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婷婷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作为六朝志怪小说的经典之作，《搜神记》成功塑造了一批风采各异的女性形象，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人物长廊，这些形象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同时，这些女性形象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时代信息以及作家对人性的探寻，因而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即便在当今社会，这些女性形象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搜神记》女性形象的文学价值

（一）情感自由的女性形象

身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的情感要求受到诸多限制，在古典小说中，大多片面刻画女性对情感的忠贞不渝，一旦变心，便以不守妇道加以批判。干宝在《蒋侯与吴望子》中，塑造了一个从恋爱开始到结束都颇为自由的女性形象——吴望子。神人蒋侯对吴望子一见钟情，主动邀请她同船，被望子拒绝后又在庙里焦急等待望子的出现。蒋侯的执着追求，慢慢打动了望子。望子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失去自我，也不因蒋侯神的厚爱与各种利益而勉强自己的感情：“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当她的情感发生变化后，蒋侯“便绝往来”，没有任何纠缠。

吴望子只是平凡女子，蒋侯却是神人，两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对等。在以往的爱情故事中，身份低微的女子在感情中往往处于弱势，出现情感变故时，大都无力自保。如《断头语》中的女子，刚开始与太守相好并订下婚约，因未履行婚约而被太守一怒之下杀害，头葬于火海，下场凄惨。《蒋侯与吴望子》中的两性自由恋爱，却闪现着现代色彩的平权思想。蒋侯追求望子没有强迫，尽管知道他是神，望子也没有勉强自己接受他的爱；尽管体验到与神人恋爱的诸多好处，然而当爱情消失，她快刀斩乱麻，毅然离去。从“神便绝往来”可见，蒋侯也没有挽留或报复，望子的爱情来和去都是如此自由。纵观古典小说中的凡人女性形象，虽然数量可观，但像吴望子这样的情感“自由”的女性形象却非常稀少。《搜神记》没有受到男权中心文化的叙事传统影响，叙事者对女子的情变毫无微词，这种自然平和的叙事态度也颇为罕见，干宝塑造的吴望子这位情感自由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十分珍贵。

（二）早期“女性主义者”形象

“女性主义”也译作“女权主义”［2］2，是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针对女性不平等而言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但可以归结为，女性是受压迫、受歧视的。女权运动最早出现在法国，传到英美后才逐渐壮大起来，五四时期传到中国。其实，早在魏晋时期，女性便开始觉醒并尝试抗争，出现了因不堪被压迫和奴役而奋起抗争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如《搜神记·丁姑祠》中的丁姑。丁姑是丹阳丁氏之女，也是位可怜的女子：“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最后，她不堪婆婆虐待自杀身亡，其遭遇令人同情。死后的丁姑拥有了法力，但她并没有惩罚自己的婆婆，而是关注广大女性被压迫的现实处境。她通过巫师之口表达妇女的心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做事。”她还把自己的忌辰定为“息日”，即妇女的节日，可以歇息一天。尽管丁姑拼尽全力只为女性争得了一天的休息权，却展现了魏晋时期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尽管凭丁姑一人之力，难以扭转女性群体受压迫和虐待的现实，但是她的努力表明，女性已经开始觉醒并反抗。这一形象具有早期女性主义者的革命性与先进性，也是干宝《搜神记》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天女性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由无数如丁姑一般的女性主义先驱者的艰苦奋斗，甚至牺牲换来的。

（三）女侠形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记载侠客的相关文献，司马迁最早为侠客树碑立传，他把侠客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3］3181

六朝时期，南北长期对峙，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自然渴望救世英雄的出现。干宝在《搜神记》中塑造了一批正气凛然的侠客形象，如卷十九《李寄斩蛇》中的少女李寄。李寄出身于穷苦人家，她的家乡“东越闽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经常伤人，郡县长官和当地百姓都一筹莫展。无奈之下，每年八月都要祭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以求暂时的安宁。在寻找少女而不得的情况下，李寄主动应募，表现了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寄自潜行，不可禁止”，她不听父母劝阻，没有丝毫恐惧和犹豫，独自一人带着一把剑、一条义犬便无反顾地出发了。在“穴口除蛇”的时候，她沉着冷静，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概，凭着机智和勇敢，成功斩杀了大蛇，为百姓除去了祸害。

李寄有着过人的胆识，智勇兼备的素质，勇于牺牲的侠义精神［4］116。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为民除害的精神，秉承了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3］3318的游侠特征。“先秦两汉的侠士皆为清一色的男性”［5］169，李寄很可能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女侠形象。她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李寄这一女侠形象的出现，既是对中国神话传统的继承，又对后来的小说影响巨大，引领了一股写女侠的风气，自李寄开始，女侠越来越多地进入读者的视野。干宝为后代小说家树立了一个关注女性、欣赏女性的好榜样。

二、《搜神记》女性形象的审美价值

尽管魏晋时期，对女性的压迫相对弱化，女性的生存状态相对自由，可是，女性依然是弱势群体，她们执着地追求理想，却难以实现，这是一种富于悲剧的审美形态，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6］560。她们的悲剧主要表现在爱情悲剧和现实悲剧两个方面。

（一）爱情悲剧

《相思树》中的何氏，原本与丈夫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只因貌美而被宋康王强占，丈夫韩凭也被罚为城旦。被夺进宫后，何氏偷偷给丈夫写了密信，决定以死殉情。他们面对的是国王，何氏唯一的抗争手段只有以身赴死。唯有通过肉体的消亡才能守护爱情，展现出那个时代女性的无奈处境。不过，我国的悲剧传统常常有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局，作者让他们死后化为相思树、鸳鸯鸟，得以长相厮守，给读者带来了宽慰和希望。在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人们用“化蝶”这一浪漫主义手法，为追求自由恋爱的恋人，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

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至善纯真、生死不渝的爱情总会被世俗泥淖所污染，何氏对爱情坚贞不渝、壮烈赴死，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爱情悲歌。《搜神记》中的人鬼之恋，也多具悲剧色彩［7］。如《谈生妻鬼》中，谈生与睢阳王亡女的恋情，虽情意缠绵，终不免以悲剧结尾。她渴望着生肉如人，和谈生长厢厮守，却在即将复活的紧要关头，谈生因为好奇而违背了约定，使她复活再无希望，她不仅没有半句责备，反而顾念夫妇之情和母子之爱，为情人和孩子的未来生活而担忧。《钟繇》中的女鬼向往着人间情爱，一往情深来见钟繇，不料情人却有相杀之意，她毅然走进情人设下的圈套，被情人砍伤，独自一人在墓中擦拭伤口。

这些善良的女鬼向往着人间生活，执着追求着人间真爱，可是却被爱人深深伤害，然而，她们并没有报复，只是独自哀伤。这种飞蛾扑火般的深情，使她们虽为鬼物，让人不免心生人世无情鬼有情的感慨。她们执着追求真爱而不得，这种痛苦与无奈，非但不会给人以消沉、悲观之感，反而给人带来一种既悲且壮的审美感受。

六朝时代“士庶天隔”，在婚姻上亦是如此，士庶通婚为人所不齿［8］57-60。《紫玉与韩重》中，紫玉与韩重两人自由恋爱，结下深厚的感情。由于门第悬殊，吴王极力反对，紫玉气结而死。门第观念断送了她的性命，也毁掉了她与韩重的纯真爱情。当韩重祭奠，紫玉魂出，二人互诉衷肠，墓中完婚。这种浪漫的表现手法是对婚姻不自由的一种反抗，对门第观念的强烈鞭挞，同时肯定了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显示了爱情力量的伟大。作者塑造的具有悲剧美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美的精神感染，对读者心灵产生激励、感奋的作用。这些女性执着追求爱情自由，不顾世俗藩篱，哪怕受伤也在所不惜，她们身上表现出的勇气与抗争精神，使读者同情之余，心生敬佩。

（二）现实悲剧

干宝笔下的女性故事还反映了六朝社会现实的黑暗和混乱以及人民遭受的苦难，这些女性形象承载着时代精神，记录着时代乱象。生于乱世，女性谋求生存的希望往往被黑暗的现实摧毁，这种现实悲剧也给读者带来震撼人心的悲剧美的体验和感受。

《鹄奔亭女鬼》中的苏娥“早失父母，又无兄弟”，且“薄命夫死”，孤苦无依。她带着丫鬟去邻县卖缯，路过鹄奔亭，不幸遇到亭长龚寿乘人之危，图谋不轨，苏娥在反抗中牺牲。本就命途多舛的苏娥又遭此飞来横祸，真是雪上加霜。苏娥“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但她并不气馁，而是苦苦等待，终于等来了为之申冤之人，通过冤魂现身，向路过此地的交趾刺史何敞哭诉冤情。刺史查明此案，将龚寿绳之以法，苏娥得以报仇雪恨。她的悲惨身世让人同情，她的反抗精神让人心生敬佩。

《东海孝妇》中的周青是一个孝顺、善良的寡妇，孝顺婆婆十余年，婆婆因为不想拖累她而自缢身亡。可是她竟被小姑诬告，被官府屈打成招，最后含恨而死。她谨守孝道，却因孝使婆婆丧命，因孝被小姑诬告，也因孝被拷打，最后被杀戮。孝妇死后，热血逆流，郡中大旱三年。孝妇枉死，天地才出现奇变，更显示出孝妇之冤之奇！她执着地信守孝道，却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不仅是对封建孝道的讽刺，还能激发出读者的义愤与不满［9］56-57。只能靠天地反常变化证实所受的冤屈，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生存之艰难。晋代士族门阀制度等级森严，可想而知，下层人民该有多少不平和冤情啊！正是愚昧与专横的官吏们无心正法，制造了这一人人为之扼腕愤慨的人间悲剧，正所谓“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0］297据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辑释》考证［11］305-308，这一故事原型是《淮南子·览冥训》记载的齐寡妇事，后经刘向《说苑》记录，被《汉书·于定国传》采用，干宝又将此故事收入《搜神记》，增加了孝妇周青的死前誓愿：“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果然，她被杀时，血“缘幡竹而上标，又缘幡竹而下”，表明她不甘于冤死，对黑暗的社会进行了血的控诉!最后又以“郡中枯旱，三年不雨”来表达她的反抗。真是感天动地，正气长存！

“中国小说戏剧，不重烘托一主角之性格，而重绘出整幅之人间。”［12］245中国古代小说注重塑造人物群像，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就是时代的悲剧、人间的悲剧，所以，《搜神记》中女性人物的悲剧，往往体现魏晋时期女性群体的悲剧。干宝作为洞察社会现实的史学家，又是传写鬼神灵异之事的小说家，采用志怪的形式曲折地反映现实人生，揭示女性的生存现状，引起人们的怜悯之情，更激发读者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感悟。

三、《搜神记》女性形象的现实价值

尽管汉魏南北朝时期政治黑暗，战祸连绵，女性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她们发挥聪明才智，展现个性魅力，引领时尚潮流。汉朝时，女性的发式发生了一次大变革，早在战国时期，楚国的女子开始梳髻，到了汉朝，髻的式样更多了。《搜神记·梁冀妻妆》中，汉顺帝时，梁冀的妻子孙寿的“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合在一起，叫“梁式时装”，曾经风行一时，全国效仿。堕马髻，就是略带点儿倾斜，发髻偏向一边的式样，增添了女性的妩媚。后来，堕马髻被改造成一种叫倭堕的发髻，比堕马髻梳得更侧、更低。《撷字髻》：“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髻。”汉魏南北朝时期，女性的发髻还受到佛教绘画“飞天”的影响，在头顶的正中向上分梳出中间镂空的环形髻鬟来，这种髻鬟在东晋画家顾恺之《洛神图》中可见。女性头上的饰物也花样翻新，《搜神记·妇人兵饰》：“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女性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散发出迷人的智慧魅力和个性风韵，是当时的女性勇于追求个性解放的表现。

古时的女性不仅追求外表的美，还追求心灵的美。《搜神记》中的女子，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贤惠孝顺、尊老爱幼、善良正义。如勤劳善良的织女，下凡帮助孝子董永还清债务；品性高洁的乐羊子之妻，用自杀的方式救出婆婆，保住了清白。就连《搜神记》中的女鬼，也大多是善良多情的，如《紫玉与韩重》中的紫玉，虽为鬼魂却不失人性，没有半点鬼魂的狰狞与阴沉。她从墓中出来见韩重，诉说相思并邀请他还家，离别时取珠相送。虽然怨恨父亲拆散了他们，但心中仍惦念父母。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还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独立美［13］。如《史记》中义纵的姐姐是位大夫、董偃的母亲以卖首饰为生、陈君夫以相马名扬天下。可见，汉代有一些女性依靠自身能力生活。《搜神记》中苏娥带着婢女经商，表明魏晋时期已有女性自立门户；苏易为虎看产，说明当时的女性依靠自身的才能获取报酬。

当女子不再依附于丈夫，开始追求独立人格以后，便涌现出不少主动与丈夫离异的女子。如“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怼，与邈告绝。”［14］2089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谢邈的妻子敢于离婚，维护人格尊严，追求人身自由。魏晋时期，女子再婚改嫁现象非常普遍的，《晋书》中记载列女共38 人，守志不改嫁者只有6 人。列女尚且如此，一般女子自不待言。在《搜神记·邓元义妻更嫁》中，邓元义妻是一个标准的贤妻、孝媳、慈母，却被休弃回家。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改嫁之人比前夫地位尊贵。

女性从来都不是历史的旁观者，在人类发展史中，女性是直接的参与者，甚至是创造者。通过《搜神记》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时代，女性一直在努力争取人格和权利，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理想的爱情和婚姻，有些率先觉醒的女性，还为同时期及后来的劳动妇女争取做人的权利，让后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