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茹

【摘要】 《父亲的微笑之光》是艾丽斯·沃克一部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因父亲的一次暴力行为身心受到伤害的姐妹麦格德琳娜和苏珊娜，以及有着悲惨童年经历的波琳，各自寻找不同的自我疗愈道路的故事。通过亚文化视角来探讨小说中女性自我救赎的不同选择，根据亚文化理论，说明为什么苏珊娜、波琳和麦格德琳娜被定义为越轨的局外人;进一步从规则是由谁制定的，来探讨这三位女性的“不正常”只是被男权社会建构出来的;通过对苏珊娜、波琳和麦格德琳娜具体行为的审视，看到女性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做出的努力，提出具有“亚文化风格”的小众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女性走出困境，在不戕害自我和他人的前提下应该被社会理解和尊重。

【关键词】 艾丽斯·沃克;《父亲的微笑之光》;亚文化;女性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0-0013-03

一、引言

“亚文化”术语正式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芝加哥学派最早使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亚文化（subculture， 也译作“次文化”）是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亚文化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亚文化具有“抵抗性”。“某些社会群体”遭遇到了某种特殊处境，与更广泛的文化（主导文化和父辈文化）发生了“具体矛盾”，呈现出异端、越轨的倾向;其二，亚文化具有“风格化”特征。亚文化的“抵抗”采取的不是激烈和极端的方式，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主要体现在审美领域、休闲、消费等领域，是“富有意味和不拘一格的”;其三，亚文化具有“边缘性”。与“更广泛的文化”相比，亚文化的主体多处在边缘、 弱势以及“地下”等“特殊地位”如：青少年、下层阶级、草根阶层、少数民族、原住民、移民、女性、同性恋等（陶东风、胡疆锋，2011：3）。

小说《父亲的微笑之光》的创作背景正是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小说中的人物“穿孔”“染绿发”“吸毒”“酗酒”“同性恋”等行为都是亚文化的体现。所以从亚文化视角出发，有利于解读小说中的人物特质，探讨在亚文化背景下，黑人女性面对父权制的压迫时做出的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女性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二、性向越轨

苏珊娜是父亲鲁滨逊的小女儿，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很好，但在亲眼看见了父亲抽打姐姐麦格德琳娜之后便对父亲渐渐疏远，平时和蔼可亲的父亲突然变成了暴怒的野兽，这对苏珊娜的心理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之后虽然和希腊人彼得罗斯结婚，但彼得罗斯无法和苏珊娜在精神层面交流，所以这段婚姻很快走向尽头。童年时期父亲留下的阴影以及失败的异性恋婚姻影响了苏珊娜的性取向，她成了一名同性恋者。波琳是苏珊娜的情人，十五岁时遭到强奸，在其家人的合谋下被迫嫁给强奸她的人并生下一个儿子，与苏珊娜不同的是，波琳天生无法对异性产生感情，更悲惨的是她的婚姻本质上是一种犯罪，所以在波琳从婚姻的炼狱中逃脱以后她获得了新生，把那场强奸看成是“迈向解放的第一步”，在与苏珊娜相爱以后更是治愈了因家庭贫困带来的童年创伤。

根据亚文化理论，强大的女性文化和任何层面上的凝聚而成的女性空间，都会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对男性权力和社会控制构成潜在威胁。所有替代通过求爱所得来的一夫一妻制的伙伴式的婚姻，以及想象中的，理想型白人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其他形式均被视为不正常，变态或病态，包括女性独自生活或者与其他女性共同生活，不依附于男人独身主义或同性恋的女性等（Faderman，1981），小说中苏珊娜的希腊丈夫彼得罗斯这样评价波琳：“雌性雄化的同性恋者，她们的厚颜无耻把我的胃口全倒了。”显然以彼得罗斯为代表的父权社会并不能完全接受苏珊娜和波琳的性向越轨。

三、身体越轨

麦格德琳娜也叫六月，玛吉、疯狗、麦克道克，是鲁滨逊的大女儿。六月本是一个活泼好动、热情奔放的女孩，她在十四岁时，大胆地和孟多族男孩马努列多相爱，但是父亲鲁滨逊却因为害怕女儿怀孕会使其丢脸，而不允許这种感情的存在。在一次六月和马努列多约会之后，鲁滨逊用马努列多赠予六月的银扣皮带抽打了女儿。这一次的暴力打碎了父亲与女儿的联结。

小说中有一段麦格德琳娜的自述：“……当我挺着穿了三个洞的鼻子，晃着头绿发，肥胖的手臂夹满学生论文和我誊写的五颜六色的笔记，滚动着进入讲座厅的时候，我敢肯定，学生们有时会以为我是化装成‘朋克’、‘戴克’、的‘杰米玛大婶’。”（周小英译，2003：60），从这一段描述中可以清晰地感知到麦格德琳娜和当时主流社会下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父亲从小对麦格德琳娜的期许就是希望她的行为举止“像个女孩”“只对女人的事感兴趣”，经过那次鞭打以后，麦格德琳娜便以这种看似被驯服：不再疯跑、不再和男孩交往，但实际以不修边幅的穿着、暴饮暴食和拒绝正常沟通的方式默默地对父亲进行着反抗。

虽然在这里把苏珊娜、麦格德琳娜和波琳定义为越轨的局外人，但事实上，人们总是在没有获得他人认同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违背他人的意愿，而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他人。例如，基本上都是由年长者为年轻人制定规则。对他人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分化。能够从社会地位获得武器和权力的人最有能力执行他们的规则。年龄、性别、种族和阶层分化都和权力分化有关，这就解释了不同群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人制定规则（陶东风、胡疆锋，2011：15）。苏珊娜、麦格德琳娜和波琳的越轨行为并不是出自她们的主观自愿，而是在父权社会无形或有形的压迫下，一步步做出的无奈选择，她们的越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我的拯救，同时，这种越轨更倾向于人类求生的本能，不应该被贴上“局外人”的标签。

四、苏珊娜和波琳的自我救赎

苏珊娜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目睹姐姐被父亲鞭打之前和目睹姐姐被父亲鞭打之后。而第二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遇见彼得罗斯，第二个时期是遇见艾琳，第三个时期是遇见波琳。这三个时期从表面上看是苏珊娜一步步滑向少数群体，接受一种亚文化，但从本质上讲是苏珊娜在一步步认清自己、了解自己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的心理状态的过程。

苏珊娜在童年时期是符合父权思维对女性的定义的，她的父亲说“……像苏珊娜一样，娴静，文雅，只对女人的事感兴趣……”（周小英译，2003：13），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珊娜很受父亲喜爱，而在小苏珊娜的眼里，父亲也是“温情脉脉、富有同情心”的形象。苏珊娜人生的转折点是从锁眼里窥视到父亲用皮带把姐姐打得血迹斑斑，“温情脉脉、富有同情心”的父亲变成了“一头大怪兽”，目睹鞭打事件以后，苏珊娜再也无法像之前一样和父亲撒娇亲昵，父女之间虽从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却像永远隔了一面无形的墙无法再沟通和交流。

之后，苏珊娜与希腊人彼得罗斯结婚了，但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在苏珊娜心里对希腊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她认为他们不同于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他们信仰大自然，善待一切生灵，生性自由奔放。但事实是她的婆婆对待本地女性受辱的事情避而不谈，她的丈夫彼得罗斯娶她，可能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资产的女人而且对他的父母和希腊文化有兴趣”，彼得罗斯想要娶一个真正的有蓝色眼睛的美国女人，而苏珊娜皮肤是褐色的，眼睛也是褐色的，之后彼得罗斯和“金头发的空中小姐私奔”还在嫌弃女孩的头发不是天生金色，怪女孩骗了他。所以苏珊娜寄托于希腊人的美好幻想破灭了，认识到在父权社会下，希腊人和美国人对待女性的态度本质上是相同的。

苏珊娜在与彼得罗斯去教堂时，偶然看见了艾琳——一个矮小的侏儒，是教堂的看门人。彼得罗斯向苏珊娜讲了关于艾琳的传闻“艾琳的母亲被人强奸了，她的父亲和兄弟绝不承认这一事实，她遭到了鞭打。从此以后，没人跟她说过话。艾琳出生时，她母亲就死了。艾琳是一个侏儒，这是上帝对她母亲的惩罚。她小小年纪就被送到教堂当佣人。”（周小英译，2003：44）

之后苏珊娜再想问关于艾琳的事情，彼得罗斯的反应是让她不要当“多管闲事的美国女人”，就是这番话让苏珊娜对彼得罗斯感到彻底的失望，那一刻她觉得“她如此欣赏的希腊的山山水水，突然离她远去”。可以说与彼得罗斯的婚姻尝试并不能消除苏珊娜对“父亲会变成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恐惧”，在此刻，苏珊娜意识到把希望放在男性身上并不能帮她解决精神上的痛苦处境，符合主流传统的异性恋家庭在苏珊娜这里不再是一个好的选择。同时，艾琳通过占卜告诉苏珊娜：“……你身体里有一个男人……它只是一个内在的男性，是你的一部分。”这种“双性同体”的概念唤醒了苏珊娜的女性自我意识，开启了苏珊娜追寻自我的道路。

苏珊娜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是遇见了波琳。波琳的童年十分凄惨，因家中贫困，在她十五岁生日时，她的家人帮助一个叫温斯顿的男人强奸了她，并生下一个儿子。但这次不幸的遭遇并没有压垮波琳，在儿子三岁时她已经为出走积下了足够的钱，她上夜校、在海军服役、学航天工程，买下她的第一家餐馆。为了在社会上生存下去，波琳必须足够强大，在物质层面她做到了，但童年时期的阴影却在精神上折磨着她，波琳曾这样评价苏珊娜：“我喜欢她甜甜的气息……她有的，我全没有：修长的身材、优美的仪态、雅致的打扮、父母的钟爱及周游世界的经历。”

波琳对苏珊娜的爱意一定程度上也来源于她对苏珊娜拥有的幸福童年的渴望，在与苏珊娜长久的相处中，波琳的心态有了变化，她这样说道：“我明白了，我既无法拥有你，也无法成为你;我不能用你的童年代替我的童年，我永远只能是我自己……我在努力说服自己：我活的也不算糟糕。”（周小英译，2003： 177）

童年的伤口慢慢愈合，丑陋的疤痕可能一直存在，但波琳已经完全接受了属于她自己的人生。苏珊娜爱波琳的自由和洒脱，爱她对待生活永远一往直前的态度，她从波琳身上学到了怎么去寻求精神的独立，之前苏珊娜一直把自我寄托在男性，即她的父亲鲁滨逊和丈夫彼得罗斯身上，渴求他们的理解与尊重，所以当父亲和丈夫表现出对女性的偏见看法时，苏珊娜就会走进孤立无援的困境，进而无法获得良好的爱情和亲情体验。在她遇到波琳，看到波琳自由大胆地与女性相爱，听到波琳一次次死里逃生的傳奇故事，苏珊娜终于意识到，只有自己获得人格和精神的独立时人生才会充满希望，即便她依然深处不平等的父权社会中，她也能和自己达到和谐的状态，不再被外部的价值观念困扰和割裂，从而走出过去的伤痛，接受父亲对暴力行为的忏悔，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这种不符合传统主流的生活方式，让饱受父权社会折磨的女性找到了自己和男权社会和谐相处的途径，面对不公平的处境，她们没有自甘堕落——苏珊娜是作家，波琳是餐厅老板，她们都在社会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苏珊娜和波琳的自救道路是成功的，是应该被所有人理解和尊重的。

五、麦格德琳娜的自我救赎

麦格德琳娜天生是个野姑娘，村民们都亲切地叫她“疯狗”（当地人认为疯狗聪明）。但她的父亲却很不喜欢她的这种性格，他害怕麦格德琳娜和当地的男孩交往过密导致意外怀孕会使他丢脸。这也说明某些群体往往比其他群体更多的受规则约束，文森特指出：“未婚父亲能够逃脱严厉责难，由此将攻击矛盾转嫁到未婚母亲身上。”对女儿一定会未婚先孕的恐惧促使父亲用皮带鞭打了女儿，这次的暴力征服效果是显著的：“麦格德琳娜不再像过去那样爱动而是常常呆呆地坐着不知道在想什么或事捧着书不停地读”，这些改变让父亲变得“省心”，他变本加厉检查她的衣橱：“裙子必须是长裙，领口必须是高领”，暴力行为暂时帮助父亲实现了对女儿的控制。

当麦格德琳娜给自己取了“六月”这个比较女性化的名字且坦然接受它的时候，这意味着虽然表面上，她被父亲的暴力征服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具有野性，但实际上也代表着她主动割裂了与父亲的和谐关系。她开始暴饮暴食，让自己的身材不再符合男性审美，不再与任何人进入亲密关系，过着单身的独居生活。

麦格德琳娜对妹妹苏珊娜有着无端的憎恨，因为妹妹天生乖巧，父亲总是多偏爱她一点，她也想和苏珊娜一样得到父亲的爱与信任，但“麦格德琳娜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她和心爱的人最幸福的時刻会遭打父亲那般的毒打”，她一生都没有从对父亲的怨恨中走出来，麦格德琳娜鲜活的生命在她十五岁那年戛然而止。最后麦格德琳娜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与苏珊娜不同，她不像苏珊娜一直在寻求自我的道路上前行，而是一直把自己定格在最痛苦的一刻，那一刻她失去了父亲、爱人和人间所有的温情，用食物麻痹自己，不愿意遵从医嘱减重，她说;“如果减轻体重的话，我对马努列多的怀念、对父亲的愤怒也会随之淡化。我早已被遗弃，我不愿我的记忆再离我而去。”麦格徳琳娜一直生活在被鞭打的阴影中，无论是父亲的忏悔，还是她通过扭曲自己的身体对父亲展开的报复都没能使她走出心里为自己建筑的牢笼，这种方式的报复也是麦格德琳娜对自己脆弱本性的一种掩饰，她把本应该复杂多彩的人生价值，错误地简化为不能与一个男孩相爱，人生便毫无意义。

六、结论

苏珊娜、波琳和麦格德琳娜在童年时期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来自家庭中男性成员的伤害，她们在寻求自我疗愈的路上，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对抗传统的异性恋家庭生活方式，结果大相径庭——苏珊娜和波琳一直在寻求自我的路上不断尝试，最终和自己与社会达到了和谐的状态;而麦格德琳娜选择用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引起父亲对暴力行为的愧疚是一种无效行为，可以说在探索女性如何自救的道路上是一种失败的尝试。女性自救的道路上，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构建独立自我和创造社会价值，是女性能够自由生存的必要的条件。这两种不同的结局，也警示人们在面对亚文化时不能持一种片面的全部肯定或全面否定的态度——要辩证地看待不同群体的不同选择，家庭和社会要及时制止和消解以伤害身体为途径的小众文化，但在不戕害自我和他人的前提下，小众选择比如小说中呈现的同性生活或单身生活也是自我解放的途径之一，应该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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