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奎生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6）

黄楼是苏轼任徐州知州时组织军民兴建的一座抗洪建筑。始建于北宋元丰元年（1078），历经940 多年兴衰变迁，现已成为徐州市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与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并称“徐州五大名楼”。

黄楼风雅贯古今，名播海内外。自宋至清，历代途经徐州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题咏诗、词、赋、铭130 多首（篇）。20 世纪40 年代，林语堂先生旅居美国期间撰写的名作《苏东坡传》，将苏轼在徐州任职的这段时间称为“黄楼时期”，将黄楼的影响推向世界。

一、黄楼的兴建

苏轼兴建黄楼有多重考量，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加固城防，增强抗洪能力，让徐州人民远离水患。

（一）兴建缘由、命名及选址

黄楼的兴建最早源于苏辙的提议。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到徐州任知州，时任南京签书判官的苏辙陪同一起来徐。兄弟俩在此之前已经7 年未见，倍感留恋，他们在府治后的逍遥堂会宿，对床夜语，盘桓百余日。直至过了中秋节，八月十六，苏辙才离徐赴南京（今河南商丘）。苏轼在州城东门为苏辙送行，兄弟二人登上城头，观览山川，满眼风景如画。于是，苏辙建议以后可以考虑在此建造楼宇，观赏美景，苏轼由此便萌生了在东门建一座大楼的初念。苏轼《次韵和刘贡甫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二首》自注道：“子由初赴南京，送之出东门，登城上，览山川之胜，云，此地可作楼观。于是始有改筑之意。”[1]997

黄楼的兴建主要是为了增强东门一带的抗洪能力。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埽决口，大水汹涌而来，围困徐州城长达70余日。在这次洪水侵袭中，徐州城最薄弱、最危急的地方就是紧靠东门的外小城。苏轼《奖谕敕记》云：“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2]380东门又称上洪门，紧邻泗水，下游靠近百步洪。宋代在东门外就着地形修建了一座外小城，设有府库、财税机关、驿站码头等。由于地势低洼，这里差点成为洪水的突破口。于是，大水过后，苏轼决定在这里兴建黄楼，借以加固城墙，增加高度，增强东门的抗洪能力，以防后患。

黄楼的兴建也是为了纪念抗洪的胜利。面对熙宁大水，苏轼临危不惧，组织全城军民团结一致，严防死守。他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指挥若定，妥善部署。经过数十天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徐州城终于转危为安。为纪念这次胜利，鼓舞徐州军民，苏轼决定兴建一座纪念物，并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他为黄楼落成典礼撰写的《黄楼致语口号》说：“起东郊之壮观，破西楚之淫名。宾客如云，来四方之豪杰；钟鼓殷地，竦万目之观瞻。实与徐民，长为佳话。”[1]2510

黄楼的命名意在镇伏洪水。苏轼兴建黄楼是借鉴了汉武帝当年封堵黄河瓠子决口的做法。西汉元光三年（公元前132），黄河在濮阳瓠子决口，洪水肆虐20 多年，16 郡受灾，梁楚一带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亲临决口处，让大臣汲仁、郭昌组织数万将士封堵决口，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皆参与劳动，终于把决口堵住。汉武帝在决口处建筑了一座宣房宫，借助古老的厌镇术，意在镇伏洪水。由于这次堤坝构筑坚固，黄河此后80 余年没有决口。熙宁大水消退后，苏轼在徐州城最薄弱处建造一座高楼，以黄土涂抹墙壁，并命名为“黄楼”。黄色代表土的颜色，苏轼是借助五行说中“土能克水”的说法，意在镇伏洪水。苏辙《黄楼赋》说：“于是即城之东门为大楼焉，垩以黄土，曰：‘土实胜水。’徐人相劝成之。”[3]

黄楼的选址在徐州城东门外的子城（外小城）东门之上。苏轼《书子由黄楼赋后》说：“子城之东门，当水之冲，府库在焉。而地狭不可以为瓮城，乃大筑其门，护以砖石。府有废厅事，俗传项籍所作，而非也。恶其淫名无实，毁之，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2]2062苏轼这里所说的“子城”指的就是外小城。由此可以推断，他兴建黄楼的位置应在徐州城东门外的子城东门。即今天徐州市云龙区人民舞台东边，老东门的14 号楼附近。

（二）兴建时间、过程及规制

黄楼于元丰元年（1078）二月动工，八月十二日竣工，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苏轼在《书子由黄楼赋后》中明确交代了黄楼的建成时间：“元丰元年八月癸丑，楼成。九月庚辰，大合乐以落之。始余欲为之记，而子由之赋已尽其略矣，乃刻诸石。”[2]2062“八月癸丑”就是阴历八月十二日，“九月庚辰”即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

苏轼在组织兴建黄楼的过程中坚持了爱民节用的原则。他在《奖谕敕记》中说：“明年二月，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筑外小城，创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楼之下，一在上洪门之西北，一在大城之东南隅。大坑十五皆塞之。”[2]381大水过后，苏轼立即请求朝廷拨款，筹集钱粮，征调民夫，以工代赈，启动了一系列的灾后重建工程。“改筑外小城”是灾后重建工程中的一部分，建造黄楼又是“改筑外小城”的工程之一。也就是说，兴建黄楼只是元丰元年二月份开始的灾后重建工程中的一小部分。为节省民力，苏轼让人拆除了府治中的霸王厅，将拆下的建筑材料用于建设黄楼。他在《答范淳甫》诗中自注说：“郡有厅事，俗谓之霸王厅，相传不可坐，仆拆之以盖黄楼。”[1]843

黄楼建筑规制比较宏伟。巧妙借助了城墙的高度，又迥临泗水，越发显得高大壮观。徐州山川胜景，一览无余。苏轼《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诗云：“黄楼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1]869去除城墙的高度，黄楼净高应在七丈左右，其形制当在三至四层。根据苏轼在徐诗文推断，一楼设有屏风，苏轼本想请表兄文同画竹，因文同病重未果，后由徐州推官毕仲孙书写篆书。树立了苏辙撰文、苏轼亲自书写的黄楼赋碑以及秦观黄楼赋碑、陈师道黄楼铭、苏轼《奖谕敕记》等几块刻石。二楼以上为观景、宴宾场所。

二、黄楼的变迁

黄楼建成后，历经崇宁党禁、战乱兵燹、朝代更迭、黄河改道等种种磨难，曾一次改名，两次迁址，多次重建和重修，至今仍然屹立在徐州故黄河畔，可谓饱经风霜，历久弥坚。

（一）宋徽宗崇宁年间改名为“观风楼”

崇宁年间，奸相蔡京把持朝政，打击元祐党人，禁毁元祐学术。朝廷下旨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 人列为奸党，刻“元祐党籍碑”，立党人碑于宫中端礼门；令全国各州县皆刻党人碑，以颁行天下，后世子孙永为惩戒；将元祐党人所撰书籍、碑刻一并损毁，史称“崇宁党禁”。宋徽宗曾下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4]徐州官民感念苏轼恩德，为保护黄楼，暂时将其改名为“观风楼”。南宋徐度《却扫编》记载：“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5]党禁松弛后，黄楼又恢复原名。

（二）元代始迁至徐州城东北角

徐州入元后，直至元初黄楼尚存。元代郝经《晚登徐州黄楼》诗云：“人物山河自古雄，郡人犹说大苏公。……我来慷慨怀今昔，杯酒超超驻晚风。”[6]109他看到的黄楼仍是完好的。

随后黄楼曾遭到火焚，只剩基址。稍晚于赫经的陈义高《徐州读黄楼碑》诗云：“黄楼灰烬余，基峙东门外。雄碑刻石赋，烈火烧不坏。”[6]21陈义高（1255—1299），字宜甫，号秋岩，精于兵机，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谋士，有《秋岩诗集》传世，较郝经年幼22 岁，他看到的黄楼是火后废墟，所幸黄楼赋碑没被烧坏。元代王旭《登徐州黄楼》诗云：“儿时曾诵黄楼赋，心在彭城三十年。今日扁舟来过此，令人怀古却凄然。山川故国衣冠后，风雨残碑瓦砾前……”[6]111王旭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曾主持砀山县学，与陈义高年龄相仿，他看到的黄楼是残碑瓦砾。

根据陈义高、王旭的诗歌内容，以两位诗人30 岁为基准推断，黄楼应在元初，大约1285 年前后被焚毁。

元中期迁址重建。元代马祖常《徐州吊苏眉山》诗云“城角黄楼壮，苏公骨已仙。”[6]99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元朝延祐二年（1315）进士，较陈义高年幼24 岁，他看到的黄楼已经迁移到城角去了，重修后显得非常壮观。元代柳贯《登徐州城上黄楼北望河流作》诗云：“高楼背水压奔冲，影动云虹落水中。土色从黄宜制胜，河声触险听分洪……汴泗交流平似席，南行北播本同功。”[6]112柳贯（1270—1342），字道传，元代文学家，较马祖常年长9 岁，他看到的黄楼位置临近汴泗交流处，处于河流要冲，气势非凡。

根据马祖常、柳贯的诗歌描述，以两位诗人30 岁为基准推断，黄楼应在元中期，大约1310年前后，迁址到徐州城东北角重建。

（三）明代仍在徐州城东北角重建

为镇压农民李起义，元末统治者拆毁了徐州城。直至洪武八年（1375），才由明朝政府着手重建。明徐州城基本是在宋城的旧址上建设的，一些名胜古迹也得以恢复。其中黄楼延续元代的位置，在州城东北角重建。现存最早的徐州地方志——明正统《彭城志》记载：“黄楼在城东北隅。宋熙宁中，苏文忠公出守徐州，时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不浸者三版。轼庐于城上，使吏民分堵以守，卒全其城。水既退，因筑黄楼，以黄为土色，能制水故也。今东北城角楼即其地也。”[7]48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徐州市鼓楼区黄楼街道府城阁小区内。

（四）明、清、民国时期多次重修

明、清、民国时期，黄楼位置均在徐州城东北角，历经多次重修。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刘宪任徐州知州，在任期间重修了黄楼。还请当时的著名诗人李东阳、谢铎赋诗，二人均写了《重修黄楼歌》。李东阳诗云：“是时刘守当郡寄，仰视此楼半倾圮。当庭一叱百吏随，木石排空屹山峙。”[6]48顺治十六年（1659），时任徐属河防同知的魏裔鲁重修了黄楼，并供奉二苏像于楼中。竣工后，他与好友方文、张能鳞、李世洽等一同赋诗庆贺。魏裔鲁《黄楼》诗云：“余幸踵事修其坠，伐木鸠石不遑居。数月功成水归壑，崇高不怕秋涛淤。……兄弟并祀一堂中，徐人口碑咸悦服。”[6]57方文《黄楼歌为魏少府竟甫先生作》诗云：“层城刻木像二苏，四时湮祀众所趋。岂只游人恣玩赏，实为守令存师模。”[6]52后来黄楼又屡毁屡修。民国《铜山县志》记载比较详细：“康熙六十一年（1722），知州姜焯，道光四年（1824），徐州道吴耆德、铜沛同知胡晋相继修。同治十年（1871），徐海道吴世熊、知府朱忻复修，右侧庋黄楼赋石刻。”[7]4641民国时期，1915年，反动军阀张勋为沽名钓誉，粉饰太平，曾对放鹤亭、黄楼、快哉亭、燕子楼等古迹进行过维修。

这一阶段，黄楼经过多次重修、改建，清朝中后期的规制是三间大殿、两层，建有碑房、碑亭、院墙、院门等附属设施。

（五）解放后黄楼的重建和新生

20 世纪50 年代初，黄楼大殿因年久失修、屋宇坍塌，被拆除。地基料石于70 年代“深挖洞、广积粮”运动中，被拆去修防空洞。大殿南30 米左右的碑房当时仍然完好，60 年代分配给市民魏家宾一家居住，编定为徐州市鼓楼区永康路153 号，直至1998 年拆迁时拆除。

20 世纪80 年代，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徐州市委、市政府于1988 年10 月重建了黄楼。经过科学论证和规划，这次重建位置选在今天徐州市鼓楼区庆云桥东故黄河南岸，依然毗邻黄河。新建黄楼高18米，坐东朝西，为重檐歇山式仿宋建筑，外两层内三层，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宋代规制，更加宏伟壮丽。以黄楼为中心，系统整合各类景点，重建了始于清代的黄楼公园。黄楼公园自1989 年5 月1 日正式对游人开放，2007 年1 月实行敞门入园，现已成为人们凭吊苏公遗迹、了解徐州历史文化的游览胜地。

三、黄楼的文化象征意义

经过近千年积累和发酵，黄楼的精神内涵已经远远超出其建筑实体本身，而具有多重文化象征意义。

（一）黄楼是书写苏轼民本思想与实践的丰碑

苏轼为政始终以民为本，是一位接地气的民本主义者。在他的论述中，特别重视“人心”，关注民生。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而已”[2]729，“人主失人心则亡”。[2]730他的策论和奏议中，随处可见对民生的关切。而他对民本思想的突出贡献则在于民本实践。他在担任八州地方长官时，重民、爱民、亲民、忧民、利民、富民，将民本思想全面付诸政治实践。在徐州抗洪保城，开发煤矿，劝农耕桑，医治病囚，缉拿盗贼，无不是紧紧围绕着民生主题。特别是抗洪保城，置生死于度外，拯救一城百姓，则将民本实践推向高潮。因此，作为抗洪斗争胜利纪念物的黄楼也早已被后人视为书写苏轼民本思想与实践的丰碑。

（二）黄楼是传承与弘扬苏轼优良官德的载体

苏轼在徐任职期间形成了一种担当有为、注重教化、为民请命、关爱民生的优良官德。这是苏轼对前代先贤“遗爱”官德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其主要精神内涵可以通俗概括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种优良官德在徐州不断得到传承，而黄楼就是传承苏轼优良官德的重要载体。明、清时期，“黄楼胜迹”和“苏堤遗爱”均被人们列入了徐州八景，这对后来徐州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在徐主政的官员都有着“苏轼情结”，例如刘宪、魏裔鲁、姜焯、邵大业、桂中行等明、清徐州知州（府），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尊崇苏轼，效仿苏轼，而且也都在自己的任期内做出了斐然的成绩。这种优良官德至今传承不衰，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徐州人民的一大福祉。

（三）黄楼是苏轼开始成为北宋文坛领袖的标志

苏轼知徐州时，文坛泰斗欧阳修已经去世近5 年，文坛正在呼唤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军人物。黄楼建成后，苏轼在此举行了两次大型聚会活动。元丰元年（1078 年）重阳节，为庆祝抗洪胜利，告慰徐州父老，苏轼邀请军民代表和社会贤达，举行了黄楼落成庆典。庆典期间，苏轼赋诗《九日黄楼作》；苏辙寄来《黄楼赋》，苏轼亲自书写刻石；秦少游也寄来了一篇《黄楼赋》；陈师道撰写了《黄楼铭》，一时诗文焕彩，华章斗艳。同年九月三十日，苏轼又在黄楼举行了由徐州、沂州等三郡士子参加的鹿鸣宴，宴请新科贡生、举人、考官百余名。才子们写诗作赋，抒怀明志。会后，诗文结集，以作纪念。苏轼作《鹿鸣宴》七律一首，又为诗文集作《徐州鹿鸣燕赋诗叙》。两次黄楼盛会，扩大了苏轼本人及其诗文的影响力，促使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团体的凝聚，促成了苏轼文坛领袖地位的确立。

南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云：“（王）德父尝为余言：‘自古享文人之乐者，莫如苏东坡。在徐州作一黄楼，不自为记，而使弟子由、门人秦太虚为赋，客陈无己为铭，但自袖手为诗而已。有此弟、有此门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视百代，文人之乐，孰过于此？’”[8]

（四）黄楼是后世驱除水患的平安符

徐州地处黄淮流域，历史上饱受黄泛之害。据赵明琦《徐州自然灾害史》记载，从南宋初年至清，黄河有四次大决口，其中造成城毁人亡的大灾难就有三次。明朝天启四年（1624）六月，黄河在奎山决口，洪水冲垮徐州城东南城墙，淹没全城。城中水深4 米多，百姓溺死无数。公私庐舍全被冲毁，逃生官民只能露宿山中。此次大水，三年未退，直至崇祯元年（1628）才算平息。相比之下，苏轼领导的熙宁抗洪保城斗争是徐州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治水范例，而黄楼则成为镇伏洪水的象征物，具有驱除水灾的符号意义，与黄河岸边的镇河铁牛一样保卫着徐州城免受水害。明清时期，在徐州民间还衍生出“苏姑救城”的传说。人们将苏轼兄弟和苏小妹的塑像置于黄楼之上，四时祭祀，祈求平安。历任治河大臣都重视保护和维修黄楼，常常登上黄楼，对二苏塑像顶礼膜拜。黄楼在清末已经演化为抗洪治水的祭祀场所，寄托着人们海晏河清的美好希冀。

黄楼的文化意义不仅于此，从更深广的视域观照，它还具有建筑、文旅、宴饮、民俗等多重文化内涵，它既是一座享誉海内外的名楼，也是一览中国社会治乱的晴雨表；既是一张徐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闪亮名片，也是一盏指引后人为官做人的耀眼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