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沃林，邹宝玲

(1.广东金融学院 信用管理学院，广州 510521；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3.西南大学 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引 言

当前，我国施肥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所公认的环境安全上限。化肥过量施用在短期内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长期内却造成农业污染且最终影响到农产品品质。2009年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降低了农户失地风险，提高了产权安全性。基于长远利益，农户更加爱惜土地，并出现化肥减量化等耕地保护性行为[1]。农地确权颁证降低了农户过量化施肥的比例，并提高了农户采取测土配方的积极性[2]，有利于降低农户的施肥强度[3]。

农地确权颁证强化了产权强度，提供了一个考察农户施肥行为变化的机会。从产权效应出发，农地确权颁证增强了产权稳定性和降低了产权保护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种植结构专业化减少了农户施肥在有效成分及配比的信息收集以及质量甄别方面的难度，最终有利于农户积累相关的施肥知识。因而，在理论上农户化肥减量化决策很可能是农地确权颁证诱致农户专业化种植的结果。本文构建了“产权稳定—种植结构—农户施肥决策”的分析框架，农地确权关注的是，农地确权对农户施肥决策的影响，从而识别农地确权与农户施肥决策的基本关系；种植结构关注的是，种植结构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施肥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路径，进一步识别农地确权如何作用于种植专业化从而影响农户化肥减量化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2018年“广东千村调研”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构建化肥减量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地确权颁证与专业化种植

保持农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一直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线。但是在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之前，由于人口变动、劳动力转移、农地征收征用、农地调整等现实问题的约束，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十分不稳定[4]。即使农户所在乡镇已禁止或甚少出现违规征收征用农地，农户也能够通过媒体广泛报道征地冲突事件而形成强烈的“失地风险”[5]。如果农户缺乏土地权益免遭非法侵占的法律文书，他们只能依靠约定俗成的乡土秩序(如相邻地块的产权主体互不侵犯)来保障地权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地权保护的成本相对较高，并且形成强烈的失地风险意识。考虑到投资回收期间有可能失去产权，只能享受投资的部分收益，农户往往不愿意对农地进行长期投资，他们更倾向于追求农业生产的短期收益。获得短期收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进入多个农作物的市场，迅速获得收益。与此同时，产权不稳定意味着农户难以通过农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目的趋向于“满足自家消费”，从而陷入“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中，并且表现为多样化种植决策。相反，农地确权颁证清晰地界定了农户承包地块的实际面积和“四至”范围，增强了产权稳定性的预期和降低了产权保护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户从事非农就业可能面临的失地风险，并降低了劳动力非农转移成本。因此，那些缺乏农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农户彻底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并倾向于通过农地流转来实现农地价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户追求农业生产利益最大化的意识[6]。经营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农户流入农地，扩大生产规模。为了更好地获得规模经济性，农户将有限的劳动力和资金集中到有比较优势的作物品种中，并表现为专业化种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农地确权颁证显著提高了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

(二)农地确权颁证与专业化种植：基于气候风险的异质分析

农业主要依靠有生命的自然力去利用其他自然力，其核心构造离不开微生物吸收大气中的氧、氮、碳等元素，也无法独立于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之外。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考虑到不同类型农作物对土壤有机质和营养元素的需求存在差异，在不确定性风险和不对称信息的约束下，农户能够种植不同农作物来匹配不同地理和气候条件[7]。例如在干旱年份或者干旱的地块上种植耐旱作物，特别是在我国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并不完善的情景内，因全球气候变暖增加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这很可能提高了农户对多样化种植的依赖程度。由此可见，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专业化种植的影响在气候风险频发区和非气候风险频发区中存在异质性。在气候风险频发区，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专业化种植的激励作用可能没有在非气候风险频发区中明显。即使农地确权颁证带来了制度红利，但基于风险管理风险最小化的目标(或者是损益率的考虑)，农户也缺乏追求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经济性的动力，不愿意扩大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投资规模。那么，在气候风险频发区农户就陷入“小而全”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并表现为多样化种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专业化种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气候风险频发区，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专业化种植的影响不确定；在非气候风险频发区，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专业化种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农地确权颁证、专业化种植与农户化肥减量化

农地确权颁证前农户倾向于追求农业生产的短期收益，并表现为多样化的种植决策。由于不同农作物生长周期及其对土壤营养元素存在着差异且缺乏相关的知识，农户需精确测算同一地块内不同作物生长所需的最优施肥量。基于风险规避的心理，他们会出现重复施肥甚至是多次施肥的行为。事实上，在实际施肥的过程中总会有一部分化学物质无法被作物有效吸收而残留在土壤中，造成土壤板结及退化问题，并表现为农作物减产。对于农户来说，产量损失是可观测的，但是农户对化肥过量化使用与产量损失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认识。根据《广东省千村调研2018年研究报告》显示，90%以上的农户认为自己不存在过度施肥行为，而将产量损失归因于气候因素、环境污染以及运气不佳。大部分农户表示如果农作物产量严重下降，就会迅速增加对化肥等要素的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种植多样化—化肥过量化使用—地力折损—化肥过量化使用”的恶性循环。换个角度看，农地确权颁证显著提高了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和信贷可得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意愿。为了减少作物种植的转换成本以及获得规模经济性，农户倾向于从事特定作物的专业化生产。由于种植结构专业化降低了农户测算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最优施肥量的难度，因而其有助于农户积累相关的施肥知识进而调整化肥施用量至最优水平，从而降低了农户“多次多量”施肥的行为倾向。同时农户种植结构专业化有利于农户通过生产性服务外包进行精准化减量作业，从而减少了单位面积地块的化肥施用量[8]。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农地确权颁证通过提高农户专业化种植从而促使农户减少单位面积施肥量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

农户数据来源于2018年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组织的“广东千村调查”。该调查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操作步骤，于2018年5-9月分别对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市、东莞市、惠州市、梅州市、江门市、河源市、肇庆市；粤东地区的汕头市、汕尾市、潮州市、揭阳市；粤西地区的茂名市、湛江市、阳江市、云浮市；粤北地区的清远市、韶关市进行了入户调查。样本覆盖138条行政村、210条自然村、3 012个农户。其中，2017年农户平均化肥施用量约为345kg，购置化肥的花费为1 354元，亩均化肥施用量为161kg，亩均化肥花费为610元，而且粤东地区和粤西地区的农户亩均化肥花费支出要明显高于珠三角和粤北地区的农户(见表1)。在农户化肥施用类型方面，最多的是复合肥(59%)，其次依次为其他(21%)、氮肥(9%)、磷肥(5%)、尿素(4%)和钾肥(2%)。

表1 化肥施用量及其花费(2017年)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单位面积耕地的化肥使用量，主要采取“2017年化肥施用量除以农作物种植面积”作为测度项。

解释变量为农地确权,主要采取“您家有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没有；2=正在办理；3=有)”作为农地确权颁证的测度项。

中介变量为农户多样化种植决策，主要借鉴Mccord et al.(2015)的研究成果，将农户种植的作物分为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物、果类、饲料作物、药用作物等类别。如果农户种植一类农作物，定义为专业化种植，反之则是多样化种植[9]。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人数、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生产经营面积、农地流出、农地流入、自然灾害、村庄互联网情况、村庄通讯程度、村庄副业情况、村镇工业化程度、村庄交通程度、村庄贫困户数、村庄流出人数、村庄普惠金融、村庄信贷程度、村庄支农政策、村庄灌溉用水、村庄土地盐碱化、村庄土地荒漠化、村庄水土流失。

分组变量中如果本村所在地属于洪涝、台风、干旱、雪灾等灾害频发区，则为气候风险频发区，否则为非气候风险频发区。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说明和描述统计

三、实证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是否种植结构专业化，其为二元离散变量，由此本文使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其中，表3模型1汇报了农地确权颁证与种植结构专业化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农地确权颁证降低了农户多样化种植可能性，或者说农地确权颁证显著地提高了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由此，假设1得到支持。进一步地，在1%的统计水平上，农业生产人数以及农业生产经营面积降低了农户种植结构多样化的可能性，即提高了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这意味着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农户走向专业化种植的可能性就越大。

表3模型2和模型3分别汇报了在气候风险频发区和非气候风险频发区内，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专业化种植的影响。其中，模型2的结果显示，在气候风险频发区内，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专业化种植没有显著的关系。这意味着，在气候风险频发区内农地确权颁证带来的制度红利使得部分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农户走向专业化种植，部分风险承受能力低的农户却倾向于通过多样化种植来实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所以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专业化种植的影响不确定。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非气候风险频发区内在5%的统计水平上，农地确权颁证降低了农户多样化种植可能性，或者说农地确权颁证显著提高了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这意味着，在非气候风险频发区内，农地确权颁证形成的制度红利促使农户将有限的劳动力和资金集中到有比较优势的作物品种中，即表达为专业化种植。由此，假设2得到支持。

表3 农地确权与农户种植结构决策

续表

表4汇报了农地确权颁证、专业化种植与农户化肥减量化的关系。其中，Step 1显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农地确权颁证显著降低了农户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Step 2显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农地确权颁证降低了农户多样化种植可能性，或者说农地确权颁证显著提高了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Step 3显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多样化种植与农户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表4 农地确权、植结构与农户施肥决策

续表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如果Step 2和Step 3核心变量系数都显著，那么中介效应显著[10]。由此可见，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从而促使农户化肥减量化行为产生。其中，较之于未确权的农户或者是正在确权的农户，已确权的农户趋向于专业化种植，从而出现化肥减量化行为。由此，假说3得到支持。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以往研究在讨论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化肥减量化决策关系中，往往隐含着农户种植结构在农地确权前后同质的假设，从而忽略了产权稳定与农户种植结构决策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差异性对农户化肥减量化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构建“产权稳定—种植结构—农户施肥决策”的分析框架，并且使用2018年广东“千村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第一，农地确权显著降低了农户多样化种植水平，或者说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专业化种植水平。同时，考虑到多样化种植是分散气候风险有效的手段，由此在气候风险频发区，农户倾向于追求风险管理成本最小化而非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即使农地确权提升了产权稳定性，农户也趋向于多样化种植。相反，在非气候风险频发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气候灾害相对较低。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目标，农户倾向于将有限的劳动力和资金集中到相对比较优势的经营品种中，并表现为专业化种植。第二，农地确权通过提高专业化种植水平从而促使农户采取化肥减量化行为。其中，农地确权颁证提高了农户专业化种植，降低了农户测算农作物生长所需最优化肥施用量的难度。于是，农户减少“一炮轰”式的粗放化施肥行为，并增加“多次适量”的精细化施肥行为，表现为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降低。

(二)建议

由于农户化肥减量化的选择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基于背景环境下进行，在选择的过程中他们难以消除选择框架造成的影响。为此，推进化肥减量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构建完善的农地确权颁证体系以及农业风险管理体系，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农地确权颁证的配套措施应以保障农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性为主，避免“被确权”“确空权”等现象的发生；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构建供需互通的农地流转平台，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种粮能手、龙头企业；鼓励农户成片连片种植，提高专业化种植水平，从而强化农户化肥使用减量化的价值取向。其次，巩固和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农田水利设施投资建设体系，重点支持山地地区、生态脆弱区、贫困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并且加快构建农田水利设施的责任分担机制，将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工程以及小型病险水库加固工程的任务层层分解，督促相关单位落实对应的建设配套资金。最后，落实从水源到田间设计的各级政府部门职责，有机促进节水灌溉设施与农机设施的结合，从而降低气候风险对农户专业化种植决策的影响，推进种植业专业化程度，倒逼农户化肥减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