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玄龙，王宝磊

（国防科技大学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党全面把握了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发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员令。新命题带来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从法学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一全新命题。国内法学界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个命题进行了若干探索，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有些研究很有必要，如从历史逻辑的宏大叙事的方式出发，旁征博引地论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但是，这种论述可能存在说史大于说理的嫌疑。基于上述思考，文章选择几个关键理论或者说重要实践来厘清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具体来说，文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尝试以点带面，从儒家和法家等传统文化、法政理论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新兴法治领域人工智能三个向度出发，讨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逻辑，探寻中国式法治现代发展的若干法理依据。

二、回顾过去不停步：发挥儒法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富矿作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重要论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