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 乳 洁

(喀什大学, 新疆 喀什 844000)

在自然生态危机频发的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建构成为理论界的核心话题。马克思主义从实践论自然观出发,着重强调人类在与自然交往之中的实践活动,并赋予这种实践活动以社会性,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改变自在自然的本然状态,给自在自然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使其成为人类活动现实的产物。笔者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劳动的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劳动在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的转化中的生态性价值,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供理论依据。

一、生态劳动实践理论概述

生态劳动这一概念是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之上出于对生态问题的现实观照而生发出来的,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劳动概念中的生态意蕴。首先马克思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将自然看作是“人的无机身体”[1],揭示了劳动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自人类诞生以来,劳动就在人类生存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史前时期,人类的生存主要依靠采摘和捕杀,到农业时代,则主要依靠耕种和畜牧,而到工业社会,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改造自然,使得现代化工厂林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自然始终是人类劳动的实践对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由简单的依赖关系逐渐转向复杂的征服关系。其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仅揭示了工业资本下人的异化,而且也揭示了劳动的生态异化。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从自然中获取生存生产资料,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自然消化程度内的废弃物以及排放物,人类的历史就是社会实践的历史。随着劳动的方式、手段在不断进步,人类的追求也从维持生存到享受生活,人类向自然索取的也愈多,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遭到破坏。其中工业文明时期是生态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候,在工业资本迅速膨胀下,人被资本所裹挟,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被所创造的力量所奴役,物的权力不归人所有,而属于资本,马克思将这种情况称为“劳动异化”。异化了的劳动只是将劳动作为满足人的欲望的手段和工具,在无限逐利的资本逻辑下,掠夺自然资源的劳动完全超越了自身的生存需求,也突破了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带来了沙漠化、大气污染、土壤退化等全球化、危险性的生态危机,这样以人类为中心罔顾自然自我消纳程度的劳动活动也就是劳动的生态异化。正是在对工业文明时期劳动的生态异化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个性以及和谐统一的生态劳动实践理论得以发展完善。

马克思将劳动的过程概括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涉及到劳动的主客体、劳动的目以及劳动的过程这三个方面,这也是区分劳动的生态性与否的三个主要标准。

(一)表现在劳动的主体与客体方面

在整个劳动的过程中,人类毫无疑问是劳动的主体,而自然也就是劳动的客体。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生态劳动不仅仅是创造生活物资的活动,更是创建人类文明的根基,自然对于人的意义也在于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以及主体意义。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就展现出超越自然的主观能动性,除了通过采摘以及狩猎等方式直接获取生活资料之外,人类还会通过按季播种粮食以及圈养牲畜的方式稳定获取生活来源,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初步凸显。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更是凭借先进生产力创建了一个“人类世”的工业时代,高效率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充裕的财富,但在这一片对资本的追逐和吹嘘中,人的主体性意义逐渐消逝,对自然的盘剥并非出于人类本身的生产生活需要,而是资本对获取成本低廉的自然资源的需要,因而,在资本的介入下,缺失人类主体性的劳动是异化的,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盘剥也将是无法避免的。要实现生态劳动,首先就要扬弃资本在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间的介入,只有彰显人的本质力量的人的自身活动才可能真正实现生态劳动,劳动是创建文明的基础,在这种生态劳动的根基中才能创建出生态文明。

(二)体现在劳动的目的方面

劳动是人有意识地通过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满足其欲求的过程,劳动的目的性决定了由劳动所产生的文明的性质,如果劳动目的合理,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类文明才会是合理的,劳动目的不合理,由此产生的文明也有可能是不合理的。[2]在通过简单的耕种、畜牧手段以维持生存为劳动目的的农业文明时期,人尚能从辛勤的劳动中实现自己的本性,并从中感到幸福和快乐。之后工业资本席卷整个社会,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中心主义”的地位得以确立,劳动的目的已经几乎完全转向了满足人的无限欲望,异化了的劳动只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成为了劳作的人的一种负担和桎梏,人类再难从中获得幸福和快乐,建立在这样的劳动目的之上的文明也充满了功利性,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也变得理所当然,这种持续的恶性物质变换便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和自然灾害的产生。人生来就在自然中谋求生存与发展,是自然生态中重要一环,维持人类本性上与自然的天然性连接是实现生态劳动的必要步骤,因而马克思主义强调以社会主义劳动发展生产力,消除以利润为目的的劳动,使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这样才能够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

(三)体现在劳动的过程方面

从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到,劳动的过程就是指“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3]其中“调整和控制”以及“物质变换”便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要活动。生态的劳动过程是基于生态劳动的目的而进行的合理控制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忽视自然、破坏生态圈的生态异化的劳动过程。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人类大量砍伐原始森林和挖掘原始自然中的不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将城市奢侈生活产生的大量不可降解垃圾以及工厂废弃物等排入自然之中,对水和土地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污染。人与自然之间的信息、能量、物质的变换过程变成了人类单向的攫取自然资源的过程,通过对这种非生态的劳动过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了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双方的相互性,人与自然不应处于对立位置,人类活动应该被纳入自然生态循环之中,通过人类有意识地“调整和控制”,促进人与自然良性共同发展。

劳动是人类社会基本的生存活动,自然则是大部分劳动的实践对象,人类以被改造的自然映证自己的主体地位。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凭借先进生产力创建了一个“人类世”的工业时代,于人类而言,这是人类力量空前强大的时期,而于自然而言,这是遭受侵害最严重的时期。马克思具有前瞻性地对这一时期劳动的异化进行了批判,其中所隐含的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物质变换的生态劳动实践理论,在当今社会依旧具有指导意义。

二、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

自然是按照自身规律运动的客观存在,人类原本也只是自然生态圈中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生产和排放的一员,但随着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从依附自然开始转变为改造自然,这一过程造成了原本统一的自然界划分为了客观存在的自在自然与人类改造的人化自然,并且这一划分并不是恒定的,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还会相互转化。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人类的历史是劳动实践的历史,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把自然改造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并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类从这一不断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确证人类的本质存在,马克思主义将这种有人的实践介入的自然界称为“人化自然”。与之相对的,自在自然就是作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的存在,与人的社会实践相分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客观存在,这样的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人是无意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划分依据,而在人类发展历程中,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愈加强大,人类实践活动覆盖的领域不断扩展,从农业文明时期的修建村庄、开垦土地、圈养牲畜等到工业文明时期的交通建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等，越来越多的自在自然进入人化自然的领域。传统意义上的不可知不可改造的自在自然概念受到冲击,自在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未被实践改造的关系,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尽管人类社会用钢筋水泥将人类生活领域同原始自然领域隔开,但人类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电器和交通工具等都依靠从原始自然中攫取的能源运行,那些未被开发的原始自然区域,其所蕴藏的能源和森林资源等都是支撑人化自然区域稳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除此之外,自在自然与人类社会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海啸、地震、洪水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毁坏是不可估量的。概而言之,自在自然不是于人类而言无意义的存在,相反,自在自然与人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自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人化自然的方式是否合理。

在经历了工业文明时期因过度攫取资源和开发原始森林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等全球性生态危机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遭到批判和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在谋求社会发展的同时,还注重对生态的保护,力求建立一个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在这种新的发展目标的引导下,兴起了对新的生态发展模式的探讨。有学者提出回归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模式,但是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人类是因为实践和认知能力低下,无法抵抗和解释自在自然中的如“山洪”“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出现,才会将自然神化,对自然怀有敬畏之情,修建山神庙、妈祖庙等祈求风调雨顺。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始终存在着征服自然的野心,这从作为农业文明大国的中国神话故事里，如“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都有所体现。这一时期人类发展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类人化自然的能力有限,对于自然的改造尚在自然消纳范围之内,人类对于自然灾害也有一定的防范能力,因此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的侵害也在可控范围之内。余谋昌先生认为“人类文明就是对抗自然的过程”[5],不论是在史前狩猎社会还是古代农业和畜牧业、现代工业社会,都是人类企图征服自然和获取自然资源的过程,只是因为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不同,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程度也不同。史前的过度狩猎和采集带来的是物种资源的丧失,农业文明的发展造成的是土地和森林的破坏,工业文明则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生态问题,但人类发展并非必定与自然相对立,在当代社会,生态环境已然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重要标准,人类正在谋求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发展道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新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既不能倒退回农业文明时期,也不能继续工业文明时期错误的人化自然模式,自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生态保护运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人化自然不再是为满足人类欲望单向的索取,还有让人化自然再次回归自在自然的全新实践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也就是基于生态劳动基础上人类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

三、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生态性转化

人类文明是在劳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创建的,不同性质的劳动实践活动下形成的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性质。农业文明时期,人作为劳动的主体,直接与作为客体的自然接触,经过人类的劳动实践,也促进了土地的开垦、生物的繁殖,人与自然之间呈现良性的物质交换关系,因此农业文明社会呈现出了朴素的有机社会性质。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机械代替人本身成为了劳动实践的载体,资本的积累代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为了劳动实践的目的,人无法再从自然劳动实践中获得满足和快感,被资本裹挟的劳动者,无限制地从自然中攫取资源,工业文明社会呈现出冷漠的机械性。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文明社会中异化的劳动实践将人与生命活动分裂开来,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中劳动的“异化”而并非“物化”,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社会财富的创造,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产生在自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但当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劳动者所有,而是被资本所占有时,资本的逐利逻辑下的劳动就发生了异化[6],自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也就会发生生态异化。因此马克思强调“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在人类自由自觉的生态劳动下,自在自然才能实现生态性的转化,这也是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意识的建构

人类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运用工具和手段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这一改造过程也是人类自我本性释放的生命活动。把劳动实践视为财富的源泉是对人性的压抑,劳动实践本身是人类本质力量的表现。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其出于本性的劳动实践如同其他动植物一般具有原始的生态性。只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空前繁荣,原始的生态性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的人类社会发展,因此构建新的生态意识十分必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肯定生态本身的内在价值,尊重自然生态的生长规律。自然生态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更加久远,自然始终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在运行着,并且孕育着各种不同的生命,人类作为自然哺育的生命,既要遵循自然运行规律,也要尊重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极端生态中心主义。人既然生存于自然之中,就不能避免人化自然的出现,只是也要意识到“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人的所有劳动实践活动都是以“自在自然”为基本前提,承认人类自主创造性劳动是限定中的劳动是进行合理人化自然活动的重要一步。第二,在现代化人类社会建设中,生态建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稳步持续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赖于自然生态正常有序的运转,生态红线也是人类在人化自然过程中的一条底线,一旦人类人为突破这条红线,超出自然自我消纳范围,便会遭到自然反噬。如工业文明,由于过度开发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甚至还造成了如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等难以修复的破坏。近年来,这种以经济利益为社会发展唯一尺度的发展模式遭到批判和反思,人类社会开始有意识地缩小人化自然的范围,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林”以及“濒危物种保护”等新的人化自然方式来维持自然生态圈的有序运转,从生态的维度来解决民生和持续发展问题,追求一种新的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形态。

(二)生态性社会制度的保障

要做到自然的生态性人化,需从小到个人的生态意识树立,大到整个社会制度的生态建设来进行建构。生态建设最初由西方国家兴起,在经历了工业大生产时期的环境恶化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此做出一定的生态保护措施,如推行《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等,但资本主义逐利本性依旧存在,为维护本国生态环境,于是将污染严重的工厂等转移至第三国家,企图转移生态危机,这不仅不能改善生态危机,反而会使其得到扩散,如若不从人类的本质劳动出发,构建合理生态的劳动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生态的联系仍旧难以构建。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就展现出其独有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不以无限制的财富追求为目标而是致力于消除阶级对立,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文明形态,这与生态保护的目标相一致。在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之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保护具体法律制度方面都进行了完善,通过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制度限制企业工厂的环境污染程度和环境治理效率,健全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和资产产权制度,对有效开发国土资源以及防止各种自然资源的浪费起到约束作用。

(三)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利用

在经历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没有很好地控制科学技术带来的强大力量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之后,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也随之而起,但是正如俞金吾先生所说“只有通过这一普遍异化的‘炼狱’,充裕的社会财富和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形成”[8],资本主义阶段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一定的条件。工业革命、科技发展与生态环境并非处于绝对对立的立场,真正与生态处于对立面的是单方面追求经济利益的非生态劳动以及为此服务的非生态生产方式,现代环保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还大大缓解了生态压力,这些对于自在自然的生态性人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改造了自然界,也是重塑人类社会系统的过程,人类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双重实现是人化自然的根本目的,生态劳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生态性劳动实践将自在自然进行人化,使其变为“人的无机身体”,人类历史也在其中得以延续。

四、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工业文明时期过度开发自然而带来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之后,人类希望能够重修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文明本性是由劳动的本性而决定的理论,其中对资本主义生态异化劳动的批判,以及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物质变换的相处模式的思想十分具有前瞻性,为科学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