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怀岸

湘西王陈渠珍乃一介武夫，却著有一部传世之书，叫作《艽野尘梦》。当然，说它是一本传世之书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愿景，至于它能否真正“传世”下去，还得经受严酷而漫长的时间检验，现在无从断言。这本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甫一出版，就得到著名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极力推荐，称之为“人奇、事奇、文奇”的三奇之书，几十年来虽也曾有过几次再版，但那区区几千册的印量投入庞大而杂乱的市场，就像几粒石子丢进大海一样泛不起一点的漪涟，它的命运就如同它的著者陈渠珍这个人一样，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云里，很少再有人记起或者谈论。就算偶尔有人提及，哪怕是有名之人，那也不过像沼泽地里“咕咕”冒出的一两个气泡，在广漠的旷野里连只过路的鸟儿也听不到。我之所以希望它是一本传世之作，是因为此书中记录了我曾祖父的行状。尽管曾祖父的名字只在此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页出现，只有总共不到二三百字的描述，却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记录曾祖父最真实、最生动也是最可信的文字。我从未见过曾祖父，因为年龄悬殊太大——我们的出生年月相差了近百年，注定我们缘悭一面。因此我希望《艽野尘梦》能够流芳百世，那样再过一百年或者一千年，我的后人也能像我现在一样从这本书里读到他们祖先的事迹，了解到我们家族的先人也曾经活生生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而不是神龛上面目模糊、一副冷冰冰神态的祖宗相片。再说相片这类东西不可能保存百年千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腐蚀得一碰就掉渣，哪能跟鲜活的文字记录相比？自然也更无法像文字那样持久不朽。更何况，我们家的神龛上并没有这样一张相片供奉着。我们这一辈家族中的所有人都没有见过曾祖父的相貌，他长什么样儿，他的神态和气息，我们都无从得知。

在《艽野尘梦》一书的最末一页，陈渠珍写道：

知邻居有董禹麓君，湘西永顺人，久游秦中，任某中学校长，又兼督署一等副官。为人慷爽好义，同乡多敬仰之。余次日过访，未遇。晤其同居张慕君，为历阳人，与之谈，尤亲洽。未几禹麓归，延至厅中坐。禹麓沉默寡言笑，学通中西，质直无文，余甚敬之。自后，时与慕君过从。禹麓事繁，亦不及再晤矣。……余抚（西原）尸号哭，几经皆绝。强起，检视囊中，仅存票钱一千五百文矣，陈尸榻上，何以为殓，不犹伤心大哭，继念穷途如此，典卖已空，草草装殓，费亦不少。此间熟识者，惟董禹麓君颇慷慨。姑往告之。时东方渐白，即开门出，见天犹未晓。念此去殊孟浪，又转身回。见西原瞑然长睡，痛彻肺腑。又大哭。移时，天已明，急趋禹麓家。挝门甚久，一人出开门，即禹麓也。见余仓皇至，邀入坐。“君来何早？”余嗫嗫久之，始以实告。禹麓惊问曰：“君余若何？”余犹饰词告之曰：“止存钱五串耳。”禹麓蹙然曰：“似此，将奈何？”略一沉思，即起身入内。有顷，携银一包授余，曰：“此约有二三十金，可持归为丧葬费。”又呼其内戚罗渊波，为余襄理丧事。余亦不及言谢，偕渊波匆匆回，渊波途中告余曰：“禹麓实一钱莫名。兹所赠者，乃其族弟某服羊寄存之物也。”余唯唯，亦不知如何言謝……

这段话是记述他从西藏历经千辛万苦逃出来流落西安时的境遇。看过《艽野尘梦》一书的读者都知道，辛亥革命后陈渠珍带领一百一十五名湘黔籍官兵返回中原，被叛军一路追杀，误入绛通大沙漠，过通天河，经柴达木盆地，断粮七月余，茹毛饮血，到达兰州（一说西宁）时仅剩七人活命，包括他自己和藏女情人西原。至西安，身无分文，数月后，西原染病殒命，无钱殓葬，曾祖父董雨麓慷慨赠银三十七两，他才得以体面安葬一生最挚爱的女人于大雁塔附近荒野。不得不佩服陈渠珍这个武夫是个真儒将，一手好文笔，寥寥数语不仅写出了自己的凄惨无助求告无门的困顿，也把曾祖父董雨麓沉默寡言和慷慨侠义、乐善好施的性格写活了。仅凭这段文字，我觉得曾祖父当年赠他三十七两白银就不亏矣！当然，曾祖父跟陈渠珍的交集这才刚刚开始，此后他们还有多次相见和合作，陈渠珍能创造出很长一段时间内海清河晏欣欣向荣的新湘西，可以说有我曾祖父的功劳。曾祖父后来命运的大转折，也可以说与陈渠珍有着很大的牵连。

曾祖父姓董，名明铭，字雨麓，亦作禹麓或玉楼。1876年，即清光绪二年，出生于湘西永顺县列夕镇。这里所说的镇是现在的行政区域名称，清朝没有设置镇一级的行政机构，那时的列夕大约只是一个保。但那时的列夕已是个繁华的集镇，这是确凿无疑的。此地地处酉水河与猛洞河交汇的岬角之上，是一个大码头，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至少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桐油、生漆、五倍子等货物皆要由此地老码头上船，进沅水，下洞庭，入长江，物流畅通，商业繁荣。据《辰州府志》记载，同治年间列夕已达二千左右人口，商行林立，店铺满街，形成了一个较大的集镇。列夕旧时的繁荣还可以找出一个佐证，即曾祖父出生半世纪之后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湖南省划分了十个行政督察区，永顺属第八区，全县设两个镇十九个乡，这两个镇就是县城所在地灵溪镇和列夕镇。我们董家是开商号的大富户，整条街上百家商号铺面大多数是我们董家人的，老码头河面上的货船一半以上也是我们董家的。那时我们董家富到什么程度，是否日进斗金，现已不可考，但也不是无据可查，光绪元年重修的董氏祠堂一直到百年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依然是列夕镇上最宏伟的建筑，这是我曾亲眼见过的。董雨麓的父亲叫董光辅，我们这一辈人要叫他老太爷，是族里辈分最高又是能力最强之人，他既是族长，也是所有家族商行的总坨主。董雨麓后来能四处求学、出洋留学，跟家里的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我小时候听老辈人说过董雨麓的故事，他出生时并无异象，但出生后却与众不同，表现之一就是他对水相当喜欢，刚满月时洗澡若是没有一满盆水浸没整个身子，他就哇哇大哭，声震屋宇。三岁时，他就要用杀猪用的大桶洗澡，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都洗，洗时必一人，且紧闭房门，一个时辰之后才会出来。有一次，老太爷不放心，往门缝里一瞧，顿时吓昏了过去。家人摇醒他后，他说看到澡盆里有一条大鲤鱼在欢快地跃动，背鳍和尾巴弹出澡盆尺许。直到现在，我们家族的人还在流传董雨麓是鲤鱼精转世的说法。这当然只是个传说而已，不可能是真的。但董雨麓确实从小表现出超乎于常人的聪慧，他骨骼粗大，动作敏捷，爱好运动和武术，很小时家里人就特意请了拳师栽培他，到少年时，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关于董雨麓是个武林高手，除了我们《湘西董氏族谱》有所记载之外，《永顺县教育志》一书中“董雨麓”词条上也有记载：

董明铭字雨麓，1876年生于永顺列夕，清末先后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湖北武备学堂，又去日本专习体育，对传统武术和日本柔道有较深研究，刀枪棍棒样样俱能，尤善轻功，可作壁上行……（《永顺县教育志》第198页，永顺县教育局修志办公室编，1987年11月）

老太爷请来给董雨麓授艺的拳师是严克师傅。他是个僧人，个头矮小，身形精瘦，习的是南拳，最厉害的功夫是铁砂掌和金刚拳，轻功也异常了得。南拳灵活多变，注重短打，攻击性强，是从明清直到民国很多军队用来训练士兵的搏击术之一。董雨麓无疑得了严克师傅真传，在后来的咸阳保卫战中他能以一敌百，威震关中，即得益于小时候严克师傅对他的悉心栽培，以及严苛的训练。现在说起严克师傅，已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身份，说出来可能还能唤起一些上点年纪的人的记忆，即他是自然门大师、南北大侠杜心武的父亲杜桂珍的师弟，也是杜心武的武术启蒙教师。

董雨麓跟杜心武是同门师兄弟倒真有很大的可能性。小时候我曾听家族的老辈人说过，董雨麓跟杜心武自小义结金兰，是拜把的兄弟。我们永顺列夕离杜心武的老家慈利县江垭镇杜家村，少说也有二百多公里，且不通水路（那时更没有公路），杜心武与董雨麓若真是金兰之交，这其中必有一个牵线之人。这人多半会是喜好云游的严克师傅，要么他带董雨麓去过杜家村，要么杜心武来过我们列夕看望他。董雨麓跟杜心武金兰之交，除了家族长辈亲口所说及湘西民间传闻之外，我没查到任何史料记载。直到有一年我无意中碰到杜心武的一位侄子，他亲口告诉我后，才得以确认。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某年，我在张家界市（那时还叫大庸县）一个叫作关天坪的地方做民工，修水渠，这地儿就靠近慈利县江垭镇，后来才知道我擦汗时一抬头就能望见杜家村瓦背上袅袅升腾的炊烟。那年夏天，我们工地上经常有一个七十多岁白须飘飘、精神矍铄的老头儿来找工头下棋，他们蹲在刚刨出的新土不远的一株大树下，一下就是大半天。工头是本地人，姓关，五十来岁，膘肥体壮，胳膊上文着张牙舞爪的龙形文身，一副港台片黑社会大佬的模样，但他对那老头却毕恭毕敬。某日下午，那老头儿又来找工头下棋，工头进城买材料未归，老头就蹲在沟渠旁找我搭白。得知我姓董后，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是哪里的董家？我告诉他是永顺夕镇街上董家人。他有些吃惊地问我，你晓得董雨麓这个人吗？

岂止晓得，我说，那是我曾祖父。

他更惊讶了，说你是他后人，那你得叫我叔公哟。

因为之前我们聊天，我都叫他老伯。那时我已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壮年男子，叫他伯是没有错的。老人看起来面目和蔼慈善，不似那种尖酸刻薄之人，更不会无缘无故地托大硬要给自己长一个辈分。果然，没等我发问，他就激动地说，你曾祖父董雨麓跟我叔叔杜心武是拜把兄弟，按辈分你就不能叫我老伯，要叫叔公。

他提到的杜心武这个名字，对当年的我来说不啻如雷贯耳！那时这个名字红遍大江南北，已有两部以他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播出过，一部叫作《总统与大侠》，另一部就叫《杜心武》。尤其后一部是由香港制作、著名演员郑少秋饰演杜心武，更加闻名。人人皆知杜心武是孙中山的贴身保镖，是自然门第二代掌门人，是比大刀王五、燕子李三更加有名的南北大侠。老人说他是杜心武的侄子，年轻时一直跟着叔叔四处奔走，混口饭吃，叔叔去世后他从长沙回慈利故里定居。老人問我，见过你曾祖父吗？

我摇了摇头，说没见过。

我估计你爹也没见过，他说。

确实没见过，我答，听爹说我爷爷也只见过他三次面。

老人告诉我，他曾见过我曾祖父一面，在峨眉山一寺院里。抗战爆发前一年，杜心武受邀到成都警备司令部训练部队教官一月有余，期间带他上了一趟峨眉山，专程拜会董雨麓。

抗战前一年？我脑子飞快地转动，那不就是1936年吗？那时距董雨麓“下落不明”“杳无踪迹”已有十多年之久了！不管权威史料还是民间传闻，董雨麓最终结局都是“不知所终”“循隐山林”或“下落不明”“不知去向”这样语焉不详的字句。老人告诉我，那年他印象最深的是董雨麓已有六十岁，手里拿一根腕粗丈长的哨棒，微微一抖，棒梢就起了一团簸箕大的花朵。老人还告诉我说，他曾听杜心武提到过，当年若不是董雨麓召唤他东渡日本，介绍他跟宋教仁、黄兴相识相交，加入同盟会，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镖局师傅，一身本事于国于民皆无用处。后来我查过杜心武生平，他是1909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林系。曾祖父比杜心武要早好几年到达日本，不说召唤，杜心武去日本，是受他影响，或在日本受过他的接待，以曾祖父豪爽侠义的性格而言，这种可能性较大吧。

那天，老人跟我聊了两个时辰不止，直到太阳落山我准备收工回三里外的工棚时，他才起身离开。第二天，工头没来，第三天也没来，一直到第七天，工头头上包着白帕才出现在工地上。原来工头是老人的女婿，跟我聊天当晚老人突发急症，第二天就仙逝了。他来工地，仿佛就是为了告诉我关于曾祖父的一点信息似的。

董雨麓少年时代即离家求学，所上的学校都是军校。据家谱记载，他先后就读过湖北武备学堂和湖南陆军小学堂，后留学日本。哪年留日的，读是日本的哪一所学校，家谱上语焉不详。家族里的老辈人都说他上的并不是什么体育学堂，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但我查了很多资料，在清末入学的那几批留学生名单上，我没有找到他的名字。统计遗漏？可能性很小。他是用化名就读的吗？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因为董雨麓是被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的，后来他又转行做了教育，脱离军界，既没有显赫的军功，更没有做成大人物，没有人专门去考证他的身世学历，他就湮没在名册上那些名字后面籍贯、事迹“均不详”三个字的小人物中了。

当然，他自己也就是一个小人物。

1904年，青年董雨麓在长沙参加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创立的华兴会，并参与策划和筹备起义事宜，他跟老乡兼同学瞿方书负责联络常德和湘西会党，制定进攻长沙的时间和路线。起义泄密后，这年10月24日遭清政府通缉，躲藏几月后，于次年初逃亡日本。与他一起东渡逃亡的是同遭通缉的瞿方书，抵达日本后，瞿方书考入私立明治大学法政系就读，董雨麓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退一万步讲，他即使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综合史料来看，他也一定上过这所学校的预科——东京振武学校。董雨麓和阎锡山是同学，这是确凿无疑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董氏祠堂改成列夕乡粮店时，从神龛夹缝里翻出多封阎锡山给他的信函。阎锡山跟董雨麓都是1905年抵日的，从阎锡山的履历上看，同年他考入东京振武学校就读，两年后正式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就算董雨麓没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东京振武学校一定是就读了的，这才能跟阎锡山同学！从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董雨麓是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是进了其他的军校或大学，现在只得存疑。无独有偶，董雨麓的一个叫林修海的永州籍同学，生平资料显示他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样在名册上查不到。更有意思的是，三年后，一个名叫蒋志清的青年也逃亡来了日本，先进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名册上没有名字，他的学历是否造假，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争论不休。这个蒋志清，也是化名，他的真名是：蒋介石。

董雨麓确实与阎锡山相交甚笃，情投意合，不仅是同学情谊，用现在的话讲，可以说是老铁关系。归国二十年后，陈渠珍统治湘西时，董雨麓建议他搞湘西自治，就是完全模仿阎老西的山西自治模式。当年也是由他亲自带领湘西考察团去山西考察，一贯以节俭吝啬和排外著称（阎锡山把山西的铁轨修得比别的地方窄一寸，足见其排外心理有多严重）的阎老西热情款待了这个以老同学为团长的几十人之多的考察团好几月之久，并毫无保留地为湘西考察团提供一切便利，让他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这且按下不表，先说董雨麓在日本期间，学习和生活都应该是如鱼得水吧，家里有钱，交朋结友没有经济压力。他在长沙的革命同志，如宋教仁、蔡锷，朋友同学如瞿方书、林修海、周则范等，很多人都流亡到了日本。有的人在不同学校就读，有的人还在同一所学校，经常聚会自然免不了的，聚会的主旋律肯定是谈革命事业。

1905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董雨麓成为首批会员之一。一年后，他与阎锡山等人一起见到孙中山，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中国同盟会日后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北方各省遥应”的秘密计划。这就能解释董雨麓为何1910年从日本归国后，连家也不回一趟就径直地去了陕西，任职新军七标五营营长。我想，这肯定是同盟会有意安排他去陕西带兵，一是秘密策反当时陕西新军统领陈树藩加入同盟会，二是为日后“南响北应”战略决策做准备。事实上董雨麓也不辱使命，完成了策反陈树藩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起义光复西安的任务（当然这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其他同盟会员的功劳）。

同时，加入陕军也成就了他一生世最辉煌的时刻。

其中，咸阳保卫战无疑是董雨麓人生中最辉煌的顶点。

话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湖北新军起义占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后，革命之火迅速燎原，四川、湖南、广东、陕西、河南等十五省纷纷响应，发动起义，宣布独立。西安是同盟会西北大本营，陕西即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快速响应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武昌起义十二天后，10月22日秦陇复汉起义军就占领西安军械库，通电响应武昌起义，第二天即攻占西安城，成立陕西省军政府。像任何革命成功之前敌人都会反扑一样，西安也不例外。清政府为镇压陕西起义，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兼办军务，升允调动清军马国仁部六万人马从甘肃急赴陕西镇压起义，清军经长武、邠州，一路破城，直扑乾县，咸阳告急，西安告急。很快马国仁麾下马安良、陆洪涛部就兵临城下，开始攻打与西安只有一河相隔的咸阳城。此时驻守咸阳的新军只有由“咸字营”改编的董雨麓、杨仁天各一营，兵力不足一千，敌我悬殊，形势严峻。一场血战不可避免。

咸阳保卫战是关系辛亥革命在陕西成功与否的关键性战役，也是陕西省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很多史料都有记载。

次日晨，陆洪涛督甘军马步兵20000余人攻（咸阳）城，吴世昌率各营出击，不料中弹落马，被部下救回。甘军趁机直扑城下，聚伏于北门外娘娘庙、西关关帝庙中。新军兵马都督府参谋刘幼宾，一面调炮队上城助威，一面飞书省城求援。省城援军朱福胜卫队百余人，七标二营李金戊部近一营由东城外抄敌左翼，城内数百人出东门直扑敌营，与甘军在娘娘庙至火神庙（今咸阳火车站一带）激战，炮队袭击娘娘庙。新军猛将董雨麓从西城墙跃下，投弹炸焚庙宇，烧死甘军无数。城上守军相继扑下，甘军弃尸抛械逃上北原。24日，刘幼宾与吴善卿指挥民军兵分三路进攻原上之敌，甘军败退。25日又逼甘军退守礼泉，双方暂时休战。（《三秦史话·咸阳史略》第78页，张世民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关于董雨麓守咸阳城与甘军血战的记载，有些史料和回忆录说得更加神乎其神玄之又玄，说他“衔刀在口，自城墙率先跃下，追殺敌人。敌惊溃，直窜逃函谷关外，无敢回顾者”。（语出著名教育家、水利学家李仪祉所撰回忆录），把退敌之功归于董雨麓一人之勇猛，显然有夸大之嫌。但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陕西民众对董雨麓守城之功的肯定和赞颂。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讲述咸阳保卫战中曾祖父的功绩，也不想讨论他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更不想夸大其词地颂扬他的军功或武功——这本身就违背了他的意愿。曾祖父的确算是行伍出身，他从翩翩少年时起就读的就是军校，湖南陆军小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些军校在那时哪一所都是出帅才将才的名校，他的很多同学更是名彪青史，成为历史上绕不开的显赫人物，像他的学长蔡锷，以及同学阎锡山。但与那时绝大多数军校出身无论以后做没做成将军或元帅的人不一样的是，辛亥革命一胜利，董雨麓就“华丽”转身，脱掉军装，离开政界，投身于教育界了。由此可见，曾祖父并不在意所谓的“守城之功”，甚至军人这个身份和职业，说不要就真不要了。

据陈渠珍《艽野尘梦》的记载推算，陈渠珍携西原到达西安时间应该在1912年8月末至9月初，他所说的董雨麓“任某中学校长，又兼督署一等副官”，那所中学即西安成德中学（今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董雨麓事多繁忙，陈渠珍好几月难得见到他一面。除管理成德中学教务之外，董雨麓绝对不是忙于所谓的“督署一等副官”的政务，可以肯定他这个“一等副官”是个虚职，挂名而已，估计他一月也难得前往总督府行走一二次。当时董雨麓正在与吴希真、李仪祉等人创办三秦公学，这是陕西第一所仿效日本公学体制成立的以理工教育和留学教育为主的高等学校，也是陕西省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大学。董雨麓任庶务长，兼柔术教员（即体育老师）。三秦公学的创办时间为1912年4月28日，当年6月23日正式开学。这所大学虽为公立，性质却是官办民助，初创伊始，学校没一寸地一栋房，是借用位于西安西关的陕西武备学堂旧舍匆忙开学上课的，庶务长是个管理杂务的职务，说白了就是到处筹款。1912年整整一年，董雨麓这个庶务长不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人赞助银两，就是三天两头上总督衙门要地要房，直到一年后三秦公学迁至陕西农校及附属农业试验场后，董雨麓的嘴巴和双脚才得以稍稍消停一下。

董雨麓身兼数职，既任校长，又任遮务长，还兼任课教员，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陈渠珍数月难以见他一面，也就合情合理了。不合情理的倒是，辛亥革命大功告成才短短几月时间，正是各路英雄逐鹿八百里秦川，争权夺利、加官晋爵、收编军队、抢占地盘的大好时机，咸阳保卫战中军功颇高的董雨麓怎么就脱身事外转身就去做教育了？若是丢了军权，得了大利也好理解点，同样从《艽野尘梦》的记述来看，革命成功之后的董雨麓更是“一钱莫名”，住处是与历阳人张慕合租，送给陈渠珍的三十七两银子是族弟贩羊寄存的本金。用现在的话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董雨麓很可能连安家费也没得一文钱。

这样看来，革命真非董雨麓的“生意经”。

莫非他本来就有做教育家的宏愿？

不仅现在的我不理解，当时陕西军政两界也是一片哗然，西安大报小报冠以“共和解兵，服务教育”或“不做将军做教育，不愿杀人愿育人”等醒目标题大肆报道董雨麓奇人奇事。1915年冬天，董雨麓曾回列夕省亲，说服父亲董光辅创办私立辅翼小学。这是永顺县较早设立的新式教育私立学校之一，更是规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学校。他曾计划在家乡待上一年半载，陪伴老父，走亲访友，兼代考察湘西新式教育发展情况，但第二年初陕西出了大事，督军陆建章激发军变民反，陈树藩电催，董雨麓又匆忙地赶去陕西了。我在查阅董雨麓生平时，在媒体人潘京的网络文章中找到一句：“袁氏称帝，他（董雨麓）赴陕助陈树藩逐走陆建章。事后，不愿为官，仍服务教育界。”

说出来令人忍俊不禁，董雨麓一生中最大的兴趣爱好是游泳，用我们列夕话说就是泅水。我记得家族长辈们曾多次说过，不管他小时候还是成人后，哪怕是1915年那次回乡，只要一有空，他就会一个人下猛洞河老码头去泅水。老码头那段猛洞河是汇入酉水河的河口，至少有六七十丈宽，他能一个猛扎到对岸，对岸其实没有河岸，是几十丈高刀削般陡峭的石壁，并无手抓脚蹬之处，稍一露头，又一个猛扎，再游回来。他还能仰浮在水上看书，一动不动，一看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他不仅能在水中呼吸和换气，而且能够漂在水上几十丈之远。这就是我们家族的人传说他是鲤鱼精转世的依据之一吧。他不仅自己玩，还带朋友，组织学生一起玩，而且不断花样翻新地玩。1916年三秦公学被袁世凯取缔后，董雨麓又创办了西安体育专科学校（即现西安体育学院前身），把游泳作为一门专业课带入课堂，并自创牛皮筏游泳法教授学生，开展竞技比赛。他还专门著了一本书，叫作《白克满呼吸法》，论述水中呼吸和换气的技巧和方法。白克满是个人或是条鱼，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我至今搞不清他为何取个如此奇怪的书名。此书现已失传。

董雨麓人到中年时就遭受了重大意外，对他的后半生造成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重大意外也是我们列夕董氏家族的一个重大事件，可以说是整个家族命运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

1922年元宵之夜，我们董氏家族的老太爷董光辅被土匪残忍杀害了！

这件大事很多湘西史料书籍都有记载，现引录其中一种：

陈渠珍在审阅各县来的《匪情报告》，发现有永顺县衙转呈统领部董禹麓呈送县衙的报告，大意是：董禹麓父亲董光辅，在列夕镇任私立辅翼高等小学校长时，在元宵之日被巨匪黄包臣、彭南桥率匪众五百余人，强住学校，董光辅因开学要上课，好言相求不依，董即挺立校门与其阻拦搏斗，黄匪即命匪徒百余人，捣毁校舍，当场枪杀了董光辅，并顺带将列夕镇抢劫一空。杀死农民五人。董禹麓从西安闻讯兼程赶回，恸哭绝地，祈求县府派人剿匪为民除害，县府无可奈何，才转呈统领部，陈渠珍见这份报告“啊呀”惊叹一声，往靠椅背上一倒，心潮起伏……（《湘西统领陈渠珍》第120页，鲁岚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這段文字，包括此书后面记录的陈渠珍派兵来我们列夕剿灭土匪黄包臣、彭南桥的文字错谬之处较多，距史实相去甚远，有些地方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首先，1922年时陈渠珍早已统治整个湘西，坐稳了湘西江山，成为湘西王了，就算董雨麓人在陕西，并不知情，但他回家乡后岂能不知湘西最高军政长官是谁？十年前陈渠珍在西安时欠过他的人情，他还用得着找县衙告状吗？这只算个细节失真，无伤史实，不多纠结，关键是作者把杀害老太爷的主犯黄包臣的身份弄错了，这个黄包臣不是土匪，他就是我们列夕镇上人，而且还是个前清举人。我在前文说老太爷惨死是个重大意外，是对于我们董氏家族和董雨麓本人而言的，并不是指老太爷之死是个意外事件。事实上，老太爷是被蓄意谋杀的。主犯即是黄包臣，是他勾结土匪来血洗列夕的。

我们列夕有陈董二姓两个大家族，两个家族人丁相当，董家以商户为主，陈家是大地主，列夕镇上商号店铺大多为董家所有，但周边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陈家人手上。董家人有钱，少不了要买田买地，陈家自然会有人败家，要卖土卖地，反之亦然，董家也会有人因经营不善或赌博吸大烟卖掉店铺，被陈家人买走。董陈二族时有冲突自然难免。黄家是小门小姓，总共才有一条马鞭子（指同一祖宗）发下来的三五户，不到二十口人丁，又是读书人家。惨案发生之后，列夕的所有人，包括我们董家人，谁也没有怀疑是黄包臣勾结土匪彭南桥来洗劫列夕的。当时是乱世，无论陈家还是董家都拥有本族人组成的民团性质的武装力量，老码头上还驻有县署派遣的全副武装的税警队，一般土匪不敢来列夕侵扰，更别说光天化日之下洗劫列夕。别看彭南桥纠集了五百余众匪徒，大多数土匪都是手持梭镖和畲刀，真正拿毛瑟快枪的，最多不过二三十人而已，开打起来连训练有素的税警队也打不过。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白天来的，而是元宵节那晚半夜里摸进列夕镇街上的。当时辅翼小学刚刚开学，老太爷董光辅正在查寝，听闻外面喧哗，跑到校门口时正好碰上彭南桥的匪徒涌进来。老太爷身高体胖，虽已年近七十高龄，力气却仍不减当年，脾气更似一颗大炮仗，一点就着。见土匪涌入，他一个箭步窜上去，一手提起一个小匪扔出校门，然后张开双臂挡住校门，大声呵斥，这是学校，不得侵扰学生。

彭南桥问他，你是哪个？

老太爷答，我是校长董光辅。

彭南桥说，要找的就是你。

言毕，对着老太爷胸口连开三枪。

开始，董家人怀疑是陈家人勾结土匪，彭南桥虽然也抢走了陈家一些财产，但数额并不大，更并未伤及陈家一人，死的另五人，三人是我们董家人，二人为杂姓人。谁也没理由怀疑到黄家。事发之后，黄包臣也未表现出一点异常，每天照常来正街上茶馆里喝茶下棋，吟诗作对，直到董雨麓回乡缉匪，抓到彭南桥那晚，黄包臣才匆忙地逃出列夕。

据家族长辈们回忆，老太爷遇害一个多月之后董雨麓才赶回列夕，但他不是一人一骑回来的，还带了三十二骑人马。这三十二人全是军人，是陈渠珍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带队的青年军官人称龙连长，即后来的湘西苗王龙云飞。也就是说，当年董雨麓从陕西回乡奔丧，并不是先回列夕，而是先赶到距离列夕六十里的湘西巡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保靖县城，从陈渠珍那里借兵而归的。

一回列夕，他就行动起来了，带着陈渠珍借给他的人马开始缉匪。

我的姑公龙丕先生于1908年，故于1998年，生前曾多次跟我提到过曾祖父董雨麓和苗王龙云飞。1922年，龙丕先已是十四岁的少年，住在泽家乡海洛村，董雨麓和龙云飞过那支溪河缉匪时曾多次在他家歇脚，他对这二人印象深刻。他说董雨麓一身黑袍长衫，高身长腰，面相清瘦，颧骨高突，一看就是个练家子，又说龙云飞那时很年轻，身形武墩，浓眉大眼，是个狠角儿，果真日后成了大人物。董雨麓一回乡，就开始了缉匪。他们白天赶到某个村寨歇脚休息，晚上出动，缉拿土匪。为什么要晚上抓捕呢？龙丕先老人给我的解释是，那时湘西的土匪大多是农民，忙时种田，闲时为匪，并不是职业土匪。彭南橋手下这五百名匪徒至少有四百人在当土匪的同时也在家里犁田种地，若是白天去抓，消息传开，那些人隐匿起来，别说他们只有一个排三十几个人的兵力，就是有一千人去抓，三年也抓不完。董雨麓采取的策略就是先把已经被列夕人认出的土匪偷偷抓来，审问，再把他们交代出来的同伙抓来，就像草丛里提胡瓜藤一样，一个瓜一个瓜地摘下来。

抓来的土匪们交代完后第二天即被杀掉。

1922年整个春天，列夕街上用血雨腥风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年初被土匪洗劫，死伤无数，但跟两月后的暮春时节相比较起来，简直连毛毛雨都算不上了。董雨麓和龙云飞天天晚上兵分四路或五路去各村各寨抓捕土匪，第二天清早就在停丧在我们董氏祠堂里、已经闭殓但还没有下葬的老父的棺材前杀掉这些人。据老辈人说，那几日，附近村寨的很多野狗都赶来列夕董氏祠堂所在地董家湾后面的土坡上，伸长舌头，对着祠堂院子狺狺狂吠，但它们却不敢蹿到院墙下去，更不敢爬上墙头，它们不是怕守卫的枪兵，而是血腥味儿太重。

有一个列夕人肯定是闻到了，他就是表面上若无其事、气定神闲的黄包臣。

几日后董雨麓在保靖青龙山山洞里抓到彭南桥，押解回列夕时一路上他还昂首挺胸，透露出一副要杀要剐请便的英雄气概，当他被推进董氏祠堂院子，看到董老太爷灵堂前摆着那么多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人头时，尿水立即淋湿了裤脚。审问他时，竹筒倒豆子，啥都招了。据彭南桥交代，他跟黄包臣是隔房表亲，打小认识，半年前黄包臣找到他，交给他一幅董老太爷的画像，约定年后元宵节晚上子时动手。黄包臣给他提供那天列夕镇上的动静，确保他能满载而归，只需他杀死董老太爷。

黄包臣这个前清举人极其憎恨新式教育，曾多次恶言抨击新式学堂辅翼小学，列夕尽人皆知。

审完彭南桥，天还没亮，董雨麓即刻就去水井湾抓捕黄包臣，扑了空，他家闭门上锁了。三日后，董雨麓和龙云飞在沅陵城一家客栈里抓到黄包臣，用火麻袋装着他拎回了列夕董家祠堂。

又三日后，处决黄包臣和彭南桥，成为我们董氏家族从江西吉安搬来湘西沅陵，再迁永顺列夕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狂欢。关于处决黄包臣和彭南桥的经过，《湘西统领陈渠珍》一书也有记载：“黄包臣押解到列夕，他是杀死董家（老太爷）的主犯，彭南桥是从犯，（陈渠珍）征求董禹麓意见后，当众凌迟处死……”这段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记述大抵没错。黄包臣和彭南桥二人确实是在列夕当众处死的，只不过彭南桥是被点天灯死的，黄包臣才是被凌迟处死的，他的死状比该书记录的绝对要残酷百倍以上。

董雨麓在列夕肃匪持续了二十多天，共处死二百名以上土匪。这些土匪有些人确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更多的人肯定罪不该死，他们只是临时起意，或应人邀约跟彭南桥来列夕“打起发”（湘西黑话，意为发财）的农民兄弟，捡了点小便宜却丢掉了性命。这也是董雨麓一生中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整个民国时期，至少在我们永顺和保靖两县范围内董雨麓都是个争议极大的人物，既有人奉他为有仇必报的真汉子，也有人视他为嗜血成性的大恶魔。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永顺和保靖的大人们吓唬闹夜的小孩说的即是：“再哭，再哭就把董雨麓招来了！”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不透，董雨麓自己是个读书人，还留过洋，在他肃匪的那个时代，民权、人权、人道等思想早就启蒙过一代读书人了。另外，从他的履历和心性来看，他都不是视人命为草芥的一代枭雄，他当时的身份又是陕西几所知名学校的校长或教务长，说他是个大教育家算不上，但教育家这个名头还是担当得起的，按说他是不会也不该犯下“杀人如麻”这种大错的。记得有一年，我跟父亲聊过这个看法，父亲说这是他为我们整个董家人的身家性命安全着想，必须要杀得多杀得狠，否则他一离开列夕，董家人就会遭到漏网残匪们的疯狂报复。后来，我自己独自琢磨了好几年，揣测出一点感悟：我觉得董雨麓骨子里还是一个军人，不是一个教育家，哪怕那时他已“共和解兵，服务教育”十余年之久。从他受教育的背景不难发现，少年即入军校，在军队做过军官，参加过革命，亲历过战争，指挥过战斗，特别是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和在日军联队实习的经历，肯定对他影响至深。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

同时，我还有个更大胆的猜测，正是因为这次嗜杀，董雨麓发现了自己冷血残暴的军人天性。他意识到这种天性已深入骨髓，怎么也洗白不了，他不适合再从事教育，才毅然削发为僧。想到这里，我突然一下子醒悟了：咸阳保卫战后他为什么突然弃戎从教，“一名不钱”地脱掉军装，很可能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杀人太多，内心不宁，想以辛劳的教书育人来救赎自己。1922年回乡复仇的这次滥杀，无疑像一根大树被风暴连根拔起，一下子抹掉了他多年来自我救赎的努力。

董雨麓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除出家为僧，他已无路可走。

我接触到的大多数史料，像《湘西文史资料》《永顺县志》等，提到董雨麓时大都写他为父报仇之后，以他“回陕，后不知所终”或“出家为僧”作了结语。

“莲湖蓬岛拟仙乡，犹记当年草创忙。一片荒凉伤走雨，几年辛苦感繁霜。风光荡漾青门贵，士女联翩绿荫长。留得西都遗念在，手植花放满城香。”这是时任陕西教育厅厅长的黄统先生写于1932年的《感旧吟》，诗中“一片荒凉伤走雨”的“雨”就是指他的老友董雨麓，作者诗后自注云：“有体育家董雨麓，民国初年于省垣莲花池植树办运动场，遭兵衅亦废，董后修道去，不知所往，池成一片荒野矣。”据此推测，董雨麓很可能是在陕西出家的，他陕西的朋友、同事大多晓得他出家修道的事儿，反而在湘西，民间传闻众说纷纭，千奇百怪。

事实上，1924年初董雨麓在西安还活得好好的，他正被牵扯进一段闻名中外的文化公案，即康有为西安盗经案。“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董雨麓宴请康有为，省署负责接待康有为的万纯庵亦在座。宴会进行之前，时任水利局长的李宜之拜会了万纯庵，委婉地表达了地方士绅的意见，希望康有为能够及早归还经书。”（《网易历史·康有为西安“盗经”始末》，2009年9月8日，作者周宁）康有为是董雨麓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忘年交。1923年冬天發生的这段著名公案，康有为虽是受陕西省署邀请来西安讲学的，董雨麓却是全程陪同者之一。1924年3月，康有为离陕回天津之后，董雨麓接到陈渠珍书信，信上陈渠珍表达了想把情人西原遗骸迁葬回湘西的愿望。为报答三年前陈渠珍“借兵”之恩，董雨麓亲自护送西原骨骸回保靖县城。逗留保靖期间，董雨麓曾多次向陈渠珍建议仿效阎老西山西自治的方式治理湘西，陈渠珍深思熟虑后同意了，拨专款，组织专人成立湘西自治委员会，并请董雨麓亲自带考察团去山西考察。董雨麓从山西再回湘西时已是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了。据传从山西考察回来后，陈渠珍曾百般挽留董雨麓做官，为湘西人服务，不论军队或政府，职位任由他选，董雨麓却一口回绝。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帮陈渠珍完成湘西自治蓝图，创造出一个也是他自己理想的“湘西人治理的新湘西”（著名作家沈从文语）这件大事之后，董雨麓再没有心思做任何具体工作的兴趣了，他帮陈渠珍请来时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的好友瞿方书，辅助陈制定、完善《湘西地方自治条例》一系列条文以及相关法令后，就“事了拂衣去”，真正不知所终了。

关于董雨麓最终去向，无论陕西还是湘西，民间传闻大多猜测他上了四川峨眉山，我们《湘西董氏家谱》亦是采信此说。

我曾亲口问过己丑版家谱修订召集者董师杏老人，据他说，1941年夏，我们列夕董氏家族中一个叫作董思霖的年轻人，从迁至重庆沙坝坪的国立中央大学航空机械系毕业，旋即投笔从戎，至成都空军基地服役。第二年接家信嘱其有空去峨眉山找寻堂叔董雨麓的踪迹。某月休假，遂至山中，一家家寺院去问，寻了三日，未找到其人，但在一家寺院里他亲眼见到董雨麓的挂单牌子，向方丈打听，告之三日前刚刚离开此寺。我不由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杜心武侄子告诉过我，他也曾在峨眉山一寺院见过董雨麓，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同一家寺院，寺院主持或方丈是董雨麓的老朋友，或者是他常去那家寺院参禅听经。董思霖后来再没机会上峨眉山，这年年底国民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他应征从翻译身份随新编38师去了缅甸作战，九死一生后，部队撤到印度英帕尔，之后又去了美国。后来他就留在美国了，曾当过联合国航空工程局局长，别说再登峨眉山，直到逝世他连中国大陆也未曾回来过一次。

曾祖父董雨麓的一生世，到此我就算写完了。之后他去了哪里，最后老死（或圆寂）何处，就真无人知晓了。

他是否修道成高僧大德，更无从考证。

我也不知道写下以上的文字是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是想给他扬名立万？曾祖父生前对名利根本就不在乎。或者是想靠他往我自己脸上贴金吗？似乎也说不过去，我虽为他的嫡系后代，也快成一老翁了，祖上的荣光最多只能在家里来客喝酒时吹吹牛皮，这些年来我的活动范围半径从没超过五公里，就算头戴一顶金皇冠出门，除了街坊邻居也没几个人见得着，有什么意义呢？是想留给子孙后代吗？这个我倒一点也不否认。我真希望我的子孙后代都能读到这篇关于他们祖先的文字，晓得他们的祖先曾经的经历，能从他一生世的经历里得到一点点启迪和反省，改进或者说优化一下我们家族的不良基因——譬如性格偏执，与人争勇好斗，做事半途而废的天性，我也就满足了。

很多年前，我曾有过一个宏伟的构想，给曾祖父写一部传记，但我实在没有那个学养和笔力，也没有实地采访收集资料的财力，计划最终流产了。当年，我雄心勃勃地构思《董雨麓传》时曾想学司马迁写《史记》，也在结尾写句“太史公曰”的总结语。这句话，我确实想好了，多年来一直不曾忘却：

他这一生世，活得轰轰烈烈却又默默无闻，过得惊天动地但又寂寂无名。幸矣？悲矣？作为不肖子孙，我无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