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曹宇腾

摘要：以2012—2019年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企业环境税负对其环保投资的影响，并揭示政治关联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的环境税负显著地促进其环保投资，并且这一促进作用在政治关联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环境税负与其环保投资的关系，并且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地区该作用更为显著。政府在实行环境税的同时应配套积极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并且政策导向应结合各地市场化程度而异。

关键词：环境税负;环保投资;政治关联;融资约束;地区市场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2）01-0024-12

一、引言

2013—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8.1%①，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对此，中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绿色发展模式，明确要求发展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1]2016年全国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达到9 219.80亿元，占当年GDP的1.24%②。《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不低于3.5%。与此同时，政策手段也由基于价格对环境管理的排污费制度和环境保护税收的双调控政策手段，逐步转变为建立更加完善的环境保护税制度。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颁布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征收范围，统一了税率水平，规范了优惠政策的具体实施[2]，促使我国环境保护从“花钱买污”逐渐演变为“污染治理”。

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是环境税负的主要承担者，承载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环境压力。[3-4]其一，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各项决策体现着“经济人”的利己属性。在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会因污染问题负担较高的环境税而降低企业利润，基于业绩压力以及环保投资的不确定性，直接承担是部分企业的传统做法。其二，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政府政策的要求，增加了企业的外部压力，结合长期发展战略，环保投资成为企业的另一选择。面对环境监管的日趋严格以及环境税制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增加环保投资可能成为企业理性且切实的选择。

针对上述问题，现有文献多为立足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的视角研究环境税的改革进程以及模式选择[5-6]，证实了环境税对减少污染排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具有显著作用[7]。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和行业层面对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进行分析。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考察企业层面的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间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从微观层面透视环境税制改革尚存的局限与进一步改进的方向。鉴于此，基于微观研究视角，企业环境税负对其环保投资可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管理层与政府及官员之间普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公司董事或高管是否曾经（或现在）在政府工作，这一联系通常被称为政治关联。[8]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借助政府对关键资源的掌控，往往能得到较多好处，如行业准入、税收优惠等。但同时，由于污染源治理等投资多为企业自筹，政府能够通过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行为施加影响，当企业面对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时，企业受政治关联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在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的关系研究中，政治关联可能会产生重要的调节与干预作用。

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与整理企业层面的数据，理论分析與实证检验企业环境税负对其环保投资的影响，并探讨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企业内部因素（融资约束）以及外部因素（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上述影响的异质性。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立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企业数据，基于企业环境税负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分析探究环境税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效果[7，9]，将环境税结构性改革实施效果的研究视角从宏观与行业层面延伸至微观层面;第二，从企业环境税负的视角，考察环境税这一特定的制度实施对于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丰富了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经验证据;第三，揭示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税负与其环保投资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该效应在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差异性表现，有助于深化政治关联经济后果的理解。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环境税负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

环境税制度的实施经历了由排污费制度到环境保护税的演变，现有文献关于环境税负实施效果的分析主要从宏观、行业与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环境税的“双重红利”③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一方面，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支持双重红利。[10-11]陆旸[12]认为，采取征收环境税与减少所得税的组合型绿色税收政策，对低碳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范丹等[13]认为，环境税费在适宜区间内，能发挥更好的“双重红利”效应。何平林等[14]利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证实了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发现双重红利并不存在。[15]吴茵茵等[16]运用中国工业产出以及污染排放等数据，研究发现无论统一、还是差异化的环保税，都未必能够实现“环境红利”。行业层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环境税对重污染和高耗能行业的影响。秦昌波等[7]的研究表明，环境税的征收抑制重污染行业的产品出口，而促进清洁产业加快发展。陈真玲等[17]的研究表明，在环境税开征的初期应选择较低的税率，以保护高耗能企业等受冲击较大的行业的竞争力，同时应该在不同行业实施不同税率。微观层面，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环境税负对企业环保技术的选择、绿色研发及企业竞争力有影响。Krass等[18]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得出，环境税的最初增长可能会促使企业选择更环保的技术，而进一步的税收增加可能会使其反向转变。赵爱武等[19]研究发现，较高的环境税率能够促进企业环境技术的创新。毕茜等[20]研究证实，环境税能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但是存在分位异质性。

综上，关于环境税实施效果的研究大多从宏观或者行业角度进行探究，并通过利用国家层面数据与行业数据对环境税负的实施效果进行考察。局限于数据，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环境税负施效果的研究相对偏少，其中包括对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影响的研究。

2.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关于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文献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规制因素两个角度加以探究。企业内部因素中，首先是财务因素，桂荷发等[21]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刘艳霞等[22]研究发现，企业的融资融券会促进环保投资。其次是非财务因素，唐国平等[23]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个体差异和产权差异，且普遍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现象;李强等[24]研究发现，高管政治网络对于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影响;李虹等[25]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呈现“U”型关系;另外，已有文献还考察了公司特征[26]、环境公约影响[27]和公司高管薪酬[28]等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关于外部环境规制因素，唐国平等[29]研究认为，在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下，企业为了减少高昂的环保投资额宁愿缴纳相对较低的环境税费，而随着执法力度的增强，环保投资额远低于环境税费，企业也不得不重视环保投资;王云等[30]研究了媒体对环境污染的负面报道，发现媒体关注会增加企业环保投资;李国祥等[31]认为，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环保投资越高表明环境规制的约束力越强;苗苗等[32]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力度，能够提升企业的环保投资力度。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环保投入的计量指标不尽相同，包括企业环保技术研发投入[33]、企业绿色创新[34]或企业环保型固定资产投入[35]。

综上，对于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环境税负作为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对微观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3.政治关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在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动机研究中，核心观点是资源依赖理论，即任何组织都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其赖以发展的资源，因而资源需求方的行为受资源控制方的影响。马晓维等[36]认为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如更优惠的银行贷款和行业准入、更大的市场份额、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更低的税费等多种好处。杨其静[37]研究显示，企业在对内进行能力建设的同时，也会对外寻求政治关联，以便获得某种竞争优势。因此，政治资源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企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建立政治关联，同时政治关联也影响着企业的行为。

关于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融资约束方面。于蔚等[38]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的视角分析了政治关联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首先，政治关联具有较强的信息效應，能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融资约束。孙铮等[39]的研究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是一种重要的声誉补充机制，资金供给方预期这种优质企业可能在未来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违约风险较低。胡旭阳[40]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传递出了企业质量良好的信号，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资本获取能力。其次，政治关联具有较强的资源效应，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其发展的必要资源进而缓解融资约束。罗党论等[41]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联可以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进而显著提高企业的绩效。余桂明等[42]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李传宪[43]的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上市公司可以利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较快实现亏损扭转。毛新述等[44]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有利于公司与债券发行机构建立直接联系，因此可以获得更高的债券发行概率、更大的发行金额和更长的发行期限。

综上，当存在政治关联时，出于对政治关联的维系及其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的考虑，企业的各项行为或将受到影响。因此，

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可忽视。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从企业发展与污染治理角度来看，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体现了企业在环境政策上的选择。一方面，环境税负对环保投资有抑制效应。环境税负会造成企业资金流出，挤占企业的资金供给，弱化企业环保投资能力。直接承担环境税负而不进行环保投资，往往体现了企业将环境保护负担转移给社会公众，表现为企业事后型环境战略;而选择环保投资则体现了企业主动治理的态度，表现为预防型环境战略。另一方面，环境税负对环保投资有促进效应。环保投资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投资方式，追求的是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企业承担环境税负时，环保投资在减少污染、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还维持了长期经济效益，相比事后型治污战略，环保投资效果更优，因而环境税负可能对环保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环境税负作为环境规制的方式之一，本质是一种中等强度的环境规制手段。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近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环境问题高度重视，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并将规划执行情况作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官员晋升不仅依靠经济指标，也依靠环境指标。[45]政府可采用强制关闭污染源等命令型规制方式，也可采用环境信访、环保投诉等公众参与型规制方式，前者往往较为严苛，在提高环境绩效的同时损失了经济绩效，而后者往往不能取得很好的环保效果。环境税负作为中等强度的政府环境规制手段，地方政府虽然不具备调整法定税率的权力，但是征税收入取决于政府努力程度。环境税负的征收对于企业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虽未过于严重但也能起到规制作用，帮助企业重视在兼顾财务业绩的同时主动承担环保责任，从源头上降低企业环境污染的风险。其次，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面临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企业主动承担环境的积极性持续上升。企业环境税负的上升不仅意味着其面临较为严峻的合法性风险，而且会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与持续发展。最后，相较于增加环保投资，增加环境税负不仅会带来更多的企业资金支出，而且该支出不能转化为企业的未来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企业会选择更高效的方式解决污染问题并同时兼顾企业的长期发展效益，即增加环保投资。现有研究证实，环保投资越高，对减轻自身税负有越好的效果。[45-46]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环境下，企业环境税负对其环保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H1。

H1：企业环境税负对其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作为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的载体，其行为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制约，而且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融资、社会责任承担等方面与不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存在差异。一方面，从企业融资角度而言，环境税负的缴纳会挤占企业的部分资金，同时由于环保投资项目经济效益较低，项目融资面临一定的困难，而现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的存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时的信息不对称与融资歧视，对于缓解融资约束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从企业政治关联维护角度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高管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多重便利。[47]现有政府官员考核制度不仅包含GDP等经济指标，而且包含环境指标。环境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带来的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环境税费的缴纳使得社会环境损失不能得到根本弥补。投资决策作为公司决策的主要内容，也是政治因素能够施加影响的重要方面，考核压力使政府官员有动力通过政治关联将政府发展目标转嫁给企业，使得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企业出于维护政治关联的目的，往往会采取互惠行为来支持政府的环境政策。基于此，提出假设H2。

H2：相比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企业的环境税负对其环保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融资是企业运营和投资的保障，企业环保投资项目往往需要强有力的融资支持。一方面，环境税负作为企业的一项费用，会造成企业短期内的资金流出，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环保投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不仅难以形成直接的经济利益流入，而且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购置专用设备，存在高风险、投资大、见效慢、外部性强等特点，依靠项目本身难以从外部获得资金支持。为此，面对环境税负施加的影响时，低融资约束企业基于其较强的资金获取能力，在短期内可以较好地缓解资金挤占并实现环保投资，政治关联的存在对其影响较弱。而对于高融资约束企业，现有文献表明，政治关联的存在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及市场准入等优惠待遇;另一方面也向市场传达出企业未来业绩的有效信号，能降低市场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而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48]所以政治关联可以缓解高融资约束企业的融资问题，降低环境税负造成的资金挤出，同时为环保投资提供更为强有力的融资支持。基于此，提出假设H3。

H3：相比低融资约束企业，政治关联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间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资源需求方会对资源供给方产生依赖。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很多企业会选择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取其发展所需要的必要资源。然而，樊纲等[49]以中国行政区域划分为界限，整理了各省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数，证实了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显著差异。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竞争机制更完善，金融业发展相对成熟，企业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获取资源，进而缓解融资约束，同时，在资源依赖度较低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间的互惠行为较少，企业出于维护政治关联的迎合动机较低。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对于关键资源的掌控和配置能力更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弱，因此企业对于政治关联有更强的依赖。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代表着企业对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被动性与主动性，政治关联的存在使得政府考核压力转移，出于对政府的依赖及关键资源的获取，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愿意主动承担环保责任。基于此，提出假设H4。

H4：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存在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政治关联、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环保投资数据的可得性，选择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同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公司样本;（2）剔除样本期内ST、*ST、PT的样本;（3）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样本年度行业分布如表1所示。相关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为了避免相关数据异常值的影响，使用软件STATA15.0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1%的缩尾处理。

（二）测试变量定义

1.企业环境税负

企业环境税负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税是一种独立的税种，主要是指为了筹集环境保护资金以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而征收的税种。广义环境税一般按照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统计范围，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的环境目标而引入的税种，或者最初的引入并非是基于环境原因，但对环境目标有着一定的影响，可以为了环境原因而增加、修改或減少的税种。本文借鉴毕茜等[20]、于连超等[34]的研究，采用广义环境税的定义，主要包括：资源税、资源补偿费、堤围防护费、防洪费、水利建设费、耕地占用税、草原补偿费、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排污费、垃圾税（垃圾处理费）等。

2.环保投资

上市公司在年报附注中会披露有关环境保护投资支出数据，可通过在建工程和开发支出明细获取。其中，在建工程科目明细下有污水废气除尘治理、脱销脱硫处理、废液废物回收再利用、环保设备构建等资本化支出，开发支出科目明细下有环保节能系统研发、环保技术优化升级研究等项目。借鉴唐国平等[29]、吕明晗等[35]的研究，从上述项目中手工筛选环保治理相关项目的当期发生额作为企业环保投资额，并以企业环保投资/营业收入作为企业环保投资的计量指标。

3.政治关联

借鉴易志高等[50]的研究，若该企业CEO或董事长任或曾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则政治关联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另外，借鉴于连超等[34]的研究，检验模型中还加入控制变量，相关变量定义具体见表2。

（三）模型构建

借鉴唐国平等[29]的研究，基于上述变量的界定，构建多元回归模型（1）进行假设H1的检验。

EINVESTit=α0+α1Exaxit-1+βk×Ctrolsit-1+θmyear+nindustry+εit（1）

根据前文分析，预期模型（1）中α1的系数应该为正。

为了研究政治关联对环境税负和环保投资的调节作用，引入Etaxit-1×Polit-1交互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2）进行假设H2的检验。

EINVESTit=α0+α1Etaxit-1+α2Etaxit-1×Polit-1+α3Polit-1+βk×Ctrolsit-1+θmyear+nindustry+εit （2）

根据前文分析，预期模型（2）中α1的系数应该为正，α2的系数应该为正。

针对假设H3，在融资约束的分组方面，现有研究提出了多种融资约束的分类标准。例如：魏锋等[51]以股利分配率、多元判别分析方法的判别值和企业规模进行分组;徐龙炳等[52]以KZ指数和企业规模为依据进行分组;连玉君等[53]以企业规模、股利分配率和负债率进行分组。本文选择了文献中最广泛使用的两种标准：企业规模（Sizeit-1）与股利分配率（Dividendit-1）的均值。利用模型（2）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检验，预期在小规模企业组和低股利分配率组，α2的系数应该为正。

针对假设H4，借鉴杨旭东等[45]的研究，以王小鲁和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的市场化指数（Mktit-1）作为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高于中位数的组为地区市场化进程高组，否则为地区市场化进程低组。利用模型（2）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检验，预期在地区市场化进程低组，α2的系数应该为正。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显示：第一，企业环保投资（EINVESTit），EINVESTit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098，平均值为0.012，中位数为0.002，整体呈现右偏分布，说明环保投资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偏低，与唐国平等[54]的研究结果一致;第二，环境税负（Etaxit-1），Etaxit-1的最小值与中位数均为0，均值与中位数相差不大，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较大，表明环境税负存在较大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4）显示，未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时，企业环境税负（Etaxit-1）与企业环保投资（EINVESTit）二者显著正相关，初步与假设H1保持一致。另外，为检测模型（1）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计算了模型（1）各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VIF最小值为1.02，最大值为1.36，平均值为1.11，即VIF值接近于1，故模型（1）多重共线性问题较轻。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1.假设H1回归结果与分析

假设H1的多元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第（1）列环境税负（Etaxit-1）的系数为1.043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缓解模型的内生性，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二期处理，重新进行假设H1的检验，结果如第（2）列所示，环境税负（Etaxit-2）的系数为0.769且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环境税负显著地促进企业的环保投资，说明环境税制度的改革，对于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即采取预防治理措施有显著地促进作用。综上所述，假设H1得证。

2.假设H2回归结果与分析

假设H2的多元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第（1）列Etaxit-1的系数为0.848，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环境税负对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地，交互项Etaxit-1×Pol it-1的系数为1.975，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环境税负对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同样，为缓解内生性问题，采用滞后模型对假设H2进行检验，结果如第（2）列所示，与第（1）列结果保持一致。相比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缓解因环境税造成的资金挤出效应，同时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综上所述，假设H2得证。

3.假设H3回归结果与分析

假设H3的多元回归结果见表7。Panel A为模型（2）基于企业规模（Sizeit-1）的分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结果显示Etaxit-1×Polit-1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小规模企业中，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关系的影响更强。第（2）列结果显示，Etaxit-1×Polit-1的系数为不显著，说明在大规模企业中，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关系的影响不明显。第（3）、第（4）列为采用滞后模型的多元回归结果，与前述结果保持一致。Panel B列示了模型（2）按照企业股利分配率（Dividendit-1）进行分组的多元回归结果，第（5）列结果显示，Etaxit-1×Polit-1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低股利分配率企业中，政治关聯对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关系的影响更强。第（6）列结果显示，Etaxit-1×Polit-1的系数为不显著，说明在高股利分配率企业中，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关系的影响不明显。第（7）、第（8）列为采用滞后模型的分组回归结果。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融资时与资金提供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加之政府对关键资源的分配优势，融资约束问题得到改善，环境税负造成的资金挤占问题得到缓解，从而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综上所述，假设H3得证。

4.假设H4回归结果与分析

假设H4的多元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第（1）列Etaxit-1×Polit-1的系数不显著，而第（2）列Etaxit-1×Polit-1的系数为2.167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相比，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企业其政治关联对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关系的影响更强。第（3）、第（4）列为采用滞后模型的多元回归结果，与前述结果保持一致。与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相比，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政府对于关键资源的掌控程度更高，企业从市场获取所需资源的可能性较低，在企业融资时，直接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的难度较高，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加大。综上所述，假设H4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前文中采用了滞后模型缓解了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可能存在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对环境税负和环保投资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借鉴底璐璐等[55]的处理方法，本文使用按同年度同行业计算的环境税负均值（ivEtax1）和按同年度同省份的环境税负的均值（ivEtax2）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对假设H1和假设H2进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与前文结果一致。

（2）更换政治关联（Polit-1）的计量指标。将政治关联界定为该企业CEO或董事长任或曾任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重新进行假设H2、假设H3和假设H4的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更换政治关联的计量指标后，结果与前文结果一致。以Polit-2作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依然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予列示）。

五、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高度重视。环境政策经历了由排污费制度到环境保护税制度的不断演变，宏观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效果对于环境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企业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载体，研究其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当前时期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的关系研究有必要将政治关联作为重点，从而为环境税结构性改革提供进一步的导向性意见。

本文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环境税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环境税负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环保投资，政治关联对这一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探索环境税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异质性后发现：第一，相比低融资约束企业，政治关联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间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时对企业环境税负与其环保投资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保持不变。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各级政府在环境税制的完善过程中，一方面，应结合微观企业实际，给予相应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从而缓解企业在环境保护这一社会效益比重较大项目上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另一方面，鉴于不同省份市场化程度的不均衡，政策导向应结合当地市场化程度而异。地方政府在提高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做好银行等金融中介的监督工作，在考虑地方差异和企业差异的条件下制定资本的精准投放政策，为企业的绿色环保经营提供资金支持。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央视网：http：//jingji.cctv.com/2019/08/30/ARTIYT2jFHG2xSUm5PhIhFB1190830.shtml。

② 数据来源于中金普华产业研究院：http：//www.chinazjph.com/dongcha/3163.html。

③ 根据“双重红利”假说，环境税负具有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的环境红利，也有减少市场扭曲、提高经济增长的非环境红利。

④ 行业分类按照中国证监会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划分。其中：A为“农、林、牧、渔业”，B为“采矿业”，C为“制造业”，D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E为“建筑业”，F为“批发和零售业”，G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H为“住宿和餐饮业”，I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K为“房地产业”，L为“租赁与商务服务业”，M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O为“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R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S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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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曲 红

Abstract：Tak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non-financial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is research conduct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s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tax burden on their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reveal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 It is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tax burden of enterpris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ir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that this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tax burden and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by alleviating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that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regions with low market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environmental tax policy together with active monetary policy or fiscal policy and that the relevant policy orientation should vary with the local marketization degree.

Key words：environmental tax burden;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political connecti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regional marketization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