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徐徐

我称之为厚堂叔婶的，是一对不识字的文盲夫妻，他们有个大我很多岁的儿子阿峰。

阿峰读了好多年的书，复读了三年，才勉强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厂里。但不久后又因某些原因被开除了，此后他便很少回村子了，觉得没脸见老家人，发誓要在外面混出名堂来，可能两到三年才能回来一次。

厚堂叔婶很理解和宽容既自卑又好强的儿子，他们对阿峰说：“你不想回来也行，但要给我们写信，可千万不要忘记你老爹老娘呀。”

阿峰果然经常写信回来，厚堂叔婶接到信后，就拿来让我念。那些信，多是报喜不报忧的。两人听后就很高兴，回去脚下生风，饭都会多吃一碗。

之后，他们还会让我写回信。我白天要上学，只有等晚上作业做完才有空。厚堂叔婶就在我家门外的夜色里徘徊，手里拿着信纸、信封和邮票，非等到我写完作业才进来，怕打扰到我学习。

回信时，他们神情愉悦，情绪高涨，你一言我一语地口述。我听完后，先打草稿，再读给他们听。他们听后总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读书人就是明白，把我们想说的都说了。”他们的信同样也是报喜不报忧，外加各种吃好点、多注意身体之类的叮嘱。

有时，阿峰很久都不会来信，他们就会把以前的信拿来，让我再读一遍，重温后同样很高兴，像刚收到的一样。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给他们读信、写回信，一直到初三。为此，厚堂叔婶很感激我，每到过年都会送来几斤猪肉和糖果，说是专门给我吃的。我爸妈也很高兴，他们并不认为我读书能读出什么名堂来，将来可能会跟阿峰一样，但那几斤肉和糖果，让他们觉得有面子，认为读书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用的，也就同意我一直读下去，这在村子里是很罕见的。

我要去县城读高中了，厚堂叔婶知道后，有些着急。然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去街上买回来一台录音机和几盒空磁带，拜托我把阿峰写给他们的几十封信读出来，录进磁带里，他们想儿子时，就可以打开录音机“听信”了。

那时，阿峰已去了遥远的呼和浩特，成了上门女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更加不愿回來了，信也写得少多了。我呢，之后也渐渐地远离了故乡，求学、定居城市，再见厚堂叔婶的机会断崖式下跌。

后来，我听母亲说，厚堂叔婶商议好了，阿峰寄回来的那些信，夫妻俩一人一半，等死后，带进各自的棺椁里。

遗憾的是，厚堂叔婶没能活到村里有手机和电话的时代，没能与阿峰隔空通话，他们先后因意外摔倒和脑卒中而离世。靠那几十封信，他们活完了下半生。有憾还是无憾，也许只能他们自知吧。

而我，那个曾经的乡村少年，也在帮他们写信的过程中，慢慢懂了什么叫“纸短情长”，那浓浓的牵挂之情，思子之心，堆满在纸上，说不尽，道不完！

（摘自《辽宁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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