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佳丽, 庞中鹏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日本研究系，北京 102488； 2.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现实主义理论不断受到挑战与冲击，物质性权力究竟能否发挥维护世界稳定的作用受到多方质疑。 与此同时，一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开始关注到非物质权力因素的作用与意义。 1977年，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利与相互依赖》一书问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二人在书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假说，即“复合相互依赖”，在这一模式下的国际关系中，国家不再作为唯一行为体，跨国关系和国际组织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使得国家间交往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他们所设置的议题越来越广泛且没有优先等级之分，而在这一政治进程中，动用武力也不再是一个最优工具。 符合这些特征的相互依赖关系，将会通过在不同领域“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平衡，最终实现对称性复合相互依赖。 笔者尝试以复合相互依赖为工具，解释日本与沙特阿拉伯两国关系的特征，通过变量分析来研判日沙关系未来的走向以及由此对日本的中东地区战略产生的影响。

一、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解析

“假设”是一个理论最为核心的成立前提。 关于国际政治的假设，将会直接影响如何建构解释国家间关系的理论。 现实主义有以下三条基本假设： “第一，国家作为内在一致的单位，是世界政治中的支配性行为体； 这是个双重假定:国家是支配性的，它们作为内在一致的单位行事。 第二，现实主义者设定武力是可用和有效的政策工具； 其他工具也可以被运用，但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是行使权势的最有效手段。 第三，部分地由于他们的第二项前提，现实主义者设定了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问题(issues)等级，以军事—军事安全‘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和支配经济和社会事务‘低度政治(low politics)’。”[1]24

基欧汉与奈通过对上述现实主义三大前提假设的一一辩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理想模式，即“复合相互依赖”。 在他们的设想中，“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而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1]25。 具体来看，复合相互依赖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其一，各个社会之间存在多渠道联系。 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 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 各国官僚或非官方的精英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或电讯往来直接交流，跨国公司、 跨国银行的活跃已成为对外关系的正式组成部分。 其二，国家间的议题由多种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构成； 与外交政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更加多元化、 复杂化，军事问题不再始终是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 政府内的各个部门都承担着广泛的国际任务，内政外交相互重叠。 其三， 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军事力量发挥次要作用，动用武力不再是一国政府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策工具，或者说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无足轻重。 然而，在处理联盟外敌对集团关系时军事力量仍非常重要[1]25-29。

同时，为了进一步衡量关系双方相互依赖的程度问题，基欧汉和奈还引入了“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两个变量。 其中，敏感性是指一国的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和所付出代价的多少，即变化的政策框架内的敏感程度。 脆弱性则是双方为应对变化而获得代替性选择时的相对能力与所需付出的成本。 敏感性或脆弱性相对越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其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弱。

诚然，两位作者同时也在书中指出，复合相互依赖是一种理想模式，并不完全真实地反映现实政治。 但在全球化进程的当下，这一模式却能更好地解释国际关系的特征，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国际政治的重要理论工具。 当前的日本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外交关系，就可以基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加以分析与理解。

二、 日沙关系与复合相互依赖

日本和沙特阿拉伯自1955年建交以来，两国皇室、 政府以及民间都保持着各层级的互动。 60多年来，以能源外交为主线的日沙关系越来越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双方间多渠道的交往

日本与沙特之间交往的多元化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日本皇室与沙特王室以外交对等的身份开展了许多礼节性的往来，一贯保持着良性的互动。 日本战败后颁布《日本国宪法》，由天皇制国家变为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国家，日本皇室得以保留。 而沙特是一个君主制王国，由沙特国王兼任首相，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 1994年11月，现在的日本天皇德仁以皇太子的身份与太子妃雅子首次访问沙特阿拉伯。 2005年8月沙特国王法赫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逝世，2011年10月沙特王储苏尔坦·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逝世，2012年6月沙特王储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逝世，2015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逝世，皇太子德仁均前往沙特出席了葬礼，进行吊唁。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阿卜杜拉国王及苏尔坦王储向日本天皇致慰问电。

第二，两国政治领导层精英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开展交流合作，推动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1960年沙特国防和航空大臣苏尔坦亲王对日本的访问标志着两国政要双边互访的开始，1971年费萨尔国王访问了日本。 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两国元首和内阁级别的访问变得更加频繁。 1995年9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他中东之行中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桥本龙太郎首相在1997年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呼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涵盖全面的政治、 经济和新兴领域的合作。 1998年，阿卜杜拉王储和首相小渊惠三见证了《日沙合作议程》的签署。 日本外相河野洋平于2001年访问沙特阿拉伯，并宣布了在以下三个领域的倡议： 促进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 开发水资源和参与多元化的政治对话[2]。 2003年5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和阿卜杜拉王储决定2005年两国共同举办纪念建交50周年的庆祝活动。 2006年4月，沙特王储苏尔坦正式访问日本，双方同意就促进建立两国战略·多层次伙伴关系展开对话。 2007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沙特，发表了旨在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声明。 2013年安倍第二次就任首相后首次出访中东三国，4月30日同沙特国王举行电话会谈，5月1日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发表题为《共生、 共荣、 协作——创造新时代的日本与中东关系》的演讲。 安倍在演讲中指出： 要将日本与中东的合作领域拓展到农业、 医疗等更为广阔的范围内； 强调日本与中东是享有共同利益的共生共荣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产业合作的框架之上，加强政治安保关系，推进中东政治问题协作进程； 未来希望能增加双方之间的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扩大相互理解，深耕友好基石，在中东的各类人才培养方面贡献日本的力量[3]。 2014年2月，沙特王储萨勒曼作为重要外宾访问日本，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强化“全面伙伴关系”(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2016年9月，穆罕默德副王储访问日本，双方一致同意通过《沙特愿景2030》来实现全面伙伴关系合作。 2017年3月，萨勒曼国王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继1971年沙特第三任国王费萨尔访日以来，时隔46年沙特国王对日本的历史性访问。 双方就《日本·沙特愿景2030》达成合作意向。 此后的2019年6月28日至30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出席在日本举行的G20大阪峰会，并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2020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中东三国(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阿曼)，1月11日至13日首站访问沙特。 12日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举行正式会谈，安倍表示沙特的改革对维护地区稳定必不可少，日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并指出日本将在超越能源的广泛领域内，加速推进基于《日本·沙特愿景2030》的双边合作，通过这些行动旨在全面支持沙特的改革进程。 对此，萨勒曼国王在发言中指出，日本是沙特改革进程中重要的伙伴，双方一致确认要继续推进双边合作[4]。

第三，日沙经贸往来十分密切，互为双方重要的经贸伙伴。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2019年日本对沙特的出口贸易额达5566.99亿日元，主要产品是运输设备； 进口贸易额约30158.02亿日元，以原油及矿物型燃料为主，沙特是日本的第六大进口对象国[5]。 在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方面，日本于2011年正式结束了对沙特的ODA援助，共计提供无偿经济援助3.83亿日元，开展技术援助规模达204.46亿日元。 累计接收研修人员1995人，派驻技术专家806人，派出调查团1095人，提供各类器材总价值约30.39亿日元[6]。 双边合作的核心之一是沙特阿拉伯向日本的阿拉伯石油公司授予油田特许权，以及此后成功开采石油。 特许权协议于1957年12月签署，1960年1月试采成功。 该协议于2000年2月终止。

第四，日沙民间的人文交流也是亮点纷呈。 日沙间的人员往来可以追溯到1909年日本穆斯林山冈孝太郎与蒙古团体一起前往麦加朝圣，后来他还记述了朝圣之路的艰辛。 日本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成员国自1985年以来，就实现了青年团体和运动员的互访。 1993年，沙特国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成立了日语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专门派遣了日语教育专家。 1999年到2012年，每年都有两国的青年团通过“日本·沙特阿拉伯青年交流计划”实现互访。 2007年4月起，开始通过阿卜杜勒国王奖学金制度派出赴日留学生。 2011年4月，在第26届沙特“国家遗产及民俗文化节”(Janadriyah)上，日本官方与民间共同设置了展厅。 2015年时值日沙建交60周年，两国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 同年11月，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率领日本武道馆的武士道代表团访问沙特，并进行了武术展演。 2017年4月，在《日本·沙特愿景2030》的框架下，以振兴文化娱乐为目的，日本泽上歌剧艺术振兴财团在日本驻沙特大使馆的通力协作下，举办了日本管弦乐队在利雅得的公演，吸引了3000多人参加，为沙特年轻人第一次在国内接触到管弦乐队提供了机会。 2018年1月至5月，东京国立博物馆“阿拉伯之路”主题展览开始，在99天的开放日内，共吸引了25万以上的人前来参观。 这成为日本人亲近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半岛历史的好机会，展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没有等级之分

尽管日沙两国间的往来日益密切，日本外交中对中东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 但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与分歧。

第一，日本如何处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僵局，考验着日本外交的智慧。 沙特与伊朗两国长期不睦，教派对立、 民族矛盾、 伊斯兰世界领袖之争以及海湾乃至中东霸权之争让两国关系难以调和。 但日本与伊朗保持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日本深化与沙特的关系，如何在日伊、 日沙这两对双边关系中，保持恰当的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二，日美是盟友关系，美沙也是盟友关系，日沙关系发展层次与水平不能超出美国的容忍度。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都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地区，美国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在中东扩展与提升战略影响力。 如果日沙关系进一步上升到军事安保战略层次，那么美国是否能容忍日沙提升关系水平，美国是否真心愿意看到日本“军事触角”伸到中东地区，是否愿意看到日本战略影响力扩展到中东地区，考验着日美同盟关系的牢固度，也考验着日本如何应对美国压力的外交手腕与能力。

第三，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依旧存在。 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基于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外交”，但沙特方面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与认同，日本谋划在中东地区推行价值观外交，未必就能完全行得通。

(三)军事力量发挥次要作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日本和沙特两国相隔甚远，两国间没有直接的领土争端。 而美军又分别在两国设有军事基地，有着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的存在，所以日沙两国之间直接运用武力选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相反，两国甚至可以在美国这个共同盟友的带领下，在军事领域展开合作，通过共同打击海盗等参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行动，维护海上能源通道的安全与稳定。

2015年3月17日，日沙首次展开安保对话，就两国的安保政策、 安防领域合作、 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中东和海湾地区形势等充分交换了意见[7]。 2016年11月8日，日沙第二次安保对话在沙特利雅得召开。 此次安保对话围绕着两国安保政策展开讨论，并就朝核问题、 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在内的东亚局势，以及叙利亚问题、 也门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8]。 两国更是在2016年签署了一份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拓展双边军事贸易和防务方面的教育、 培训和研究合作[9]。

三、 日沙两国依赖程度分析

(一)能源领域

石油是日本重要的战略能源，日本与沙特的能源合作十分紧密。 沙特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探明储量国，截至2020年底，沙特的石油探明储量409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17.2%[10]。 近8成的财政收入依靠石油，出口总额约9成为石油出口[11]。 与此同时，日本的原油自给率不足0.5%，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2019年数据显示，日本89.6%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对中东的原油进口依赖度再创新高。 其中，沙特阿拉伯是日本原油的第一大进口国，2019年的占比达34.1%[12]。 在日沙能源关系中，沙特是日本最大最稳定的石油供应国，对缓解日本的能源极度匮乏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旦日沙能源合作出现问题，日本将会比沙特更为敏感。 而从脆弱性上来讲，日本一旦在现阶段失去沙特这个能源伙伴，三分之一的石油将会无法供给到日本，这将会对日本社会发展、 经济民生造成严重打击，直接动摇日本国之根本。 沙特出口当然也会受到影响，与日本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也会受阻。 但综合来看，目前在能源领域日本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要强于沙特，日本对沙特的依赖程度更高。

(二)经贸领域

石油工业是沙特经济的主要支柱。 近年来，国际油价低迷，导致沙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为摆脱对石油产业高度依赖的局面，推进多元化发展战略，沙特于2016年推出“2030愿景”和“2020国家转型规划”，并于2017年同日本签署了《日本·沙特2030愿景》合作协议。 两国计划在能源、 环境、 基础设施、 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农业、 食品、 投资金融、 旅游、 体育、 教育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 日本对沙特的高质量商品出口以及技术转移，不断强化着两国的经贸关系。 例如，近年来日本出口的轿车占沙特国内市场份额已超过半数，丰田汽车通过开办“日本与沙特阿拉伯汽车技术高等进修所”，已培养出远超1000人的汽车技术人员。 2012年12月，五十铃汽车的卡车装配工厂也在沙特阿拉伯开始运作。 日本住友化学在沙特投资开办的拉比格石油精炼厂和石油化工公司等大型项目成为推动沙特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式合作项目，业已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乙烯中心[3]。 截至2020年日沙间的合作项目已达81件之多[13]，日沙经贸关系正可谓“打得火热”。 从脆弱性和敏感性上来讲，当前主要以日本对沙特投资、 兴建项目为主，沙特市场对日本产品需求较大，但沙特并不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因此沙特对日本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小一些，沙特的依赖性更强。

(三)政治领域

日本政府尤其是安倍第二次内阁时期，不断在政治与安保领域深化两国交往的层次。 双方在海上安全保障、 海上航运安全、 打击海盗、 不扩散核武器、 反恐、 人道主义援助与自然灾害救援等领域促进对话与合作； 讨论了在国际反恐领域进行合作与协调的可能性； 表示要加强在防卫领域的合作以及继续推动日本自卫队与沙特军队之间高级官员的互访[14]。 日本持续以沙特为战略支点，通过推进中东地区国家政治转型与反恐行动来展现自己的“大国影响力”，传播日本的价值观和治理理念，日沙关系已成为其大国战略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反观沙特，其在政治领域对日本的敏感性则是相对较低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日沙关系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中，日本对沙特的综合依赖程度更强，两国之间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关系。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日本一定会加强与中东主要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努力提升能源自主开发的比例，也会灵活运用能源进口多元化的政策，提升日本在国际能源贸易领域中的相对地位。

中东外交已成为日本政府通过“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实现其“政治大国”的野心的重要支柱，对中东事务的深度介入未来将会长期持续。 当然，由于沙特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宗教文化，两国在人文、 教育等方面展开对话交流，乃至在价值观上寻找契合点都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 如何摆脱盟友美国在中东政策上对日本的掣肘，进一步争取决策自主性，也是未来日本对沙特外交中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