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芸 杨陈

【摘要】 汉刘向撰《列女传》正是借载于《诗》《书》中贤明妃子的故事来教化百姓，警醒帝王，规正当时奢靡的社会风气，其创作深受经学的影响。本文通过例举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从外界环境、内部动因、材料来源、礼学价值四个方面来阐述《列女传》与经学之关系。

【关键词】 《列女传》;经学;价值体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0-0037-03

基金项目：本文系阿坝师范学院校级一般项目“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经学中《诗》学的关系”（ASB21-18）的研究成果之一。

《列女传》的作者刘向著述宏富，《隋书·经籍志》记其为十五卷，后几经流传，存留十五篇。《列女传》创作目的即劝戒天子，教化百姓，同时规范女子行为。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对刘向作《列女传》的原因有详细记载，总体而言是为劝诫天子。[1]可见，正是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奢靡，外戚擅权，后妃逾礼的事情时有发生，刘向才想借载于《诗》《书》中那些贤明妃子的故事来教化世人，警醒帝王，从而达到巩固刘汉大统，维护封建礼制的目的。《列女传》与经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外界环境：教化需要

刘向写作《列女传》是环境使然，当时内有后妃扰乱宫闱，致使后宫混乱;外有外戚干政，威胁皇权。西汉成帝即位初期，外戚权势过大，国家政局动荡，刘向屡次上书劝谏，列举历代帝王因奢靡亡国的史实，劝诫天子，强调礼法的重要，并警醒君主要以古为训。《列女传》中就有一系列有关女性道德规范的言论，大多宣扬妇人之道、家庭伦理关系、守义守礼的重要性。[2]诸如此类言论还有很多。可见，当时社会主流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并将这些言论宣之于女性之口。即使如此，人们仍需考量《列女传》中这些人物的语言，或许是因为编撰需要，从儒家典籍中借用而来，只为塑造女性贞节、守礼的形象来达到教化的目的。

二、内部动因：刘向本人的经学思想

在易学方面，刘向继承和发挥了《易传》天、地、人一体观等要旨，通过阐述阴阳五行灾异之说，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刘向经学最突出的是《春秋》学与《诗经》学，可谓博览群书、兼采众家所长。《列女传》大量引用《诗经》，这也可以看出刘向所引之诗与《诗经》的道德观点相一致。在《列女传》中，刘向的礼学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刘向在其议论评价内容中引入礼学史料，并且频繁称“礼”，其目的是从传文故事中总结、提炼出经典礼义涵盖之下的女性基本品质。为妇者的日常行为只有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才称得上是守“妇道”。刘向在《列女传》的议论评价言语中透露出“妇道”的核心内容，根据女性为妇者身份的高低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后妃之德

“有虞二妃”中说娥皇、女英“谦谦恭俭，思尽妇道”，后又有“以尊事卑，终能劳苦”之说。在刘向看来，出身高贵的女性，也必须以夫为尊。又如“周室三母”中太姜身为太王太妃而“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拟“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可见，“贞顺”“勤劳”是身为后妃应有的优秀品质。总的来看，这里所反映出身为后妃者的优秀品质核心词语是“谦恭”“贞顺”“勤勞”。

“汤妃有莘”中刘向认为其“明而有序”，进一步引《诗》为赞，指出身为后妃者肩负着统领后宫秩序的重任，而和好众妾、不妒忌则是基本要求。同时，刘向称赞楚庄王夫人樊姬体现了后妃“谦让、无嫉”的优秀品质。人们可以发现，以上后妃之德的多个层面内涵在《毛诗序》中也可以形成对应的内容，如勤劳、谦让、无嫉等，可见儒家学者心目中的后妃之德在西汉已经形成共识。

（二）妇人之义

对于一般贵族阶层的为妇者来说，“妇道”的核心是对“三从之义”的践行，这是女性基本品质的核心内容。

在“鲁之母师“一传中，刘向借传主女性之口强调了“女无二天之义”，即女性相对男性处于从属地位。《古列女传》卷之一母仪传“女无二天之义”再进一步就是“三从之义”，“邹孟轲母”中刘向称赞孟母“知妇道”，这里孟母提到的“三从之义”其内容己经完备。在实际生活中，女性对“三从之义”的践行特别突出了女性对丈夫的忠贞。在整个《贞顺》一篇中刘向多次赞颂女性的“贞”的品质：

君子美其贞一，故举而列之于《诗》也。（卫宣夫人）

宋女之意，甚贞而一也。……后人美之，以为顺贞。（蔡人之妻）

伯赢勇而精一。（楚平伯赢）

女性贞一的品质在《列女传》中得到强调。

三、材料来源：引经据典

根据刘赛在《刘向〈列女传〉及其文本考论》中的统计《列女传》故事直接引述来自传世典籍作品共计十一种（包括《新序》和《战国策》在内），按照《汉志》的分类，这些典籍可纳入《六艺略》的有《诗》 《韩诗外传》（以上为“诗”类），《尚书》（为“书”类），《左传》《公羊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以上为“春秋”类）;可纳入《汉志·诸子略》的有《晏子春秋》《新序》（以上为“儒家”类）。

可见，刘向在直接采用已有文献的记载作为史料来源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取自六艺经传为主，其次是《诸子略》的儒家一类，显示出《列女传》传文叙事的史料来源具有明显的儒学正统性。其中《列女传》的叙事内容直接引述《诗经》 《尚书》共十五次，《左传》十六次，《史记》十四次，《国语》九次，《韩诗外传》二次，《毅梁传》一次，《公羊传》一次。其中《诗经》《尚书》在汉代属于“经”书，《韩诗外传》是《诗经》的传记作品;《左传》《公羊传》《史记》《国语》是《春秋》的羽翼，它们构成了《列女传》引述典籍的绝大部分，人们说《列女传》部分传文叙事直接引述了“经传旧典”的内容是切合实际的。

首先是与《诗经》的关系。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引《诗》。这主要是因为《列女传》常常在传文叙事之后引《诗》作结，用以发表议论评价，基本上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刘向校书之前，《诗》已经作为六艺经典，其篇章内容在先秦时期已经稳定成型。《汉志》中有《韩外传》一种，列于《六艺略》中的“《诗》类”，今本《韩诗外传》一般认为是《韩外传》幸存的残本，所以《列女传》的叙事内容取材这两种典籍的史料有明确的文献依据。《诗》三百现在看来是早期的诗歌总集，由于一般为四言韵文，抒情性强于叙事性，较少有彻底的叙事和完整的故事情节，所以《列女传》传文叙事引述《诗》值得特别关注。

《列女传》传文叙事对《诗》的引述改编有十二传，分两种情形：一是传文叙事来源于《诗》之叙事史诗。《列女传》中的核心人物本身就是《诗》具体篇章所歌颂的人物，《诗》中的具体篇章实际上是其中的部分叙事史诗，《列女传》只不过是将这叙事史诗进行了散文化的转述，所以在史料的来源上看，应该是直接取自《诗》中的叙事诗。这种情况主要指“弃母姜嫄”“周室三母”二传。“弃母姜嫄”中的主要情节取自《诗·大雅·生民》，转述过程中一些关键字句上又直接袭用了《诗》原文。“周室三母”则引述改编自《诗·大雅·大明》和《大雅·思齐》，“周室三母”的核心人物太姜、太任、太姐最早的记录就是在《诗经·大雅》中，其中《大雅·大明》记录了太任的传说，《大雅·思齐》则提到了太姒、太任、太姜的事情，由太姜、太任对应的周朝开国祖先古公宜父、王季、文王的历史故事也在这些周族史诗中得到记载。《列女传》中三位女性的主要事迹以及对她们品德赞赏的内容，主要转述自《大雅·大明》和《大雅·思齐》。还有比转述更为直接的形式，就是对诗句的直接引用，如“亲迎于渭，造舟为梁”[3]，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传文叙事引述《诗》篇的文字线索。

总结《列女传》传文叙事引述《诗》的特点：一般是将《诗》的诗化叙事转换成散文化的叙事，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结构直接继承《诗》本文的记载，更有直接袭用《诗》关键字句。从用《诗》的历史传统来看，“断章取义”在当时也是由来已久。刘向引《诗》证事、明理和评人，无一例外都是采用“断章取义”的方式，这是对用春秋以来用《诗》传统的继承。在刘向的引《诗》中，引《诗》证事所引诗句对传文叙事的情节有总结、证明的作用，与所引诗句的原诗没有什么关系。比如“鲁季敬姜”一传，刘向引《卫风·氓》中的一句“女也不爽”，这里的“女”直接对应“敬姜”，“不爽”对应敬姜在与季康子的往来行为中非常注意遵守男女有别之礼，其言行均依礼而为，不出任何差错，所以“女也不爽”正好用来描述敬姜的行为，不是简单地对敬姜行为的赞美，而是具体有所指的，刘向引《卫风·氓》的“女也不爽”与原诗女子遭弃根本没有关系，刘向看重的是诗句字面上的意义。

引《诗》明理不过是借重《诗》作为经典的权威，来强化个人的观点，也与诗篇整体意义没有必然联系。在“齐相御妻”一传中，刘向引《小雅》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句来传达出应当常为其善的道理，这个道理本来是从传文叙事晏子仆御之妻的言行体现出来的，刘向引用诗句只不过加以强化证明。所以，刘向引《诗》的“断章取义”实际上割裂了诗篇整体，却仍然挥舞着《诗》作为经典的大旗，将诗句自由灵活地运用于不同情境之中，服务于对历史故事的总结与评价，服务于个体言说和观点的传达，服务于对女性的褒奖与赞美。“断章取义”本质上是“宗经”意识的体现，借重受到普遍认可经典话语，用来增强个体言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这一点在刘向的引《诗》中也并不例外。回顾用《诗》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刘向在《列女传》中的引《诗》不过是汉代经学背景下儒家学者的用《诗》行为，这是春秋以来用《诗》传统在礼乐文化退隐、经学政治兴起之下的延续。虽然《诗》《书》记载的女性事迹较有限，但以《诗》 《书》为代表的六艺经典，仍然是《列女传》主要的史料来源。

以《仁智传》“曹僖氏妻”传为例，其主要叙述的是晋公子重耳过曹等事，这些事件散见于《国语》 《左传》 《韩非子》《淮南子》《史记》等。又比如“鲁庄哀姜”中的情节分别引述于《国语》和《史记》，然后加以改编。而“楚考李后”则在《史记·春申君列传》和《战国策·楚策四》中都有相同的记载。《列女传》叙事内容是有目的地将文献进行整合重编，这种情况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晋献骊姬”这一传。此传在情节设置、人物对话方面跟《国语》《左传》《公羊传》《史记》的记载都有密切关系，基本上是以《国语》为主，兼带取材其他典籍的史料，然后进行整编、组合，由于此传篇幅过长，试以“弃母姜嫄”为例进行分析：本传前半部分主要情节跟《史记·周本纪》非常相似，都是引述改编自《诗·大雅·生民》，讲述周之始祖后稷生于姜姬的传说。

刘向在史料的选择上，如果经典作品《诗经》、《尚书》所载的女性故事为刘向择取时，刘向表现出对经典的遵从，甚至在传文中直接继承经典的语言，显示出复古的语言倾向。

四、经学贡献之礼学价值

《列女传》前褒后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全书分类题目本身就代表一种评价的态度，而“礼”是刘向的评价中用来衡量女性品质的一项重要指标，表明刘向对儒家经典礼义的尊崇态度。一部分礼学史料保留在“君子谓”所引领的内容中，主要是刘向本人对古代礼制内容的直接引述。这样的传文有“周室三母”“鲁之母师”“周宣姜后”“宋恭伯姬”“齐孝孟姬”“魏节乳母”等六传。另一部分保留在人物的对话中，这些对话中的礼学史料不管是否是由刘向本人添加的内容，但是在叙事之后的“君子谓”引领的内容中刘向给予了礼学意义上的肯定，同样可以反映出刘向对女性故事的议论评价。这样的传文有“邹孟轲母”“鲁之母师”“宋鲍女宗”三傳。传文叙事在孟母的言语中直接采用了这些礼学史料，刘向在叙事之后的议论评价内容中也特别强调，故这些传文叙事人物对话中的礼学史料与刘向的议论评价态度直接相关。

具体说来，《列女传》的礼学价值体现在以下内容中：

（一）后妃胎教之制。如：“周室三母”一传“君子谓”引领的内容保存了古代贵族女性实施胎教的具体行为准则。

（二）妇人之本分如“邹孟轲母”。

（三）妇人“三从之义”。如“邹孟轲母”“鲁之母师”等可见“三从之义”是社会对女性基本品性和从属地位的根本规定，其本质是女性的行为必须服从于男性家长的权威。

（四）君子动静举止之仪。如“邹孟轲母”中孟母对孟子教育的话，正是有关君子日常动静之仪的内容，这是古代君子日常生活的礼仪。

另外，还有贵族女性行动之仪（“宋恭伯姬”与“齐孝孟姬”）、 后妃御君之礼（“周宣姜后”）、贵族养子之礼（“魏节乳母”）、贵族婚礼之仪（“齐孝孟姬”）等，此不详说。上述史料有些与传世礼学文献基本相同，同时还有些内容在传世礼学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具有重要的礼学参考价值。同时，刘向在“君子谓”和“传后颂言”中将“礼”作为评价女性优秀品质的关键词，围绕“礼”字，刘向确立了几组评判女性品质的标准，包括 “知礼”“有礼”“守礼”（执礼、复礼、待礼）、“好礼”等。

其一是“知礼”：

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邹孟轲母）

君子谓女宗谦而知礼。（宋鲍女宗）

君子谓魏负知礼。（魏曲沃负）

九子之母，诚知礼经。（鲁之母师）

义继信诚，公正知礼。（齐义继母）

姊引义理，称说节礼。（代赵夫人）

其二是“有礼”：

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契母简狄）

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齐宿瘤女）

其三是“守礼”，有时也称“待礼”、“复礼”，与“守礼”：

伯姬心专，守礼一意。（宋恭伯姬）

其四是“好礼”：

君子谓孟姬好礼。（齐孝孟姬）

君子谓高行节礼专精。（梁寡高行）

由上可知，《列女传》中的这些礼学材料对于人们认识西汉的礼学状况及刘向本人的礼学观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一部分内容也客观上展示了妇女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和所起的特定作用，表现出我国古代女性的聪明才智、义行卓识，优良品德。综上所述，刘向《列女传》与经学有着极大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受到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刘向的经学观念。其中，《列女传》材料的来源以及刘向对材料的选择，都充分体现了《列女传》与经学的不解之缘。

参考文献：

[1]班固撰.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648.

[2]刘向编撰.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3]孙静主编.诗经[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321.

作者简介：

宋芸，女，四川成都人。阿壩师范学院副教授，泰国格乐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育管理。

杨陈，女，四川资中人，阿坝师范学院预科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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