相应地位合法化。当个人能够得到报纸、广播、杂志或新闻报道的时候，就证明他们本身的重要性，并且这种重要性能使他们在普通大众之中被识别出来，他们的行为和意见能引起公众的注意。”[13]“著涒吟社既立，海内名家，联翩入社，争先恐后，称盛一时，文采风流，赖以不坠。”[12]3360由此，我们足以发现现代杂志在社团传播中的重要性，一个宣扬传统文化的诗词社团率先在媒介传播方式上尝新，大众传媒的运用让著涒吟社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其次，社团组织也极具现代性。《国学萃编》第一期就刊登了著涒吟社社团章程和社刊办刊人员结构，其中具体职位和人员名单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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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萃编》杂志呈现出这样严密、科学的组织架构，足以见出著涒吟社早已不是过去简单自由的传统文学社团，它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规章制度，日常行事有社团自定的一套规则，社团运行职能分工，各有所安。

再次，著涒吟社与其他传媒机构的交流极具现代性。它与《著作林》《国魂》《游戏杂志》《申报》等合作密切。《著作林》常年存在著涒吟社“南北社卷选瑜”专栏，《国魂》多次登出著涒吟社征诗广告，《申报》曾于1908年12月15日至1908年12月19日，一连五日登载《国学萃编》征稿启事：“初名《国粹一斑》，今改定月出三册，内分散文、骈文、名家未刊稿诗词选、诗话、词话、传奇、小说、杂俎共十门。本社以搜罗遗佚为宗旨。如荷同志赞助。搜辑各稿抄费邮费，均由本社认缴……前青厂番禺馆沈太侔收，月内出第一期，印三千册，送阅不收费，自第二期，每月三册收大洋五角，外埠加邮费六分有索。”[14]《游戏杂志》更是在社团分崩离析之际，仍旧登出著涒吟社所征诗词。社团不再局限于京津地域，充分利用报刊传媒实现作品的征集、评点与传播，借助大众传媒宣扬传统国粹。

四、著涒吟社对传统的归附

作为一个以昌明国粹为宗旨的文学社团，著涒吟社在传统性方面的归附毋庸置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传统文人身份的自矜与社会话语权的维护。出于文人身份的自矜，他们始终在文学上追求阳春白雪的高致，力求作品不落呆俗；为了避免陷入“失声”状态，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社会话语权力，试图在传统文学中寻找自己的终极归附。

文人结社联吟是著涒吟社的基本属性，这些文人接受四部之学的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得益者，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社会中拥有发声权的一类人。长久以来，这些人因为其超然的社会地位，从骨子里流露出作为文人身份的矜贵。《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光绪戊申，番禺沈太侔礼部宗畸在京师刊行《国学萃编》，其征谜语有云：“书家意者方能照登，江湖意者恕不登录。”此语直得谜中三昧。谜之最忌者二：一曰俗，如乡人所猜之谜是也；一曰呆，如苏沪各地茶肆中丐者所书之谜是也，是皆太侔所谓江湖者是也。一染此习，便失文人身分。故谜虽属游戏，必非胸无点墨者所能从事。[15]

这段文字虽然短小，但传递出了足够丰富的信息。其中，“书家意者方能照登，江湖意者恕不登录”，既要“忌俗”又要“忌呆”，说明沈宗畸始终是以一种文人姿态来看待著涒吟社的文学活动，对于那些不讲文学规范的江湖习气，他将其定义为文人身份的失格。社团活动呈现出如下风貌：“集者千余人，其中以词专一席者，则有杭州徐仲可、番禺沈太侔、泉唐陈蝶仙、太湖袁小偁、丹徒吴眉孙、甘泉钱曼仙、弇山许瘦蝶。之数子者，或才子为才语，壮夫为壮语，韵人为韵语，高士为高士语，有情人为有情语，嵚崎磊落人为嵚崎磊落语。”[16]他们始终拿捏着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性，口吐锦绣，言必斯文，一举一动皆符合文人身份。极度自尊的行为反映着极度自尊的心理，这一切足以让我们发现传统文人对于自我身份的看重。

文人身份的自矜是表象，他们所指向的目标还是对于传统文人自身社会话语权的维护。考察著涒吟社成员的身份，可以发现早期社团骨干分子大多是清廷进士出身或是有一定职位的中下层官吏。根据《著涒吟社同人小传》记载，社员金绶熙曾在清廷“前官补用知府”，沈宗畸己丑举人曾为礼部主事，易顺鼎乙亥年举人于广西右江道、广东惠湖嘉道任职，陈寅曾任职外交部，延清甲戌进士曾为翰林院学士，袁祖光曾为吏部主事等。辛亥年至，时局动荡，社团与国运息息相关。著涒吟社成员灵敏地嗅到即将到来的巨变，自己随时会从社会的“发声者”变成“失声者”。新时代的到来“动摇了他们生存的物质基础，摧毁了他们赖以自存的精神寄托，扫荡了他们合理存在的社会根基”[17]65。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势，守土之君与社稷之臣没有力挽狂澜的勇气和能力，老百姓生活在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不断受到西方外来思想的冲击，传统文化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处境。传统的一切尊严受到践踏与摧毁，端居的面目被现实的残酷狠狠地打压，大部分读书人开始对自己多年来所接受的文化与教育产生怀疑，传统的一切不再神圣，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背弃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这些靠着科举出身的文人，既无力改变现状，也无法很好地回答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只能以一种相对无奈的反抗形式，将传统自身作为武器来反抗新的事物，借此来捍卫自己仅剩的一点尊严，同时也是在寻求自己存在的一种合理性。“是民族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直接作用于民族文化的产物，属于民族心理自卫的一种本能表示。”[17]308他们作为掌握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此时此刻却面临“失声”的恐惧，不愿意将自己手中的发声筒移交出去，只能通过对传统的捍卫来实现对传统文人话语权的捍卫，是传统彻底没落之前最后的挽尊。“年来旧学等灰尘，吟社宏开号著涒。小道亦能存国粹，可怜一发挽千钧”[12]3856。以小道存国粹，以吟社传旧学，著涒吟社社员在重重危机中，寻找着传统文化的出路，承担着国粹薪火相传的使命与责任。它不像沤社、如社等南方社团的“学人之词”，专注于现代词学体系的构建，以文化或是学术的眼光搏出一条血路，而是试图在社会职能上承担更多。南方社团得以存续或许与地理位置不无关联，相比于身处政治、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北方社团，南方社团则相对安定。但这也是因为社团职能与属性造成的差异。南方社团，专心治学者多，讲求艺术突破与构建新词学理论体系，他们未完全将国运与社团的命运合二为一；而北方社团在社团性质等方面则更具明显的政治倾向，它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视为一体。从著涒吟社社员冷汝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相交织的悲愤：

满江红

故国烟霾，沧海外，微臣孤孑。回首望天涯，芳草魂销肠裂，半世功名如梦影，三千里路饕风云，把一腔幽怨付吟怀，情凄切。

兴亡事，惊心瞥。羁旅恨，愁眉结，尽悲歌堂哭，欷歔鸣咽，袖里新诗零蠹字，襟前旧泪啼鹃血，痛韩仇未报，此生休，同谁说。[18]

这首作品虽然是为高丽遗臣金泽荣《沧江诗集》题写，感慨朝鲜国恨，孤臣心事；但是字字句句感同身受，锥心刺骨。个人命运受国家命运维系，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清廷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风雨飘摇，末代文人文化心理的依托即将消失，旧有的一切价值观将要被连根拔起。一批“准遗老”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变化中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属，依旧将希望寄托于摇摇欲坠的清廷政权，就好比大船沉没之前蝼蚁的挣扎。这何尝不是一种对于清廷政治的维护。他们通过对政治的维护来声张自己的主张，只要清廷这一面大旗不倒，那么清廷所代表的传统便不会倒下，打响“昌明国粹”的口号，也是为了能够永久保持社会话语权。如此，社团获得两个最直接的好处：其一，针对步步紧逼的新学做出了一定的反抗，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学进攻的凶猛势头；其二，满足了读书人素来追求的雅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社会话语权的维护。

综上所述，诞生于大变动时代的著涒吟社，既要承受来自西学的冲击，又要在国内面对其它文学社团的挤压。著涒吟社成员以社课为纽带，以《国学萃编》为发声阵地，长期从事诗词创作。传统文人的社会职能和文化心理折射出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记，传统在新学的逼迫下自卫，文人希冀通过自我标榜来实现社会话语权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