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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全球以来，几乎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日常教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一些大学陷入了财政危机，而另一些大学的经营状况却达到空前佳境。2021 财年，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为34%，其基金规模增长至创纪录的532 亿美元，而老对手耶鲁大学基金收益率更是高达40%。麻省理工、杜克、布朗等大学的基金规模略小，但都实现了50%以上的收益。公立名校表现也相当不俗，加州大学系统和明尼苏达大学分别实现了29%和49%的收益。这些大学凭借专业投资团队，从世界的动荡中获得了惊人财富。这些资金将被用于学生助学金、教师工资、设备更新和学术研究上。如哈佛大学全年三分之一以上的运营预算约20 亿美元直接来自基金收益，本科生助学金预算将增加138%。普林斯顿大学正在校园中心大兴土木，崭新的艺术博物馆将以原有旧建筑为基础扩建两倍。

除了捐赠基金大丰收，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也连年上涨，这却没有影响每年报名人数的持续增长。促使大学富者愈富、学费愈贵的原因，不仅在于金融上的成功，更在于大学品牌运营的正反馈。品牌效应与基金实力，两者珠联璧合，不断拉开世界一流大学与其他大学之间的距离。

大学原本是千姿百态的，为了使大学复杂的品牌特征便于量化处理，“大学排名”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所扎根当地、自给自足的大学本无所谓排名。然而，当它需要从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等诸多外部渠道获取竞争性资源时，即使最粗糙的排名也能发挥巨大的效用。有了大学排名，大学就好像公司实现了上市，具有了易于识别、广泛公认且量化浮动的“市值”。排名联系起了各不相同的利益相关方：学生家长能够有把握地进行超远距离的教育消费，大学管理层千头万绪的经营工作得到了量化表征，每一位教师、每一项教学与科研工作对大学的声誉影响都能被置于统一刻度下进行评价。排名使大学走入社会和市场，使外行能够轻易辨别大学的优劣高下。大学一旦加入全球排名，便能脱离本土走向世界舞台。

全球排名构成的声誉体系是个能够自行运转、加速、扩张的市场，它与美式高教体制完美适配，包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生的自主选择、昂贵的学费与高额的助学金、公司化的董事会经营架构、教育的服务产业化、学生的消费者化等。凭借雄厚的财力和领先的位次，世界一流大学得以在全球性的人才、知识与财富的流通市场中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通过全球分校（合办校）、硕士项目扩招、暑期学校和各类短期交流项目，名校还能将品牌价值进一步变现。

可是，无限繁荣的背后是名利的深渊。排名成立的前提是要在不同大学之间构建一种虚拟等价性，沉迷于此道的大学会失去方向。对熟悉高等教育的人士而言，排名过于抽象，甚至脱离实际。有案例显示，在不触及办学实质的情况下仍可通过许多手段提升排名。有学者批评美国大学对“奢侈品式的品牌运营上瘾”。当外界只看重大学文凭的符号效应，而大学受制于外部评价，一门心思打造自己的品牌和名次，那么教书育人、探究真知、造福当地等实实在在的工作就会遭到忽略和牺牲。

对全球排名带来的异化做出清醒认识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这套现代体系为头部大学带来的汲取社会资源的巨大能量。中国一流大学的财政来源、声誉形成和质量竞争机制与上述金融化、市场导向的运营模式很不相同。中国现代大学如何更好地“嵌入”中国社会？如何从不同渠道获取更充分和全面的支持，同时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引领未来？“世界一流”并不能通过对标个别大学来实现。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当是一项系统工程，意味着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