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灿

在我家储藏室货架上，放着一台双卡收录机。爱人几欲卖掉，我却舍不得。

1982年，读初二时，班里的文艺委员袁红彬说自己家里刚买了一台录音机，并将她刚学会的歌曲《走过咖啡屋》唱给我们听，大家羡慕不已。于是，她答应将录音机带来，晚自习后放给大家听。那晚，同学们看着“会唱歌”的录音机，听着柔软甜美的韵律，兴奋极了。直到教务主任过来催促，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回家后，和父母念叨起录音机，觊觎之情溢于言表。

那时，国外电器如日中天，夏普、三洋、先锋牌录音机都是抢手货，一台要四五百元，国产录音机也要一两百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父母反复盘算，不同意购买。后来哥哥寄钱回来，给我买了一台国产录音机。这让我欣喜若狂，晚上恨不得把录音机搂在被窝里。

听说买了录音机，邻居们纷纷到家里看稀罕。尤其是我们村的年轻人，星期天都喜欢来听邓丽君和朱明瑛的甜美歌曲。

磁带是录音机的必备品。那时，新华书店一盒正版原声带卖六七块钱，零花钱省吃俭用也没多少。听说市面上有相对便宜的空白带，进口的3块一盒，最便宜的山寨货才1块钱。于是，就打听同学谁家买了原声带，我就拿着空白带去翻录，美其名曰“资源共享”。

我清楚地记得，中考结束，我开心地带着空白带，骑上自行车，来到同学家翻录歌曲。当他把放磁带的抽屉打开，我惊呼：“哇，这么多！”他的几十盒磁带几乎裝满了抽屉。我开心地一盒一盒核对歌单，发现好听的曲目就挑出来进行录制。为记住歌词，我就把磁带封面的歌词抄到贴着很多明星头像的歌本上，乐此不疲。

如今，录音机早就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与录音机相伴的青葱岁月却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日久弥新。（作者单位：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二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