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费伟 杜芳

[摘  要]“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振兴视域下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重要途径，而技术治理为“零污染村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零污染村庄”的技術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通过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相互协作与共同应用来达到生态振兴目标。“零污染村庄”的自然技术治理逻辑体现为以清洁生产技术为起点、以污染预防技术为承接、以资源循环技术来发展、以垃圾处理技术为末端，进而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效益。“零污染村庄”的社会技术治理逻辑则以组织技术、制度技术、教育技术、法律技术为主要内容，形成一个“主体—规则—知识—服务”的治理体系，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进一步发挥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环境治理优势，未来需要构建以治理理念、治理场域、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治理创新路径，从而实现农村环境的善治目标。

[关键词]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环境善治;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2）02-0052-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的乡村生态振兴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为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着重强调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农村。在生态宜居建设目标引领下，全国各地农村不断探索包括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生态特色村庄、“生态+”乡村等在内的环境治理模式。并且重点实施了垃圾分类、污水处理以及厕所革命等农村环境整治措施。近年来，北京市辛庄村、浙江省箭岭村和源头村、福建省洋上村等部分村庄通过开展“零污染村庄”的建设实践，改善了村庄的生态环境，取得了“零污染村庄”建设的良好效果。从实践来看，各地建设的“零污染村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庄生态环境，转变了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方式，逐渐成为乡村生态振兴的新模式。尽管“零污染村庄”在实践中已取得众多效益，但是当前学术界对“零污染村庄”建设的研究仍然处于严重滞后状态。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对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进行分析，以此推进“零污染村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发展。

一、“零污染村庄”：生态振兴视域下村庄发展的新模式

“零污染村庄”源于“零污染地球”的理念，它具有多方协同共建、资源循环利用、清洁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优势[1]。具体而言，在构建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为主体的治理网络基础上，“零污染村庄”建设通过动员治理网络内各主体参与到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来达到污染产生量与污染处理量的动态平衡，最终实现乡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多重优势致使“零污染村庄”自提出以来就不断被推广，并且在多次落地试点过程中不断完善。从宣传推广来看，自2017年实施“零污染村庄”建设以来已连续举办三届“美丽家乡·零污染村庄”发展论坛。从试点落地来看，环保公益组织“酵道孝道”的宣传揭开了全国“零污染村庄”建设的热潮，截至2018年7月，全国60多个村都参与到“零污染村庄”建设中。从落地成果来看，村民破坏环境的陋习得到纠正，“零污染”理念深入人心，村庄的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都得到了改善。概而言之，当前“零污染村庄”建设已经成为生态振兴视域下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建设生态宜居村庄、实现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零污染村庄”虽逐渐成为新时期建设生态宜居村庄、实现乡村振兴的新模式，但当前学术界非常缺乏以“零污染村庄”为议题的研究。因此，本文对农村环境治理主题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以突出当前研究“零污染村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现阶段学者们主要从不同学科出发开展农村环境治理的议题研究。其一，从行政学角度出发，为破解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性，学者们提出了网络治理[2]、整体性治理[3]、协同治理[4]、多中心治理[5]等管理途径，以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治理资源的多样性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效率。其二，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学者们基于社会结构、社会行为以及权益保障等视角审视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比如，村民是否参与环境治理主要受村民个人的利益得失影响[6]，而城乡社会的断裂结构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进而不断恶化农村环境[7]，亟须公平地向农村投资建设、公正地对待农民的环境权益[8]。其三，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基于产权界定理论、社会转移理论、经营生态模型等经济学理论模型深入剖析农村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比如认为不合理的产权配置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9]。其中，社会转移理论进一步指出“污染下乡”加剧了农村环境的污染程度[10]。经营生态模型则倡导用“美丽经济”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11]。其四，从法学视角出发，学者们高度关注农村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缺少专门法律和具体操作内容[12]，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援助等一系列制度将有助于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法律地位[13]。

综上所述，当前学者们从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视角对农村环境治理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其一，现有研究多是对“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缺乏对“零污染村庄”议题的探讨。其二，现有研究主要是站在不同学科角度从理论层面研究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缺少对可操作化手段的关注。当前，“零污染村庄”建设已成为生态振兴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它非常强调技术治理的效益，主张通过发挥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双重作用来实现农村环境善治。因此，笔者选择从“技术治理”的视角出发剖析“零污染村庄”的运作逻辑，并强调这里的技术治理是“制度+技术”的复合治理。本研究旨在于回答以下问题：作为影响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重要因素，技术治理的内涵是什么？技术治理是如何运作的？怎样更好地推进“零污染村庄”的技术治理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技术治理的理论框架，阐释了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自然技术治理逻辑和社会技术治理逻辑。在此基础上，从技术治理理论上升到技术治理实践，明确提出了生态振兴视域下以技术治理实现“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优化路径。

（二）污染预防技术：“零污染村庄”自然技术治理的承接

“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的重点是防止污染产生，以期从源头上消除废弃物。通过运用污染预防技术，对村庄中存在的三大污染——生活污水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养殖业污染进行防治[32]。其一，生活污水污染预防技术。通过选用环保的洗衣液、洗洁精等清洁用品避免污水产生。在此基础上，“零污染村庄”借用科研机构力量，加快制定污水排放标准，升级污水排放设施，实现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例如，浙江省芹川村借助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力量，建立了农村生活污水真空排水系统。其二，农业面源污染预防技术。农业面源污染源于化肥使用方法和使用数量的不合理，“零污染村庄”通过采用生态施肥方法和控制施肥数量有效防治了农业面源污染。例如，浙江省箭岭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肥，采用有机肥来降低土壤污染风险。其三，养殖业污染预防技术。粪便污染主要源于养殖业工厂化发展，通过升级先进养殖设备有助于快速高效处理污染物。例如，重庆市天鹅村利用“低架网床+益生菌+异位发酵”生态养殖技术，将粪便转化为有机肥，实现了“零污染”的发展目标。

（三）资源循环技术：“零污染村庄”自然技术治理的发展

为实现“零污染”的核心目标，就必须从“源”“流”两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通过重复利用来焕发废弃物的新价值，推进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进而达到资源循环的技术效果[33]。其一，资源循环技术减少污染产生总量。能源转化率总是不能达到100%，但“零污染村庄”倡导的资源循环技术却能够以最低的废弃物产生量达到减少污染产生总量的目的。例如，河南省东沁阳村用LED节能路灯取代普通路灯，以资源减量化实现“零污染”。其二，资源循环技术实现资源再次利用。为延长产品使用寿命，“零污染村庄”根据资源成分和资源特性充分开发资源，进而实现自身再利用。例如，浙江省源头村充分利用村民堆在街角的木柴、石头美化环境，以资源再利用实现“零污染”。其三，资源循环技术实现废弃物再次循环。通过采用先进生产技术，“零污染村庄”赋予废弃物新的使用价值，并将其作为原料用于新的生产过程。例如，北京市辛庄村赋予了厨余垃圾新的使用价值，通过特殊工艺将垃圾转换为富有使用价值的环保酵素。

（四）垃圾处理技术：“零污染村庄”自然技术治理的末端

清洁生产、污染预防以及资源循环不可能消除和转化所有废弃污染物，垃圾处理技术成为弥补前三种技术不足的关键一环。加工处理废弃污染物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可以分为垃圾处理前期、中期和后期。其一，通过前端垃圾分类技术强化居民环保意识。在进行垃圾分类时，“零污染村庄”采取机器分类模式实现智能分类，有效减少居民识记垃圾类型的困难，激发出村民的环保分类热情。例如，浙江省源头村引进智能垃圾分类机器，实现垃圾的自动分类。其二，采用中端垃圾收运技术保障垃圾分类成果。在垃圾收运过程中，“零污染村庄”采用分类运输车辆进行分类收运，以此维持前端垃圾分类成果，全面提升垃圾分类收运能力。例如，北京市辛庄村秉循“垃圾不落地”的理念，由环卫工人每天两次定时将村民分类好的垃圾倒入分类环保车中。其三，运用末端垃圾分解技术降低垃圾污染率。作为“零污染村庄”垃圾处理的最后阶段，分类型分解垃圾能够保障废物转化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例如，四川省新和村将有机质废弃物就地资源化制作成环保酵素或功能酵素，能再生利用的废弃物进行售卖，不能利用的废弃物由垃圾处理公司处理。

四、社会技术：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社会技术治理逻辑

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社会技术包括强调主体的组织技术、强调规则的制度技术、强调知识的教育技术以及强调服务的法律技术，形成了“主体—规则—知识—服务”的治理体系。此外，“零污染村庄”的社会技术贯穿于自然技术治理“起承转合”的全过程，努力实现参与主体整体效用最大化、村庄治理效果最优化和村民个人效益最大化，最终达到“零污染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一）组织技术：“零污染村庄”社会技术治理的主体

为防止社会群体和机构在社会快速运行下解体，“零污染村庄”的组织技术规范了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及自然技術的系统结构，从而有效发挥了参与主体的力量。其一，分工协作的组织技术。“零污染村庄”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集合体，个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有助于实现集体的最终目标[34]。例如，云南省曼景坎村在以“公司+农户”的方式推行建设“零污染村庄”的过程中，政府是政策引领者，企业是资源支持者，村委会是落实者，村民是参与者。其二，统一指挥的组织技术。资源多样化是“零污染村庄”的典型特征，统一指挥的组织技术有助于整合利用分散的资源，进而保障高度分化村庄的高效运行。例如，福建省洋上村在所有大的节假日到来之前，统一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参与到环境卫生打扫志愿活动中。其三，权责对等的组织技术。村庄制定了“零污染村庄”治理的权责清单，避免因权力不明和责任不清将问题滞留在“模糊地带”。例如，浙江省源头村的村联委班子为保证“零污染”的持续性，制定了组织运行的责任清单和问题清单，从而保障了主体权力与主体责任的对等性。

（二）制度技术：“零污染村庄”社会技术治理的规则

作为改善村庄生态环境、实现“零污染”目标的内在要求，制度技术能够解决特定环境下的竞争挑战，推进社会的有序发展。正如福斯特所言，“能解决问题的不是自然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35]。其一，导向性制度。导向性制度决定了谁有做决策的资格和什么行为是被允许或者被限制的，从而指引个人沿着特定方向采取行动。例如，浙江省源头村以零污染知识手册、零污染十条家规要求村民践行“零污染”行为。其二，保障性制度。保障性制度为“零污染村庄”建设的基础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降低了主体行为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保障各项治理工作的落实。例如，湖南省紫薇村建立了干部分片负责制、工作标准公示制和分类信息报送制等制度，推动了本村“零污染村庄”工作的有效落实。其三，标准性制度。标准性制度是“零污染村庄”建设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它通过规范污染处理程序来克服主体偏好等各类因素的影响。例如，“零污染村庄”都遵循了统一的垃圾分类制度，一般都是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余垃圾及其他垃圾的标准四分法。

（三）教育技术：“零污染村庄”社会技术治理的知识

村民是“零污染村庄”建设的主体，通过乡村教育能够有效提升村民整体素质，激发“零污染村庄”建设的内生力量。为有效开发村民的“脑矿”，培育有知识、有技术、有文化的村民，可以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多种方式[36]。其一，家庭教育。作为所有教育的基础，家庭是传播“零污染”理念的重要途径。在一个家庭中，长辈的言传身教能对儿童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浙江省源头村徐奶奶从环境整治“钉子户”转为环保志愿者，这激励了孙女后期志愿参与到捡烟头的环保活动中。其二，学校教育。村庄以绿色环保理念为前提，采用“课程规划”和“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向师生灌输“零污染”知识。例如，福建省洋上村创办乐龄学堂、儿童学堂，将“零污染”知识带入课堂，提升百姓环保知识水平，养成环保理念。其三，社会教育。社会教育能够为村民终身学习提供保障，它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方式传播“零污染”知识。例如，新华网、搜狐网等各大媒体报道试点“零污染村庄”的建设情况，传播零污染村庄建设的相关知识。

（四）法律技术：“零污染村庄”社会技术治理的服务

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都要求法律提供持续的保障作用。在“零污染村庄”建设中，民事纠纷、经济纠纷乃至商业纠纷的解决都得益于相关法律的支持。其一，民事纠纷法律服务。村干部作出的决策往往聚焦于村庄“零污染”的整体目标，而忽视了村民个人态度。民事纠纷法律服务迫使村干部将村民个人意见纳入决策内容，极大地保障了村民利益。例如。浙江省源头村在决定开展“零污染村庄”建设时，陈小静多次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收集民意。其二，经济纠纷法律服务。为保障“零污染村庄”按照规划实施建设，政府需要以资金补贴等方式在村庄中征用土地、雇佣劳动力，而经济纠纷法律服务有助于保障各主体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例如，浙江省源头村在拆房过程中，通过财政资金和个人资金对被征收房屋村民进行补贴，以此开启“零污染村庄”建设工程。其三，商业纠纷法律服务。作为一项公共工程，“零污染村庄”的建设所耗费的大量资源、服务主要通过招标的方式来提供，而商业纠纷法律服务将有助于保障招标的公平、公正、公开。例如，湖南省紫薇村积极推动市场化治理模式，通过公开投标方式选择管理能力强、服务质量高的保洁企业。

五、从理念到技术：实现“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优化路径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技术治理对于建设“零污染村庄”和提升乡村生态振兴绩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持续提升“零污染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未来需要促进“零污染村庄”的范式转变，这意味着“零污染村庄”的技术治理需要从理念层面上升到技术层面。因此，构建以治理理念、治理场域、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为核心的整体架构，将有助于打开“零污染村庄”建设的新视野。

（一）重塑治理理念：“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前提

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前提是重塑治理理念，它明确了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运行方式。“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理念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源于技术治理理论和农村环境治理实践的有机结合。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了“以人为本、生态宜居、技术赋能、参与合作”的核心理念，进而促进农村环境治理绩效。其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零污染村庄”建设的价值取向是“人”，这决定了“零污染村庄”建设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上为绝大多数人提供相对均等的服务，最终改善“人”的居住环境、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其二，树立生态宜居的治理理念。人的发展建立在自然发展基础上，生态宜居治理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强调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同时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从而加快实现农村环境善治。其三，树立技术赋能的治理理念。技术赋能观念有助于保障“零污染村庄”的建设科学化和治理效率化。技术治理要求对村民和村庄进行赋能，既要打破个人层面的乡土观念，又要塑造新型的村庄治理结构。其四，树立参与合作的治理理念。在“零污染村庄”建设中，把由居民、环保组织等主体构成的组织变成一台机器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使之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37]。

（二）明确治理场域：“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空间

“零污染村庄”建设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因而必须明确“零污染村庄”建设的治理场域。当前，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建设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为破解环境污染问题而建构的治理空间，包括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以及生态空间三个维度。其一，构建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为防止建设资源的浪费和企业发展的无序扩张，“零污染村庄”的生产空间必须要做到集约高效。一方面，需要合理配置“零污染村庄”建设所需的人、财、物等资源;另一方面，需明确“零污染村庄”的产业发展定位，集中发展科技、新能源等环保型产业。其二，构建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所谓“宜居”就是要实现生活的舒适便捷与安全健康[38]。具体而言，在保持“零污染村庄”乡土特色的基础上，完善道路、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能够满足村民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的公共服务。其三，构建绿色美丽的生态空间。绿化程度和污染程度是影响生态空间的两大重要因素。一方面，“零污染村庄”要积极实施退建还耕工程和道路绿化景观建设项目，以此增加村庄的绿色空间。另一方面，“零污染村庄”通过联合垃圾革命、厕所革命、污水革命等项目，重点解决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主要类型污染，进而破解农村环境治理困境。

（三）健全治理结构：“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关键

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环境治理为达到权力和資源的合理分配，有序安排了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以及社会主体，从而形成了一种“合作式”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它既是指一系列的规则和资源，又是社会系统再生产的媒介[39]。其一，加强规则约束，保障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规则，这是实现“零污染村庄”治理结构合法化的基础。基层政府要积极发挥出不同部门的作用，共同制定“零污染村庄”的建设规则，从而达到完善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目标。其二，均衡资源分配，保障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只有参与主体认同的“零污染村庄”治理结构才是有效的，为此要在合理范围内满足各主体的资源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增加财政资金投入，提升村庄治理资金总量。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形成治理共识，做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均衡发展，进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其三，创新治理模式，增强治理结构的持续性。一方面。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快信息资源的传播速度，形成虚拟式的“零污染村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政府、市场及社会的约束制度明确主体间权责关系，形成界线化的“零污染村庄”治理结构。

（四）完善治理机制：“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核心

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建设能够为社会带来正外部效应，而所有参与主体都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如果所有人都消极对待“零污染村庄”建设，那么“技术有效、多元共建、绿色持续”的农村环境善治格局将无法实现。因此，完善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治理机制至关重要。其一，完善参与机制。“零污染村庄”参与机制的本质是指参与主体将各自的意见融入“零污染村庄”建设的各项决策中。因此，政府要拓宽参与主体的意见表达渠道，让各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到村庄环保建设中，从而加快“零污染村庄”建设政策的出台。其二，完善互动机制。“零污染村庄”建设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参与主体的“经济人”假设存在冲突，这决定了各参与主体必须进行有效互动。一方面，制定参与主体的互动框架，明确互动逻辑、互动目的等要素。另一方面，构建各主体在“零污染村庄”建设中互动的法律保障，完善“零污染村庄”建设的信息共享制度，确保互动工作始终处于合法范围。其三，完善反馈机制。反馈是指为了实现信息对称而用过去行为调节未来行为的功能[40]。为保障“零污染村庄”建设的反馈效率，必须提升反馈技术的水平，积极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收集“零污染村庄”建设的相关信息，建立信息范围大、质量高的数据库，以达到对参与主体的全方位了解。

（五）优化治理技术：“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保障

治理技术解决的是如何将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落地的问题。自然技术的优化有助于提升“零污染村庄”环境善治的效率，社会技术的改进有助于实现人的基本生产和自由发展。在此基础上，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治理技术强调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融合发展。其一，增强治理技术的数字化。治理技术的数字化表现为用虚拟数字显示出“零污染村庄”治理现状，从而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精准度和有效度。政府通过建立拥有大量信息资源的数据库，将大数据技术贯穿于“零污染村庄”的治理全过程，进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的数字化进程。其二，增强治理技术的乡土化。乡土文化在村庄中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同，它能够有效激发村民保护农村环境的内生力量。因此，在“零污染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必须将乡土文化作为重要考量标准，以保障现代环境治理理念与村庄历史文化的完美融合。其三，保障治理技术的可持续化。合乎法律和道德将有助于促进“零污染村庄”治理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从法治出发，运用立法等强制手段提升技术治理的合法性，避免出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结果。从德治出发，运用社会关系、社会舆论等柔性方式提升技术治理的民主性，确保“零污染村庄”建设中的技术运用符合乡土习俗。

六、结论与讨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技术治理既是解决农村环境污染的创新模式，也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自然技术提供了“零污染村庄”建设所需的新工具，而社会技术为“零污染村庄”建设新工具创造了全新使用环境。为实现“零污染村庄”的环境善治，可以从治理理念、治理场域、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五个层面来进行优化。其一，秉持“以人为本、生态宜居、技术赋能、参与合作”的治理理念。其二，构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治理场域。其三，做好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大主体的合理安排，不断完善“合作式”的治理结构。其四，完善参与机制、互动机制以及反馈机制。其五，优化“零污染村庄”治理的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并做好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融合。以此推进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达到“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的善治目标。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阐述了“零污染村庄”的新概念。“零污染村庄”作为一个全新议题，学术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学术研究。本文通过对“零污染村庄”议题进行分析，既是对新事物的快速捕捉，亦是对传统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议题的突破。其二，应用了技术治理的研究视角。技术治理贯穿“零污染村庄”建设全过程，加强技术治理必不可少。本文正是在阐述“零污染村庄”所需的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基础上，剖析了“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的背后运作逻辑。其三，重新对技术治理进行了解读。以往学者习惯将技术治理等同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自然技术，忽视了社会技术的作用。因此，本文重新阐释了“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的内涵，指出它同时包括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具体而言，笔者分析发现自然技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治理流程，而社会技术贯穿于自然技术治理的全过程，最终实现的是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融合。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尽管明确了“零污染村庄”的技术治理逻辑，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讨论。换言之，本研究从技术治理“善”的假定前提出发，侧重于阐述技术治理为“零污染村庄”建设带来的机遇与动力，然而这也忽略了对“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的风险分析。具体而言，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将会面临着技术非均衡发展、技术非合理嵌入等一系列挑战。因此，在未来以技术升级和推广建设“零污染村庄”的過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如何改变技术发展的差序格局？如何实现技术的科学嵌入？基于此，未来需要更多乡村环境治理领域的学者们加强“对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均衡发展和融合发展的研究，从而提升生态振兴视域下“零污染村庄”技术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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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