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跃, 陈 静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我国“乡土”文学以农耕背景下的人、事铺陈为塔楼,观景各个角落的文明图景。进入20世纪后,以鲁迅所勾勒的中国乡土世情为代表,并在其后的沈从文、萧红、废名、王鲁彦等作品中,都可见对中国的原乡式描写,意图在所写、所思的文学内容中,求得人生、国家、历史等相应命题的答案与线索。于是,所谓乡土,它已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某一位置,它是创作者们的动力源泉和一种触发机制,时刻以立体的文学镜像呈现对当下的观照。

一、平原的人与事

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是高邮青年作家周荣池的力作,以个人的所见所闻对乡土进行文化侧写。文字多对当代人、事进行白描,而无明显善、恶区分。写作姿态的友好、亲民,和鲁迅那种“观望”之下的陌生感有所不同,作者从始至终都在一种暧昧的态度下若即若离,辗转留恋于人情债务和家族历史中。

文本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展开,并在具有个人倾向的情绪中展开对于乡土人事的画卷描绘。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俚俗人情的桎梏让每个家族摆脱命运的努力都显得积重难返。这是乡土文化的巨大惯性使然,他们一面急于摆脱土地的束缚,向往现代文明的洗礼,另一方面又耽溺在对土地的迷恋中,恐惧围城之外的诱惑,“特别是一些女人们外出打工,总是要被人议论‘不学好了’”[1]11。他们宁愿被认知的枷锁限制住好奇的欲望,在这片一亩三分地上,演绎着人事对于有限资源的占有和抢夺。

类似矛盾状态的生命内容贯穿在这片平原,这不仅仅通过个人命运的独舞就能获知,更需要周围环境的共同参与来一同阐释。父亲的命运被篡改,不得不委身于一辈子的平庸,村庄的人文性格也默认了这种个人生命的屈服与委顿属于生活的应有之义,并在“感到安慰”的心理修辞中,达到对于乡村文化心态的一种还原。在周荣池笔下,南角墩、里下河已不仅仅是一组地理纬度上的代名词,它们自身巨大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社会变更与历史进程的文字隐喻。这种判词式的文字模样使这一穹顶之下的生命形态具有一种普遍性——个人为历史所左右而不自知,他们把自己看做历史的异数来说服自己屈居命运,孰知这种生命形态才是历史的常数。

母亲身患精神残疾、收麦时受伤、自己童年在麦场秸秆下的躲避等等都是这一人事公式所推导而出的结果,哪怕是自己出于对乡村的摆脱,以至要让贫困的家庭,除去应付母亲药钱和父亲酒钱的开支,还要留足自己学费,这都是全书对于生活的一种注释。这些现实没有因为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而出现转机,却把这一叙事姿态所还原的事实表现得愈加激烈——个人姿态的纤弱和乡土的颟迂以及生活的残酷构成一种粗粝而疼痛的内容进行互文。

这种生命并不孤单。父亲少友,只能在“粮食白”(一种白酒)的饮食交集上,暂时忘记身外的诸种苦难。文本的人物很少发声,并在这种无明显性格的写法上,携带了相似的沉默情绪和不幸经历,这种无名无姓使得个中人物具有了普遍形态:“那个下手毒死父亲鸭子的人,他的老婆是偷人的,他自己去学唢呐做道士去了。最后一次晚归的途中被车撞死了。我觉的这并不是报复……苦难就是生活的本身,是南角墩与生俱来的样子,这大概也是所有村落的旧痛。”[1]6似乎,悲剧的平常性才是平原的应有姿态。

鲁迅、沈从文经常在自己的文本世界里精神还乡,以比对所处当下的不可理喻,求得人生形态的成因。相形之下,《一个人的平原》显然是保守的,丝毫不去寄托对于乡土世界的一点非分之想。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写法也十足凶险:在乡土的闭塞环境中,把生活引导至一种极端的偏激状态中去,个体的纤弱动人不足以对抗乡土世界的尾大不掉,进而滑至阅读的险境,在两端角色的不平衡中产生文学层面的张力。

这是乡土维度上平民故事的应有之义,它对应了每每在历史转折之处,平民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种契机。诸如新文化运动后的向平民叙事的转移:鸳蝴派对于才子佳人的集中表述和民间阅读欲望产生互动，抑或新感觉派、张爱玲们对于城市俚俗阶层的着笔。在平民文学的应有之意中触及习焉不察的人心思辨,他们以触手可及的内容来肯定这种质变,好缓解个体生命在大历史碾过时所产生的阵痛。在“历史的现实不但系于国家大事于英雄伟人,也同样系于芝麻小事和市井凡人”的模式里去对冲现实的定义[2],这种人物群像分摊了个体生命在面对宏观历史时难以回避的焦虑,并引申至对相同命运的共情上,进而撬动大历史叙事一向对于细微人事的习焉不察的惯性结构,倒逼进对于文学与人生反省的向度中去。

文本一再用心于人物跌宕命运的着笔,并通过事件的选择,来实现感情色彩的流露:“大家在热火朝天的忙碌里暗暗酝酿着一种悲伤的情绪,好像村庄随时都会葬身在汪洋之中。一向不受待见的父亲,依旧用他的大嗓门在河堤上喊着,人们好像忘记了平日里的成见,忧心忡忡地走在泥泞的大地上。”[1]30历史和文本在灾难的角力中产生关联,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中,乡村的暂时性团结和对日常遗忘所产生的条件,渗透进感情的因子加以搅动这激荡人心的一面,沉淀后是生活的五味杂陈。

二、 意象下的平原

《一个人的平原》善用集体记忆来成全自己对家乡的传记性写作，也把叙事向度寄托在文化事件与仪式意象的旁征博引上。这使得“平原”不再困囿于地理概念，而能在文化视阈中深入浅出探得世事变迁下的人生表现。

“这不仅仅是某一处适合居住，更是集体记忆对于家园自然的眷恋——聚居并坚持繁衍生息于此，让看似松散的台庄变得牢不可摧。”[1]48“口传心授是民间惯用且稳定的一种形式，它的顽固在于集体记忆选择的强大力量。”[1]88“一个村庄的集体记忆是顽强而深刻的未必不如纸本真实与稳定。”[1]245阿斯特莉特曾提出过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以给社会提供理想的发展解释：“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的作用是以记忆文化过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为根据的。一方面，文学和其他产生记忆的文化方法体现出一些明显的相似性。记忆形象的塑造，通过叙述化和类型模式解释其内在含义的趋势都算作是相同点。”[3]

全书就是在河流、庄台、歌声、渔事、乡人的集体记忆中，切开了里下河的文化肌理，并在这些文化元素的牵引下，人事捏聚成型、随物赋形出一方乡土上的平原文化。如此一来，平原不再陌生，它已经被各种记忆切割，化整为零成为个中生命的有机组成，并在阅读体验中被一一认可。

文本在母亲葬礼仪式上把这一手法应用到极至：“母亲被头南脚北安放在堂屋的右侧，同时点亮头灯以照亮她往生极乐的悲伤道路。婶娘们煮一小碗半生不熟的米饭倒装在碗内供于她的头前，称为‘倒头饭’。一众女性亲属放声大哭，姨娘抓着她的手不肯松，直到冰棺到来的时候，她依旧不肯承认自己姐姐的去世，她一直说母亲的手是热的。”[1]230作者不吝自己的笔墨，把母亲的葬礼做到一撇一捺的复原,可以想见他在描写这段文字时候一板一眼的工笔心态，文字的性格把受众一同带进“葬礼”的仪式中。

生离死别本就属于乡土文化大戏，只是有些情愫与细节被渐渐遗忘。在葬礼上，以一个儿子的心态重新再做一次分别，并把乡土仪式等同为文化的一部分，去分担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良情绪。如此共情，文本内外的乡土记忆重新被唤醒：于一层层耐心的细节铺垫后，最终和父亲一同感受着乡土上这些人事记忆对于心灵防线的最终冲击。“父亲得了一刻的闲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你母亲在时，家里二十七年没有锁过门……母亲一走，这个家就少了一把坚硬的锁。”[1]222

乡土记忆获得和现实人事的对等地位，并在这样的置换中，遁逃出了传统乡土文学对于“形式陌生化”的常规：他们乐意新瓶装旧酒，并在每次西学东渐之时，总是想用西方的各种写实主义，来套用中国故事。但是当《一个人的平原》以念兹在兹的乡土心态去重新把握乡土文明，并置换在一种熟悉的人事背景下时，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受却不得不让人去怀疑之前那类“预设”的乡土风貌是否真实。

所以作者一再表现对于原乡文化的迷恋与受益，这是他的一种确认方式：“他教我古文，全是桐城派，我到现在还能背诵一些桐城古文的片段。印象最深的是姚鼐的《登泰山记》，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美。这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202全书喜用布景、白描，并于不动声色的情感节制中，隐藏着各种内容机锋与情感山水，正中肯綮，诸如丧母之类的人生大悲。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论及：“传统力量在这项制度中的强大作用，足以抗拒任何变化的发生。”[4]相比较时代发展的锋利姿态，今天的人们和农耕文明日渐疏远，但是乡土文化总是能以各种形式留存在生活中，使其成为味蕾上的记忆，或是对于时间的一种联想。它们抵抗着遗忘，具象为生活和俚俗的记忆。这些生活意象的直接铺陈成为平原文化在历史变迁中锚定自身定位的一种努力：“人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对人而言，意义问题不成其为问题，意义明摆在那里，显而易见，自然而然我们就‘懂了’。”[5]在《味水》中，这种意义是舌尖上的坐标：“村庄的味觉是简朴，封闭而顽固的。”[1]130并在《节刻》中点明时令对于农人就是一种严格的生命作息：“节刻不是节日，是村庄的的秩序。”[1]156它用朴素的生产劳动对应时令的另一种解释：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意义使得他们的脚步无论多么匆忙，距离家乡无论远近，甚至悲欢多么不由自主，总有一种原始的文化自觉，帮助人们确认身上的地方感，这种感觉禁锢他们的脚步又使得他们安心：好认清明日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

三、 城与乡的关系

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城市文明几何式倍增，中国的城市形态不停增长并伴随诸多文化质变。它们以各种活跃参数介入当下生活。相形之下，乡土地域却总是以沉重静默的姿态出现，它一如沈从文的《静》，愿意停留在一种不自觉的历史惰性中，来反衬城市化进程的匪夷所思。这也是当今创作者们的一种弱者心态：他们执意耽溺在“贵乡村、抑城市”的惯性思维里，去表达对于田园生活的一种向往，却又摆脱不掉现代文明的如影随形，在首鼠两端的游移不定中表现人生的不稳定性。

在这样的逻辑里，城市与乡土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体两面。他们要么放任两处地域的决然对立姿态，任其肆意发展、进行描摹。或者在预设的乡土立场中去表达对乡土生活来者犹可追的文化忧思。截然相反的文化品格左右着相应文明的形成和两处故事的说法。

周荣池毫不例外，他以平原的静来观照着当今剧烈的城市化进程。“这种自觉在文学与现实间是有挣扎的，限于他的年龄与阅历，有些问题的解读与解决显然是吃力的。”[6]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在文本中有意识地进行主体淡出，不过多介入对于是非的讨论，把平原放在一种自然主义的还原中。他似乎没有料到自己这一静态叙事和无为而治的结果，一个人的平原隐约表现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已远非之前可比，这把城乡两体的对比关系拉进至一种极端的不衬中：城乡二者的天平之上，物质成为一种砝码。城市丰裕的巨大牵扯能力撩拨了乡土上的人心思变。乡土显然是被动的，并在城市进程巨大的牵扯下出现了一种历史突变。这种变化，属于亘古至今而未曾多变的城乡关系的新景，并成为向死而生的一种文化迭代：城市文明的侵袭带动了乡村俚俗的改观，动则生变，随之产生新的生活和解释方式。所以，鲁迅时代对于乡土的观望与迟疑，在今天周荣池这里已然具有答案的雏形。

乡土的哲学残忍而纯粹：在贫穷和饥饿的底色上，演绎着生命的荣枯消长。这属于平原上的一种有常，是父亲在所养的鸭子被毒死后，一辈子活在偏激的情绪中，只能借助酒精去实现自己对生命的救赎，一个家族的命运就此被埋下伏笔。这一切都被归纳为乡间民俗中的嫉妒作祟，可深究其后，又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对于贫穷的另一种讲述。

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的麻木不仁与不自知是自我救赎的手段，他们无法以清醒的姿态去应对乡土文明的巨大桎梏，只好转过头去自我催眠。这并非鲁迅或沈从文，把国民的麻木、迟钝当成批判的对象抑或是值得倾心的归处。所以作者一再表达对于“粮食白”那类乡间劣酒的厚爱，他难以撇清各种情绪线索，却只是清楚记得鸭子被毒死的时候，父亲是靠酗酒后的麻木获得救赎，哪怕这一时间线过于绵长，需要一辈子都浸泡在这种酒里。作者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容忍那种酗酒的生活方式，选取和父亲一样的不幸之人诸如卞宝富之类，来概括平原上这种生命的常态。

所以平原不受任何形态意识的驯驭，而只凭一种生理式的饥饱机能来衡量生命的形态。当他发现整个村庄都浸淫在这样的情绪中：“父亲是绝望的，人们是绝望的，村庄也是绝望的。”[1]5如此一来的哲学统摄下，生活自然没有纯粹的泾渭与善恶，它甚至是一种无意识的历史盲动。拨开俚俗的面纱，仪式和味觉上的诸多发挥，便都属于生活上的苦中作乐与无可奈何的自救，《味水》中对于乡间厨艺的细致描绘就是贫穷的无奈：只能在有限的食材里施展巧妇与无米之炊的艺术。这种内容愈是细致愈是成为贫穷的佐证。他们只有在灾难到来之时才能暂时放下偏见，投入到对抗天灾的群体狂欢中，去安放自己无法释怀的压抑情绪，暂时疏导至其乐融融的假象之中。他们只能不厌其烦地恪守着节刻对于生活的严格规划，才能忘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而复始。

在周荣池的家族古训中，对于土地的坚守和读书进阶的推崇，成为乡土大地上的文化缩影：“承先祖一脉相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耕惟读。”[1]3对于城市，乡土从开始之初便在一种暧昧的姿态下表达了向往，只是这种动机被故意引导至传统文化对于社会纪律的规训中，而在日常的演变过程里，渐渐困囿在对已知安全感的路径依赖上，只能通过“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路径来完成阶层互动。面对历史的变动，他们要承载个人和社会的两种责难：女性进城务工时，面对各种道德非议，还要承担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经济风险。当贫穷破坏了乡村原有的均衡状态，道德罗织下的乡村机制便出现了虚无的真空，在其后的社会结构下渐居次席，这属于当今城乡飞速进程中的一处飞地，它松动了曾经二元严格对立下城与乡的绞缠状态。

这是今天城乡状态转捩所在，哲学说辞与诗意远方在口腹之欲的物质化倾向中不值一提，生理的天然机能可以轻松消解所有后天的文化借口，贫富的不均衡疏通了城乡二者的交流渠道，即使这一路径是偏袒物欲单向。人们无需再通过学与仕作为阶层流动的不二选择，伴随而来的便是乡土文化的一种消解与重构。这是时代给予文学和乡土的解脱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