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菊妍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苏轼的贬谪史可谓是灌注其血与泪的历史。他与友人的往来书信见证了一路居黄、惠、儋的心路历程。其中，《与程秀才书》一文有这样一段书写，“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1]1628记录初至儋州时期诗人所面临的窘迫处境。其后诸多学者在叙述苏轼寓儋生活时，亦时常提及此况，但从未有学者详尽分析此语的真实性。尽管文中极尽表述居儋之苦，却有言过其实、虚实相间之嫌。其中尤以“冬无炭”为甚。本文拟对上文所表之况作一番虚实考究，通过对儋州气候、取炭之用、州物民俗、居儋境况分析对比，来探讨诗人对于“冬无炭”表述的虚实，进一步观察诗人真实的寓儋生活。

一、儋州气候

儋州，古时亦称儋耳。《宋史·苏轼传》中记载“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2]，可见其生存环境的恶劣。但此类记载只能证明儋州所存物品的匮乏，却无法证明其居住气候的适宜程度。方志中关于气候的记录较为详细，但关于海南的方志记录甚少，《万历儋州志》中“海南有地方志，始于晋代盖泓纂《珠崖传》1 卷；这部著作后来散佚，盖泓始末未详。隋、唐二代，海南复郡，但没有志书；到宋代才有《琼管志》《琼州图经》等方志，但都没有传世。……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方志资料是王佐纂于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 年）的《琼台外纪》，这些资料部分保留在唐胄的《琼台志》中。以后，府志、县志等亦多有散佚。”[3]1即说明海南地方志的现今保存情况。宋时方志的散佚会造成笔者对当时气候状况的模糊了解。但为了尽量贴近还原当时情况，明人所撰《琼台志》的气候记载值得重视。《琼台志·气候篇》[4]75中详细记载了海南气候，原文写道：

广南通号炎方，气候竟与中州不同。盖以濒海，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无雪，……一岁之间蒸湿过半，盛夏连阴即复凄寒，或可重裘，盖阴常偏胜而然。在此卷记录中可见，海南气候环境较为复杂多变，既有着四时常花的阳气，也有着盛夏连阴即复凄然的阴湿之气。如此，便符合苏轼在《记海南菊》中所提到“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后开”[1]2366的阳气外泄之景。无独有偶，其所在环境也符合苏过《志隐》中“天地之气，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5]1300的寓儋环境叙述。同时，苏轼在《书海南风土》中提到“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6]123的阴湿之状也有呈现。但正如《琼台志》中记载，“四时常花”证明其地阳燠之气的外泄，“盛夏连阴即复凄寒，或可重裘”的阴湿之气也并存于海南地界中。以此可知，海南气候属于四季阳燠与阴湿的交织。

再者，《万历儋州志·星候志》[3]20中也出现了对于儋州气候的记载：

儋在南陲，山崇海濆，燥湿交蒸，故阳气每泄，阴气每溢，微独冬夏裘葛相反。旧志：冬则挥扇，夏则袭裘。即一日之内，一身之间，冷热互见。是以人腠疏多汗体倦，脚气之患，不时有也。

由上可见当时儋州气候之恶劣。在儋州气候中存在冬夏相反甚至一天之内冷热互见的情况，由此会生出诸多疾病。最常见的脚气之患就最易在这种冬夏相反、一热一冷的环境中产生。并且，《万历儋州志·节序篇》中还提到“凡冬夜暖，雨”[3]46，可知海南气候冬日温暖这一特点。

还有，在同为记录海南地方风土的《崖州志》[7]16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描述：

琼与中州绝异，素无霜雪，冬不冻冰，草木无凋，四时花果，水土无他恶。……大抵其热以炎蒸，其寒以风雨。其生常早，其肃常迟。天以阳施，地以温感。是谓炎蒸，其常也。故曰“四时皆是夏”。风嘘雨噏，虽夏亦寒，其暂也。……十月水始涸，蛰虫坏户，草木黄落之类。然肃而不严，气不收敛也。……惟地处南极，渐进赤道。阳气宣灼，上下熏蒸，炎燠尤最。盖亦去日不远之故也。

由此可见，其地“渐进赤道”是海南气候的形成原因。《儋州志》中虽提到“夏则袭裘”，但只是暂时的“风嘘雨噏”，总体气温偏高。综上所述，海南其地由于渐近赤道，故气候较为温暖。

总的来说，海南气候确与中州大不相同。其“冬夏裘葛相反”，“一日之内，一身之间，冷热互见”，“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阳气宣灼，上下熏蒸，炎燠尤最”等诸多偏暖的气候特点均可表明苏轼在《与程秀才书》中所提到“炭”的必要性不大。正如以上资料所显示，冬季的海南由于“渐进赤道”，整体气候偏暖，甚至到了“冬则挥扇”的程度，原则上诗人并不需要额外的取暖辅助，所以对于海南的冬天来说是“冬不需炭”，也可以说是“冬无炭”。若以此看，“冬无炭”像是诉说海南气候的适宜。但是，按照文中“大率皆无”的表述，“冬无炭”并不是用来说明海南四季如春的气候，更不是来向友人表达生活的舒适，而是为了表达诗人居儋的窘迫。那么，为何诗人要以“冬无炭”来强调这一违背常识的问题呢？原因可能要从其自身的身体状态考虑。

二、取炭之用

苏轼在冬日如春的海南，竟发出“无炭”的感慨，原因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借“无炭”来渲染环境艰苦，还有一种是自身身体的不适，真实需要“炭”来取暖疗养。第一种关于用“无炭”来渲染环境艰苦的猜想，其实可以在后文继续探讨。所谓“大率皆无耳”，就是作者想表达的最终意思。笔者想在这一部分深入探讨的是第二种原因，即苏轼对于“炭”的必需性。

首先，苏轼善于养生及用药，“炭”用来煎药配药。他意识到岭南之地瘴气横生，非长久生存之地。其《书海南风土》[6]123中有对岭南瘴气的描述：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馀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宋时的朝廷上下，谈瘴色变[8]。从以上叙述可知，苏轼本身对岭南的卑湿气候很了解。以至于苏轼在去儋州前已经做好了“无复生之望”[8]的准备。抵儋后，苏轼看到了“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气浮”[9]2144的景象，开始探索养生之道，即适应这种气候，“习而安之”。《万历儋州志》中提到“人身备四时之气，调和乃无疾病。儋列宿严方，都居奇绝，似乎偏得一候。”[3]22由此说明宋时儋州并非养生之地。苏轼也是因为这种四时未备的气候，才开始探索自身养生之法，《旦起理发》[9]2141《午窗坐睡》[9]2142《夜卧濯足》[9]2143便是居儋期间诗人的常态。

除自身常习养生法外，苏轼还有对于瘴疠所致疾病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凡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10]28。在《苏沈良方》中苏轼也有专用于治疗瘴疾的“木香丸”[10]27和解暴热化痰的“龙胆丸”[10]65等药方，可见其对医术的精通。《苏沈良方》中，另有许多药方都提及对“炭”的使用。现列举如下几例：

以木炭皮为细末，研令极细，如无炭皮坚炭亦可。粥饮调下二钱，日四五服，以鲠下为度。（《治诸鲠》）[10]101

取河阳石炭心，如无只用光明者，为末，新水下，立止。又法，鼻左衄用绵塞右耳，右衄塞左耳，神应。余亦曾用之。（《治鼻衄方》）[10]71

除以上处方中提及的“炭”外，在煎药过程中也需要“炭”。《苏沈良方》“小还丹”处方中，提到煎药时“四面湿纸封，慎勿令气泄。炭火四面缓缓烧时，于水中蘸铫底，少时又烧，频蘸为善”[10]83。在“金液丹”药方中，有“上固济药罐子，约厚半寸，置平地，以瓦片覆罐口四面，炭五斤拥定”[10]34这样的煎药方式。还有治下疰脚疮的“火府丹”，其方法是将药末置于羚羊肾中，净麻缠定，再用炭火炙熟。[10]95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配方中的一味药，还是作为煎药主体，“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苏轼对于“炭”有着极大的需求性。

其次，《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东坡志林》等书中可见，苏轼曾多次提到自己身体之疾，对“炭”的需求更加迫切。张子川在《苏轼涉病诗研究》中，详细记录了苏轼所提及的多种病症。其中包括痢疾、疮、疖、咳嗽、头痛等偶发性疾病；噎嗝、风痹、痔疮、内障眼等慢性疾病。[11]同样，刘增继在《苏轼究竟死于何病》中推测出苏轼最有可能患有“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而致死。[8]此二者的描述已经大致可以看出苏轼的病疾，其中多是未入儋时便患有的慢性疾病，如“内障眼”“痔疾”等。而岭南时处瘴疠之地，阴湿的环境则加重了慢性疾病。

关于岭南岭南瘴气形成的原因，《崖州志·气候篇》[7]16中有如下分析：

惟黎峒中有瘴气，乡人如其地，即成寒热。李广美《广南摄生方论》云：岭南濒海地沉，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昼则多燠，夜则多寒。天晴则燠，阴雨则寒。此寒热瘴疠所由作也。

同时，此篇中还有“岭南瘴气，寒热所感。邪气多在营卫皮肉之间”[7]17的论述。以上分析均可以使读者明白，岭南之地“阴湿”异常，入其地之人即成寒热。常人尚不可康健，更何况已是暮年病身入儋的苏轼呢？果不其然，《苏沈良方》中记录了苏轼初谪岭海时，痔疾复发的状况。文中提道：“吾始得罪迁岭表，不自意逾年无后命，知不死矣。然旧苦痔疾，至是大作。呻乎几百日，地无医药，有亦不效。”[11]以简单的“痔疾”来讲，其最根本的病因是“脏腑本虚，外伤风湿，内蕴热毒”[11]，故能看出诗人本身体质的虚弱。本着“夏伏阴，冬伏阳”的养生理念，身处岭海之地的苏轼，需在冬天备有“炭”来祛湿除瘴才能避免热毒复发。正因为没有做好祛湿除瘴的养生法，苏轼才会“积年瘴毒致热毒转甚”[8]，最终辗转病榻。

“炭”一方面作为煎药配药的材料，一方面又是诗人在岭海之地除瘴祛湿的必需品，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那么，作为贬官至儋的诗人，自身又十分需要“炭”，为何不在海南本土寻找此物呢？为何在书信中提到“冬无炭”呢？为进一步确定“冬无炭”的虚实，笔者需进一步考察海南的物产特征、地形以及诗人真实的居儋境况。

三、州物民俗

上文提到，儋州冬季气候适宜，并无“炭”的取暖需求，但诗人自身确实遭受着疾病困扰。这就解释了为何他会在冬季如春的海南，发出“无炭”的慨叹。但是，若海南本土产“炭”，便说明诗人对“无炭”的抱怨为虚，只是为了渲染居儋“大率皆无”的艰苦环境。就此，笔者想从当地的物产及民俗特征来辨析“无炭”的虚实。

海南在宋代地处于蛮荒之地，“儋州这样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惩治政敌逆臣的最险恶荒徼。”[12]处于此蛮荒之地，一切生活物资只能就地取材，所以生存难度大小与当地物产丰富与否相关联。笔者查《万历儋州志》中“土产”[3]30一类，发现儋州物产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儋州物产丰富。儋州的物产涉及了“稻、黍、粟”等农作物，也有“芝麻、韭菜、生菜、甜菜”等蔬菜，也有“槟榔、椰子、龙眼、荔枝、波罗蜜”等水果，甚至还有“半夏、何首乌、车前子、马蹄草”等药材。除食用药用之外，儋州的植被种类也很可观。《儋州志》中就收录了“木槿、刺桐、木犀、茉莉、枫、乌木梓”等数十种植被。以上可见其物产品类的多样性。

第二，生物种类多样。在儋州的土产中，出现了“海鸥、秦吉了、五色雀、鸠、啄木、翡翠、雉”等飞禽，“山猪、猴、兔狸、獭、豪猪、野牛、穿山甲”等走兽，还有“鳗、沙鱼、海猪、河豚、乌贼、龟”等水产。以上生物涉及飞禽、走兽、水产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海南生物多样性的体现。除此之外，“琼芝、琅玕、海石花、鹦鹉杯”等海产物品，也再次证明着海南的地产丰富。

以上两点，无论是物产还是生物种类，都证明着儋州虽在偏远岭南，却非前人描述中那般荒僻。“土产”繁杂丰富，不应被诗人定以“大率皆无”的观念。如此，我们便可以断定“冬无炭”是诗人顾影自怜地抱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若仔细查看《儋州志》土产一类，发现并无“炭”之类取暖用品，可见此地确实无“炭”，苏轼“冬无炭”的描述确乎真实。同时，笔者继续查阅与儋州同属海南的崖州“土产”，发现在《崖州志》中除与儋州相同分类的物产、水产、飞禽、走兽之外，金石类值得注意。崖州产金银等物，也产“水晶石、铁树、砚石、宝石、磁石”等珍奇石类，却无“炭石”相关记录。由此可见，无论在《儋州志》还是在《崖州志》，都不曾有“炭”，故海南土产中确实“无炭”。本土无炭，如若当地民众能够在外处采炭、购炭，甚至转运至海南卖炭的话，那“无炭”的真实性便会大打折扣。故此处应进一步探讨海南的民风民俗问题。

《万历儋州志·民俗志》中记录了儋州民众的风俗习尚。其中习尚篇[3]42有一段叙述值得关注，文中提到“习礼仪之教，有华夏之风。专务农业，不事商贾。……妇女负贩，俗有古风。……买卖鱼菜等物，量物估值，少用秤”的民俗，还提到“儋俗固种种，其民岩耕溪饮，业专甚少，无商贾四远之慕，亦眇陶朱”的民风。在百里不同俗的海南，笔者还需观察其他州县的风俗，才能对海南的整体民俗情况做大致的概括。我们且看《崖州志》[7]35中对其民俗民风的记载：

民风朴茂，不喜华靡。衣服宫室，概从简略。士兼耕读，农务种植。……

安土重迁，不事远贩。惟货土产，槟榔、椰子，及沙糖、生油、藤板、皮张、沉香、益智、艾粉等物。

此段描述中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当地人“不事远贩”，即不会从外处奔波贩卖回海南物品；二是其贩卖物品有限，只有当地个别土产，种类不够丰富。由此可知儋人“不重商贾”，崖人“不事远贩”的两地民俗。除以上两地外，《正德琼台志》中还记录了多地民俗民风。有“男子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夜，岁办鱼课。其在崖者，或种山园置产。自相婚娶。养牛耕种，妇女织纺布被为业”[4]149的疍民，也有“采鱼办课”[4]150的番人，还有“田土膏腴，竞种槟榔”[4]151的会同县人、“以织贝为业，不事文绣。城市以织造藤器为业”[4]151的万州人。

由上可知，海南民众大都依照本土特点来决定自己从事的职业。除崖州人贩卖货物之外，其他州县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的人居多，但崖州人也只贩卖“槟榔、椰子”等土产。如此，便可以解释为何苏轼在本土不能获得“炭”这种必需品。首先，儋州甚或海南地区并无此物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生存能力、适应能力极强的诗人，在儋州也只发现了一些“苍耳、海漆、益智花”[10]117等药材，并无“炭”之类取暖用品。其次，由于海南民风“不重商贾”“不事远贩”，所以苏轼可以从当地人那里采购“炭”来使用的这种假设也不成立。上文已说明，海南本土民众依海而生，无甚副业。就算诗人愿意出钱购买，当地人也“不事远贩”。当地可以买到的只有一些鱼、菜、纺布等日用品。由此可见，苏轼在书中所言“冬无炭”的真实性又有所增加。

就以上情况，我们暂时可以推翻诗人能够从海南本土得到“炭”的猜想。那么，本土既然得不到“炭”，为何不从盛产炭的中原地区购买呢？非本土居民可以从别处贩炭来海南吗？这便是笔者下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即海外购炭猜想是否合理。

四、居儋境况

从以上物产可以看出，海南本土没有“炭”的出产、收购以及售卖。但是，若诗人确实需要“炭”，儋州之地运输较为方便的话，“炭”可以在他处获得。抑或诗人有足够的积蓄，也可从盛产“炭”的地区获得此类物品。就此，可从运输条件、诗人生存情况等方面再作考察。

中原地区能够买到“炭”，为何不去那里采购呢？其一，儋州的地理环境不具有便捷优势。苏轼诗中有此描述：“四周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9]2109同样，《万历儋州志》地形篇也记载了此处地形特征：

珠崖如囷廪大，在中州西南万里，鲸波浩荡之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四郡一岛，中盘黎峒。昌江黎阜，拱辑映带。[3]24

上述可见整个海南岛的地貌特征。海南省属于岛屿区域，其与内陆隔海相望，苏轼当时所贬谪的儋州就处海南岛的西北方。《苏轼文集》中提到“别遽余年，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莫由通问。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1]1626，可见当时海上运输是到达儋州的唯一途径。并且，《万历儋州志》地理志中记载：“飓风起西北，挟雨，海水须臾高溢十余丈，漫屋淹田。即无大雨，江水涨浥，则田畴积咸，连年失耕，沿海图分最苦之。”[3]25可见居儋境况的恶劣。上文提到，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方向，故在“飓风起西北”的描述中笔者推断，飓风侵袭时，儋州的作物及生态会受到最直接的损害。从以上叙述可知，首先，其他地方来的物资必须经过海上运输入儋，而海上运输的船只不常有。其次，飓风侵袭之困扰使得苏轼的居儋境况雪上加霜。海上运输这唯一的入儋途径，如若遇到飓风侵袭，自是来往两岸次数更加缓慢。由此，在儋州生活的苏轼如遇极端天气，其生活物资的获取只会更加不便。

其二，苏轼的财力不足以支撑其购“炭”。不妨来想，即使海外运输困难，若苏轼本身财力足够支撑，可从内陆购买“炭”之类的生活物资。那苏轼自身财力状况究竟如何呢？

《苏轼文集》中提到“别遽余年，海外穷独，人事断绝，莫由通问。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1]1626，我们以此了解到作者的生活境况，即“海外穷独”。正因为海外生活物资匮乏，才有《与程全父十二首》所写 “副以糖冰精面等物，一一铭佩，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1]1626的感激之情。苏轼生活上靠朋友接济之处不止于此，“与王古（敏仲）简，催求变卖折支，以为赴儋之用。”[5]1262就记录了他赴儋之前的窘迫生活。在到达儋州之后，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不止有上述程全父等友人送来的生活物资“糖冰精面”等，还在信里提出“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为寄少许”[1]1627等向友人寻求物资援助的请求。同时，诗人不仅求助于友人，也依靠当地民众为其解决困难。《宋史·苏轼传》中记载“初僦官屋以居，有司尤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2]一事，可看出诗人的困窘。回至购“炭”本身，朱熹《论木炭钱利害劄子一》中所载“都昌民户，逐年长养园林采柴烧炭，每斤值钱五文至六文止”[13]，便可看出宋时“木炭”价钱。木炭价格如此，更遑论石炭价格。苏轼作为贬官至此之人，每月的俸禄大约折合人民币3500 元。每月除月银之外，只有2 石粟可供食用。[14]可见其财力的不足甚至匮乏。诗人的基本保障“米”“面”“药”等尚不满足，更不可能买到类似“炭”等较为贵重的物资。

苏轼寓居的儋州不具有地理优势，生活物资的获取也只有海上运输一种路径。外在条件使得“炭”的获取面临极大困难。试想，若面临飓风侵袭，“衣”“食”等生活物资已不便取得，更何况“炭”之类取暖用品呢！以上地理环境的不便不足以说明诗人的困境，其自身所匮乏的财力才更能证明他的窘迫。对外不具有便捷条件、自身不具有财力支撑，此二类能使他稍得安稳的条件都不具备，加之岭海本土“炭”资源稀缺，居民“不事远贩”“不重商贾”的风俗，诗人当然在岭海内外都无从获取“炭”这一物品。由是，笔者可以确定，苏轼对“冬无炭”的描述真实可信。

五、结语

儋州气候四季如春，若凭此认为诗人不必使用“炭”来取暖，便忽略了诗人对于“炭”的真实需求，读者亦难免以为文人士子善于夸张、好博关注。纵观苏轼一生仕宦生涯的起伏，疾病总是如影随形。所以，本文无论是从取炭之用还是居儋环境来看，“炭”对于诗人是重要的，“无炭”的控诉也是真实的。文人士子都善以虚实相间来博同情，笔者以为，这样的评价是不全面的。此篇目的便是通过对“冬无炭”虚实的考辨，使读者意识到这位具有乐观主义精神、旷达任性思想的诗人，他所处的贬谪之地，是何等险境！他叙述的真实程度，只增不减！他在岭海的生活，何等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