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精妙的叙事技巧揭示了小说中蕴含的母子关系这一重大主题。本文从心理学领域的创伤理论出发，结合文本分析，对小说中的母子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遭受婚姻创伤的母亲艾迪拒绝甚至仇视自己的孩子。被母亲拒绝的孩子们无法构建独立健全的人格。艾迪突如其来的死亡使本就极度缺爱的孩子们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为了缓解丧母之痛，本德仑家的孩子们都纷纷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母亲的象征性替代。

关键词：母爱;死亡;创伤;母子关系;象征性替代

作者简介：胡佩佩（1988-），女，四川南充人，川北医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引言

《我弥留之际》是美国南方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于1930年发表的重要长篇小说。福克纳本人对该小说情有独钟，称其为“神品妙构”（tour de force）。小说讲述了南方佃农本德仑为了履行生前对妻子的承诺，率领全家将其遗体护送回娘家杰弗森安葬的苦难历程。福克纳学者李文俊认为《我弥留之际》是写的“一群人的一次‘奥德赛’，一群有着各种精神创伤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满苦痛与磨难的‘奥德赛’”。母亲艾迪在小说中处于中心位置，她在身前死后都控制着本德仑家族。罗斯基认为，“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艾迪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很强的影响。她制造了一种‘心理中心’，这一中心迫使本德仑家的成员待在一起”。小说中的母子关系尤其值得关注。艾迪对本德仑家的孩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德仑家的孩子都在艾迪死后重新审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然而，她远非一个称职的母亲。失败的婚姻使艾迪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并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受到精神创伤的艾迪仅把孩子视为自我的延伸和复仇的工具。本德仑家的孩子们因为从未感受过母爱的温暖，情感受到创伤，灵魂变得扭曲，性格乖张怪异。母亲突如其来的死亡使本就极度缺爱的孩子们再次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本德仑家的孩子们都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母亲的象征性替代。通过这些象征性替代，他们成功实现了对母亲的“控制”和“征服”，缓解了丧母之痛。

二、艾迪：“爱无能”的母亲

艾迪年轻的时候深受父亲虚无主义思想的毒害，缺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认为“活在世上的理由仅仅是为长久的死亡做准备”。在担任小学教员时，她呈现出虐待狂和自虐狂的变态心理，“我总是期待学生犯错误，这样我就可以拿鞭子抽他们。鞭子落下去时我仿佛感到是落在我的身上”。艾迪最大的问题是她无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正因如此，她特别渴望有人能将自己从孤独和悲观主义的情绪中拯救出来。她将自己的希望错误地寄托在安斯身上。在艾迪的内心独白里，她提到自己嫁给安斯主要是因为“无法忍受孤独”。爱的缺乏导致艾迪未能在婚姻中建立她所渴望的那种与人交融的关系，反而加剧了她的孤独。结婚之后，丈夫安斯的虚伪、冷漠、自私使艾迪彻底地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她从丈夫安斯那里得到的只是空洞的语言、“被侵扰的孤独”以及“并没有想要得到”的孩子们。

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弗洛伊德指出：“假如一种经历在短期内给心理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刺激，致使心灵再也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来应付抑或适应，并导致心理的能量分配方式受到永久性的干扰，我们称这种经历为创伤的经历”。与安斯的婚姻使艾迪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得不到任何情感支持的她感到孤独无助。这段婚姻直接导致艾迪彻底切断了与生活本身的联系。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特征包括“与他人的脱离、疏远感”“情感的范围受限，没有爱的感受”“前途渺茫感” 。遭到 “结婚的报应”的艾迪逐渐与安斯、孩子、乡邻疏远。福克纳说：“她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是过着奴隶那种枯燥无味的生活” 。本德仑家的邻居科拉说：“她是一个孤独的女人，孤独地怀着傲气活着”。她将安斯、爱、语言、孩子都排斥在自己生活的“圆圈”之外。“我的孤独被侵扰了而且因为这种侵扰而变得完整了：时间、安斯、爱，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都在圆圈之外” 。丈夫安斯在她心中早就是个活死人，“他当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她对上帝唯一的要求便是“非安斯”。她认为爱“仅仅是填补空白的一个影子” 。她对孩子没有爱，“我给安斯生了孩子。我并没有想要得到他们”。

廓尔克和哈特认为“创伤痊愈的标志之一，是患者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然而作为一个拒绝相信语言本身的人，艾迪根本无法讲述自己的创伤事件。她对言辞感到幻灭，认为人们“通过言辞来互相利用”。虽然艾迪频繁地出现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内心独白里，但她几乎是无声的。婚姻的创伤使她更加肯定了父亲的虚无主义观点，将死亡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正如乡邻塔尔所说，死亡“仅仅是一种精神作用”。早在艾迪肉体消解之前，她的精神就已经死了。肉体的死亡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丈夫安斯的摆脱。精神上的死亡导致艾迪“爱无能”， “在自己一次次成为母亲之后，她体会不到母爱带给她的快乐和幸福”。近邻科拉责备她“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怀上第一个孩子卡什时，她的态度是冷漠的。怀上二儿子达尔时，她的态度则是否认和愤怒。也正是在达尔出生后，她决定对安斯采取报复行为，要求他将自己死后的遗体运回杰弗生镇安葬。只有在三儿子朱厄尔出生后，她才展现出了母亲对孩子应有的呵护和关爱。然而她对朱厄尔的偏爱并非出于母爱的本能，更多的是出于对其私生子身份的补偿。“那些不幸生下一个病弱或有其他缺陷的孩子的母亲，常常试图用超负荷的愛来弥补孩子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缺陷”。之后，为了弥补安斯，她“给了安斯杜威·德尔来抵消朱厄尔，接着我又给她瓦达曼来补偿我从他那里夺走的那个孩子。现在他有三个属于他而不属于我的孩子”。

三、受伤的孩子们：“母爱孤独症”患者

母爱的缺乏给本德仑家的孩子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使他们形成了孤独、冷漠、寡言的性格。年近30岁的老大卡什和老二达尔没有任何要结婚的迹象。卡什是一个性格呆板的木匠，他对一切事物都要求精准无误，达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还未出生就被母亲拒绝的达尔异常敏感脆弱，乡邻塔尔说达尔真正的毛病是“独自思忖得太多了”。达尔曾绝望地说“我无法爱我的母亲，因为我没有母亲”。因为没有母亲，所以无家可归，达尔最终只能在疯人院中度过余生。女儿杜威·德尔年仅17岁便未婚先孕，在打胎无望之后只得生下孩子成为未婚妈妈。小儿子瓦达曼有严重的智力缺陷，他的情况比《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是独占她“不加掩饰的偏爱”的三儿子朱厄尔，也没能树立正确的人格。艾迪对朱厄尔的爱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并以一种反面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达尔所说，朱厄尔“挨妈的打和疼爱比谁都多” 。在母亲不正确的宠溺之下，朱厄尔本身也形成了冲动鲁莽的性格，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充满了敌意。

母亲艾迪的突然离世使本就“缺爱”的孩子们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在ICD-10（国际疾病分类）的标准A中，“目睹死亡或本身被折磨”被视作是足以引发“精神紧张状态”的灾难性事件。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通过观察自己的孙子小汉斯，发现经历创伤事件的受害者会“以自身独特的方式重复着创伤性事件的刺激”。他的孙子小汉斯站在婴儿床里往外扔线轴，把线轴扔出去时他会说“走开”，然后他会再把线轴拽回来说“回来”。弗洛伊德很快发现小汉斯通过这种方式来宣泄对于母亲离开房间的种种不满。虽然这个游戏本身的体验是不快乐的，但在游戏过程中“被遗弃”的孩子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把妈妈拴在绳子上的汉斯实现了对母亲的“控制”和“征服”。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小汉斯“将复仇的愿望施加在了母亲的象征性替代而非母亲本人身上”。线轴成了母亲的象征性替代。同小汉斯一样，本德仑家的孩子们在母亲离世后也找到了母亲的“替代品”。通过这些“替代品”，孩子们实现了对母亲的“控制”并缓解了丧母之痛。因此，卡什的妈妈变成了棺材，朱厄尔的妈妈是一匹马，瓦达曼的妈妈是一条鱼。杜威·德尔的象征性替代以怀孕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尔的象征性替代则是自身的存在危机。

透过朱厄尔的视角，老大卡什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时正在加班加点地为母亲赶制棺材。作为一名精益求精的木匠，他将失去母亲的痛苦转移到棺材这一象征性替代上。整部小说都充斥着卡什锯木板和钉钉子的声音。在母亲弥留之际，棺材是卡什和母亲情感交流的唯一媒介。卡什特意在母亲窗外赶制棺材，做好一点就拿给她看。他对棺材近乎病态的痴迷反映了他内心无法抑制的焦虑感。 “卡什如此彻底地专注于棺材的制作和搬运，以至使人怀疑他是否已经忘记棺材里面装的是什么。卡什的棺材相当于朱厄尔的马，瓦达曼的鱼，都是转移的客体”。对于朱厄尔而言，马成了母亲的象征性替代。朱厄尔的兄弟达尔和瓦达曼都说“朱厄尔的妈妈是一匹马”，朱厄尔和他的马密不可分，为了得到这匹马，他曾一个人连续不眠不休地“整治了奎克春上划出来的那四十亩新地”。艾迪死后，他将对逝去的母亲的爱转移到马身上。母亲对他又爱又打，他对他的马也是如此。正如母亲艾迪是他唯一的生身父母，在母亲死后，这匹马也是他唯一可以称为自己的东西。“通过他的马，朱厄尔不仅表现出了对母亲艾迪强烈的、近乎乱伦的爱，而且还表现出了儿子对于引起他内心痛苦冲突的根源的愤怒和敌意”。

由于亲眼目睹了母亲死亡的场景，原本年幼并有智力缺陷的瓦达曼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母亲死的时候，“瓦达曼躲在爹的屁股后面，朝外窥探，他的嘴张得老大老大，所有的颜色都从他脸上褪尽，跑到他的嘴里……发白的脸逐渐消融在昏暗当中……”。为了抵消艾迪离世的痛苦，瓦达曼把自己逮到的鱼当成了母亲。发现科拉正在煮那条鱼的时候，瓦达曼“大喊大叫地扑上去对着她又是抓又是掐”。无法接受母亲死亡事实的瓦达曼不愿意相信棺材里装的是艾迪，“我妈妈不在木盒子里……我妈是一条鱼”。杜威·德尔的象征性替代则以怀孕的形式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怀孕实质上进一步引发了杜威·德尔的精神创伤，扰乱了她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除了应对母亲突如其来的死亡之外，怀孕的杜威·德尔还必须完成从女儿到母亲的身份转变。母亲的离世、情人的抛弃以及本德仑家庭内部情感上的疏离使杜威·德尔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怀孕侵扰了杜威·德尔的孤独并且使她更加孤立无援。母亲艾迪也和她共享这份被侵扰的孤独。最终，堕胎无望的杜威·德尔只能像当年的艾迪一样被迫接受成为母亲的事实。

达尔的象征性替代則是自身的存在危机。他曾困惑地表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是还是不是。朱厄尔知道他是，因为他所不知道的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还是不是”。达尔之所以在自我的存在和非存在之间挣扎，是因为他从未被母亲接受。没有母亲疼爱的达尔在叙述中只有三次称呼艾迪为母亲，其余时候都是直接称呼其为“艾迪·本德仑”。母亲的死亡进一步引发了他对自身存在的思考。米歇尔·德尔维尔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内心独白，“达尔被困在非存在和存在的修辞之间，并最终走入了死胡同”。达尔习惯在暗中观察其别人，他“先知”般的洞察力对其他人构成了威胁，并且促使他的家人将其孤立起来。最终，无法通过抽象的语言解决自身存在危机的达尔彻底疯了。在达尔的最后一章独白中，作为叙述者的达尔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分裂的视角说明了分裂的人格。

四、结语

小说结尾时，本德仑一家成功地安葬了艾迪。至此，艾迪对整个家庭的控制也就彻底消失了。本德仑家的孩子都已放弃了母亲的象征性替代。卡什的棺材同母亲的遗体一起埋入土里。瓦达曼的鱼早就成了饭桌上的菜肴。拖大车的骡子被淹死后，朱厄尔不得不用自己的马换来了一对新骡子。女儿杜威·德尔通过成为母亲这一方式重构了失去的母女关系。而达尔则在家人的密谋下被关进了疯人院。从表面上看，除达尔之外的其他孩子都已经走出了失去母亲的精神创伤。然而，从小就受到伤害的孩子们却永远无法与生活本身和解。本身就有严重性格缺陷的卡什和朱厄尔依然无法组建自己的家庭。未婚先孕的杜威·德尔只能在贫穷和别人的白眼中度过还不如母亲艾迪的一生。一直渴望进城买玩具小火车的瓦达曼永远都无法实现自己渺小的心愿。最为凄惨的达尔也不得不在杰克逊的疯人院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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