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博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天水一朝，人皆以欧阳修为宋之韩愈，以为文忠之文，可追配韩子。宋代以降，论及欧公学韩者甚众。东坡曰：“五百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已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1]1《邵氏闻见后录》亦载曰：“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2]据此，均可以窥见欧阳公对韩愈的尊奉与推崇。近人钱钟书先生有言：“韩昌黎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3]言及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前贤已多有关照，有学者曾论及欧阳修对韩愈碑志文的接受和超越，有学者就欧阳修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承继做过讨论，亦有学者对欧阳修的韩愈论进行过深入探讨，但就韩欧祭文而言，学界尚无论者细究其个中承变。本文拟就欧阳修对韩愈祭文的继承与变革加以探讨，以期对韩欧文章研究能有所裨益。疏漏悖谬自知难免，尚祈方家宽仁赐教。

一、陈善《扪虱新话》所论欧阳修祭文“拟韩”的文本考察

南宋陈善在其《扪虱新话》中曾专节论述欧阳修摹拟韩文一事，其文曰：“前世有拟古之诗，未闻有拟古之文者。予谓韩退之为樊宗师作墓志，便似宗师；与孟东野联句，便似东野。而欧公集中拟韩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读书眼如月，隙罅靡不照耳。”[4]陈善认为欧阳修多拟韩作，世人未曾发觉，只是因为读书不够细心而已。又曰：“韩文重于今世，盖自欧公始倡之。公集中拟韩作多矣，予辄能言其相似处。公《祭吴长文文》似《祭薛中丞文》，《书梅圣俞诗稿》似《送孟东野序》，《祭石曼卿文》似《祭田横墓文》。盖其步骤驰骋，亦无不似，非但效其句语而已。”[4]22陈善所举欧阳修摹拟韩文之作共三篇，其中有两篇是祭文，由此也可以看出欧阳修在祭文创作上是着重模拟韩文的。

（一）《祭吴长文文》似《祭薛中丞文》

首先，两篇祭文在行文步骤、遣词造句上皆有相似之处。韩愈《祭薛中丞文》所用套语为：“维年月日，某官某乙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赠刑部侍郎薛公之灵。”[5]316欧阳修《祭吴长文文》套语为：“维年月日，具官修谨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资政侍郎吴公之灵曰。”[1]343同时，两篇祭文又均以“尚飨”结尾。上述这种祭文套语起源于魏晋，成熟于中唐，后代祭文多沿用其基本格式。套语过后，开篇即高度赞扬逝者德行，两篇祭文如出一辙。韩文曰：“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励俗。清文敏识，足以发身。”[5]316欧文曰：“惟公以孔孟之学，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终一节。”[1]343韩愈夸赞薛存诚之德行可以勉励世俗之人，认为薛之文采见识足以让其荣耀自身。欧阳修亦是如此，开篇即以孔孟、晁错、董仲舒等文学大儒相比于吴奎，足见欧阳修对吴奎赞誉之高。另外，在遣词用语上，也有相似之处，如欧文之“岂期白首，来哭素帷”[1]343与韩文之“青春之游，白首相失”[5]316。青春之时相携而游的挚友，如今已离世而去，只剩一苍发老者在此告奠，其心酸苦楚、物是人非之感不言而喻。欧阳修自幼便谙熟韩文，仿效韩愈祭文语句措辞便不足为怪。

（二）《祭石曼卿文》似《祭田横墓文》

哀莫大于死别，悲莫大于生吊。《祭石曼卿文》是欧阳修为追忆其好友石延年作的悼念之文，全文三呼三叹，悲哀凄怆，实不忍多读。石延年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不惑之年便已撒手人寰。欧阳修由好友石延年联想到自身的坎坷境遇，感同身受，悲痛凄绝，不觉垂泪而涕泣。《祭田横墓文》是韩愈凭吊古人之作，因感念田横节义之高，为文以吊之，实则是韩愈咏怀自伤、吊死而伤今之作。上述两篇祭文相似之处颇多，试析如下：

其一，两篇祭文同为告墓之文，均是伤时伤己之作。欧阳修作《祭石曼卿文》时，距离石延年去世已过二十六年。此前石延年逝世之时，欧阳修已作《石曼卿墓表》，故而本篇祭文不再叙述曼卿生平，而是单从墓上着笔，正如林云铭所言：“此遣祭曼卿墓下之词，非始死而吊奠，故全在墓上着笔，而以曼卿平生之奇，串入生发。”[6]欧阳公作此文时，正值其遭御史诬陷辞官归乡之际，遥念好友石延年事业未竟、忧愤而亡，欧阳修念及好友，再环顾自身，悲恨交织，涕泗而成文。《祭田横墓文》亦是韩愈告墓之作，旨在借历史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韩愈三试科举均不中第，三书宰辅均无回应，满怀失意的韩愈归乡途中，路过田横之墓，有感而发，吊古伤今，遂作此文。一方面是感慨自己如田横般怀才不遇，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批判了当时朝廷不当的用人制度。

其二，两篇祭文皆是散体韵文，且又多发诘问，在整饬中可见疏散，疏散中蕴含悲情。《祭石曼卿文》文情至浓，音节悲凉，如其“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1]341。荒郊野岭，阴风阵阵，山中鸟兽，咿嘤悲鸣，环境之凄惨几近令人毛骨悚然。《祭田横墓文》亦为散体韵文，其文曰：“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5]308此处押“ang”韵，流畅自然，音律和谐，慨叹英雄追怀义士伤感之情跃然纸间。另外，多发诘问也是这两篇祭文的共同点之一。韩愈在《祭田横墓文》中接连五次发问：“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旣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5]308在《祭石曼卿文》中，欧阳修连发两问：“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1]17表面上是叩问逝者之语，实则是韩欧的自问之语，层层发问，将追怀伤古感今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

二、循步骤而拟修辞——欧阳修祭文的“拟韩”

欧阳修对韩愈的尊奉与推崇，并非只是旁人一时兴起之言，在欧阳修诗文中亦可见端倪，如其诗“扬雄韩愈氏，此外岂知他？”[1]17（欧阳修《读徂徕集》）“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1]21（欧阳修《菱溪大石》）卢仝为韩愈晚辈暂且不言，欧阳修将韩愈同有“汉世孔子”之称的扬雄比肩而论，足见其对韩愈推崇备至。再如其《唐田弘正家庙碑》一文言曰：“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1]1189欧阳修藏书万卷，唯《昌黎集》最为旧物，最为珍贵，韩愈在欧阳修心中地位可见一斑。欧阳修亦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一文中坦言：“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语简而意深。”[1]533欧阳修因见韩愈与孟郊联句似孟郊、与樊宗师作志似樊文，故在其为尹师鲁作墓志时，特语简而意深，旨在求似尹洙耳。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2]整合韩、欧的91 篇祭文来看，欧阳修祭文拟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循其步骤，顺其法度，沿其骨络

欧阳修作祭文，其骨法脉络皆师昌黎，若稍加细读，便可觉察一二。章廷华《论文锁言》有曰：“欧阳公记、序文字，骨法脉络皆师昌黎。”[7]其实，非但记、序文字师法昌黎，欧阳修祭文亦是如此。李塗《文章精义》亦曰：“欧阳永叔学韩退之，诸篇皆以退之为祖。”[8]欧阳修祭文的步骤次序、骨法脉络都有师法韩昌黎的痕迹。

韩愈祭文常于开篇处用八字高度概括逝者德行，如：“惟君学成于身，名彰于人”[5]497（《祭石君文》），“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励俗”[5]316（《祭薛中丞文》），“公宏大温恭，全然德备”[5]322（《祭马仆射文》），“惟君文行夙成，有声江东”[5]320（《祭窦司业文》）。韩愈能够根据撰文对象的不同，选用八字词语高度概括逝者德行，先入为主的德行鉴定，为后世读者了解逝者生前德行功绩留下了初步印象。欧阳修祭文在这一点上与韩文高度相似，多篇祭文均是于开篇处高度概括赞扬逝者德行，如：“呜呼谢公！性明于诚，履蹈其方”[1]334（《祭谢希深文》），“呜呼公乎！学古居今，持方入圆”[1]338（《祭资政范公文》）：“惟灵明诚敏识，清方粹直”[1]341（《祭宋侍中文》），“惟灵蔚有令仪，著于茂则”[1]629（《故秦晋国夫人祭文》）。韩欧均能够根据逝者生前事迹，选用最为恰当、最能体现逝者有别于他人的德行功绩予以概括赞扬。

欧文同韩文一样，开篇套语过后常用八字概括逝者德行，转而再简叙逝者生平兼或回忆自身与逝者过往。韩欧祭文于行文之中寓哀痛之情，层层递进，结尾处情感达到高潮，万千悲痛汇于尚飨二字。往往在叙及逝者过往经历时，韩欧又能由逝者联系到自身，在哀吊逝者的同时，抒发自身心中的苦楚，这类祭文如韩愈的《祭田横墓文》《祭柳子厚文》《祭候主簿文》，欧阳修的《祭薛中丞文》《祭丁学士文》等。

（二）重视重章叠唱，善用偶诘问

欧阳修祭文拟韩不仅仅表现在行文步骤的模仿上，在一些修辞手法的使用、句式的设置上均有受韩愈祭文的影响。韩愈祭文本就重视叹唱，欧阳修高度继承了韩文这一创作特点并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欧文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重叹唱在韩欧祭文中体现地比较明显，如韩愈祭文：“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5]318（《祭柳子厚文》），“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身乎？”[5]325（《祭十二郎文》）。重叠复沓、回环往复，在呜咽处可见真情，于往复处寓含悲痛。欧阳修祭文亦是如此，如其“呜呼公乎！学古居今，持方入圆。”“呜呼公乎！举世之善，谁非公徒？”“呜呼公乎！易名谥行，君子之荣。”[1]338（《祭资政范公文》），“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髣髴子之平生。”“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如此……”[1]341（《祭石曼卿文》）等。三呼范公，悲哀伤痛；三呼曼卿，低回凄惨。三呼三叹，纡徐委婉，声情并茂，令人感戴。

多发诘问是韩欧祭文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在一篇祭文中他们往往接连发问，这种诘问式的表达更能够突出作者心中的悲伤苦痛。在韩愈祭文中，有单独发问者如“客葬秦原，孤魂谁附？”[5]497（《祭石君文》）连发多问者如：“幼而孤露，其然何为？”“生杀减益，竟谁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穷嫠？我怜汝儿，谁与抱持？”[5]328（《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在这一点上，欧阳修与韩愈高度相似，在其多篇祭文中，均有诘问式的表达，如“人之爱公，宁有厌已？寿胡不多，八十而止？”[1]338（《祭杜祁公》）甚至在其《祭资政范公文》中接连四次发问“呜呼公乎！举世之善，谁非公徒？馋人岂多，公志不舒？善不胜恶，岂其然乎？成难毁易，理又然欤？”[1]338（《祭资政范公文》）这里有对范仲淹德行的高度赞扬，也有对其坎坷命运、遭受党争排挤的同情与哀怜。

三、会其神而离其迹——欧阳修祭文“变韩”及其原因

林纾有言：“韩之学孟，无一似孟；欧之学韩，无一似韩，即会其神而离其迹。”[9]（林纾《答徐敏书》）“若庐陵者，实从昌黎入，不自昌黎出者。”[10]（林纾《春觉斋论文▪忌牵拘》）林纾虽然道出了欧阳修学韩的事实，但是他“欧之学韩，无一似韩”的观点似有失偏颇，前文已论及欧阳修祭文确有似韩之处。欧阳修学韩文应当是有“似韩”亦有“变韩”之处，诚如梁启超先生之言：“公与欧公同学韩，而皆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欧阳修则用韩之法度，改变其面目，而自成一家者也；公则用韩之面目，损益其法度。”[11]梁氏认为，欧阳修学韩是用韩文之法度，改变韩文之面目，自成一家。

（一）声音面目，与韩有殊

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欧阳修学韩旨在学习韩文之法度，改变韩文之面目。在祭文创作中，欧阳修行文步骤紧追韩文，偶诘问也多有相似，但是从祭文展现出来的整体风貌来看，欧阳修与韩愈的祭文还是有较多不同之处的。

首先，就祭文的骈散形式来看，欧阳修祭文的散文化程度远高于韩愈。欧阳修共作祭文54篇，其中散体祭文33 篇，占比高达61.11%，而韩愈共有祭文37 篇，其中散体祭文16 篇，仅占祭文总数的43.24%。随着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祭文散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自然应当身体力行，率先使用散体形式创制祭文。祭文作为一种应用文体需在特殊场合唱诵，要求音律和谐，自然流畅，骈体祭文似乎更符合这种唱诵要求。因此，从这一特殊应用文体的散化趋势着手观察，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深化。

其次，在祭文套语的运用上，韩愈均详细点明自身官职或亲属关系，而欧阳修则不同。唐宋以来，在公文函牍或其他应酬文字上，常把应写明的官爵品级简写为“具官”，而韩愈则坚持用官职全称。查检与韩愈同时代作家如柳宗元、元稹等祭文创作套语使用情况，发现他们或是不用套语，或用具官代替详细官职，唯有韩愈详细点明自身官职或亲属关系，如其：

维年月日，守国子祭酒赐紫金鱼袋韩愈……[5]323（《祭故陕府李司马文》）

维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5]322（《曲江祭龙文》）

韩愈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点明自身官职或亲属关系，其原因有三：一是点明官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韩愈以此为荣；二是点明具体的亲属关系，更能够突出祭文的情感色彩；三是韩愈的创作风格使然，喜繁琐、不重简洁。欧阳修则与之相反，其《与渑池徐宰》云：“他日更自精则，少去其繁，则峻洁矣。”[1]1294虽然欧阳修作文摹拟韩文体式，但是他改变了韩文繁琐的官职套语、一律使用简称，在祭文面目上，与韩文形成了较大的差异，如：

维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欧阳修[1]341（《祭石曼卿文》）

维年月日，具官欧阳修谨以清酌庶羞之奠……[1]336（《祭尹师鲁文》）

最后，欧阳修的祭文更重视唱叹，其抒情色彩也更显浓厚。韩愈虽然也重视叹唱，但就祭文当中唱叹之作所占比例来看，其对唱叹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欧阳修。韩愈《祭柳子厚文》曰：“嗟嗟子厚，而至然耶？”“嗟嗟子厚，今则也亡”[5]318为一唱两叹之作，《祭十二郎文》为一唱三叹之作。而欧阳修的祭文当中一唱三叹之作所占比例甚高，如：

“嗟乎师鲁！辩足以穷万物”“嗟乎师鲁！世之恶子之多”“嗟乎师鲁！自古有死，皆归万物”[1]336（《祭尹师鲁文》）

“呜呼公乎！学古居今，持方入圆。”“呜呼公乎！举世之善，谁非公徒？”“呜呼公乎！易名谥行，君子之荣。”[1]338（《祭资政范公文》）

除上述所举之例外，欧阳修还有《祭石曼卿文》《祭谢希深文》《祭薛质夫文》《祭苏子美文》《祭吴尚书文》《祭丁学士文》等多篇均为唱叹之作，其数量远大于韩愈祭文唱叹之作。回环往复、如诉如泣、跌宕起伏的唱叹方式能够把作者心中之悲痛层层凸显出来。虽然唱叹之作是分段、分层叙述，但是从情感上来说，这又恰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韩文重叙事，欧文记大节

韩愈祭文的叙事性极强，以其《祭十二郎文》为例，全文洋洋洒洒近千余字，是祭文当中少有的长篇大作。文章开篇叙述自己与十二郎的特殊关系：“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5]325随后历数韩家所遭遇之不幸，又回忆起十二郎生前诸多往事，文末又对逝者子女抚养、归葬等事做了交代。《祭十二郎文》虽近千余字，但字字都是血泪之作，此作凭借其真情真意和曲折宛转的叙事性特征被评为“祭文中的千年绝调”。[12]除《祭十二郎文》之外，韩愈的《祭郑夫人文》《祭河南张员外文》《为崔侍御祭穆员外文》等多篇祭文均有较强的叙事性特征。祭文作为一种抒情性应用文体，为了祭主情感的表达，应当具备一定的叙事性特征，但这种叙事应当有一定的法度，过于简洁则不能准确表达情感，过于繁琐则不利于祭文诵唱。

欧阳修的祭文虽然也有一定的叙事性特征，但是欧文仅记大节，不繁琐叙事，这一点与韩愈是有明显不同的。欧阳修曾就作文叙事繁简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杜䜣论〈祁公墓志〉书》一文中言道：“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1]504。又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一文中写道：“其事不可遍举，故举一两事以取信。”[1]533欧阳修认为碑志文的撰写应当文字简略、仅记大节，这一点在他的祭文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如其《祭尹子渐文》一文重点叙及欧阳修任谏官时未能推荐尹源一事，即“昔我在朝，谏官侍从，职当谏贤，知子不贡。朋党之诬，苟避谗讽”[1]335。因避党人谗言，欧阳修就未能推荐尹源一事而深表遗憾。《祭苏子美文》重点着力于苏舜钦之宽阔心胸与豪放文章，其文曰：“子之心胸，蟠曲龙蛇”“子于文章，雄豪放肆。”[1]336《祭杜祁公文》则是突出杜衍生活勤俭、忧国忧民之高尚品质，其文曰：“公为辅弼，饮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处愉愉。士之退老而归休者，所以思自放于闲适。公居于家，心在于国。”[1]338与韩愈的繁琐叙事相比，欧阳修的祭文多叙事简洁，止记大节，这也是欧阳修祭文变韩最为明显之处。

（三）韩文显奇崛，欧文尚平易

韩愈《答李翊书》有云“惟陈言之务去”[5]249，故而韩愈作文追求奇变，这一特点在其祭文中亦有所体现。韩愈祭文奇崛之处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第一人称多用“我”；二是部分祭文句式参差不齐。据统计，韩愈37 篇祭文中第一人称“我”共出现70 余次，仅《祭候主簿文》一篇便有17次之多，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我狎我爱，人莫与夷；自始及今，二纪于兹。我或为文，笔俾子持；唱我和我，问我以疑。我钓我游，莫不我随；我寝我休，穆尔之私。朋友昆弟，情敬异施；惟我于子，无适不宜。弃我而死，嗟我之衰……[5]321

据洪迈《容斋五笔》记载：“欧阳公作文，多自称予，虽说君上处亦然，《三笔》尝论之矣。欧公取法于韩公，而韩不然。”[13]正如洪迈所言，韩愈文章多用“我”而少用“予”，这也是韩文独特处之一。另外，韩愈有部分祭文句式参差不齐，一改唐前祭文之风貌。如其《祭田横墓文》一篇，六七言有之，多言亦有之，其文曰：“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5]308类似于上文之句式参差不齐者，还有如《祭鳄鱼文》《祭房君文》等多篇。

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言道：“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14]李如篪《东园丛说》亦云：“欧阳永叔之文，纯雅婉熟，使人读之，亹亹不倦。然比之韩柳，深雄遒劲不及也。”[15]罗李二人认为，欧阳修作文纡徐委备，善用虚词，在文章力道上不如韩文深雄遒劲。虽然如此，但是追求平易，纡徐委备，不尚奇崛亦是欧阳修作文最大之特色，这一特点在其祭文中亦有所体现，如其《祭梅圣俞文》曰：“昔始见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壮。读书饮酒，握手相欢。”“子去河南，余贬三峡，三十年间，乖离会合。”[1]339文章简叙自己与梅尧臣之过往交情，叙事简洁、平淡自然，一改韩愈祭文之奇崛。再如其《祭谢希深文》亦是如此，文曰：“景祐之初，修走于峡，而公在江东，寓书真州，哀其亲老，而勉以自强。其后二年，再迁汉上，风波务毒，凡万二千里，而会公南阳。”[1]334同《祭梅圣俞文》一样，欧阳修将自己与谢希深之过往徐徐道来，平易流畅，叙事自然，读之不倦。

欧阳修摹拟韩文并非亦步亦趋、全然似韩，在摹拟韩文的过程中，欧阳修有自己的思考，也有自己的创作范式。对于韩愈祭文中繁琐之处，尽作删减，一改韩愈祭文的长篇叙事，仅是简记大节。欧阳修化韩愈祭文中的奇崛为平易，加大唱叹力度，着重利用回环往复的唱叹抒发情志。欧阳修祭文之所以有“变韩”之处，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受尹洙“简而有法”古文创作风格之影响。据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记载：“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俱在，遂相与作为古文。”[1]536又《邵氏闻见录》曰：“因府弟起双桂楼，西城建临园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16]欧阳修《与尹师鲁书》云：“此外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尽删之，则尽妙矣。”[1]490据上述材料，均可以看出欧阳修为文简洁，止记大节，当是受尹洙之影响。

二是欧阳修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古文作法理论。曾巩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转述了欧阳修对摹拟前人古文之作的看法，其文曰：“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17]欧阳修认为摹拟前人之作，应当视情况而论，不能一味摹拟，应当取其自然。另外，欧阳修与宋祁等人合编唐书，这种史官笔法对他的祭文创作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叙述人物德行、生平之时，必然是有所选择的。

欧阳修祭文拟韩重在学韩文之步骤法度、言语修辞，但也并非一味摹拟，欧公祭文变韩之处甚至多于拟韩，这是陈善《扪虱新话》所未能关注到的。正是由于受时人尹洙为文“简而有法”理论的影响，欧阳修的文风逐渐趋于简古，与韩愈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另外，欧阳修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古文创作理论，他始终秉持着扬弃的态度来学习和摹拟韩文，这一理性摹拟前人诗文的做法对其同世及后世学者均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