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其平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问题的提出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稳定的生活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生存状态，而稳定也自然而然被视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特征[1]。正所谓稳定优于流动，扎根优于流浪[2],秩序的可靠和坚固，是人类自由力量的典型产物和结合[3]。费孝通先生曾言，从基层审视，中国乡村是乡土性的[4]。换而言之，乡土性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性和基本特质，其典型特征呈现为社会空间的地方性、社会关系的熟悉性，以及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

具体而言，社会空间的地方性意味着乡村社会是一个具体和充满意义的地方性空间，其蕴含着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觉，并产生和规约着社会主体的情感、记忆和归属感；社会关系的熟悉性意味着依靠地方空间中的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关系占据社会生活圈子的主要层面；而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昭示着村落社会的人口、信息及资源等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可以说，三者相互关联、相互融通构成了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独特的生活机理和治理模式的社会基础。

我们置身新世界，需要新的理解[5]。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及信息化推动了并将持续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导致乡村社会的“乡土性格”和“乡土基因”日渐淡化，乡村生活的主体多元化、生活空间的异质化及生活实践的流动性日渐凸显。正如卡斯特所言: “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5]

但需警醒的是，治理路径与特定的治理情景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在地化的静态治理，适应的是低流动性、确定性的静态社会；而乡村社会的流动特质带来了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这对建立在传统相对静态和稳定基础之上的乡村治理路径提出了全面挑战。鉴于此，为回应上述问题，结合社会学研究的新流动范式，本文提出流动性治理作为观察和理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新范式，尝试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这既是新时代提升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全面认识乡村社会变化的迫切之需。

二、新流动范式的透视棱镜

20世纪90年代，流动及流动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表象之一，诸多学者提出并论述了各种各样的流动性隐喻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尝试将流动性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中[6]。其中，英国社会学扛鼎之人厄里修正了以往社会科学研究的静态性和边界性，将社会本身放置于移动性和流动性的时空本体中讨论，提出了新流动范式，但这一范式是否适用于社会治理范式的创新研究，仍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读。为此，需要从追溯有关流动性研究的哲学思想和流动理论入手，辨析新流动范式与传统研究范式的差异性，理解新流动范式的本质内涵，进而确定流动性治理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一)新流动范式的内涵

社会学早已解读了各类流动现象的客观特征和趋势，但流动性成为一个专门化概念和研究领域却是最近才受到关注。确切地说，流动的实践展示了社会主体如何体验世界、书写世界和感知世界，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行动和驱动，塑造有意义的空间和空间叙事方式[7]。进言之，流动性研究经历了社会流动性和空间流动性、量化和质性之间的摇摆[8]。有关流动的哲学思考表明，流动实践存在的社会关系是新流动范式得以成立的社会基础，其所关联的社会特性和结构特性决定了新流动范式的基本特征。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流动实践作为嵌入空间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中的基本实践，意味着流动及流动性更能体现出社会的空间性和变迁性。

流动一直是地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但地理学往往关注地理空间的横向扩展和动态演化，而社会学则主要关注社会人口的横向延展和纵向流动。因此，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分割性的空间存在。简而言之，传统研究范式因忽视地理空间的社会性和流动性、社会空间的能动性和社会性，导致流动性话语实践被隐匿于静态的社会结构中。鉴于此，传统地理学和社会学往往将稳定性看作积极、正常有价值的状态，而将变化、移动等视为非常态和失序加以“唾弃”[9]，但是新流动范式将这种行动者的网络结构“转译”并整合为对流动性本身的解读。学者阿迪从流动和空间互构的维度指出，地理空间的流动产生了新的流动形式和流动实践，而社会空间的流动塑造了个人流动的社会资本，流动性不仅是一种连接人、物和地方，传达意义、反抗专制政权的方式，更是一种接触和理解世界的方式[9]。概而言之，新流动范式关注流动现象的发生方式、规律、结果和时空效率、效益，也关注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验、实践、差异性和多重社会关系[6]，主要探讨空间流动及其对个体、社会产生的意义，以及个体、群体在流动前后所彰显的变化。

后现代性预言家鲍曼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世界是流动的世界，人们在流动的世界中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并体验着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恐惧。可以说，普遍存在的流动催促着社会由“社会性的社会”向“流动性的社会”转变[10]，并使流动性与“个体性、理性、平等和全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11]。事实上，厄里曾以“平行线”与“相交线”诠释了新流动范式与传统流动范式之间的差异，敏锐指出前者以“平行线”为主，后者则以“相交线”为主[8]。如今，新流动范式日渐成为社会学研究遵循的重要范式，与关注静态的社会事实不同，其致力于在新经验条件下理解流动的社会性、空间性和关系性，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相辅相成

传统研究范式往往关注地方场域中的地理流动及其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和空间秩序，注重社会的地方性及社会主体的地方感。新流动范式则将流动纳入到地方与无地方的辩证关系中，即无地方的扩张和地方的抵抗是相一致的。事实上，地理流动隐喻着社会流动，能有效影射社会权力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通常意义而言，只有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个体，才有更多的跨越空间流动的机会；而个体在地理空间频繁流动又能增加其接触不同人群的机会，为个体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同时，社会流动昭示着地理流动。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往往是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暗指阶层之间的流动，但新流动范式将流动置于社会空间中思考。个体流动是一种社会空间流动，而地理流动本质上是社会空间实践，其通过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个体移动的社会价值，内化为社会的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为此，剥夺个体的流动机会和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对权利的剥夺。循此思之，赋予更多的流动机会和能力也是一种赋权。

2.时空维系社会连续性和持久性

新流动范式指出，时空的关联与变化展示了社会不同阶段的演变和运行过程。也即是说，任何现象和问题，只有明确其时空位置之后，才能对其具体属性和发展趋向进行定位。在这种时空流动脉络中，“无时之时”和“流动空间”联结塑造的时空情景、时空规则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其中，“无时之时”体现的是时间与社会的无缝连接，时间处在流动性、碎片化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中。“流动空间”体现的是孕育在地方空间中的场所精神和共同体在流动性状态下的社会化过程，空间处于地方性和地方感、场所性和场域性的相互交融之中。总体而言，新流动发范式强调“无时之时”的空间性、中间性，与空间的社会性、时间性互为对应，时间的空间性是对空间社会性的投射，时间的中间性是对社会空间性的反衬。这种时空交替演化保证了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3.人的流动与“物”的流动的相互统一

新流动范式秉承社会生活不是独立于“物”的纯粹社会场域，一切流动必须依附于不流动的社会系统。诸如，依托飞机进行的人流和物流，依托网络场域进行的信息流、数字流和资本流都离不开固定的不流动系统(地方性的飞机场、移动性的智能手机)。但社会生活本身的构成是异质的，这些异质当然也包括“物”，如那些直接或间接促进或阻碍人、物、信息等流动的物理性和技术性因素[8]。而事实上，人与物之间有着复杂的相关性，“物”本身可以移动，“物”的流动助“人”移动，也移动其他“物”，有些“物”的流动意味着作为个体的非流动，或个体流动与物的流动同时进行。这种理解延伸了社会变化的内涵与外延，意味着新流动范式中的流动意蕴既包括物质空间的流动，又包括社会空间的流动。

4.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相互统一

传统研究范式往往关注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和关系性，虽其涉及社会流动性议题，但这种流动性并非关切秩序的社会性和空间性。而新流动范式则认为，流动不仅增加了不确定性存在的空间基础，也瓦解了确定性存在的社会基础，并使更多的确定性在时空流动机制中转换为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以往稳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皆因主体的流动而变得易碎，成为一种潜在的风险因素“黏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一样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确定的社会事实。于不确定性而言，流动影响了不确定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反过来，不确定性的生活感知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的生产与再生产。所以，不确定性必然是一种确定性的社会事实，一经形成便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因此，必须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相互融合中分析社会现象。

(二)新流动范式的适用性论证

新流动范式为解读流动语境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经由新流动范式，我们既能把握乡村社会流动的关系性和动态性，又能审视乡村问题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在帮助我们描述乡村社会流动表征、流动实践和流动困境，继而探寻其流动性治理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从乡村社会的实践维度审视

乡村社会日渐以流动形式呈现，并以流动形式存在与发展。其一，地理流动扩展促进了社会流动的延伸。当前中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和网络社会崛起，城乡面貌和城乡关系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城市而言，旧城更新和城市新区建设使城市面积和数量不断增多，各种城市圈和都市圈日渐崛起；于乡村而言，“合村并居”“撤村并居”使其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发生了深刻变化；于城乡关系而言，城乡关系逐渐由传统意义上的供给向融合迈进。毫不夸张地说，乡村社会被赋予更多动态的、关系化的内涵。但地理空间流动只是乡村流动的表层，建立在地理空间基础上的社会空间流动才是乡村流动的本质。其二，流动空间成为支配乡村社会的重要空间逻辑。流动时代，“我们社会的功能和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的，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5]。流动使一切所谓的“权威”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去中心化”的趋势引领乡村社会。对农民生活世界而言，例行化的生活开启了从“在场性”向“缺场性”、从“稳固性”向“流动性”、从“整体性”向“碎片性”、从“确定性”向“不确定性”的全方位“时空转向”[12]。也即是说，农民生活经由流动空间日渐呈现“脱域化”特征。所谓“脱域”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3]。换言之，流动空间通过网络将乡村流向不同的各种流动要素相互关联起来，实现流动的循环；而新的要素的加入，便会形成新的空间形态并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村民的社会关系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域空间中，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流动空间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新社会关系的生产。

2.从乡村社会的治理困境而言

乡村治理困境日渐以流动形式呈现，并以流动的形式存在与发展。其一，乡村社会的矛盾日益突破传统地域空间边界的束缚。一般意义而言，自然历史形成的村落，其人文空间与自然空间和谐地叠合在一起，个体生活空间是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互相嵌入与融合而成的空间复合体。但人口的流动及社会陌生化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异质性与复杂性日渐凸显。为此，借助人口、信息、资本流动，矛盾的生成与扩展也不再局限于地方空间，更多的冲突和矛盾不仅源于外部空间的介入，且越来越多通过网络空间呈现出来。其二，稳定的社会秩序因高速流动而渐趋模糊化，无序成为常态而有序成为例外。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具有内生与外在两个生成维度。与此相应，社会秩序也包括建构性秩序与内生性秩序。社会秩序，简单说即“社会得以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哈耶克依据社会理论的知识论基础，把社会秩序类分为生成性的和建构性的两种，前者是指“自生自发的秩序”，也即“地方性知识”，而后者则是指“人造的秩序”。而在流动语境中，流动昭示着社会分化、变迁与改革成为常态，这解构了传统稳定空间状态塑造的“本体性安全”，增加了日常生活的“存在性焦虑”。也即是说，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开始分化，乡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文化结构均发生了系统性变革，新序与旧序、失序与增序在同一时空场域中并存，因流动而产生的信任缺失感、认同分化感在日常生活中日渐弥散。

三、流动性治理：乡村社会治理新维度

社会治理的变革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涵盖治理单元、价值导向、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结构等多个方面的转换[14]。乡村社会的流动及流动的乡村生活消解了地域性治理模式的社会基础，使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理念、治理工具和治理方式显得捉襟见肘。由是言之，面对乡村社会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治理基础的流动性变化，必须适时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流动转向。

(一)流动性治理的内涵

概述流动性治理的内涵前，须了解治理的流动和流动的治理这两个既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的学术概念。首先，治理的流动表明治理既是以地方空间为基础的治理，又是包含流动空间基础的治理，超越传统治理的地域边界和社会边界。其次，流动的治理强调治理本身所包含的治理要素、治理资源和治理主体都是一种流动性存在，聚焦整个治理实践的流动性和移动性。

如前所述，时间性和空间性不仅是流动性的两个基本维度，也是充分展示流动的社会性和多样性的关键维度。确切地说，所有重要的社会变迁最终都是人类经验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变迁。换而言之，社会流动意味着社会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情景中的变动，时空展示了社会不同阶段的演变和运行过程。而事实上，流动性增强也就体现在穿越距离所用的时间大大减少，以及地方中的社会关系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进入全球体系中再联结[15]。

由此思之，治理的本质也即是治理主体将治理方式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作用于治理对象的过程。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常常依据自然节律从事农业生产，并形成具有地方特性的时间观。这种时间是具体的、特殊的、模糊的、稳定的，且与场所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自然节律是循环往复的，人们根据四季的变化过着年复一年的重复性生活，于是其时间观具有可逆性特征。然而工业社会的到来使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中，人的生命运动则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在很大程度上为机器运动节律所支配”[16]。或曰，现代时间通过钟表的精确计时将地方时间统一起来，它“是一种尺度单一、价值单一的线性不可逆时间”[17]。由此审视，流动一定是建立在时空基础上的流动，不存在脱离时空流动的社会流动。在这种时空再生产中，时间与空间的整体性逻辑也实现了动态性变化，也即是说，时空的变化是流动性治理生成、维持和流变的根基。

总体而言，流动性治理是因应乡村流动实践建立的新治理模式，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实践反思与适度重构。从理论经验层面说，流动性治理即是以流动性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方式，更是以流动为治理工具的治理模式。其赋予乡村地域以全面的流动属性，不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否定和遗弃，而是对传统治理模式在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场域方面的继承、拓展与超越。从变革实践层面讲，流动性治理涉及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过程的互动化、治理能力的应急性、治理政策的包容性、治理手段的灵活性，以及治理场域的网络性。其强调以下五个方面的取向转变。

1.治理主体变为多地域主体

地域生活的离散性要求我们在地域治理中发展多元的地方认识，强调多元并存的治理主体格局[14]。流动性治理注重治理过程中行动主体的在地化和行动者的异地化，既注重乡村的内生性力量，又把握其外生性力量。传统乡村治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治理的资源往往强调以在地化为主，但因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的支配，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治理资源的缺场性日益凸显，瓦解了传统立足在场空间的乡村治理模式。正因如此，流动性治理通过流动空间将复杂治理转换为简约治理，通过链接乡村社会的内外(村域、乡域和县域等不同层次)资源，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流动资源和个人资源，实现多地域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增加乡村社会治理的治理韧性、黏性和弹性。

2.治理权力转变为流动权力

权力是实施乡村治理的重要推动力和整合力。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权力往往是集中于地域性空间中的在地化权力，但随着乡土社会的乡村性解体、流动性增强，地方空间的主导性地位日渐被流动空间所占据。在这一过程中，流动空间也消解建立在地方基础上的政治权力，并形塑了新的空间性权力组织模式和运作模式。具体来说，传统社会治理中，地方性的社会组织构成了经济、政治和权力，构成了治理权力的基础，但随着社会会流动性实践的持续增强，任何一个地方都在无形中受到流动空间的支配。如今，各种信息、技术和知识构成了乡村治理的权力属性，并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地方空间权力的配置模式。

3.治理资源转向空间性资源

传统社会治理过程中，空间往往被认为是治理的“容器”和“背景”，只关注乡村的地理空间和物质空间。更进一步讲，只注重乡村空间的静态性与物质性，忽视空间的能动性与社会性。事实上，空间本身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不仅是衡量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承载人类社会的基本场域，更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工具。同时，在流动时代，无论是资源流动还是生活流动，必然都是基于一定空间的流动。这也表明，空间不仅是衡量社会流动的基础，也是开展治理的工具和资源，这在流动时代更为重要。在流动时代，面对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社会运行模式，评估乡村治理需要发挥乡村空间的社会性与能动性优势，秉承主体间流动的差异原则，构建多维场域的空间治理结构。

4.治理场域为双重空间并存

缺场空间来源于在场空间又超越在场空间，是对在场空间的延伸与拓展。与传统地域空间相比，在互联网场域的深度嵌入下，缺场空间的流动更具有普遍性与实践性。个体通过各种独立网络场域实现了“缺场的在场”和“在场的缺场”。这里“缺场的在场”是指以往在场面对面的存在已显得不再重要，个体借助各种网络场域能够通过视频等实现远距离非面对的在场，实现了身体缺席的在场。而“在场的缺场”是指个体被网络场域过度嵌入，即便在同一个物理空间或者地理空间中，个体也能畅游在无限的地域空间中，实现了身体在场的缺席。流动性治理不仅将治理的场域投射在传统的在场空间之中，同时也兼顾了流动空间，而且更为关注缺场空间对在场空间的影响，以及在场空间对缺场空间的影响。可以说，流动性治理始终以在场地方空间为基础，并整合缺场流动空间的流动要素，塑造在场地方空间与缺场流动空间相耦合的治理模式。

5.治理取向向变动性的转变

新流动范式从本体论上将世界看作是不断变化的，强调社会的流动以及去结构化和去差异化。从治理效果讲，稳定取向和变动取向是衡量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是否具有稳定性与灵活性的重要维度。基于稳定取向的乡村治理往往注重治理逻辑的封闭性和场域性，有效维护了地域共同体的稳定性、有序性和整体性，因此以场域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往往呈现出稳定性取向。而流动性治理则注重治理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强调将弹性思维融入其中，通过充分吸纳和整合不同地域空间中的资源来实现有效的治理，以此呈现富有弹性的治理结构，进而产生灵活的治理机制调整方式。可见，流动性治理的实践形态是随着场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变动贯穿于流动性治理结构，具有相对的行动适应性、延展性和实践自主性。

(二)流动性治理的价值优势

人类社会已经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之中，传统乡村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但所使用的乡村治理模式却无法适应流动时代的乡村治理要求，甚至是与流动时代中诸多的社会现象相冲突。总体而言，流动性治理范式作为推动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具有传统治理模式无法比拟的价值优势。

1.兼顾治理的在场性和脱域性

在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度介入下，如何实现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的联合是非常重要的。人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又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基于新流动范式，地方空间的主要特性是在场性，也即是人在地理空间中的存在，而流动空间的主要特性是脱域性。事实上，目前诸多乡村实践与乡村生活呈现的是在场性与脱域性之间的相互交织。具体而言，借助于流动空间，当前村民的交往很大程度上已不在地方空间内，即个体社会活力的呈现已经不限于特定社区之内，同时乡村的资源整合也不拘泥于本地社会。传统治理因忽视了流动空间，难以有效整合“在场—脱域”两种维度。而流动性治理拓展了治理的场域，实现了治理主体缺场的在场。或曰，实现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融合统一。

2.兼顾治理的常态性和应急性

基层社会治理包含常态性治理和应急性治理两种形态。其中，常态性治理是最为常见的模式，而应急性治理则是考验乡村治理的非常态模式。但是目前的相关治理模式更多的是聚焦于常态性治理模式，对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应急性治理审视不足。在当今充满动荡又相互关联的世界，在人口、信息、资本等流动的乡村，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成为乡村社会面临的事实。比如，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便是人类在流动时代生活面对的一种不确定的深刻体现，而封城、隔离等措施本质上也是为了减少流动可能带来的潜在不确定性，且从全球来看，以邻为壑、地域歧视也再一次凸显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性。而流动性治理能有效弥合“实然存在”和“应然消除”之间的裂缝，其既着眼于宏观的社会不确定性，又深刻阐释微观的社会生活风险；既有利于乡村社会时刻处于防患于未然之状态，又能随时依据社会的变化适时调整系统要素，进而增强乡村社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3.兼顾治理的秩序性和活力性

对活力的讨论，本质来源于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认知和追求。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推进中，乡村社会从相对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转换，虽释放了乡村社会的活力，但也消解了传统稳定的空间秩序。为此，要实现治理有效，就需要在秩序与活力之间维系恰当的张力，而非以此害彼，要以良好的秩序激发活力，以蓬勃的活力促进有序。也即是说，乡村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的。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传统乡村治理的不足，只能使社会按下“暂停键”，踩下“急刹车”防治疫情蔓延，如各个乡村的“断路”行为；而在疫情初步好转情境下，又需重新按下“重启键”，重新恢复社会的流动性，使经济社会秩序回归常态。这种相对分裂的治理模式割裂了乡村秩序与活力相互协调的事实。而流动性治理能充分实现主体之间、主客之间双向互动，通过将乡村治理主体和乡村治理对象之间、乡村治理主体与社会性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衔接，能正确处理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保持乡村秩序与乡村活力的动态平衡。

4.统一治理的行政性和市场性

政治逻辑强调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属性，市场逻辑强调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和资本属性。乡村治理实践糅合了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但行政逻辑与市场逻辑并不总是稳定结合并达成均衡。实际上，乡村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的多元共治行为，但随着多元治理及治理共同体时代的到来，政府主导的多元治理逻辑却依然停留在一种行政化的科层制状态，没有真正实现治理逻辑的现代转换，结果出现制度设计合理而实际运行失当的尴尬局面。目前，乡村治理中的基层部门和社会力量虽然为治理提供了很多公共服务与设施，但是这些治理资源和社会服务并未有效发挥应有的效用，原因主要是行政化与市场化没有在多元共治过程中通过制度化的政策设计和生活化的治理实践而有机融合。而流动性治理能较为科学地在实践中找到两者融合的切面，将行政化逻辑与市场化逻辑、制度理性与社会常情有机结合。

5.统一治理的互动性和灵活性

流动性治理的互动性体现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鼓励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并创新机制引导市场力量积极融入社会治理这一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换而言之，强调治理过程中的互动性而非传统的强制性，不仅可以充分听取乡村居民的意见，调动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还有利于培养乡村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与社区情感。流动性治理的灵活性则呈现为以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治理主体，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手段与方式，不受条条框框的形式制约，在坚定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政策框架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地方性、主体性和群众的需求，不搞千篇一律，主张灵活性地因地制宜。流动性治理通过治理手段的微创新实现对治理规则的灵活运用，非常具有社会想象力，非常接地气，在毫不乏原则性与制度性的同时，亦能规避行政化可能导致的刻板性。

四、结语与思考

(一)结语

国家体制下沉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共同塑造着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如何通过研究乡村社会重组与乡村治理体制转型，共同塑造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是新时代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结合社会学研究的新流动范式，在剖解乡村社会日渐陌生及流动的基础上，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首先，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是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因素影响下从封闭稳定状态向流动易变转变的过程。其次，流动性治理注重乡村社会的空间维度及治理的流动性。任何治理模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空间之上，并且作用于一定的空间场域，并通过一定的空间场域呈现治理效果。流动性治理需要兼具在场空间和流动空间两种空间模式，并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融合，以此实现不同空间治理模式的有机统一。

(二)思考

乡村社会变迁是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不断建构与完善的动态过程。随着现代化的程序推进，如何面对乡村出现的诸多新问题与新现象，应探寻怎样的治理之道，事关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和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在秉承流动性治理的基础上，还应注重以下两个层面。首先，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矛盾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基础。应正确认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乡村社会日渐受城市、全球化的影响，流动空间强化了乡村内外的联系，也必将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其次，激活农民的主体性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和根本。如何维护乡村秩序的稳定与乡村社会活力之间的有效平衡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的社会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仍以其强大的惯性影响着农民对自身的认知。乡村社会治理应着力培育农民善于理解、善于应对变化，乐于迎接陌生，勇于面对不确定性的崭新精神面貌，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