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敏

问题的提出

来自“科学慈善”运动的西方社会工作一直被人们视为一种提供关怀的助人服务，但是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中，由于受到专业化的挑战以及制度安排等众多现实因素的影响，西方社会工作总是过多地关注如何“助人”，而忽视服务中“自助”的人文关怀。为此，人们不断质疑其是否能够承担起社会工作的初心，特别是在专业服务取得快速发展需要理论总结时，人们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的本质，以便在繁杂纷乱的实务经验面前找到专业发展方向，建构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工作理论。

中国社会工作也不例外，在经历了十多年的迅猛发展之后，亟须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社会工作理论。鉴于此，中国社会工作者需要重新回到“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本质，审视社会工作理论逻辑与社会工作本质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中西方之间的差别，从而找到能够承载社会工作本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

源于实际生活的社会工作

作为西方社会工作创始人之一的美国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领袖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在“科学慈善”服务基础上提出“友好访问者”计划，带领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热心人士来到贫困家庭中开展个案帮扶，将物质帮助与心理辅导结合起来。1901年，里士满在一次全美工作会议上把这种个案帮扶服务概括为“在环境中帮助他人（to help the person in his situation）”。里士满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不是个人无法适应环境，就是环境妨碍个人适应。因此，里士满相信，有效的社会工作服务既需要针对个人开展直接服务，也需要针对个人的生活环境开展间接服务，将个人的改变与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

西方社会工作的另一位重要创始人是简·亚当斯（Jane Addams），她作为美国睦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倡导在贫困人群居住的社区建立综合服务中心，并且针对社区居民提供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亚当斯提供的服务范围很广，只要居民需要什么，她就提供什么，目的是让居民走出家门参加社区活动。此外，亚当斯还通过居民的互助以及骨干志愿者的培育等方式促使社区居民深入了解社区的需求，并且借助居民参与和社会倡导等手段推动整个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

深受里士满“在环境中帮助他人”服务理念影响的高登·汉密尔顿（Gordon Hamilton）提出，人的成长改变脱离不开环境，人与环境根本无法拆分开来。汉密尔顿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在情境中（the person-in-his situation）”。值得注意的是，汉密尔顿使用了“his situation”来描述人所处的环境，强调这种环境是能够被人直接感知到并且不断与人相互作用的。显然，这种环境是人的现实生活环境，绝不是人预先设想的某种概念。正是在这种现实的生活环境中，人的成长改变才有了现实生活基础。

抽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取向

尽管里士满希望“在环境中帮助他人”，但是在专业质疑面前她还是选择了医学诊断的框架，把社会工作等同于医学，强调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开展科学的研究和诊断。这样，服务对象就成为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里士满创建的个案工作成为置身于服务对象生活之外的标准化规范指导。从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开始踏上一条抽离日常生活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下，人们的心理成为社会工作者研究、诊断和治疗的焦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为了促进人与环境的联结，不少社会工作者采用黑恩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的自我心理学和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kson）的人生八阶段理论作为指导，注重个人自我的环境适应功能，如问题解决模式、任务中心模式以及危机介入模式等。这一环境适应取向虽然能够把个人的心理困扰与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但是实际上仍旧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所推崇的实证主义科学观，站在生活之外指导生活，只是不再把问题视为病症，而是作为人们的不足。

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民权运动和服务使用者运用的影响下，社会工作理论开始关注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质疑之前过度关注个人心理的正当性，认为社会结构才是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因素。这样，社会工作理论开始出现社会结构取向的发展线路，不再注重个人对环境的适应，而是强调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从“人在情境中”的个人一端转向环境的另一端。但是，两者的服务逻辑却是极其相似的，都采取了抽离日常生活的实证主义逻辑。

抽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反抗

当社会工作为了专业认同选择了抽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发展取向之后，就会使社会工作者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实务中需要深入实践场景，遵循个别化的服务原则；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却需要抽离实践场景，依据普遍化的原则总结实务经验。这样，理论就成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鸡肋”。因此，在实证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下，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就会面临两个突出的难题：一是如何将人与环境联系起来，避免因相互割裂导致要么偏向心理要么偏向环境的理论发展困境；二是如何将人的改变能力发挥出来，避免因只关注问题而导致社会污名化和改变动力不足等问题，推动社会工作真正走向“助人自助”。

随着生态系统视角的兴起，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认识到，不仅人影响环境，而且环境也在影响人，环境因素与心理因素一样重要，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凯罗尔·梅厄（Carol Meyer）指出，社会工作只有放弃把人与环境对立起来的实证主义知识观，注重人与环境的相互转换，才能真正将两者联系起来。同一学院的另外两名教师凯罗·吉门恩（Carel Germain）和艾利克斯·基特曼恩（Alex Gitterman）则认为，社会工作是在人们的生活场景中开展的助人服务，它针对人们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遭遇的困难，需要将人与环境结合起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从而推动环境发生改变。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发现，这种抽离日常生活以问题修补为目标的服务逻辑只会使服务对象出现“越帮越弱”的现象。为此，优势视角强调，人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想法，需要假设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每种环境都是有资源的。只有这样，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才会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实际上，与优势视角相似的还包括增能理论。增能理论假设，人们具有一种自觉（self-awareness）的能力，通过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人们就能够自觉地发现自身拥有的生活改变力量，并且通过集体行动学习掌握这种能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掘人的优势、从优势入手推动人的改变，几乎成为社会工作的基本服务原则。

回归实际生活的理论探索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社会工作开始放弃抽离日常生活的宏大描述，转向宏大叙事背后人们日常生活的考察，特别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在地知识的生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种注重在地生活经验的服务逻辑相信，生活是多元的、变化的，生活自身就拥有发展变化的逻辑，绝不是人对环境的简单适应。此外，不确定性也常常被视为现实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与抽离现实生活追求普遍化、一致化的传统社会工作理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社会工作理论拥有了建构的逻辑框架。

尽管建构的理论逻辑关注的是与主流不同的日常生活，并且把微观权力关系的分析引入到社会工作的视野内，但是这样的分析需要假设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交流。因此，这种建构的理论逻辑仅仅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意义的建构过程，仍旧注重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维度考察，并没有就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讨论生活，导致不自觉地忽视人与环境以及与身体之间的交流，不仅很容易夸大人际交往的作用，而且常常低估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要求，陷入相对主义的误区。

直接提出从人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出发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是澳大利亚国际知名学者简·福克（Jan Fook），她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与生活经验直接相关联的小场景对人们成长改变的作用更为突出。为此，福克提出了场景服务的概念，认为生活中的小场景才是理解人们的自我和把握自我成长改变规律的关键。这样，人们就不会站在生活之外寻找生活困境的解决方法，而是能够融入现实生活中探索困境的改变途径，始终以现实生活为起点，与传统的以原则为导向（rule-bound）的抽离日常生活的服务逻辑不同。不过，福克强调对社会处境进行行动反思，审视社会处境的现实要求。显然，福克注重个人改变与社会改变的结合，其目的是实现社会情境中的“个人解放”。

作为一种知识观的生活

尽管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来自生活—抽离生活—回归生活”的发展轨迹，但是始终都把生活作为人们的日常经验，视之为松散的、零碎的、变动的，无规律可循。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尝试对生活进行界定和分析时，不可避免地将其延伸到心理的分析或者社会结构的分析，要么强调人对环境的适应，要么假设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即使引入了建构的逻辑框架来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依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建构，展现的是人们社会层面的生活。显然，在科学的实证主义知识观指导下，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建构始终把生活作为心理分析和社会分析的原材料，置之于科学探索的边缘。

一旦人们把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焦点放在了心理分析或者社会分析上，就会不自觉地采取实证主义知识观，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审视生活中的问题，忽视生活的一项重要特征——人与环境的联结，即人始终处在环境中，不仅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在推动环境的变化。这样，人的成长改变考察就需要采用双向闭环思维，不仅需要理解人对环境的作用，而且同时需要分析环境对人的影响。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形成闭环，人们才具备在环境变化中推动环境改变的能力，不再是抽离生活的“评判官”。显然，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指人们分析的现象，也不是指一种服务领域，而是理解现实的一种视角，即一种把生活视为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现实，不是非“科学”的代名词。

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知识观指导下，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不仅需要放弃抽离日常生活的实证主义逻辑，回归现实生活，而且需要摒弃相对主义的建构主义逻辑，接纳生活的现实要求。显然，这种有着双向闭环思维的生活知识观信奉一种有条件的建构主义逻辑，在推动人们接纳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提升人们改变现实生活的能力，它不仅不会削弱助人服务的客观性，反而会加强这种客观性。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现实要求，同时不忽视生活的可变性，使社会工作具有了激发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能动作用。

建构以生活为本的社工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社会工作是在抽离日常生活的机构服务中完成了自己的专业化发展要求的，而中国社会工作则是在社区这种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始专业化的探索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条件，任何中国本土的专业化服务都脱离不开对生活场景的考察，需要回答如何促使人们在生活场景中找到成长的路径。显然，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也需要建立在这种生活改变的服务逻辑之上。生活是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核心概念，它需要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边缘位置走出来，成为人们考察的中心。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才能拥有现实基础和自身社会历史的独特性，不再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附属。

这种以生活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让中国社会工作有了本土化的实践路径，它既不是以问题界定和问题解决为中心的问题实践策略，也不是以优势的确定以及能力和资源的发挥为中心的优势实践策略，而是融入特定生活场景中寻找可改变之处的空间实践策略。在这种空间实践策略中，人们不仅具有了扎根现实生活的能力，而且具有了改变现实生活的能力。由此，中国社会工作也就拥有了清晰的专业定位，尽管它需要关注人们的心理，或者人们的社会环境，但是它不同于心理咨询，也不同于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它只关注如何提升人们在生活困境中的应对能力，将人们的心理改变与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使人们具有推动现实生活改变的能力。

就“助人自助”的目标而言，一旦社会工作者采用西方这种抽离日常生活的问题或者优势视角开展专业服务，就会不自觉地陷入两难境地。“助人”服务开展得越多，人们要么成为有问题的人，要么成为只顾发挥自身能力的人，只会加剧与现实的对抗，根本无法达到“自助”的目的。显然，要将“助人”转变成“自助”，就需要将“助人”服务与人们自身的成长要求结合起来，提升人们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推动现实生活改变的能力。这恰恰是以生活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