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孔子，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奠基人。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思想紧密相连。本文从《论语》的文本分析入手，探究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诗学思想，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评述。

【关键词】 孔子;道德修养;政治外交;思无邪;文质彬彬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0-0025-03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纵观孔子一生，从小勤奋好学，51-54岁曾经周游列国，晚年授徒讲学，整理文化遗产，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孔子爱“诗”，读“诗”，授“诗”。此“诗”即《诗经》。《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诗三百”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被确立下来之后，得此《诗经》之名，沿用至今。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学家，在授徒讲学的过程中极为重视《诗经》的政治教化作用，追其原因，孔子作为先秦士大夫阶层，作为一位以改造社会和人心为己任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诗学思想都是围绕着政治教化而展开的，故谓之“诗教”。从《论语》当中可以看出，孔子虽无纯粹的后世所说的诗学思想，但是他对《诗经》的分析与讲授，可以窥视到最早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学观的萌芽，其中所包含的以“诗教”为核心的诗学思想，为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诗”与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重视源于儒家，孔子崇尚道德，孔门四科中“德行”科注重弟子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完善。孔子大约从30岁开始收授弟子，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诗礼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被视为达到最高人格境界的途径。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论语·泰伯》中记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指出了道德修养的三个层面，首先应该先学诗，而后以礼来立身，最后用音乐完善人性。

礼乐文明的创立者是周公姬旦，“礼乐”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是社会秩序和谐的标志。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礼乐文化无法适应变革时代的社会要求，礼坏乐崩的局面开始出现，如何对待周代的礼乐文明，也是先秦百家争鸣的议题。孔子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崇尚礼乐文明中蕴含的仁爱精神。同时，孔子也崇尚诗，他甚至把诗与礼乐并立，之于道德修养，孔子甚至认为诗的作用在礼乐之上。孔子认为首要的关键是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将《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视为修身养性的教科书。

在道德修养层面，《诗经》为何受到孔子的重视？从《诗经》已有的篇章记载来看，敬德、爱民、德政、忠孝皆与道德修养有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经》中记述了后稷、公刘、文王等圣君明主进德修业，强调天命降福，修德配命;“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得民心者，得天下，修德应以爱民为根;“明明天子，今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君主要实行德政，非暴力强制，而是通过礼乐文明的典章制度、祭祀礼仪、行为规范等，对人的道德规范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和感染;“既有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出则忠，入则孝，忠孝两全，方能成为道德楷模。

孔子授徒讲学，重视道德修养层面的人格完善，因此他提到，“不学诗，无以言”。《诗经》确实承载了道德修养的积极意义，孔子的“诗教”观也为中国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源远流长，敬德、爱民、德政、忠孝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精神内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为有志之士的人生理想。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切感怀，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铮铮誓言，即使在当代，余华、陈忠实、莫言等优秀的作家仍然承载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在生动再现历史现实的同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着自己对国家、对民众、对个体深沉的人文关怀。

孔子论“诗”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奠定了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文学的精神文化内核，对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的创作和中国文学思想的传承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二、“诗”与思无邪

《论语·为政》篇记载：“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思”的解释，大体有两种，一种认为“思”为语气助词，无实义，一种认为“思”为思想内容。

《诗经》是否如孔子所言“思无邪”？无邪即归于正。从《诗经》所载篇章來看，内容可谓是丰富多彩，战争、徭役、农事、宴饮、祭祀、婚恋，既有对朴素纯真的爱情的歌颂，也有着下层民众的牢骚和不满，既有对王公贵族享乐生活的再现，也有着对统治阶级暴政的不满，同时，“淫奔”之作如《桑中》等也不免产生未脱离低级趣味的审美情趣。孔子为何用“思无邪”来概括其所有？追其根本，实际上代表着以孔子为代表儒家美学思想的评价标准——“中和”之美。

“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礼讲差异，乐讲融合，礼乐正是以其中和功能培养人的中和品质，最终赢得人际和谐，社会有序。例如，孔子重视音乐的政治教化作用。从孔子所欣赏的音乐来看，重雅乐，放郑声。雅乐即古乐，曲调平和中正，节奏缓慢，如《韶》《武》，表现先王的丰功伟绩，是圣人创造的音乐，这种音乐不仅能够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还能够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郑声即郑地流行的新乐，曲调高低起伏，节奏明快，与古乐背道而驰，“郑声淫”指郑声曲调容易激动人心，助长人的私欲，不利于“礼”“仁”的道德培养，如子夏言“郑声好滥淫志”。

从孔子欣赏的诗来看，孔子赞扬《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诗学思想来看，他崇尚诗应从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两个方面注重“中和之美”，从思想内容来看，孔子要求诗内容雅正，从语言表述来看，孔子要求语言要委婉曲折，表达情感不要过于激烈。即使一些如《桑中》这类的“淫奔”之作，但是以无邪思想观之，可以从中获得教训，从反面起到一定的劝诫作用。至于《诗经》中《伐檀》《硕鼠》之篇，《毛诗序》曾给出解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毛诗序》评诗不免带有汉儒穿凿附会的政教说的痕迹，但是也可以大体观照儒家诗学思想的内容与评诗标准。

孔子对“中和之美”的重视和强调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魏晋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融合儒释思想精华;唐诗重视“情志统一”;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将声律与风骨并重;黄庭坚强调诗歌的怨刺要适度，重视温柔敦厚;明代通俗小说儒雅与情俗协调;中国文艺作品一以贯之地对“大团圆结局”的坚守，凡此种种，均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对“和谐统一”的重视与提倡，内在与外在，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均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是一种诗学思想，也是一种美学思想，抑或是一种哲学思想和人生境界的追求，始于儒家，源于孔子。

三、“诗”与兴观群怨

《论语·阳货》篇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兴，这是就诗的审美作用而言的。后来的儒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诗集传》中所注的“感发意志”，另一种是西汉孔安国（孔子的后裔）的所注的“引譬连类”。感发意志是指，诗歌的感性形象可以感染读者的情绪，激发人的精神意志，引譬连类是指，由一类事物能够引起与之相关的丰富的想象和理想。孔子重视诗乐，而诗乐的共通之处在于审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提到悲剧的“净化”作用，其理论内涵或许因文化的差异而略显不同，但单对诗的审美性的关注则略有相通之处。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对孔子的“诗可以兴”进行更深刻的分析阐述，他指出，“兴”之于审美，不仅仅是最表层的自由和愉悦，优秀的诗作往往会使人的灵魂和精神得到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培养和人格的完善。

观，这是就文学的认识作用而言的。东汉经学家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考见得失”。《诗经》确实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真实写照，具有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特征，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战争、徭役、婚姻、爱情、农事、宴饮等。诗可以观，观时代之变迁，国家的兴旺，民族的风俗礼仪以及婚丧嫁娶。读建安文学，观汉末动乱的历史现实，读“三吏三别”观唐代安史之乱民不聊生的悲惨现状;读《水浒传》，观北宋末年的“官逼民反”。读《红楼梦》，观封建末世的世态苍凉;读《金瓶梅》，观世态人情的千姿百态。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之中对“兴”与“观”予以深度解读：“所谓强化，是指艺术作品所觉醒的感情意识的集中而言，这正近于孔子所说的‘兴’;而‘照明’则是孔子所说的‘观’了。‘观’是由作品而照明人生的本质与究竟。”

群，这是就文学的团结作用而言的。《论语集解》引孔安国的解释“群居相切磋”。 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盛行，士大夫在各种政治外交活动中，如君臣聚会、出使四方，要赋诗以表情谊，相互切磋。《左传》中记载此类赋诗活动70余次。赋诗的用途广泛，劝谏君主，发表言论，甚至通过赋诗来寻求救兵、解除纠纷等。“赋诗”，主要是现成诗歌的吟诵，即兴创作较为少见。作为一种政治外交活动，诸侯士大夫如果不懂《诗经》，不懂诗的意义和隐申，在政治外就无法准确地捕捉他人的意图，不仅失礼，还可能酿成“诗祸”，最终导致政治外交活动的失败。反之，如果熟练地“赋诗言志”，便能使外交活动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胜利。春秋时期“赋诗言志”流行，所以孔子提出“诗可以群”是有着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通过读诗，可以解决政治外交活动，同时也可以使诸侯士大夫之间互相切磋，起到团结人心、交流感情的目的。此外，孔子倡导弟子读诗、论诗，重视诗教、礼教，进而达到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的终极目的。

怨，这是就文学的批判作用而言的。《诗经》，并不像孔子所说的，“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有很多作品激烈地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无度，批判战争、徭役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如《大雅》和《小雅》里的很多批判周幽王和周厉王的诗作，《国风》中的《伐檀》《硕鼠》等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现实和思想感情，都是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的。孔子的“可以怨”，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中国文学的批判传统，如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汉代的乐府民歌、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唐代的杜甫、白居易等，都继承了文学批判的传统。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传承来看，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它既注重诗的审美性，也关注诗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又十分重視诗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思想指引，也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意义不仅止于此，它更是孔子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将《诗经》的多种功能熔于一体，其终极的目的是在当时礼坏乐崩的历史情境中，承担起了整合人们思想的关系，建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的历史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

四、“诗”与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中记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此句本意用于对君子的品评。孔子崇尚“周礼”，礼乐仪式与道德规范是周礼的核心。孔子借此来教育弟子内外兼修。“质”，指的是人内在的品格。“文”，指的是人外在的仪表言辞。质胜文则野，虽然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但是不注重外在的仪表就像野人一样。文胜质则史，只注重人的外在仪表而忽视人的内在品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便会浮夸。“文”与“质”二者缺一不可，文质彬彬，才能成为君子。

《论语·雍也》中的这段话，孔子的本意是用来指人的修养，而后被运用到了文学理论中，强调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关于内容与形式之辩，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不凡相关的探究。魏晋时期“文的自觉”，对诗文审美性的关注使得形式主义文风开始彰显，诗歌辞藻华丽，形式工巧，骈文之风兴盛，齐梁之际，宫体诗盛行，辞藻华艳，内容空虚，情感匮乏。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提出“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钟嵘在《诗品》中倡导“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初唐詩文革新的代表人物陈子昂标榜“兴寄”与“风骨”，殷璠在《和岳英灵集》中以“兴象”和“风骨”品评盛唐诗人诗作，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崇尚“盛唐气象”，均对诗文的“质”与“文”的关系进行探究。真正优秀的诗文，如同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决定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社会价值，文则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此外，孔子对音乐的看法也体现了他对“文质彬彬”的推崇。称《韶》，“尽美矣，又尽善”，称《武》，“尽美矣，未尽善”。“美”即对形式的要求，“善”即对内容的要求。他称《韶》为舜乐名也，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为武王乐，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可见孔子对音乐的美善的评价带有明显的道德教化的标准。

五、结语

在古代，儒家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在现代，儒家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同一，无纯粹的文学，诗学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然而孔子对“诗”的论述奠定中国诗论的哲学和美学的基础。孔子的诗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诗要为政治教化服务，强调诗的仁义礼乐的教化功能，为中国后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孔子的诗学思想也影响至今，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传承。此外，孔子的诗学思想饱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是在春秋礼坏乐崩下的时代感怀，这种忧患意识奠定了古人在历史与文化巨变时所的积极进取与参与意识，这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的精神动力，曹丕《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陈子昂的“兴寄”与“风骨”、严羽推崇的“盛唐气象”、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王夫之的“兴观群怨”再阐释，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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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房莹，女，汉族，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就职于长春光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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