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炯

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兴起与衰落，体现了西方人对历史规律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的探究与反思。文明史研究近年来再次回归西方学者的视野，反映了西方学者为了应对西方文明当下所面临的危机，力图重新把握历史规律进而寻找解决办法的一次尝试。

一

18世纪具有哲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和具有历史意识的哲学家，把基督教的历史进步观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坚信人而非神或英雄主宰历史。国家、民族、社会代替教会和王朝，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单位，并出现了全面论述人类历史的普遍史。普遍史力图探询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伏尔泰被认为是开拓者，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把全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大事联系起来，而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受规律支配，社会现象有因果联系，关注社会变化的条件、动因，强调必然和一般，忽视偶然和个别。比如，德国哥廷根学派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演进，都遵循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苏格兰哲学家卡姆斯勋爵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狩猎-采集、畜牧游牧、农耕、商业社会四个阶段，他的文明比较观念、持续进步观念以及财产形式转变构成社会演化动因的思想，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启蒙时代的世界历史书写以欧洲文明为制高点，带有明显的种族优越意识，这也使得东方世界的发展模式难以纳入启蒙思想家勾勒的普遍历史规律之中。不仅如此，欧洲文明的意识被有意凸显出来，不但成为描绘不同民族之间差异的范畴，而且被用于描述欧洲扩张所奠定的全球秩序。同时，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激发了人的巨大生产能力，许多历史学家深信本民族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或即将迎来文明史的高峰阶段。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的进程，世界历史性民族就是“文明民族”，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客观精神”或绝对精神。“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文明因此将成为文明的最高范式，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后归宿。

19世纪下半期，民族意识的兴起以及对欧洲之外的文明的深入了解，让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文明的普遍性。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吕克特在1857年出版的《世界史教程》中否认存在“唯一的、统一的文化类型”，即普遍文明的可能性，否认历史发展会迈向统一的目的。卡尔·兰普雷希特对特定社会共同体自我意识的文化形式的研究，以及布克哈特的文化史概念，把有关地域文明的研究推进到新高度，而且更重视文明演进中的中断现象。1861年，巴克尔强调“在欧洲是自然受人类支配，而欧洲以外，是自然支配着人类”。赫伯特·斯宾塞区分了文明民族和非文明民族，指出文明完整的发展周期包括进步、稳定和衰退三个阶段，这为研究文明的非连续性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主义出现危机，尼采等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文明的定义以及文明发展的反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挑战了黑格尔的文明史观，不再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点。受他们影响，西方学者不但摒弃了对文明的普遍主义研究，而且减弱了对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探询。

20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试图延续整体性、普遍性的文明研究思路，反思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文化基础，但难以挽救宏大叙事式微之势。只有少数文明史研究，仍然保留宏观视野，推动着区域史和跨国史的研究。布罗代尔在1963年指出：“文明只能在长时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而且，“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不少气势恢宏、视角独特且颇具影响的全球文明史著作。这些著作强调“人类的沟通、交流以及移民”，内容大多根据研究主题或专题排序分类，侧重勾勒世界文明之间如何通过贸易、科技、移民、物种传播等由孤立走向联系的历程，但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定位以及未来前景问题缺乏一以贯之的解说，“它们无助于缓解我们对超越趣味性见解的简单汇编的强烈需求，我们渴望最终能够识别出全球历史发展的总貌”。“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带来短暂的文明研究回流，但这类“文明话语的侧重点不是互联和互动，而是排他性和对文化特殊性的强调”。

总之，西方启蒙运动时代开创的以揭示普遍历史规律为目的的文明史研究，因不足以涵盖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受到力图挑战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学者们的质疑。而作为全球通史的文明史叙事，过于强调跨文化的互动，对各文明的内部传承以及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规律却有所忽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长时段研究的再次兴起、普遍史的回归等史学实践的影响下，历史学家重燃对文明叙事中历史规律的兴趣。

一些学者围绕轴心时代或轴心文明进行了重评，为历史规律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对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及其特征，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称谓，力图彰显这一概念在研究文明史中的重要价值。比如，凯伦·阿姆斯特朗称之为“大转型”，哈贝马斯称之为“世界观革命”，而约翰·托尔佩则称之为“道德轴心时代”。与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文明作为历史哲学的思辨构想不同的是，新的研究倡导实证性的历史社会学阐释。比如，伊恩·莫里斯关于东西方文明经济总量的比较研究，哈贝马斯关于宗教复兴背景下信仰与知识为主线的谱系学研究，罗伯特·贝拉关于轴心时代的宗教和伦理研究，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和神话的研究，彼得·图尔钦关于历史周期以及文化转向研究，等等。上述研究各有侧重，或者试图归纳出多个文明实体的某些共同特征，或者探究个体文明多次转型体现的演进模式，或者强调多个文明的整体性变革的内在动因。

最近，有学者甚至提出运用全球比较历史证据来系统评估“轴心时代”理论。对历史发展根本动力和规律的探究，体现在围绕轴心时代文明“突破”标准的争论上。早在2001年，艾森斯塔特、约翰·阿纳森、比约恩·维特洛克等学者就注意到：“现实世界的高位文化和低位文化之间存在着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存在着低位对高位的有规则的从属关系。”他们的基本共识是，文明观念的“突破”源于人们特定能力的出现，而非一般意义上物种演化的必然结果。“就最基本层面而言，认识转型与围绕人的存在的最基本方面的阐释相关，具体来说，与人的反思性、历史性、能动性相关。”“这些能力表现为人类反思世界的能力，以及赋予世界不同景象的表现能力，也就是把此时此地观察到的世界景象想象成另一种情状的可能性的能力。”罗伯特·贝拉在《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中认为，轴心时代的宗教和伦理是人类整体进化的主要驱动力。而艾森斯塔特则将文明的突破与社会分工、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以及制度定型整合起来，分析跨区域的社会转型，由此，避免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世俗化、文化同质化。多元现代性，进而成为学界最有影响的“文明话语”。

如果将轴心期的文明突破视为一种规范或规则，那么就需要解释一部分古代文明何以未能实现突破。这关乎规律的适用性以及“例外”问题。扬·阿斯曼认为，古代埃及文明未能存续，是因为它未能提炼出其文化的核心，也未能构建起保持这个文化核心的记忆模式，尽管古代埃及人完成了许多属于轴心文明特征的突破。

此外，如何处理以轴心时代概念为核心的世界历史分期问题，关系到历史发展阶段的连续性与转折性。一个总的趋势是，轴心文明时代被认为存在于全球文明发展进程的多次转型中，而非最初认为的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一次转型中。“第二次轴心突变”可能指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出现，也被艾森斯塔特用于指佛教的出现，还被雷米·布拉格用于描述欧洲现代社会的转变。约翰·托尔佩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存在三个轴心时代，即道德的轴心时代、物质的轴心时代和精神的轴心时代。

在借助研究轴心期文明发展史，进而寻找普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在思考概率性规律是否更加贴合历史研究的实际。美国生态学家、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为了“寻找解释历史社会运作和动态的一般原则”，试图融合理论模式和大规模长时段的数据分析，利用复杂性科学和文化进化的工具来重建一种统计规律即概率性规律。2009年，图尔钦创办《历史动力学》杂志，并逐步建立一个囊括450多个历史学学会资料的信息数据库，试图对人类社会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析比较，借以预测可能来临的政治动荡。2017年，他又联合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和符号学家，成立一个预测人类未来的小组，希望借此帮助人们识别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危机，并及时采取行动来缓解危机。

三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历史规律研究的重新关注，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下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困境，进而尝试提出一种对西方文明发展规律的新的解释。具体来说，西方文明当前主要存在三种危机。

其一，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并未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反而积弊甚深。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的危机，来自西方文明内部贫富的两极分化。如前所述，彼得·图尔钦用他创立的政治压力指数检验并成功预测到美国2020年的政治动荡。但他只是直觉性地选取三个变量加以分析，即衡量国家偿债能力的利率、衡量国家动员群众能力的实际工资、衡量精英竞争度的参议院阻挠法案数量，至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或制度上的联结，却无法从根本上予以解释。即便有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的“全球失序”加剧原来的恶性循环，并凸显欧美的政治和文明危机，也无法给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其二，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在减弱，并由此引发全球秩序的重塑与变革。文明实体本来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发展快慢和先进落后的相对差异，并在事实上形成某种文明的中心地位。进入现代以来，少数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把“文明”当成维护自己优势地位、推进和扩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地理大发现后，陆续诞生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欧洲文明史、国际法等，它们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文明等级论的塑造”。但是，当西方国家的全球地位发生变化甚至逐渐丧失中心地位时，全球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进行重新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正在面临被非西方新兴大国追平或赶超的可能，近代以来形成的“东方从属西方”的局面正在悄然改变。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文化精英意识，遮蔽了他们探究全球失序原因的真正方向。如前所述，全球文明史在选择非民族国家范式和非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同时，过于强调“互动、互联和跨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将因果解释力让给了它们”，放弃了内源性解释。这些著作大多未能全面审视自己文明中究竟哪些因素抑制或激发了绝大多数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

其三，西方文明正面临着一系列日益严峻的挑战，如全球公共安全、气候危机和生态灾难、全球治理难题，这些迫使西方学者去思考西方文明的未来发展及人的存在等终极问题。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如何通过自身的生产生活活动调控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发展变迁史。依靠经年累月的生产生活创造性活动，人类调控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深度广度强度越来越突出。每当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触及新的“临界点”时，人类对其创造性后果和破坏性后果的反思也更深入，必然要求确立一种空间和时间更宏阔的历史观。比如，超越“人类”的星球空间和超越“人类世”的历史时间，即典型的“后人类”文明史观。此外，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前沿研究成果，如引力波效应、合成生物技术等，也不断冲击着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固有理解。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用传统的人性论、文化本质主义或科学技术决定论已经很难解释文明演进和社会变迁。不少国家倡导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作，采用综合性的视角和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去分析人类的文明及其发展规律。

通过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与危机，西方学者试图重建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进而为经历急剧变革、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西方找回历史发展中的确定性。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文明史叙事中关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仍然需要重点解决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人类历史与环境历史的整合中弥合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争论；第二，如何在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同时又不陷入多元折中带来的万能和万不能的解释陷阱。对于西方文明史发展规律的探询，若要求得好的进展，就必须在“终极原因”或“根本动力”的理解和解释上进行一番革新。170多年前，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发动了历史本体论革命，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论，仍然不失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