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康巴藏族自然崇拜故事以傅修延的“原生态叙事”为理论指导，通过对叙事形态的分析，叙事内容的总结，叙事思想的阐释，反映藏区民众的生活场景及秩序，重在发掘自然崇拜故事的叙事特征、故事内在的生态思想及生态智慧，以及对大自然的保护。

【关键词】 自然崇拜;原生态叙事;生态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0-0034-03

基金项目：四川民族学院校级自办科研项目（项目编号：XYZB2036SB）。

傅修延在《中国叙事学》提出“原生态叙事”的概念，认为：“华夏先民具有丰富的自然知识和开阔的生态心胸，他们把山川大地看成资源的载体，懂得万物相互依存和众生各有其形，并且萌发了资源有限的宝贵思想。”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的自然崇拜故事与《山海经》中的故事相似性在于叙事的“原生与原发状态”。康巴藏族自然崇拜故事继承并发展了原生态叙事模式，叙事内容本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了康巴藏族先民与自然共生共存，敬畏、相视平等、勇敢地与自然灾害抗争的故事，展现了藏族先民原始的生态意识，宣扬了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

一、原生态叙事模式分析

康巴藏族的自然崇拜故事记录了原始先民生活的场景、情状、秩序，是藏族原始先民生活的再现，这种再现随着口传叙事的传播形成叙述者与听众之间共同接受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被文人加工，诱发了故事外在形态的原生性。故事的原生性不仅是人与自然的最初映像，也是一种文化的阐释。

自然崇拜故事的叙述模式可以归纳为“相传很久以前……某地方有自然物，自然物为某神，神与人发生抗争。”故事的事件时间早于叙述时间，叙事时间呈现模糊状态。从“很早之前”回忆故事的发生，运用倒叙的手法引起读者的兴趣。“相传”增加了故事的虚构性，弱化故事的真实性，使得读者一开始的阅读就处于想象的层面。读者或者听众是口传叙事文学的传播者，民间文学文本的变易和多样也基于此。故事空间限制在“某地”，“某地”指康巴藏族长期共同生活的共同空间，空间具有共生性，包含人与人的共生及人与自然的共生。文本故事空间的叙述根植于藏民具体的生活场景，甚至自然往往包含在生活场景中，如“很早以前，在察布毡山下……靠勤劳的双手放牧、挤奶、打酥油茶……”反映出藏地自然地理状况，多高山、多牛羊，喜欢饮用酥油茶。正如《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说：“全知叙述者一般不提及自己叙述行为的话语空间，而是直接把读者引入故事空间，在一种身临其境的阅读状态中‘聆听’故事的下文。”民间故事的叙述视角为全知视角，一般会省略话语空间，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感受及感知度增强，同时，故事空间的确定使得民间故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康巴人对自然万物的崇拜是集体潜意识积累的结果，故事的形成同样存在这种积累，故事的叙事结构、叙事要素很好地展示着故事的原初性。“自然物为某神”的叙事模式潜藏康巴藏族对自然、生态、生命的集体意识和集体的经验，神的出现说明先民最初对自然物的畏惧转化为崇拜的过程。藏民化生活为故事，以生活空间演绎与大自然关系，形成后世人与自然相处的理念基础。故事主体决定了故事的外在形态。“神话故事的主体是‘神’，传说故事的主体是‘英雄’，只有民间故事里的主体，是‘人’（凡人、庸众），他们与现实世界最为接近。”康巴藏族自然崇拜故事的主体是“人”，即使“神”存在，神的身份有平凡化和模糊化特征，“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人物叙述的规律决定口传叙事中欠缺逻辑，民间故事人口述的原貌制约表达方式，从语言到文体都接近生活的原生态。民间故事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中，意味着民间故事由口传叙事走向文本叙事，文人对原生文本的干涉，使得故事的外在形态定型，故事的情节在不断变化，但是故事的外在形态却有相似性。

康巴藏族的自然崇拜故事保留了原始先民生活的场景、状态、秩序，这种叙事形态反映了藏族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生态朴素的认知。同时，可以看到自然崇拜故事与原生态叙事形态的同构对应关系，奠定了康巴藏区自然崇拜故事的叙事形态，但并未固定故事的内在内涵，反而承载着藏族的文化和情感。

二、原生态叙事的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为原始的关系，展现初民与自然的不同互动，以及生态思维。康巴藏族民间故事的叙事内容从人与自然的原生态关系来看，可以分为自然孕育万物、人与自然的共存、人與自然的抗争三个方面。

原始先民的意识里，自然孕育着一切。其中包含着自然孕育万物、自然孕育人类、自然孕育日月天地宇宙等内容。自然孕育万物的基础是“万物有灵”。“这只蚂蚁经过努力创造了世界，头变得四方了，因为天也是东南西北四方，是它开辟的”，这则故事是非常典型的创世神话，故事中蚂蚁这一自然物开天辟地孕育万物，蕴含了先民对宇宙万物由来的认知。藏民对生命的看待和集体无意识主导下对自然生态的认知在故事中，主要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物的关系上。同时，自然孕育人类也是其中的母题之一。从进化论来看，这一观念也是有据可查。“这两只动物在孤独的环境中，慢慢地相交相配了，后来生下来儿女，他们既不像猴，又不像雪猪，而是我们人的始祖”“他们睁大眼睛，一下子就发出了光芒，共公成了太阳，日玛依成了月亮……”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宇宙的生成中，逐渐和谐统一，藏民对人本身的思考，暗含人与自然共生的关系内涵，是故事原生性相互联系的必然结果。

人与自然共存的内容不仅体现在故事中人物角色的塑造，而且还体现在故事情节的构成中。民间故事中，人物塑造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人与自然物角色的设置在一个母体内共存，展示了原初先民与自然的亲近。一些故事中常出现人化为万物，或者自然物化为人，都可理解为在现实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共存。“罗猴也喝了一些净水，死后变成了大山，他的头发变成了无数个罗猴，罗猴就是人的祖先”这则故事中，人与物的身份设置是一致的，展现了原初先民生态思维的另一个角度。在情节结构上，多数故事都沿用“某处有某神”，空间的共存关系是故事文本的背景，场景的描述在藏区山水自然之中。

藏族故事中，人类与自然中的山水经过不同的相处达到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个过程的故事情节结构固定为“平静的生活——阻碍者（妖魔或自然物）——抗争——崇拜神灵”，如《四姑娘山的传说》《白河的传说》《金川的由来》等故事结构的相似性。人与自然共存的内容，蕴含着藏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生态的态度。

人与自然抗争表现原始先民在认识水平的限制下，与一切灾害的斗争。民间故事中的叙事特征是将一切灾害妖魔化，而由自然物演化而来的自然神保护着民众。《欧吾太基与乌补各》的故事中，“欧吾太基手起刀落，一刀割掉了乌补各的耳朵，甩到吉拉山下，再一刀砍下了乌补各的头，滚下竹格都河坝去了。从此人间少发灾害。”讲述了山神之间争斗，欧吾太基为人民除去常常使得万物生灵遭受灾害的乌补各。自然神与自然力之间的抗争可以看作是藏民对自然灾害的抗争，只是抗争的思想透过故事中“二元对立”的人物设计表达出来。

以上从藏族自然崇拜故事的原生态叙事的内容上，论述了藏族自然崇拜故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内涵，藏民对自然的思考、敬畏、崇拜表现了自然崇拜故事内容的内在文化结构，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原生态相处模式，故事结构的最初生成暗含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始状态。

三、原生态叙事的思想内涵

人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生活秩序是统一的。藏族人民以畜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建立的基础是生态意识的认知。藏族文化的积淀从原初先民的生活场景就可以找到;从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中可以找到;从人与自然认识的过程中可以找到。

（一）敬山畏山的生态思想

山在藏民的生活场景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山神崇拜是藏民自然崇拜的具体表现，也是藏民最突出的自然物崇拜，藏民对山的敬畏与崇拜的故事是生活的写照，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山生发出很多形象，潜藏藏民对山的原始认知。

自然崇拜故事中敬山畏山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山神形象的原生态叙述。首先，故事中对山神形象的描述具有原生性、地域性、正面性。山与藏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藏民的故事中对山的描述一种是根据自己对山的直观形象观察得出，“有一座界山，犹如横空出世的巨龙”，另外一种形式的描述直接将山化为神，具有正面、积极的品格。山神的性格特征多善良、勇敢、美丽、英俊。“很早以前，在察布毡下，住着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妇。男的英俊善良叫山麓，女的美丽漂亮叫嘎曲”，可以看出藏族民间故事对山形象的描写建立在与山为邻，长期的、直观的形象思维中，山与人似乎融为一体。

同时，对山的叙述也与地域有关，如“因为四姑娘生得容貌美丽，身材俊秀，她们的坟堆化为雪山后，也影响着小金和汶川两地姑娘们的容貌和身段……”故事中从形象的描写到故事形成，都带有地域特征，藏区的山神是地方神，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山，每一个地方也都有神灵。这种思想就造成了人们对山的保护和山对人的保护，相互依偎，共生共存。

敬山畏山的思想还表现在山神保护百姓的抗争中。“这两座山是吉祥的山，是镇压妖魔鬼怪，使鬼怪惧怕的山”，藏民朴素的意识中，山为神一般的存在，可以镇压妖魔鬼怪。山的高大与巍峨也给民众心理上的慰藉，保护民众。《邛溪佳传》记述了一只大鹏鸟为保护村民与妖蟒搏斗，后来化为“邛溪”的故事。这则故事中，大鹏鸟是大山派出的使者，代表大山保卫村子里的百姓，因保卫有功化为邛溪山。换一种思维，邛溪山大体的形状就像大鹏鸟一般，人们只是附加自己的想象大山以其高大的形态保护民众，不被外力所侵扰。

神山的生态崇拜观念在藏区形成了特殊地对大山的保护路径，敬畏的面具下是人们逐渐对山体的认知，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的热爱。无论是从形象还是内容，都是藏民与自然相处的智慧的体现。

（二）万物平等的生态思想

万物平等意味着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赋予客观存在物体以价值，但终究其中存在一系列转化过程，与藏族本身的文化相关联。藏族自然崇拜故事继承了“神话思维的物我不分”，故事中人、神共生一体的现象是万物平等生态思想的直接体现。

人与神的原始形象合一在神灵人格化的过程中并无变化，故事中人与神共处一个平行世界，界限模糊。如《龙卷风》中记述：“自己一生只有阿索一个儿子，因他父亲是山神，自己就指望他成人，可是他成天在外……”阿索和他的阿妈都是凡人，阿索的父亲是山神。在另外一则故事《亚热阿索降生》讲述了山神的儿子的孕育。姑娘睡熟后小伙进入帐篷与之孕育生命。山神的形象完全与平凡的人类形象相似，没有区别性。

万物平等的思想还表现在神幻化的过程，在神与妖魔对抗的过程中，神失败后会幻化为山或者河流等自然物。与神话故事不同的是，民间故事中，人与神的转化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如“后来，这四姐妹的坟堆化为四座山峰，这就是四姑娘山”“他没有再说什么……一气之下，晕倒在地变成了一条河”，这一过程证明在藏民的思維认知中，人与神、人与物是平等的，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百姓的生活存在的。

藏民秉承“万物平等”的思想，与神和自然物平等存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构成生态完整性。藏民与自然“为一”的状态，体现了藏民对自然物的危害的消解，对自然的认知，与自然的相处。

（三）抗争共存的生态思想

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生是相互的。自远古初民始，人就在学会认识自然，认识自然的原因是自然物释放的未知力量，认识自然的动力是生存。生存使得人们与自然共存，受害使得人们奋起抗战。康巴藏区地处峡谷地带，有“两山夹一川”的地理环境，大山高大巍峨，河流奔腾不息。山洪、泥石流以及较人类力量悬殊的动物，常常成为人类抗争的对象，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记录了初民与生态环境的共存与抗争。

共存与抗争看起来是一对矛盾主题，在自然崇拜故事发生的过程中，则共同阐发。自然崇拜故事的讲述场景，常常置于藏民的生活空间中，作者对自然物的讲述往往夹杂生活秩序，生活秩序的存在决定自然物的叙事功能转化。自然物在叙事中承担构成故事情节的要素，由原本的单一的提供环境背景的功能转向产生故事的诱发因素。这种转换使自然崇拜故事产生人类与自然共存与抗争中和谐相处。《当苟当姆山的传说》以泽仁当州和姑娘爱恋的故事为基础，故事中泽仁当州追寻姑娘时“跑了九十九座高山，渡边九十九条大河”，山河的设置成为故事情节的阻碍，主人公的跨越是抗争的开始，因爱恋变为山神母的姑娘，变成阿坝县境内的当苟山，从侧面展示藏民与藏区自然景观的共存。藏民对山、河的崇拜在生活故事中消解了由灾难带来的畏惧，更多的是对藏区自然生态环境的热爱。

自然崇拜故事中，抗争与共存的结果是普通的人类个体与自然融二为一，落地为山，奔驰为湖。故事中抗争的人物顺应情节化为自然景观，人物本身的特点与自然物有相似之处，如高大、神通、勇敢、性别相似等。自然物与人共存的界限完全消除，抗争前是人类，抗争后为自然物。《邛溪佳传》大鹏与妖魔抗争后变为大山。《黄龙寺的传说》中黄龙战退黑风妖，助禹治水的结果是“躲藏进原始森林，用自己的力量，美化建设这里的山水林间，人们称其为‘黄龙山’”。

四、结语

康巴藏族独特的原生态叙事，从形式上体现在“相传很久以前……某地方有自然物，自然物为某神，神与人发生抗争”的叙述。故事的内容重在从共存的角度分析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涉及自然孕育万物、人与自然的共存、人与自然的抗争。思想上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提供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展示了藏民敬畏大自然、平等相待、共存抗争的生态思想。这一过程贯穿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蕴含藏民对自然的认知，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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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娜，女，汉族，甘肃张掖人，四川民族学院预科教育学院教师，助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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