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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科幻灾难叙述的中国特质

2022-03-18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刘慈欣三体灾难

毛 康 丽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1)

刘慈欣是中国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创作科幻小说,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三十年中刘慈欣为读者贡献了《流浪地球》《赡养上帝》《坍缩》《球状闪电》《三体》等多部优秀作品,多部作品获国内外科幻大奖。纵览刘慈欣的作品,很多都是围绕灾难展开的。这既与刘慈欣的个人经历相关,也源于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作品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刘慈欣的灾难叙述就继承了中国文学书写灾难的情感倾向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一、刘慈欣作品中的灾难类型

国内外很多科幻作家的作品都涉及了灾难,如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星际战争》、拉里·尼文的《无常之月》、王晋康的《临界》、韩松的《地铁》、燕垒生的《瘟疫》等。灾难书写也成为刘慈欣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刘慈欣的作品展现了多种灾难,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科技灾难,二是自然灾难,三是战争灾难。

(一)科技灾难

科幻小说产生于科技迅猛发展的十九世纪。科技带给人类巨大的便利,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带来的弊端也渐渐显现出来。科技灾难也成为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刘慈欣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科技灾难。《地火》讲述了刘欣因父亲患职业病去世,立志改善矿工的工作环境,研究气化煤技术。在实验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整个煤矿陷于地火当中。《地球大炮》同样讲述了技术失误带给人类和自然的巨大危害。沈渊主持建造地球隧道,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数以千计的人失去生命。同时,人类在南极的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地球生态急剧恶化。《地火》和《地球大炮》中的科技灾难都是由技术失误带来的,而《魔鬼积木》中的科技灾难则完全是不正当使用科学技术导致的恶果。美国为了获得优秀的兵源,启动了创世工程。奥拉博士和菲利克斯将军用自己的基因和动物的基因进行组合,在实验过程中创造出来壁虎人、蛇人、鱼人等各种畸形的生命。刘慈欣关于科技灾难的书写表达出了他对科技发展的忧虑,圆满的结局也可看出他对科技仍持有的乐观态度。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对科技灾难的猜想正是刘慈欣科技灾难书写的魅力所在。

(二)自然灾害

自然灾难是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一个灾难类型。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灾难书写相比,科幻小说中的灾难书写有其独特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灾难多为地球上的洪水、地震、饥荒、旱灾、疫情等:毕淑敏的《花冠病毒》讲述了瘟疫灾难,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讲述了地震灾难,庐隐的《水灾》、丁玲的《水》、荒煤的《水灾里的难民》讲述了洪水灾害带给人民的苦痛。而刘慈欣笔下的自然灾难多来源于太空,并且具有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如《超新星纪元》和《流浪地球》。《超新星纪元》讲述了御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爆发,给地球带来了强烈的辐射,成年人相继死亡,只有十三岁以下的孩子们能够活下去。《流浪地球》中由于太阳内部的氢转化为氦的速度突然变快,导致大量的氦元素聚集,发生了氦闪爆炸。氦闪给太阳系的行星带来了巨大灾难,地球也会被汽化。除此之外,《梦之海》中地球的海水被低温艺术家传送到太空中,地球迎来了长时间的旱灾。刘慈欣笔下自然灾难的种类更加多样,并且灾难的范围祸及整个地球,所有的人类都面临灭顶之灾。刘慈欣将人类放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人类所处的境地更加极端。在这样极端的境遇下,人类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更加值得敬佩。同时,刘慈欣极力设想各种灾难发生后的种种局面,以其宏大的叙事向读者揭示灾难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人类在应对全球性灾难方面的欠缺。

(三)战争灾难

战争也是刘慈欣笔下常出现的灾难类型。刘慈欣的《三体》《混沌蝴蝶》《人与吞食者》《全阻塞干扰》《光荣与梦想》都涉及到战争。其中《三体》和《人与吞食者》讲述了人与外星文明的战争。《三体》系列讲述了人类与三体文明之间相互博弈的故事,三体文明因母星不适宜三体人的生存发展,进而侵略地球,人类为了保卫地球与之战斗。《人与吞食者》则是与以大牙为代表的吞食者们展开的战争。《混沌蝴蝶》《全阻塞干扰》《光荣与梦想》则是人类内部的战争。这些作品表现了战争的不同样貌。《混沌蝴蝶》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为背景,讲述了亚历山大为了让祖国免于轰炸,奔波各地寻找气候敏感点为祖国制造大雾,赞颂了科学家对于祖国的热爱之情。《光荣与梦想》则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战争带给人民的伤害上,描写了因为战乱沦为拾荒人的大学教授和国家运动员,战争完全摧毁了他们安稳幸福的生活。《全阻塞干扰》则直面了战争的残忍和血腥。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累积如山的尸体和无数人的牺牲换来了来之不易的和平。刘慈欣从多个角度看待战争、描述战争,为读者展现出战争灾难的各个方面。

二、刘慈欣灾难叙述的情感倾向和文化内核

我国灾难书写的文学传统由来已久,就现当代文学来讲,中国的灾难文学已经蔚为大观。一类是表现中国人民面对灾难时不屈不挠、不惧危险困苦的态度和一往无前的精神面貌。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凖的《黄河东流去》,这些作品都对人民面对灾难的抗争精神进行歌颂,面对灾难的抗争精神和人定胜天的灾难意识也成为灾难叙述的一个重要维度。刘慈欣的灾难书写中也常表现出全人类面对灾难威胁时团结一心的抗争精神:《流浪地球》中人类为了摆脱死亡的命运,在地球的一侧安装巨大的地球发动机,希望借此逃离太阳系;《吞食者》中的人类明白地球和吞食者存在文明差距,人类的反抗并不一定能够成功,然而人类依旧选择奋起反抗;《三体》中三体人的科技水平远高于地球,并且锁死了地球的基础科学,人类内部还存在将三体人作为信仰的地球三体组织。人类面临内忧外患,结果似乎早已注定,然而人类利用自己的智谋、毅力策划了面壁计划、雾伞计划、雪地计划、阶梯计划等多个计划对抗三体人的侵略。这些作品贯穿了同一个主题,即人类面临巨大灾难时进行的抗争。

关注灾难带给个体的伤害和沉痛记忆以及对灾难进行反思是我国现代文学灾难叙述中的另一个情感倾向。刘慈欣在作品中也关注个体的人在灾难的影响下的生存状态。《光荣与梦想》讲述了战争给普通人伤害。战争不仅夺去了人民正常的生活,还夺走了他们的尊严和梦想,它让西亚大学英美文学的教授成为翻找垃圾的拾荒者,让为国争光的体育运动员成为一个为了金钱要挟国家的流氓。同时,刘慈欣也写了在战争中仍然坚持体育训练、不放弃梦想的辛妮,为了赢得胜利摔断脖子的莱丽。刘慈欣在《战争与梦想》中刻画了在极端环境下的人物群像,关注战争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同时也表现了经历磨难的金子般的心。《混沌蝴蝶》在大的科幻故事中穿插了亚历山大、艾琳娜和卡佳一家三口的故事。亚历山大尽一切努力希望可以给自己的祖国、家人换来和平,然而妻子却在轰炸中失去生命,女儿也在战争中因病去世。从中可以看出刘慈欣对生命逝去的惋惜和对战争的仇恨以及对和平的向往。《地球大炮》通篇贯穿了科技灾难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科技灾难不仅让地球不适宜居住,还使得许多孩子失去父母,妻子失去丈夫。

刘慈欣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核使得他的科幻小说呈现出中国特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我国忧患意识出现于先秦,诸多先秦典籍中都显露出了忧患意识,如《诗经》中的《硕鼠》《伐檀》表现了对于民生疾苦的担忧。春秋时期,忧患意识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论语》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显示了孔子的忧患意识,孟子所提倡的“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更是成为时刻警醒世人的名言。不仅是儒家思想,道家文化中也渗透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常表现为对国家、民生的担忧,道家的忧患意识则多体现在对个人命运的忧虑上,如庄子在《至乐》中讲“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忧患意识的基础。忧患意识自此发展延续,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精神内核,从杜甫到范仲淹、陆游、岳飞再到文天祥、顾炎武,以家国之忧为主的忧患意识已经内化到中国文人的精神中,成为其显著特征。刘慈欣的灾难书写中同样渗透了浓重的忧患意识。

刘慈欣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科技发展的担忧,《地火》和《地球大炮》讲述了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坎坷和磨难,以详实的笔触书写了技术失误带给人类的灾难。《地火》中,由于汽化煤实验的失败,矿场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公路以外的地面干燥开裂,裂纹又被厚厚的灰尘填满,脚踏上去扬起团团尘雾……已变成木炭的枝丫像怪手一样伸向昏暗的天空”[1]。《地球大炮》描述了人类在建立贯穿地球通道时导致的三次大灾难。他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科技实验失败的严重后果,不仅仅用以表现科技发展之路的坎坷,更是警醒世人,在科学技术的应用方面要慎重。第二是突如其来的外部灾难。相比科技发展的忧虑,刘慈欣对外部灾难的忧虑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但在刘慈欣看来,地球文明是相当脆弱的。人类的发展和延续面临着多种威胁,人类对于宇宙知之甚少,自然灾难和外部侵略随时都会到来,给人类造成全面打击,然而人类并不具备应对末日灾难的能力。刘慈欣曾讲:“在宇宙的各种可能性中,加入一个最糟的可能,至少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2]309他期望通过科幻小说唤起人们的警觉。因此,他在作品中常描写突如其来的末日灾难,如《流浪地球》中的太阳氦闪、《吞食者》中的恐龙文明的威胁、《三体》中三体文明对于地球的侵略、《梦之海》中全球性的缺水。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文化内核的另一方面是从儒家的价值观中脱胎而出的。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是因为人对道德的遵守,一旦人放弃了道德,就与禽兽无异。有学者曾对儒家价值观做过概括:“所以儒家认为仁、义、忠、信这些道德规范或信仰比人的生命更重要,如果需要在二者间取其一,那就应毫不犹豫地去取前者。”[3]因此在面临义利之辩时,儒家推崇舍生取义。孔子在《论语·卫灵公》提倡“杀身成仁”,孟子明确地表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礼记·儒行》则有:“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4]可见,在儒家的价值观中,为了维护道德和尊严是可以舍弃生命的。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讨论了生存和死亡的问题。程心和托马斯·维德是《三体》系列中十分值得注意的两个人物。地球的命运两次握在程心的手中,而程心却两次将地球推向绝望。第一次,程心作为执剑人掌握了地球和三体星球的生死,对世界充满爱意的程心不可能做出毁灭两个星球的决定,这导致地球沦陷到三体人手中。在维德坚持发展曲率驱动而宣布星环城独立时,程心出于保护太空城的责任感,要求维德放弃抵抗,从而断绝了人类生存的第二个机会。维德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设计杀死瓦季姆,谋杀程心,计划用反物质武器攻击太空城。然而他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有益于人类的生存。程心可看作是爱与责任的象征,而托马斯·维德则是程心的反面,他代表的是兽性和生存。以维德为代表的兽性派坚持“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5],程心则是人性派的代表,她认为人类的生存要有质量,“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6]。以人的姿态死亡,还是以兽的样子活着是刘慈欣在《三体》中讨论的问题。在选择执剑人时,人类放弃了维德,选择了程心。这是因为:“作为‘人性’和‘道德’的象征,爱与责任是程心的主要特征。”[7]刘慈欣在太阳系二维化中安排程心和艾AA乘飞船远走,程心和艾AA成为地球上幸存的人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刘慈欣的选择:文明和人性比生存更加重要。

三、刘慈欣灾难叙述的渊源

刘慈欣灾难叙事的形成有其必然性,这与他的地理经验密切相关。刘慈欣祖籍河南,童年时期在信阳老家生活了很长时间,这一经历对刘慈欣的创作、成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翻开河南史,会发现上面记载了战乱、旱涝、蝗虫、匪患、兵荒等多种灾难,这与河南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与河北、安徽、湖北、山西、山东、陕西六省接壤,是中原的中心,有中州之称。早在春秋时期,河南就是诸侯争霸的主战场。泓水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马陵之战、丹阳之战、官渡之战等著名战争都发生在河南境内。洛阳作为唐代李氏王朝的首都,经历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靖康元年被金兵攻陷,饱经战乱之苦。近代发生在河南的战争更是数不胜数。除了战乱,自然灾害也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沉痛的记忆。河南地形西高东低,东部为黄淮平原,西部多为山地丘陵。黄河自西向东流经河南土地,这样的地形使得河南常常遭受洪水、饥荒等灾害的侵袭。盛福尧先生在《河南省豫北地区各县市历史旱涝年表》一书中梳理了河南豫北地区自夏至清末宣统三年发生的自然灾害,越至近代记载越加详细,时至明清,几乎每年都有受灾记录。近百年来河南灾害更是频繁:1920年的庚申奇荒,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1942年黄河流域的大旱、蝗灾,1975年驻马店的特大洪水,1991年百年未遇的旱灾,1992年罕见的棉铃虫灾,河南历史上频频发生的灾难深深地印在当地人民的心中,成为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

刘慈欣个人也亲身经历过灾难,这给他留下了难以忘记的伤痛记忆。刘慈欣1963年生于北京,他的父亲原本是北京煤炭设计院的一名干部,文革时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山西阳泉的煤矿工作,刘慈欣也随着父亲前往阳泉生活。因阳泉的环境不适宜刘慈欣的成长,父母将他送回信阳老家。刘慈欣在信阳的生活异常艰苦,他生活的村子还没有通电,村子里的房子大多还是破旧的茅草屋,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小伙伴大部分都穿不起鞋子,而刘慈欣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腹中的饥饿。动荡的环境、父母的遭遇和饥饿都使得刘慈欣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也让刘慈欣与生活在安逸环境下的孩子相比多了些危机感,他开始回望民族的历史,并自觉地反思。1975年,河南迎来了一场特大暴雨,数十座水电站在暴雨中发生垮塌,多地遭受洪水侵蚀,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刘慈欣曾回忆当时的场景:“洪水过后不久我又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漫山遍野的灾民,当时有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8]31目睹了灾难的刘慈欣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次灾难带给他的不仅是一次难忘的记忆,更留给他一份精神上的财富。刘慈欣曾讲:“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8]31这段话中足以看出童年经历对他的影响。经历了灾难洗礼的人对生命与安逸的生活抱有一份珍惜,同时对灾难也持有一份警惕之心。动荡的成长环境、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及亲身经历的洪水灾难都使得刘慈欣对于当今的生活倍加珍惜,也让他对灾难有了切身的体会。

刘慈欣的灾难叙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文学传统的影响。这里的文学传统指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河南书写灾难的文学传统,其二是科幻小说中被反复书写的灾难传统。河南籍作家对于灾难的书写比比皆是,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冯金堂的《黄水传》,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等。河南的灾难记忆和书写灾难的文化传统都对刘慈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灾难成为他作品的一个重要元素。另一方面,大灾难和世界末日是科幻小说的主要题材之一,《现代中国科幻主潮》就将其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主要的题材进行论述:“资本主义的疯狂竞争、环境污染、人类的病态心理、帝国主义战争等现实问题,是科幻小说家们创作了大量灾难题材和末日题材的作品。”[9]与灾难相关的科幻佳作也数不胜数,弗诺·文奇的《深渊上的火》、埃里克·尼伦德的《光晕·致远星的沦陷》、罗恩·哈伯德的《地球杀场》都写了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战争,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直接将各个星球之间的战争作为主要内容,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则描写了日本沉没期间发生的故事。刘慈欣对科幻文学中的灾难书写也持一种认同的态度,在《理想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一文中,他曾这样讲:“在对未来的黑暗和灾难的描写中,科幻作家创造了最让人难忘的幻想世界,挖掘了最深刻的主题。”[2]26由此可以理解,刘慈欣的作品为什么常与灾难相关了。

四、结语

在地域文化、人生经历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刘慈欣形成了独特的灾难书写,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常出现多种不同的灾难类型。刘慈欣的灾难书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文化中诞生的,因此他不仅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灾难的情感倾向,表现了人类面临灾难的抗争精神,充满了人文关怀;还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忧患意识和义利之辩的全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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