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从宇，王 燕

（1.深圳大学湾区教育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2.莆田学院基础教育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

近年来，层出不穷、为数甚众的国内外各类大学排名相继出炉，既无形中迷乱了公众对大学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的合理认知，也极大地加剧了相当一批高校在部分高权重排名指标上的无序追求，更带来了举办者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整体治理上的适从困惑。从本质上看，大学排名既是一种广义上的知识生产实践，同时也是一种狭义上的大学价值认识活动。以本然功用为出发的大学排名可追溯至1870年美国联邦教育局年度报告的大学排行[1]，以及1911年美国大学协会对344 所大学的排名[2]6。此后，随着大学排名本然功用（对大学进行相对评价）和附带效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知情权）的不断凸显，大学排名被逐步注入价值交换的市场逻辑（生产者要获得利润，就必须提供消费者满意的服务或者产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3]），形成了高等教育市场引导下的制度构建[4]，世界范围内不同机构的大学排名实践得以迅猛发展，由此也输出了为数众多的大学排行榜，形成了追捧与质疑同在的高等教育特殊议题。围绕这种市场逻辑展开，本文力图对大学排名的历史演进、当下迷思与未来治理进行探索，以期为该议题的剖析和治理提供不同视角的参考。

市场逻辑并非一个严格、确切的理论概念，其更多是一种关于市场运行理念、思想、范式的泛称。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是一种为了维系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而自发形成的制度安排和行动机制，主要表现为各个经济主体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通过商品、资本和货币进行生产和交换，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5]。从根本上看，市场逻辑的核心在于以特定制度安排、行动机制来影响相应经济活动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方式。可见，要厘清市场逻辑，绕不开市场这一概念。众所周知，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哪里就有市场。换言之，在既定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商品是市场得以存在发展的关键核心，只有商品得以存在，商品交换才得以成为可能，市场也才有存在的可能和价值。那么，商品究竟为何物？通俗来说，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劳动成果。可见，在市场逻辑框架内，伴随特定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物品，通过其特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交换从而形成了商品，并在市场固有规律支配下，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各参与主体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排名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特定知识操作群体所产出的劳动产品，凝结了与其他社会生产一致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与此同时，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本质上还具有从特定视角识别大学信息的使用价值（满足了特定群体识别大学信息的需求属性）。大学排名由此也获得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共生（满足了商品的二重性），加之大学信息需求者对这种使用价值占有的欲望，衍生出了特定群体对大学排名的购买欲望，大学排名也就形成了从物品到商品间转化的可能。在大学排名信息需求者为大学排名进行付费之后，整个大学排名在排名者和购买者之间的流动，也就形成了特定的商品流通。在这个过程中，市场规律开始在大学排名的市场流通中起作用：大学排名本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大学排名输出的多少和大学排名信息购买者的需求多寡，不同大学排名群体之间在排行榜准确反应大学信息（或依据购买者需求来反应大学信息）上的竞争，影响着大学排名使用者（以政府为主的举办者、以高校为主的办学者、以学生和家长群体为主的参与者）对大学排名的购买欲望，这种购买欲望和偏好，则又倒逼和影响了大学排名的生产。至此，一套完整的大学排名市场逻辑得以生成并持续运行。

进一步看，任何市场都存在自身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由此也难免造成相当一部分大学排名对本来价值的偏离（纯粹反应大学信息、更好反应大学信息、依据购买者偏好来反应大学信息、博人眼球猎奇式反应大学信息、开发指标诱导购买者来反应大学信息等等），更有甚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正常办学行为造成了误导和绑架。因而从国家更好治理和服务高等教育的角度、从更好满足大学排名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也就需要在大学排名的治理上引入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从而保证大学排名市场运行逻辑的优化与完善。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大学排名的发展演进，还是大学排名的迷思，乃至大学排名的未来治理，其在本质上都是以大学排名的市场逻辑为主线而生发的，也只有围绕这一逻辑，大学排名治理才能求得更优可能。

二、大学排名的发展演变：从纯粹知识生产到付费交换的市场流通商品

在百余年来有据可考的历史演变中，大学排名历经了从“知识—物品—商品”的属性变化，蕴含着大学排名主客体间供需变化和价值认同的市场逻辑。大学排名可以从纯粹的知识生产演变为可在市场上流通的交换物，其实质是现代社会分工在高等教育评价领域实践发展的必然。具体阐释如下：

（一）知识属性阶段：由大学评价衍生出的知识生产

就历史源流看，大学排名因高等教育评估而衍生，而高等教育评估则又是伴随着教育测量与评价科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6]1。早在1845年，美国教育学家梅恩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文化学校以统一试卷来测验学生的成绩，开西方教育测量之先河。1864年，英国格林威治医学学校费舍尔提出了五分制的书面考试成绩标准，开始了定量化的教育测量。此后，冯特（Wilhelm Wundt）、卡特尔（J.M.Cattell）、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等进一步发展了教育测量技术并使其走向相对成熟。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评估亦因教育测量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发展，并由美国北中部院校协会首开院校评估之先河。1929年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加剧了学生就业需要与学校课程设置间的矛盾，科学的教育教学评价成为时代必然。在卡纳基基金会的资助下，以“泰勒评价模式”为纲的“教育评价体系”正式得以确立[6]4-6。伴随教育测量和教育评价的一体化推进，美国于1949年成立了协调全国高等院校鉴定工作的国家鉴定委员会（NCA），英国成立了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1964年），日本成立了大学自我评价研究委员会（1979年），法国成立了法国国家评估委员会（1984年），高等教育评估工作在世界主要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不断发展，“高等教育评估的理论研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专门报告、大学评估的自查报告”等逐步问世。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各种委员会主导高等教育评估和大学评价，身处委员会中的专业化知识操作者附带出品闲逸好奇的“学校实力对比”——大学排名的早期形式。可见，在大学排名的历史早期，各类大学排行榜可谓是科学研究的“无目的”的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并非是学者们无目的的大学实力对比（知识生产）产出了“大学排名”，而是以大学评价为核心的知识运用催生了“大学排名”。可见，无论是作为活动的大学排名，还是作为这一活动物化产品的大学排行榜，都是大学评价系列活动及其相应知识操作的衍生物。

然而，由各种委员会所主导的大学评价，其核心目的在于了解大学是否满足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需求，附带帮助投资主体评判不同大学的投资价值。为此，各种委员会往往亦将衍生产出的“大学排名报告”运用于大学评价的侧面参考。出于这种理念的导向，大学排名逐步发展成大学相对评价的依据。越来越多的委员会也逐步意识到，“作为一种相对的大学评价，大学排名的任务是对不同大学价值大小的比较，是对不同大学满足价值主体高等教育需要之程度的比较”[2]I。尤其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大学排名中，大学排名因学者闲逸好奇而生的知识属性不断被弱化；相反，满足高等教育不同主体价值评价需求的“物品”属性逐步萌芽，大学排名由此迎来了“知识属性阶段”向“物品属性阶段”的转变。

（二）物品属性阶段：由信息获取所引发的物品交换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国际化和私有化，社会各界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需求日益高涨。但在客观上，高等教育系统本身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理解，在主观上，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出于象牙塔的传统，刻意与社会保持距离，在主体上，高等教育的许多利益相关者都没有足够的‘资本’直接了解高等教育系统，因此，迫切需要发展使高等教育系统透明化的工具，以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2]1。面对非透明化所造成的“高等教育信息不对称”，如果不加以有效解决，则势必造成各利益相关者在做出高等教育决策时的代理人问题（诸如高等教育信息发布机构基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进行选择性的信息发布等）、道德风险问题（高等学校在办学上、资金使用上的不负责、低效懒散等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诸如利益相关者明显错位的高等教育决策和资源配置等）。

为规避利益相关者的高等教育信息不对称及其由此引发的不利局面，利益相关迫切需要寻求可行的破解之道。显然，因大学评价所衍生的“大学排名”就是其为数不多的绝佳选择。尤其以大学排名为主基调的各类“大学排行榜”，既能有效解决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综合实力及其投入产出效益把控了解的需要，也能有效解决不同高等学校或者同类高等学校进行横向实力对比和短板改进的需要，更能满足社会公众选择性参与高等教育和接受高等教育系统输出的需要。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需要的进一步满足，大学排名作为大学相对评价依据的功用得以进一步凸显，而随着更多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重视，大学排名得以完成从“知识”到“物品”的属性变化。一方面，大学排名机构向外界发布大学排行信息以彰显自身的学术实力；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接收大学排行信息为自身的各类决策所用。进而也就形成了一种以“大学排行信息”为纽带的直接“供需关系”。围绕这种供需关系，作为“大学排行信息供给主体”的排名机构（及其机构内的学者）获得了学术认可和学术声誉，作为“大学排名信息需求主体”的利益相关者获得了自身所需求的信息。排名信息提供主体因学术认可而获得了持续发布大学排行榜的动力，排名信息需求者因得到了自身所需信息而持续输出认可，本质上也就形成了供需主客体间“大学排行榜”与“学术认可（学术声望）”的物物交换。

（三）商品属性阶段：由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商品交易

从市场逻辑看，相对稳定的物物交换必会带来不同物品所有者社会分工的固化。因此，当大学排名供需双方对彼此可用于交换的物品高度认可后，“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精力将不会再重叠用于同一物品的创造和生产；相反，双方均会在更好地使用对方所提供的物品上下功夫。由此也就引发了大学排名这一物品的“用”的问题。按照张应强等人的研究，这种“用”同时包含着“排名者之用”和“使用者之用”[7]。

透过“排名者之用”，排名机构需通过排行榜来获得自己的最大化利益；透过“使用者之用”，利益相关者需要依据排行榜来做出相应的高等教育决策。简言之，“排名机构”通过开发和研制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建设或者购买排名数据库、组织开展大学排名活动来获得商业利益并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政府”依据一些评价结论制定政策、确定重点、分配经费、引导大学办学的方向；“大学”依据一些评价结论调整办学思路、重组组织机构、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公众”需要一份值得信赖且有连续性的参考信息对不同的大学进行比较[4]，进而依据一些评价结论选择报考的学校，或选择捐赠的去处[8]。而随着“排名者之用”和“交换者之用”在大学排名供需双方之间交换上的高度统一，“大学排名”也就在排名者和使用者之间形成了市场交换的统一，“大学排行榜”逐步从“物品”转化为“商品”，由原来的以“学术认可/学术声望”和“大学排行榜”之间的物物交换，转变为透过金钱等一般等价物才能进行的交换，即“排名机构收费+利益相关者付费”的市场逻辑。

至此，大学排名完成了从“知识—物品—商品”的属性转化。这种转化一方面昭示了大学排名在知识属性上的演进成熟，其得以和其他知识经济形态一样建立在知识生产、分配、消费的市场逻辑之上，实现了大学排名知识生产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合目的性和实践转化成功性；另一方面，大学排名知识商品化所不能完全解决的复杂高等教育决策问题，也使其在当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情景中备受挑战，形成既受追捧又饱受诟病的复杂迷思。

三、当下大学排名的迷思：追捧“利己排名”与排斥“利他排名”相夹缠

尽管大学排名已经成为当下名副其实的商业行为，但在根本上，从事这种商业产品生产、运营的群体仍旧以学者为主导。换言之，在大学排名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上，一边是以“学者”为主的“生产经营主体”，一边以“信息供需市场”为平台的“纯粹商品交换”。“作为一种商品，因为大学排名不是公益性事业，而是学术服务性产业，排名机构只要遵守社会责任伦理和商业竞争规则，其通过大学排名来追求商业利益是无可厚非的”[7]；但作为学者，他们是自己道德准则的监护人，并不完全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商业价值而工作。这种商品生产经营主体自身追求和所生产商品价值诉求的非完全统一性，难免造成不同机构、不同群体在大学排名输出上的价值差异、理念差异和排名差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影响较大的大学排名组织约有45家之多[9]。我们认为：在数据采集可靠、来源真实的情况下，每一种排行榜都确实具有本质上的大学评价功用，其差别无非在于评价理念差异主导下的测度方向和测度内容不同。面对如此众多的大学排行榜，利益相关者如何做出科学的信息决策和商品交换选择，无疑是各类大学排行榜真正助益于高等教育建设发展的关键所在。尤其在当今的媒介时代，大学排行榜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高校、社会机构、用人单位、政府部门、学生及其家长等）都产生了“媒介迷思”，陷入排行榜选择的困境，并且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媒介迷思相互激励，形成了具有更强能量的媒介迷思场域[7]，更在不同程度上放大利益相关者在大学排名结果使用上的迷思。

（一）政府无奈化决策的迷思

无论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纯粹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上看，政府对不同高等学校间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给，都需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在这一点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因此，政府作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决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强评价并把评价结果作为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10]。而在现有大学排名的媒介迷思裹挟下，尽管政府也可通过“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高等教育质量检测国家数据平台”等的数据做出教育资源配置决策，但其也难以保障绝对的科学合理，甚至陷入公众质疑或决策错误。故教育行政部门又不得不依据所谓的第三方标准进行教育资源配置考量。这个所谓的第三方面标准，要么是市场上已经生产出来的大学排行榜，要么是购买第三方服务而重新生产的大学排行。面对众多大学排名机构排名结果的不一致，政府要考虑资源配置的参考依据，但同时也会陷入选择依据的困惑。没有任何依据肯定是不科学的，选择那些不科学的依据则更是荒谬的，且在做出选择且依据选择而进行资源配置决策时，“满意”与“非议”定会同时存在，故有关政府部门难免在媒介迷思的裹挟下，陷入不同大学排行榜使用参考上的无奈境地。

（二）高校选择性参与的迷思

大学排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以量化评价为核心而生产出来的商品。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表明“量化评价是存在明显弊端的”，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竞争环境下，量化评价的惯性恐怕难以扭转。作为高等教育内部的核心决策群体，无论是治校的教授群体，还是决策层的学校领导，抑或是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其本质上都是理性的精英群体。因此，我们相信大部分高校面对大学排名都是理性的。但我们同时也认为，高校也有受定量化大学排名的媒介迷思裹挟的非理性决策。面对纷繁多样的大学排行榜，必然有一部分高校能够保持自身的理性坚守，科学统筹学校总体发展；但与此同时，为更好地从外界获取资源支持（诸如开展招生宣传、争取政府资源、获取社会捐赠等），也难免有一部分高校在大学排名上做出非理性的决策，片面追求选用大学排行中的“利己排名”并朝向其中的高权重指标无序扩张。当然，这其中也难免还存在着部分决策人员，或出于提升学校发展自豪感，或出于自身政绩提升需要等，对若干不同的大学排行进行选择性使用；更有甚者，甚至还会直接选择在纯粹学校排名提升上展开“攻关”。诚如《美国新闻》排名的组织者罗伯特·莫尔斯所言，“排名成为一尺标杆，大学校长纷纷以‘我们要提升在《美国新闻》中的排名’为目标，以证明自己的管理能力，或自己的大学更好，他们自己也是个好校长。过去没有大学校长关注这个。因为这些本来只是面向消费者的。”[11]在市场逻辑主导下，高校想在学校内涵实力不变的况下求得排名提升，排行机构和高校之间必会诉诸供需对接而进行更多的市场交换。诸如约请相关排名机构围绕排名上升的可能指标进行专门的咨询改进（如争取校友捐助、发表文章、扩大留学生规模、改变师资结构等等）。与此同时，由于不同排行榜的评价理念和评价指标差异，同一高校在不同排行榜上所处的位置难免存在差异，出于获取政府资源和社会认可的需要，高校势必选择那些自身排名较高的排行榜为己所用（同时对那些自身排名较低的排行榜视而不见），由此也就形成了高校在不同大学排名上的选择性参与。

（三）社会模糊化认同的迷思

基于前述所提的大学排名之用，面对充斥市场的不同大学排名，公众在其固有需求的主导下，定会在大学排名商品交换选择中表现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需求差异。一方面，对于那些期待获得与大学排名相符的毕业生输出、科研成果、技术专利方面的社会公众，以及依据自身实力选择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考生和就业者，其首要考虑的是大学排名的“使用价值”，即大学排名需最大限度地反映大学的实际水平；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与大学密切相关的校友群体和附属机构人员，其更多考虑的是大学排名的“价值”。大学排名提升可一定程度上增进这一群体的自豪感、成就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也使他们愿意在大学排名的商品交换中支付高于使用价值的代价。不同社会公众对大学排名“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支付意愿，催生了社会公众对大学排行“模糊化”认同的特殊态度。诸如近年来各省区以“选调生”为核心的行政储备人才争夺，不同省区选调方案的高校覆盖范围存在明显差异，与“985 工程”高校、“双一流”高校、各主要大学排行榜前列高校间，更多只是一种模糊化的交叉关系；与此同时，华为、阿里、工商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企业的人才招聘上，亦未完全按照坊间的大学排名来进行划分。这些情况均在极大程度上辅证了社会公众对大学排名的模糊化认同，深层折射的是在市场逻辑导引下，大学排名成为商品之后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离差。尤其随着不同主体对不同大学排名的“使用价值”认同的差异，社会公众对大学排名认同的模糊化程度仍将持续加剧。

四、未来大学排行的治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础上的市场调节与行业自律共促

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是高效的、自发的，但同时也是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的。高等教育有其引领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然功用，但单纯的市场资源配置则未必能够完全解决好高等教育本然功用发挥的资源优化配置。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利益博弈时代的大学是一个由政府、大学、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各主体都拥有评价的话语权”[12]。为此，利益博弈时代的大学排名治理，既需要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上重塑大学排名市场逻辑，同时还需要行业自律自觉的排名专业化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统筹发力。

（一）以政府调节为基础，加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市场的调节属于事后调节。如果纯粹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大学排名治理，则极易出现明显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再通过高等教育系统知识操作周期性的进一步强化，势必极大削弱大学排名的治理效能和治理实效。因此，大学排名的乱象治理，除了要让市场在大学排名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外，还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高等教育治理宏观角度统筹发力，实现大学排名治理的事前干预（诸如取缔一些不规范、不合理、不透明、不准确、不科学的大学排名，实行排名机构资格准入制度，建立排名结果发布前的资格审查制度等[13]）。但政府在大学排名上的宏观调控上也不应无限作为，应“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完善教育政策决策、执行、评估机制，提高政策制定科学性”[14]。前述提到，大学排名之所以陷入追捧与诟病同在的迷思，与政府在大学排名结果使用上的行政手段过强密切相关。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近年来各领域愈演愈烈的片面将各种排名结果当作资源配置依据的导向，也是大学排名受到非理性追捧的重要肇因。从这个意义上，随着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政府不再将大学排名结果与大学资源投入直接挂钩时，高等学校对大学排名的关注势必趋于理性。而祛除了大学排行榜的价值泡沫之后，大学排行必然更多回归其评价属性，从而形成更加科学、客观的大学评价，既可以为政府的大学治理提供参考，也可以为高等学校的横向比较、短板改进提供方向，更可以为社会公众对大学各类信息的获取提供支撑。

（二）以市场规律为核心，强化市场在大学排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作用

既然当下的大学排行榜具备了商品的基本属性，且大学排名这一社会活动符合了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社会分工协作的市场本义，那么对大学排名的治理，核心就在于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大学排名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作用。换言之，在市场规律的作用面前，大学排行榜这一商品能否高效流通，其固有价值上所产生的使用价值能否更大化，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上的价格究竟如何确定，这些都需交由市场来决定，由市场的供需来进行调节。在纯粹的市场规律面前，大学排名这一商品的价格增值最终来源于进行这一排名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故只有那些理念正确、指标科学、数据真实、测度精确、评价客观的大学排名，方才需要耗费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才应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来进行交易。如此一来，举凡那些让政府无奈选择的、让高校选择参与的、让社会模糊认同的大学排名，其必会因需求的减少而降低价格，进而无法进行持续生产而最终退出市场；相反，那些专业水准高、科学性强的大学排名，则会因更大程度的政府认可、大学认同和社会赞誉而获得更高的价格增长，实现排名主体的多重获益，并为“高校对自身办学短板的改进、政府对高校资源投入的参考、公众对高等教育参与的选择判别”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最终回归大学排行对高等教育系统科学评价的本义，从而实现大学排名的真正治理。

（三）以行业自律为基础，提升各类大学排名机构的专业评价水准及其能力

众所周知，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价值既定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则是由供需关系来决定的。在既定供需面前，大学排行榜本身的价值是由大学排行榜的质量来决定的。可以说，在大学排行榜这一商品的生产和交易上，“用知识创造价值”和“生产更好的知识”从来就不是一对矛盾。各类大学排行机构通过大学排行榜的输出，在市场上换取必要的价值，其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只有当这种大学排行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中背离了知识生产的本意、背离了大学评价的客观标准，形成了背离评价初衷的利益交换时候，大学排行榜才成为了诟病的话题。而大学排行毕竟属于专业的知识操作范畴，其背后离不开专业化机构和专业化人员的支撑。因此，提升各类大学排行机构的专业评价能力和评价伦理，在尊重大学排名商品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还原排名的知识性、公共性[15]以及对高等教育的诊断、导向和监督作用[16]，澄清目标用户群体不合理的高等教育要求[2]I，更好发挥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高等教育管理的功能，方为行业自律背景下大学排名更好地服务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路径所在。

最后，我们认为：大学评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但大学排名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如果说大学评价是学者闲逸好奇心驱使下的学术追求，那么大学排名则是一个充斥着商品属性，以需求而生的学术商品生产。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排行的市场行为和商品属性是不可避免的，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且不可逆转的，但政府、高校、社会对大学排行结果的理性使用，是必须予以追求和长期坚持的，任一主体对大学排名的异化理解、异化使用和异化追求，最终伤害的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损耗的都是我国的高等教育竞争力和国家整体实力。需要清醒看到，我国高校近年在世界相关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提升，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全球影响力提升进步的结果，也暗含部分排行对“非理性”高校盲目追求排名的曲意迎合。“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我国高校的办学根本”[17]。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还是其他排行榜，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评价体系都无法覆盖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发展目标”[17]。因此，我们既不能陷入国外大学排名的迷信中，也不能陷入国内大学排名的迷思中。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可以参考，无序混乱的大学排名需要治理。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础上，保持坚定的高等教育战略定力[18]，通过政府调控引导和行业优化自律，让大学排行更多回归大学评价的理性，实实在在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将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大学排名治理的要义所在。我们期待一个更加科学、客观的大学排名；我们也坚信一个更加科学、客观的大学排名时代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