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英 王晓菲

【摘要】绿色绩效近几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目前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围绕企业绿色绩效的内涵、理论基础、影响因素、评价等四个方面， 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 分析发现： 企业绿色绩效的内涵尚未统一， 但可以从绿色特征、绿色行为、绿色结果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对企业绿色绩效相关问题的探讨多以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 绿色政策、经济环境、企业管理行为、社会公众需求等因素均会影响企业的环保决策; 企业绿色绩效评价的研究已较为成熟， 呈现出评价维度多元化、评价尺度差异化、评价方法精准化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 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 从四个方面对企业綠色绩效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关键词】绿色绩效;理论基础;影响因素;评价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2）05-0118-10

一、引言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 构建绿色发展格局成为国家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 但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进程较为缓慢， 在绿色发展理念形成、制度顶层设计、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如： 在绿色发展理念方面， 部分企业仅仅局限于末端治理， 往往只满足于遵守法律法规而没有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 依然推行“重发展、轻保护”的管理措施; 在制度顶层设计方面， 部分制度安排不全面， 未形成有效的绿色经济激励政策体系， 如将农业补贴与商品生产挂钩， 未区分绿色生产要素与常规生产要素; 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显著提升绿色产业比重的目标， 但部分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总量较高的问题仍较突出。 新老环境问题的交织， 正严重制约着我国绿色发展进程。

1987年至今， 我国政府先后采取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政策、“深绿化”的环境治理政策、“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政策。 党中央围绕绿色发展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蓝图到“十四五”规划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远景目标。 在生态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 我国政府实施的绿色发展方案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该如何调整改进？ 哪些因素对企业绿色发展效率产生了何种影响？ 如何准确地衡量各国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企业绿色绩效的协同性如何？ 这些一直是政府、企业、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因此， 对企业绿色发展进行绩效研究十分迫切和重要。 绿色绩效评估为绿色发展决策提供了支撑， 不仅能明确我国目前绿色发展所处的环境， 而且提供了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信息以适应未来的变化， 对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绿色发展进程、因地制宜地制定提高绿色绩效的政策， 推动我国向全面小康社会的绿色进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围绕企业绿色绩效的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 但由于在样本数据选取、研究方法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 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 环境规制政策弊大于利， 企业的专项投资如排污成本增加， 会对技术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降低制度环境对企业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 引起环境规制政策的失灵[1] ; 另一种观点认为， 环境政策没有失灵， 只是未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 其潜在地激励企业自主开展环保专利申请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 帮助企业改善绿色绩效[2] 。 近年来， 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诸多企业开始探索如何进行绿色转型升级的问题， 因此系统回顾和整合企业绿色绩效的研究文献十分有必要。 鉴于此， 本文综合我国绿色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 系统梳理和评述了企业绿色绩效相关文献、成果和观点， 以期为学者们今后开展绿色治理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同时为国家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提高绿色治理效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二、绿色绩效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一）内涵

目前国内外对绿色绩效的内涵没有统一的界定， 本文从绿色特征、绿色行为、绿色结果三个维度对绿色绩效的内涵进行归纳与界定。

1. 绿色特征视角。 从绿色特征视角看， 绿色绩效评价了绩效完成主体的某些稳定特征， 如企业的绿色文化、管理团队的绿色认知能力、企业员工的环境责任感等， 这些特征预示着企业未来绿色运营的潜力。 首先，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运作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3] ， 驱使企业通过自我规范与约束满足基本的环境保护要求， 帮助企业在环境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应对环境问题， 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4] 。 其次， 注重企业绿色绩效的管理团队具备三个特征， 即先动感知能力、创新思维以及风险承担特性， 他们能够迅速感知并准确把握外部环境， 主动投入资源和能力实施环保战略， 以提高环保绩效和财务绩效[5，6] 。 最后， 员工作为企业组织中的个体， 在企业绿色文化的约束和管理团队生态环境理念的培养下， 环境责任感得到提升， 并通过周边绩效， 如认可、支持及维护组织的环境目标来加快企业的绿色化进程、提高全民的绿色意识[7] 。

2. 绿色行为视角。 从绿色行为的视角看， 绿色绩效强调在设计、采购、制造、营销、回收等各个环节采用绿色理论指导与绿色技术管理。 采用绿色行为界定绿色绩效内涵的关键在于各级管理者及员工都做了什么， 而相对不考虑个体特征和产生的结果。 有学者以企业业务流程为出发点， 认为企业评价绿色绩效需要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都体现绿色化的要求： 一是要求在绿色设计环节按照产品生命周期进行系统性分析和评价， 从降低能耗、便于回收再利用、延长使用年限等方面消除对环境潜在的负面影响; 二是要求在绿色采购环节采用源头控制理念， 优先采购和使用环境友好型原材料、产品或服务， 并与符合环境要求的供应商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是要求在绿色制造环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 包括使用绿色的能源、保证清洁的生产过程、供应绿色的产品三方面内容， 同时合理进行末端治理技术储备; 四是要求在绿色营销环节贯彻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五是要求在绿色回收环节围绕绿色物流理念循环使用或再生利用， 建立生产闭合圈。 事实上， 这样的绿色供应链管理行为对企业的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运营绩效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8] 。 也有学者以企业绿色人力资源为切入点， 认为绿色绩效指通过实施绿色招聘、绿色薪酬及员工环保参与等具体的行为激励员工关注清洁能源使用、提升资源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 促成企业的健康发展[6] 。

3. 绿色结果视角。 从绿色结果的视角看， 绿色绩效强调工作的产出及结果， 而相对地忽略企业行为和生产过程， 且不考虑组织内群体特征。 采用绿色结果界定的广义绿色绩效考察企业绿色发展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环境改善、社会包容三个维度的价值表现。 首先， 在经济增长方面， 企业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总量的增加， 更体现在促进效益的提升、质量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 其具体价值体现在物价稳定、就业充分、经济繁荣、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 其次， 在环境改善方面， 企业绿色绩效强调以最小的能源消耗实现最大的產值，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 提高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强化废气废水集中处理。 最后， 在社会包容方面， 企业绿色绩效充分体现当代社会人居保障、产品提供、科技创新等服务功能， 具体表现为通过绿色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充分保障社会公平等。 此外， 采用绿色结果定义的狭义绿色绩效是指企业通过绿色化运作满足企业成长和发展的需求， 达到组织或机构期待的效果，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改善企业与政府、社区、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9] 。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绿色绩效是在考虑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的基础上， 评价企业在绿色发展进程中取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的影响。 在微观层面上， 绿色绩效强调生态环保的文化理念、节能高效的行为方式、绿色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以企业内部的绿色管理措施为研究对象， 助推企业组织内部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宏观层面上， 绿色绩效强调企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生态的关系， 包括资源合理化开发、产品生态化输出、消费绿色化升级， 确保多要素协同发展， 实现硬指标（如营业目标）与软指标（如公众满意度）相互转化、相互促进。 绿色绩效的评价结果是衡量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判定绿色发展方案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 是企业明确今后绿色发展方向的必经之路。

企业绿色绩效概念内涵如图1所示。

（二）理论基础

在实际应对环境问题的过程中， 企业面临着双重困境， 一方面要寻求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计， 另一方面却受到必须实现短期经营效益的压力。 在监管制度不明确又不尽相同的背景下， 梳理企业绿色绩效形成机理的重要理论成果显得十分必要。

1. 主要理论观点。

（1）自然资源基础理论。 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以资源学派为基础， 融合了对自然环境的要求， 是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化管理的内部动力。 该理论认为， 一方面， 企业能否实现环境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产出的稀缺性、独特性与难以模仿性[10] 。 污染预防、节能降耗、可持续发展是企业改善绿色绩效的三个基本内容， 也是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实现生态化管理、获得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方面[11] 。 另一方面， 开发及应用绿色水平更高的技术有利于防污染、节能[9] ， 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在短期内可能会减缓企业经营效益增长速度， 但超越增长门槛后， 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明显的推动力， 不仅能使企业从技术的源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而且有助于企业形成技术优势， 打造绿色贸易壁垒[12] 。 此外， 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的绿色发展[13] 。

（2）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以社会责任为基础， 体现了环境伦理对企业的影响， 是持续改善企业运营非绿色化部分的外在动力。 该理论认为， 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公司， 会考虑到其所有积极和消极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9] 。 这样的企业受到来自自身经营和外部监管两方面的压力， 需要不断降污减噪以满足包括公共利益相关者、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利益相关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从而维护其自身的绿色化形象和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14] 。 首先， 政府管制、市场监督会使企业加强控制环境污染行为以提高生产活动的政府合规性与市场综合评价， 避免因违反日渐趋严的环境法律法规而带来的惩罚、停产整顿甚至关闭的风险。 同时， 政治压力、规制压力、社区压力可以促使企业采取绿色战略并完善绿色行为[15] 。 其次， 企业为了构建良好的竞争平台， 会自觉地修改完善环保措施以引起如消费者、投资者、商业贷款供应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从而提高市场回报率[16] 。 最后， 还有来自作为隐性制度安排的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诉求， 如企业绿色组织认同、高级管理者的环保意识、中级管理者的环境认知、员工的荣誉感及工作舒适程度等， 这些也是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环境管理计划的重要因素[17] 。

2. 主要理论与企业绿色绩效关系述评。 在自然资源基础理论视角下， 企业通过减少资源浪费、节约生产成本、开发新技术等方式降低环境压力， 实现绿色绩效。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 企业更加注重对环保理念的培养， 将承担社会责任纳入绩效评价体系之中， 在更好地维护与多个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同时换取长期可持续的绿色绩效。

因此， 企业在做出利益最大化决策时， 资源有限、利益相关者压力均会驱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环境保护， 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并实现其经济目标。 事实上， 企业通过减少废气、废水排放及开发调整绿色技术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不仅能够降低成本、显著地提高消费者的效用， 还能减小舆论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自然资源是企业提高整体绩效的基础， 利益相关者压力正向调节企业与绿色绩效的关系， 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主要理论与企业绿色绩效的关系如图2所示。

三、绿色绩效的影响因素

目前， 国内外学者围绕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 既有相关研究基于宏观、微观双重视角， 具体探讨了绿色政策、经济环境、企业管理行为、社会公众需求等与企业绿色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宏观因素

1. 绿色政策激励企业采取绿色行为。 政策调节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 当出现市场失灵时， 政府需要通过强制性制度遏制企业污染行为， 促使企业提高绿色绩效[18] 。 现有学者分别从环境、绿色治理、财政扶持三个角度研究政策调节对绿色绩效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 环境政策可能会促使企业为了降低或避免因破坏环境带来的额外成本而积极响应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 其目的是让企业知晓污染环境的“代价”以激发企业内在减排约束性， 创新绿色工艺并提高资源利用率。 一方面， 环境政策与绿色绩效之间以0.00015的强度为界限呈现倒U型关系[19] ， 且这种效应会受到企业异质性的影响， 如企业规模、行业地位、所有制性质等[20，21] 。 另一方面， 经济环境规制和行政环境规制均有利于改善绿色绩效， 经济环境政策通过征税、可交易配额等市场手段倒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经济循环低碳发展， 而行政环境政策侧重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变革， 淘汰产能低、污染密集型企业， 切实改善企业“研发中学”的绿色绩效， 但也可能会使企业转移资源降低“干中学”绿色绩效[1] 。

也有学者尝试评估绿色治理政策的执行效果， 认为绿色治理政策的颁布显著降低了内资企业、大中型企业、纺织业废水排放强度， 但没有显著影响外资企业的排污行为[22] 。 高效的绿色治理体系包括参与、规则、协同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求家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全面参与; 二是要求建立健全有特色的法律体系以约束各主体的环境行为， 将绿色治理理念深入人心， 推动全民环境启蒙; 三是要求绿色治理机制的各个环节之间精巧紧凑衔接， 分工明确且以市场为有效激励手段。 我国正处于绿色发展转型阶段， 要把握住“及早、全面、整体”原则[23] 。

税收优惠、生态补贴等财政扶持政策不仅可以通过减少企业的税收支出缓解资金压力， 还可以通过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其使用自有资金的机会成本， 从而降低企业开展环保相关事宜的成本， 进一步影响政府、企业和员工等参与主体的生产行为， 增进绿色绩效。 有学者认为， 应将财政政策与其他环境规制手段相结合， 转变单一部门的决策方式， 避免企业寻租行为， 迫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纳入生产成本考虑， 使财政政策发挥更为显著的效果， 从根本上转变企业生产方式、公众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发展方式[24] 。

2. 经济环境支撑企业提高绿色绩效。 宏观经济环境对绿色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有学者研究发现， 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其次才是技术进步[25] 。 提高全局配置效率的首要条件是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提升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作用， 从而促进企业绿色绩效协同提升。

（1）产业结构優化升级为绿色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为绿色制造创造了市场需求。 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表现为第一、二产业比重相对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减少了第一、二产业引起的环境污染; 间接效应表现为产业聚集带来的正外部性， 即产生知识溢出、技术扩散、同行业良性竞争增强等[26] 。 调整产业结构意味着提高污染行业准入门槛， 严格筛选并淘汰高污染行业， 加大对产能高、污染小这类行业的支持力度， 降低污染行业的污染规模， 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对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溢出效应。

（2）能源使用强度增加会显著降低绿色发展绩效。 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会带来高污染气体排放、生态环境破坏、高能耗等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能源结构的调整、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有利于推动企业从“末端治理”走向“清洁生产”， 改善企业绿色发展布局， 进一步构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27] 。

（3）城镇化水平对绿色绩效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时间、空间上的聚集， 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改善以及供给技艺的提升; 另一方面， 城镇化率的提升会造成人口及交通拥堵效应， 这种效应若大于经济增长效应， 则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环境污染[28] 。

（4）对外开放系统是把“双刃剑”。 市场结构由国内市场需求与国外市场需求两部分组成， 对外开放通过需求拉动、竞争推动促进市场运作绿色化转变[20] 。 一方面， 对外开放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 提高企业主动创新能力， 对绿色绩效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 招商引资的质量和层次直接影响国内绿色绩效。 根据“污染天堂假说”， 我国环境规制水平低于发达国家， 迫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重视引进技术而相对忽略环境成本， 使我国可能会成为发达国家低端产业或污染密集型企业的“避难所”。 如果将对外开放引进的技术进步转换成企业绿色治理的能力不强， 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弱化， 难以产生产业聚集效应， 这部分企业可能会抑制绿色绩效的提升[24，26] 。

影响企业绿色绩效的宏观因素主要观点归纳如表1所示。

（二）微观因素

1. 企业管理行为直接促进绿色绩效提升。 有研究表明， 企业高管认知、绿色人力资源管理、绿色技术创新、所处生命周期均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决策， 继而影响企业绿色绩效。

（1）企业领导者扮演着积极环境行为推动者的角色， 他们的决策会影响员工的环保行为和环境价值理念[4] 。 异质性的高管团队拥有多元化的专业素养、实践经验以及差异化的领导风格，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能够做出迅速、科学、充分的研判， 促进企业采取可持续经营理念和技术创新， 帮助企业应对复杂、动态的环境问题， 促使企业看见绿色环保长远、隐蔽、战略性的竞争优势[29-31] ， 让企业意识到财务绩效和绿色绩效既不是相互矛盾也不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而是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的关系[2] 。 除承担着明确组织所处内外部环境、界定组织身份、规划组织发展战略的责任外， 高管团队还发挥着塑造企业绿色文化的作用， 间接促进企业构建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通过打破传统路径提高企业的战略绩效[32] ， 正向调节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33] 。

（2）全面、绿色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通过招聘、培训、资源配置、考核、薪酬、绩效等多个环节将组织环保理念与动机传递给员工， 鼓励员工参与环境管理过程， 从而有利于落实企业未来绿色发展措施[29] 。 此外， 员工绿色意识提高能刺激其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从而扩大绿色化市场需求， 提升绿色绩效[7] 。

（3）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提高绿色绩效的根本支撑[34] 。 首先， 基于产品生产流程的绿色改进， 即绿色工艺创新， 将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合， 有利于企业降低环境成本、提高质量保证。 其次， 将环保理念融入绿色制造的设计、生产、营销、回收等环节， 即绿色产品创新， 可增加循环利用。 最后， 绿色创新具有空间外溢性， 即本区域内企业绿色创新使用份额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周边区域的绿色创新[35] ， 并通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激发人们的绿色意识， 使其主动对环境知识进行探索学习、实践应用， 进一步有效激发组织内部创新思维， 将资源消耗劣势转化为资源开发优势[36] 。 但是绿色创新技术会产生回弹效应， 即伴随着绿色创新的使用， 绿色绩效得以改善， 放宽了对企业等个体的约束， 由于企业的短视行为极其可能将投资重新转向成本较低的、会污染环境的生产要素， 从而加剧整体环境恶化[35] 。 企业绿色绩效的提升同时也能为绿色技术创新开拓路径： 企业的绿色响应可以使其更好地维护与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使企业更好地嵌入社会网络之中， 得到更多的信息与技术共享;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还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有赖于企业管理者的推动[36] 。

（4）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对企业的绿色行为及绩效产生影响[30] 。 一方面， 处于成长期和持续经营期的企业地域分布较为集中， 更容易受到政府等公共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相对于中小企业， 大规模企业被给予了更大的环保压力和更多的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 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大规模企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环保支持与外部资源供给， 通过提高成本效率、创新补偿、产品差异化带来的收入增长、透明度增加、组织惯性减少、更好的风险管理和关系改善等方面都有助于这类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出台的环保政策， 实现绿色转型。 然而， 这一逻辑并不适用于萌芽期企业， 这类企业数量少且地理位置较为分散， 有时不能受到环保部门的全面监管， 同时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撑其主动提升绿色绩效， 而更多的是需要靠政府规制和公众监督， 使其被动参与环境治理[37] 。

2. 社会公众需求引导企业绿色转型， 间接改善绿色绩效。

（1）消费者对绿色生产和绿色产品提出新的要求可以为企业确定创新方向[20] ， 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 企业会为消费者新出现的绿色环保和安全需求寻求创造性的观点和想法， 增加研发投入与技术获取， 从而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提高企业市场信誉与市场份额[14] 。

（2）社会公众监督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绩效。 一方面， 社会公众监督具有参与主体多元、渠道广泛、监督成本低等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有效弥补政府监督失灵。 另一方面，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上访、投诉、信息披露等方式向政府提意见、提诉求， 再由政府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水平向不符合绿色标准的企业施压， 激励企业更加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 规范企业生产行为， 促进企业绿色变革以降低环境赔偿， 提升市场合法性[37] 。

影响企业绿色绩效的微观因素主要观点归纳如表2所示。

四、绿色绩效评价

绿色绩效评价作为环境管理的新兴工具， 可以有效地衡量与分析国家或地区、企业或组织在绿色化发展过程中的投入与效益、财务绩效与环保绩效之间的协同关系。 一般来说， 绿色绩效评价建立在对指标体系的评价上， 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动态性等原则， 采用合理恰当的评价方法， 不仅可以明确过去绿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成就和薄弱环节， 而且有助于把握我国绿色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为调整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方案奠定基础。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绿色绩效评价的研究聚焦在绿色绩效的评价维度、评价尺度及评价方法三个方面。

（一）评价维度多元化

在评价维度上， 目前学者们多以农业、工业为研究对象， 从多元化标准评价国家或地区的农业绿色绩效， 对评价农业企业、农业事业单位的绿色绩效具有借鉴意义; 从不同视角将宏、微观结合研究， 评价区域工业绿色绩效及工业企业的绿色绩效。

1. 衡量农业绿色绩效。 多数学者采取四元化的评价标准建立指标体系， 对农业绿色绩效进行评估。 维度一是对绿色经济的评价， 包括经济产出、环境产出两个层面; 维度二是对绿色劳动力的评价， 主要描述了农村人力资本、劳动力生产率、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等情况; 维度三是对绿色资源的评价， 分为资源利用和绿色技术两个方面; 维度四是对绿色生活的评价， 代表了居民生活方式转变和居民生活环境改善两个方面的基本情况[38，39] 。 少有学者直接对农业企业绿色绩效进行研究， 以上四个维度为评价农业企业绿色绩效提供了參考， 未来可以将员工年均纯收入、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产品商业率、资源与环境指标等纳入农业企业指标体系构建的过程中。

2. 衡量工业绿色绩效。 现有学者对工业绿色绩效的评价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 一些学者直接评价， 选取资本、劳动力等作为投入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等作为期望产出， 废水、烟尘、碳排放等环境影响作为非期望产出[25，40] ， 从资源利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环境改善四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 对区域绿色绩效进行绩效评价[10，34] 。 区域绿色绩效相关指标为工业企业提升自身绿色绩效提供价值取向， 也为企业实现更多的社会效益指明方向。 还有一些学者从绿色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等角度间接评价企业绿色绩效， 认为绿色创新应被纳入企业绿色绩效指标评价体系， 设计和开发更适合环境的产品等绿色创新行为对绿色增长绩效发挥正向促进作用[12，32] ;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培训、考核、薪酬等环节融入环境管理理念， 通过影响员工行为和活动， 实现财务绩效与环保绩效的双赢[6，41] 。

（二）评价尺度差异化

在评价尺度上， 多基于全国、长三角地区、省域等尺度评估企业绿色发展绩效。

1. 通过研究全国省域面板数据， 对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我国省域间企业绿色发展绩效差异明显， 呈现东高西低， 经济发达地区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低的非均衡态势。 导致不同地区企业绿色绩效水平不同的原因包括： 一是绿色创新绩效不同， 绿色创新绩效对企业绿色增长绩效产生驱动作用， 且不同地区的人口效应、消费效应、管理效应、结构效应、强度效应不同[12] ; 二是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方式、强度以及所处阶段存在差异， 对企业产生的研发投入、技术学习影响不同[1，19] 。 此外， 还有学者发现当前我国一些重污染企业绿色绩效水平较低， 主要是由企业绿色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偏低造成的[21] 。

2. 以区位特殊、产业集群、经济实力雄厚的长三角地区为例评估企业绿色绩效。 研究典型地区企业的绿色驱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能力， 对推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有学者发现， 长三角地区因经济发达、拥有先进技术、具备新发展理念， 而受到较大的环保压力与普遍的社会关注， 长三角地区企业绿色绩效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压力、自身环境伦理约束、管理者的道德动机、期望绩效反馈等几个方面[42] 。 比起经济落后地区， 长三角地区资源配置合理、经济管理模式成熟健全、产业体系完善、生产要素流动性大， 从而使得企业具备绿色转型的优势与条件， 能较好、较快地提升绿色绩效。

3. 基于省内企业绿色绩效水平进行纵向趋势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 不同政策工具组合在微观层面上对不同类型企业产生的作用效果不同， 以政府为主导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对大型企业的环境绩效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却不能很好地约束中、小型企业的废水排放等环境行为; 政府的严格监管显著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环境污染程度， 却未有效冲击外资企业的环保绩效。 也有学者基于省域数据发现， 政府扶持政策直接影响农业企业绿色绩效， 增强环境监管力度、完善环保政策体系以及加大税收优惠、绿色补贴、科技支持政策扶持力度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提升企业绿色绩效的发展空间[43] 。

（三）评价方法精准化

1. 评估区域绿色发展水平。 学者们侧重于采用标准离差法[7] 、熵权法[34] 来评估区域绿色发展水平， 为评价企业绿色绩效开拓了思路。 这些方法综合考虑了时间、变量、样本等重要因素， 最大的优势在于根据各指标的贡献率确定权重， 而非主观赋值， 同时根据样本数据的特点选择多项评价方法， 不仅能避免结果失真， 而且可以有效地处理生态环境的动态性、复杂性。

2. 测度企业绿色绩效。 一些学者倾向于采用改进的DEA模型、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度绿色发展效率， 虽然清晰地指明了各年度各地区企业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 但未能妥善处理效率核算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 因此， 另一些学者选用ML生产率指数、投影寻踪模型、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 将非期望产出纳入评价范畴， 科学测度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企业绿色绩效。 此外， 焦瑞[44] 采用综合模糊评价法对企业绿色绩效进行考评， 避免由于企业绿色管理过程中涉及较多模糊状态因素而导致的评价不精确、不全面， 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善带来的问题， 将被调查企业的主观评价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使评价结果更加有效。

3. 检验绿色绩效的动力机制。 学者们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面板TOBIT模型、双重差分法、SYS-GMM动态面板模型、GIS空间分析、层次回归分析、Bootstrap检验企业绿色绩效的动力机制。 这些模型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面板门限回归模型适合用于解释各种模型中类似于跳跃和突变的现象; TOBIT模型通常用于观测值是连续的样本; 双重差分法适用于评价政策工具对绿色绩效带来的“净影响”; SYS-GMM动态面板模型通常用于分析不同维度要素的结构、特征及变化趋势; GIS空间分析法能清晰地显示企业绿色绩效的区域差异程度及原因所在; 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适用于通过调查问卷方式收集的数据， 以避免主观评价导致的研判结果偏差。

本文企业绿色绩效的整合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五、国内外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在理论发展和实践需要的双重驱动下， 绿色绩效已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议题， 其相关研究在不断更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 未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整合明确企业绿色绩效的概念内涵

虽然近几年关于绿色绩效的研究逐渐兴起， 但是针对该概念展开的研究仍然不足。 第一， 目前主要从绿色特征、绿色行为、绿色结果三个方面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内涵进行分类， 并未从某一行业或产业进行具体分类描述， 比如農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科学研究业等。 第二， 现有文献主要针对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特征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内涵进行界定， 对客户、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特征涉及不足。 第三， 现有研究多以传统的企业生产流程为视角对企业绿色行为进行研究， 并未触及绿色管理供应链“绿色”“生态”的本质。 未来研究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拓展， 全面阐释企业绿色绩效的内涵。

（二）深化夯实企业绿色绩效的理论基础

在绿色绩效理论方面， 现有研究多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互补性的理论对企业绿色绩效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 因此， 未来需要构建系统的研究框架， 比如结合竞争性的理论阐明企业提高绿色绩效的动机、采取的组织策略及取得的效果， 或许会有新的结论与发现。

（三）延伸拓展绿色绩效的影响因素

目前， 理论界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政策、经济环境、企业管理行为、社会公众需求四个方面， 研究范围仍需进一步延展。

第一， 由于学者们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 选取的研究对象、评价指标体系有所差异， 现有研究对于绿色环境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效果尚未达成共识， 而事实上政策调节促进企业绿色绩效提升具有一定的约束条件。 如企业所处制度环境， 一方面， 制度越完备， 环保标准越统一， 企业越愿意通过技术升级来获取战略性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 当制度执行体系严格时， 企业必须遵守制度规则， 减少行业的不正当竞争， 从而更好地完成国家或政府制定的绿色标准。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政府政策类型， 找出影响二者关系的约束条件， 如中介或调节变量， 或考虑加入影响政府政策效果的工具变量， 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第二， 学者们在探讨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效果时， 着重考虑了产业结构、能源使用强度、城镇化水平、开放程度， 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收支状况等因素产生作用的研究几乎未有涉及， 未来研究可以以市场不确定性、国际收支状况为切入点， 深入分析其对企业创新行为及绿色绩效的影响。 此外， 学界重点探讨了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 而有关人口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研究较为薄弱。 事实上，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受到其所在地区的人口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这些因素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第三， 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了企业内部管理行为、社会公众需求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 很少涉及企业供应商、营销中间商、投资者、竞争对手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活动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 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国家环保政策的敏感度不同， 他们做出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组织战略。 比如， 供应商提供的中间材料是否“绿色”直接影响企业产品质量。 因此， 剖析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日后进一步研究企业绿色绩效影响因素的重点。 此外， 未来还要考虑国家或企业能否系统建立绿色绩效管理体系， 这将有助于找到未来需要开发的领域， 为绿色绩效进程留档记录， 对日后提高绿色绩效起补救或指导作用。

第四，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识别这些影响因素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或路径加强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 甚至是通过哪些方式或手段削弱企业环境绩效。

（四）细化升华企业绿色绩效的评价研究

第一， 在评价维度上， 多数研究将农业企业和工业企业单独分析， 但事实上， 农业企业和工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对农民（员工）的绿色培养， 未来研究可以将二者综合起来评价， 寻找其共同点。 此外， 当前研究缺乏对第三产业相关企业绿色绩效的评价分析， 比如餐饮行业、金融业、娱乐业、旅游行业等， 事实上， 第三产业能够通过培育绿色经济新的增长点， 助推第一、二产业相关企业绿色发展， 因此， 评价第三产业相关企业的绿色绩效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 未来研究需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属性的企业进行深度调研， 如在评价企业绿色绩效时区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等， 得到更加丰富详尽的数据。 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提供更可靠、更具体、更具参考价值的理论基础。

第三， 在评价尺度上， 现有研究很少横向比较国内外同类型、同属性企业的绿色绩效，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 我国在科技研发水平等硬实力方面较为落后， 未来研究可以将绿色绩效领先国家与我国作对比， 取长补短， 从而为“十四五”期间实现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借鉴。 同时， 可以将邻近地区企业间绿色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作为未来研究方向。 此外， 目前对县级及以下企业绿色绩效的研究甚少， 未来可将研究情境更加微观化， 将评价尺度缩小到县级地区， 根据企业所在地实际情况，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

第四， 在评价方法上， 目前研究存在重现状分析、轻演变研究的現象， 多是对企业某一特定时段的绿色绩效进行静态评价， 并未提及企业绿色绩效的形成机制与演变机理， 未来研究应考虑采用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整合模型或其他更为全面的动态评价体系， 从绿色运营角度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评价， 也可以考虑开发更为先进的方法和工具跟踪不同企业绿色绩效的变化情况。 此外， 目前的研究大多采用面向成本的方法， 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优化资源配置， 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 但如果将目标定义为排污最小化或周边绩效最大化时， 可能需要重新设计企业的决策模型， 此时测算出的企业绿色绩效可能会有变化。 未来可以进一步完善绿色绩效评价方法体系， 斟酌不同算法求得的企业绿色绩效， 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于渤，王文熹.环境规制能够改善技术学习的绿色绩效吗？——一个带调节效应的环境学习曲线模型[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2）：126 ～ 134.

[2] 魏泽盛，杨屹，魏泽龙.悖论认知、制度环境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 J].管理评论，2018（11）：76 ～ 85.

[3] 赵春琳，范英杰.企业绿色文化与环境绩效[ J].财会通讯，2021（2）：40 ～ 44.

[4] 管亚梅，陆静娇.利益相关者压力、企业环境伦理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J].江苏社会科学，2019（3）：67 ～ 75.

[5] 江旭，马永远.环境不确定性、联盟绿色变革与联盟绩效[ J].管理评论，2018（3）：60 ～ 71.

[6] 唐贵瑶，陈琳，陈扬等.高管人力资源管理承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J].南开管理评论，2019（4）：212 ～ 224.

[7] 游建民，张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绿色制造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为例[ J].贵州社会科学，2018（12）：120 ～ 128.

[8] 方陈承，张建同.绿色供应链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项元分析研究[ J].科技管理研究，2017（24）：234 ～ 240.

[9] L. Suganthi.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performance，employee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t work with green practices as mediator[ J].Journal of Clea-

ner Production，2019（20）：739 ～ 750.

[10] Michael Mutingi，Herbert Mapfaira1. Developing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s for the green supply chain[ J].Journal of Remanufacturing，2014（1）：1 ～ 20.

[11] 解学梅等.政府财政激励下的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J].管理评论，2020（5）：109 ～ 124.

[12] 王海龙等.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对区域绿色增长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6）：80 ～ 87.

[13] 姚西龙，牛冲槐，刘佳.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与我国工业经济的转型效率研究[ J].中国科技论坛，2015（1）：57 ～ 62.

[14] Davide C. Orazi，Eugene Y. Chan. "They did not walk the green talk！" How information specificity influences consumer evaluations of disconfirmed environmental claims[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0（3）：107 ～ 123.

[15] 魏泽龙，谷盟.转型情景下企业合法性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 J].管理评论，2015（4）：76 ～ 84.

[16] 罗眉.环境导向与商贸流通企业竞争优势：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J].商业经济研究，2020（13）：120 ～ 122.

[17] 邢新朋，刘天森，王建华.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21）：91 ～ 99.

[18] Pelin Demirel，Qian Cher Li. Born to be green：New insights into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green entrepreneurship[ 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9（4）：759 ～ 771.

[19] 王丽霞，陈新国，姚西龙.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影响的门限效应研究[ J].经济问题，2018（1）：78 ～ 81.

[20] 毕克新，杨朝均，黄平.中国绿色工艺创新绩效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J].中国工业经济，2013（10）：57 ～ 69.

[21] 陈羽桃，冯建.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J].会计研究，2020（1）：179 ～ 192.

[22] 周源，张晓东，赵云等.绿色治理规制下的产业发展与环境绩效[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9）：82 ～ 92.

[23] 李维安，秦岚.绿色治理：参与、规则与协同机制——日本垃圾分类处置的经验与启示[ J].现代日本经济，2020（1）：52 ～ 67.

[24] 張腾飞，杨俊.绿色发展绩效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应评价及政策匹配[ J].改革，2019（5）：60 ～ 69.

[25] 王晓岭，丁相安，秦曦.异质性视角下绿色转型绩效评价与提升研究[ 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4 ～ 79.

[26] 郝国彩，徐银良，张晓萌等.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5）：75 ～ 83.

[27] 陈超凡.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J].统计研究，2016（3）：53 ～ 62.

[28] 高赢.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发展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9）：3 ～ 23.

[29] Davi Fouad Soubihia，Charbel José Chiappetta Jabbour. Green manufacturing：Relationship between adoption of green operational practices and green performance of brazilian ISO 9001-certified firm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Green Technology，2015（1）：95 ～ 98.

[30] Mili Shrivastava，Jagannadha Pawan Tamvada. Which green matters for whom？Green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across age and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 J].Small Busniess Economics，2019（4）：951 ～ 968.

[31] 李杰义，张汞，谢琳娜.環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15）：122 ～ 128.

[32] 邹志勇，辛沛祝，晁玉方等.高管绿色认知、企业绿色行为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轻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J].华东经济管理，2019（12）：35 ～ 41.

[33] 任相伟，孙丽文，邢丽云.高管团队异质性、团队冲突与企业绿色绩效——差异化CEO领导风格调节下的整合分析框架[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20）：136 ～ 145.

[34] 吴传清，黄磊.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估及其协同效应研究[ 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6 ～ 55.

[35] 李凯杰，董丹丹，韩亚峰.绿色创新的环境绩效研究——基于空间溢出和回弹效应的检验[ J].中国软科学，2020（7）：112 ～ 121.

[36] 冯忠垒，谢雄标，严良.社会网络情境下企业绿色行为的形成机制模型——基于社会认知论的社会网络、管理者认知与绿色行为三方互动分析[ J].生态经济，2015（10）：174 ～ 179.

[37] 王建秀，刘星茹，尹宁.社会公众监督与企业绿色环境绩效的关系研究[ J].经济问题，2020（8）：70 ～ 77.

[38] 谢里，王瑾瑾.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差异[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6）：20 ～ 26.

[39] 李红兵，周新，曾洁等.基于DEA模型的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以西安市蓝田县某村落整治项目为例[ 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532 ～ 537+543.

[40] 肖海洋，韩伯棠，陈艳春.中国区域环境绩效与绿色技术溢出、环境溢出关系研究[ J].科技管理研究，2018（1）：233 ～ 238.

[41] 夏同水，王媛，邢超.绿色管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J].中国科技论坛，2020（3）：64 ～ 73+87.

[42] 鲁悦，刘春林.期望绩效反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5）：78 ～ 89.

[43] 张明林等.我国绿色食品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J].金融教育研究，2019（4）：3 ～ 10.

[44] 焦瑞.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绿色供应链中环境管理绩效研究[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9）：71 ～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