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飞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民俗文化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密切，相依相伴。关于民俗与文学的关系，丹纳曾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①[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页。按照丹纳的观点，民俗文化可以对艺术（文学）作品做终极阐释。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说：“文学要表现人，表现人的关系，人的事情和人的思想感情，就离不开与之相关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即民俗。”②钟敬文：《文学研究中的艺术欣赏和民俗学方法》，《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从中外理论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民俗与文学密切关系的充分肯定：作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民俗既可以成为文学的表现内容，也可以潜在地制约创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审美意识。从发生学上看，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新文学都是在五四时期发生并发展起来的，二者产生于相同的历史语境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上世纪20年代，胡适等众多新文化学人都注意到民俗学，并开始运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闻一多的《神话与诗》等皆是采用民俗学的方法和视角对中国文学进行阐释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949年以后，民俗学科被取消，此种研究方法也随之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和重新认识的重要时期，莫言等新时期作家参与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梳理和选择，在寻求文学创作新突破时，他们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文化上，以当代意识和新的审美原则重新发现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莫言作品包含着大量的民俗叙事，当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新文学传统中进行考察，会发现莫言的民俗叙事与新文学早期作家形成的某些民俗叙事传统遥相辉映，并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有其时代的特点和个人的突破。每个阶段的经典民俗叙事都试图做出有利于建构民族文化精神的积极努力，莫言与新文学早期作家们分别呼应不同时代的主题需要，用各自的民俗叙事参与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思考与建构中，从而使之成为升华性成果。

一

曾经有学者将民俗从内涵上分为两大类：“民俗可以分为陋俗（恶俗）和美俗，其中陋俗即鄙陋的风俗习惯，是特定时期内体现于风俗惯制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文化糟粕。”①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这样的划分不免过于简单，似乎难以把历史上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完全纳入这一分类体系中来，但这种划分为文学阐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对陋俗的界说。新文学发生以来，陋俗作为旧文化中的糟粕经常出现在作家笔下，文本通过表现陋俗而形成的文化批判功能被启蒙文学家们尤为看重。新时期以来，在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中依然不乏对陋俗的书写。莫言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经历足以构成一部部悲壮的传奇，之所以悲，是因为她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到了粗粝生活中的各种折磨；而之所以壮，是她们能够解放天性，勇敢地面对苦难，公然反抗这些灭绝人性的束缚和压迫，并成功打破这些桎梏和羁绊。《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檀香刑》中的孙眉娘、《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等等，这些女性形象一直被视为张扬生命力的旧秩序反抗者，反抗的前提是她们遭受到不堪忍受的压迫，这些压迫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俗中的“陋俗”。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女性的文化习俗规范，缠足、守节、包办婚姻、典妻、换婚等等，这些习俗都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体现，对女性造成无以复加的压迫和苦难，这些民俗都可被视为陋俗。

传统婚俗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婚姻习俗，其中包括包办婚姻、典妻等陋俗形式，历史中形成的陋俗作为文化习惯约束着婚俗，也伤害着传统婚俗下的女性。“包办婚姻”曾出现在莫言的多部作品中，在莫言早期小说《红高粱》中，包办婚姻将戴凤莲推入婚姻的坟墓。戴凤莲刚满十六岁那年，就由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的独生子单扁郎。单家开烧酒锅，闻名百里，富甲一方，但单扁郎却是个麻风病人。包办婚俗成为加在戴凤莲身上的一副枷锁，将她送上花轿，送到浑身溃烂的丈夫身边，花朵般的女子，对婚姻有着浪漫的幻想，但她没有选择的自由，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面前，她只能被迫服从。即使她新婚三天每晚以剪刀自卫，即使她回娘家后绝食反抗这桩婚事，都无法改变父母的铁石心肠。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换婚亦是包办婚姻的一种形式，当事人双方互换姊妹为妻或互换女儿为媳，这种婚姻关系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换婚酿成的悲剧出现在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方家为了给年过四十、腿有残疾的方家老大娶媳妇，少女金菊如物品一样任由父母兄长的摆布，嫁给四十多岁患有气管炎的刘胜利，这是一场换婚交易，三家签订了合约，把三男三女像蚂蚱一样拴在一起，编织成一个连环套，这其中的牺牲者除了金菊，还有另外一个叫曹文玲的少女，十七岁，长得俊，换婚后即将嫁个方家瘸腿老大。为了给瘸腿的哥哥娶上媳妇，两个少女陷入了三家换婚的泥沼中，为此，金菊曾经反抗过，与心上人高马私奔，换来的是高马被打个半死，金菊也遭到了父亲的毒打和家人的看守，后来高马因砸县政府入狱，怀孕的金菊走投无路上吊自杀，可悲的是，金菊死后的尸骨再次成为两个贪财哥哥的交易物品，被卖与外村结阴亲，狱中得知此事的高马愤怒逃狱，被当场击毙。

在宗法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底层妇女完全被当作个人财产来买卖。例如，清代法律规定“卖妻”违法，但清朝底层男性卖妻/拐卖良妇现象严重，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清代妇女的法律卷宗来看，涉及买奸、卖奸、买休、卖休引发的命案案件数量非常庞大。由于底层妇女的生活多是依赖婚嫁获得，所以道德和法律在底层社会的生存伦理面前几乎全然“失效”。虽然清代法律实践强调“礼仪”，但对于一部分男性来说，他们对“礼仪”的理解更多的是牟利；法律中的“礼仪”对于妇女更多的是贞洁限制和‘夫权’的支配。在这样的生存空间中，女性只能遵循这些男性中心主义者定制的生存法则，包括长期男权文化下形成的风俗规制，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如果僭越或冒犯了规矩，就会遭遇到规范（包括民俗规范）的压制与惩罚。莫言曾说：“在母亲们的时代，女人既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又是物质生产的劳力，也是公婆的仆役，更是丈夫的附庸。”①莫言：《<丰乳肥臀>解》，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页。对陋俗悲剧的书写可以看出莫言对民族文化遗留的沉疴痛心疾首，作品中所透露出的文化批判让我们不禁会将其与启蒙文学联系起来。鲁迅是带着启蒙主义功利文学观开始文学创作的，鲁迅的小说最早开启了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母题。鲁迅作品中浓郁的地方民俗特色，使作品充满了浙东乡镇独特的色彩，但一般性地呈现地方色彩并不是鲁迅的最终目的，借助民俗描写是为了针对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生活，揭示陋俗文化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奴役，引起疗救的启蒙才是鲁迅的宗旨。《药》中用人血馒头治疗痨病的习俗在民众心中弱化了革命者流血牺牲的意义；《故乡》中，成年闰土一句“老爷”的称谓习俗顿时在二人之间设置了一道厚障壁；《祝福》中的鬼神信仰风俗使祥林嫂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农妇最终变成眼睛间或一轮的雕像……旧式婚俗也是鲁迅小说中表现和批判的内容，在小说《伤逝》中，受到新文化影响的女主人公子君成为旧式婚俗的反叛者，在旧式婚俗面前，勇敢的子君最终没能逃过悲剧的结局，《伤逝》的悲剧揭示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民俗进行反叛的艰难性，同时揭示出启蒙的艰巨与势在必行。除了鲁迅的小说，新文学中的其它小说也不乏女性对旧式婚姻陋俗的反抗：孙悢工的《家风》以冷峻的笔墨书写女性反对民俗中的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冯沅君的《隔绝》中女主人公发出了不得自由毋宁死的呼声，为反抗旧式婚俗奏响了一曲赞歌。

在20、30年代，用文化启蒙立场关照民俗的小说作品不在少数，承接鲁迅的批判“国民劣根性”母题，乡土小说中的启蒙民俗叙事，也把目光聚焦在民间陋俗上面。尤其是陋俗中的旧式婚俗，包办婚姻、冥婚、典妻等，作品表现了旧式婚俗的野蛮与落后，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批判旧文化、启蒙的目的。许杰、鲁彦、许钦文、台静农、蹇先艾等都沿着鲁迅开创的文学路径，从启蒙的角度批判陋俗的愚昧落后、野蛮残酷。其中一系列的婚姻陋俗成为书写和批判的重点对象，王鲁彦在《菊英的出嫁》中讲述了浙东地区的冥婚习俗，菊英八岁早夭，去世十年后，母亲认为菊英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于是为其定了一门阴亲并置办丰厚的嫁妆，举行了热闹的婚礼，菊英的婚礼越热闹，这一冥婚习俗的荒诞性越为强烈，对这一文化沉疴的批判性越为深刻。典妻又称“租妻婚”，指丈夫把妻子租给他人，租妻时间有长短，时间长的称为“典妻”，时间短的称为“租妻”。许杰的《赌徒吉顺》是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典妻陋俗书写的开山之作，作品中被出租的妻子完全失去人的自由与尊严，成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典妻”的物性本质道出了旧式女子艰难而悲惨的生存状态。《为奴隶的母亲》更是拓展了典妻这一民俗叙事的启蒙性范畴。从作品对陋俗的批判功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对新文学传统中启蒙民俗叙事的传承，虽然当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与鲁迅的时代已大相径庭，然而从莫言身上依旧能看到他对民族文化中不合理成分的批判，并且，让我们面对古老文明时，不再为文明古国的美誉而沾沾自喜，我们看到伴随文明的每一个脚印，也曾暴露了诸多的野蛮。

二

新文学初期，鲁迅开创的以批判民俗文化中的陋俗为表现方式，以救治“国民劣根性”为旨归的启蒙民俗叙事成为20世纪民俗叙事的重要范式，也是新文学民俗叙事的主要传统。

启蒙传统经由20、30年代乡土小说的传承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对陋俗的批判继续成为20、30年代民俗叙事的主流方向。莫言继承了五四启蒙民俗叙事的传统，然而，不同于只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启蒙传统，莫言的民俗叙事中存在两种声音，他对传统民俗中负面的影响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发出思想文化启蒙之声，同时，他对优秀传统民俗发出了肯定的认同之声。

与鲁迅开创的启蒙民俗叙事传统完全不同，废名早在乡土抒情小说中的民俗叙事致力于展示纯朴的民风、优美的风俗，开启了对美俗进行赞颂的叙事传统。《竹林的故事》《桥》等作品处处呈现了人性纯美、古风习习的浓郁氛围，民风淳朴、风俗优美。莫言对这一传统也有所继承。《红高粱》中戴凤莲的高密民间剪纸，玲珑剔透、淳朴浑厚、天马行空，自成风格。蝈蝈出笼，背上生出一支红梅花的小鹿……作者用这些剪纸样式展示了高密剪纸的优美民俗形式，同时也在某种层面暗示了戴凤莲的浪漫想象和爱自由的天性。莫言作品不仅是对优美民俗事象加以呈现与展示，还力求在作品中探索某些民族内源性的力量加以赞颂，其中很重要的表现是对自由生命和原始力量的肯定与呼唤。

针对女子们所遭受到的来自旧式婚姻陋俗的压迫，莫言并没有仅停留在对悲剧的陈述、对陋俗的控诉与批判，他会为这些女子们设置反抗性人格与反抗情节，使女性们走出苦难，演绎一场场张扬生命力量的伟大传奇。这其中设置的反抗形式较多地表现为对性的张扬，即用解放天性、遵从自己的本能愿望来打破这些套在身上的枷锁。在《红高粱》中，戴凤莲和余占鳌的结合被看作是摧毁封建礼法道德的一枚炮弹，其实他们的行为同样是对传统包办婚姻陋俗的最强烈反抗。戴凤莲与余占鳌的幸福也是在打破这一陋俗的过程中获得的，余占鳌杀害了单家父子，他们二人在高粱地里白昼宣淫。戴凤莲在临死前对苍天的独白，可以被看作是她反抗这一婚姻陋俗的宣言书：“天哪！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①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64页。戴凤莲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一陋俗，把自己从陋俗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同样，在《丰乳肥臀》中，母亲鲁璇儿为了能在婆家生存、繁育后代，不得不与八个男人野合生下九个儿女，鲁璇儿在苦难的生存环境中感悟到：“人活一世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做贞洁烈妇，就得挨打、受骂、被休回家；我要偷人借种，反倒成了正人君子。”②莫言：《丰乳肥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69页，第382页。在《丰乳肥臀》中，母亲的几个女儿都继承了母亲自行其是的作风，“一旦萌发了对男人的感情，套上八匹马也难拉回转”③莫言：《丰乳肥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69页，第382页。，她们都在自身的感觉下，纷纷走上了自己追求的爱情、婚姻道路，为自己选择归属。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婚姻的年代，在将女性视为物的岁月里，女性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自由决定婚姻的做法几乎是无法实现的，莫言在作品中设置这样的情节是有其用意的。除了以此批判落后的文化风俗，同时更多的是张扬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力量与要求，莫言不想用社会道德来衡量这众多人物形象的做法，他要超越社会的善恶标准，站在道德标准之外，从生命、生存的立场和角度来审视人物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更高层次的道德。这不禁让我们将莫言的用意与新文学中的某些作品联系起来。沈从文、老舍等作家对现代社会美好民俗的失落表示隐忧，力求探索一种具有民族文化内源性传统的民俗叙事，可以说，他们的这一做法为80年代的寻根小说奠定了基础。婚恋习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是常见的叙事内容，他在作品中多次写到男女以唱歌的形式择偶的民俗。《边城》中男女青年恋爱“走马路”的唱歌习俗，《月下小景》中傩佑用赞美的歌声向熟睡的女孩表达爱意，《神巫之爱》中神巫为白衣女子唱情歌等等，沈从文不单单是要展示苗族婚恋民俗的独特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呈现一种自然的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这些用唱情歌的形式自主自由传达爱意、选择爱侣的情节设置，都凸显出一种不被汉民族旧式婚俗压抑、束缚的个体自由。沈从文还经常在作品中书写青年男女在野外做出于生命本能的性爱之事。在这种男女情爱关系中，个体生命激情是核心，青年男女的交往与恋爱完全不掺杂其它社会性因素，他们自由放歌、自由恋爱，完全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出的是健康、不悖乎人性的自由生命形式，凸显的是追求生命本真激情的自由与冲动，遵循个人意志和个体生命自由的生活方式，我们从中看到自然人性的美好与欢畅。诚然，这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带来的鲜活气息，与汉族旧式婚姻陋俗的死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彩，然而，沈从文的民俗叙事已成为新文学中一支重要的民俗叙事传统流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沈从文直接正面描写的少数民族婚恋民俗是汉民族民俗文化中所缺乏的，但莫言用以反抗传统陋俗的方式与沈从文所积极倡导的生命主张构成了某种对应关系，这是一种承继，也是一种回应与致敬。

三

民俗的文化性决定了作品中的民俗叙事是一种文化叙事，具有反思文化的功能。但20世纪前绝大多数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还没有自觉地具备关于文化的思考功能，民俗的书写往往仅局限于表现其自身，或单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或作为民俗风情的展览而存在。比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中描写的元宵佳节场景，只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不具备文化思考的功能；《醒世恒言》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对“冲喜”民俗的书写也仅停留在民俗的叙事功能上，而没有任何关于文化的思考。创作者对于民俗叙事文化功能的自觉发端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①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页。20世纪初，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开始承担起文化反思并意欲进行文化重建的责任。优秀的民俗叙事要对民族文化进行必要的反思与自识，新文学民俗叙事的创作主体都有构建民族文化的愿望。

鲁迅在新文学初期对传统陋俗进行批判以图启蒙民智，20、30年代乡土小说继续沿用鲁迅的启蒙立场关照民俗文化，体现了改造国民性、废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时代主张；沈从文通过古老民俗的呈现，展现了原始的生命热力，试图用寻找原始雄强的文化力量和自然的生命形式，抵制三十年代虚伪、庸俗、物欲横流的城市文化，寻找具有主体性的文化重建路径，苏雪林说：沈从文是试图“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②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9月，第3卷，第3期。老舍的小说通过民俗试图探索本土文化资源在中华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现代转型。莫言回归民间生活，反思文化中的糟粕，对大量民间陋俗进行批判，与此同时，也利用大量民俗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美形式，并呼吁重建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机制。

尼采认为现代人的困境是：生命本能的衰竭与精神生活的贫乏。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为了物质利益疲于奔命，积累了财富却丧失了自我与内在的宝贵价值。有感于人们生活的灰暗、生命力萎顿的现实，莫言在早期小说中，用生命力的张扬、对生命强力的呼唤来应对现代人的困境与危机。莫言试图为现代颓弱的生命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于是有了戴凤莲和余占鳌的白昼宣淫，他们在打破传统陋俗中所散发出来的酒神精神，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与生命意志。小说《蛙》表现了莫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对自然生育和生命的崇尚。人类早期对蛙的崇拜源于“蛙”的“多子”，即具有超强的生育能力，人类为了能拥有强大的生育能力，所以崇拜蛙、敬畏蛙。在作品中，经过了长期社会理性的发展，蛙逐渐被丢下神坛，成为如今人们的口中食。虽然，蛙在现代人心中的地位已沦落至此，但在作品中却能够适时作为一股可以反拨人类干预自然生育的力量而存在。姑姑是计划生育执行者的代表，胆大心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唯物主义者，却被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晕厥倒地。在作品中，酒后夜行的姑姑遭到了群蛙的攻击，这段场景被莫言描述得似真似幻、梦魇一般，姑姑似乎进入一场噩梦中，无力反击也无力挣脱，只剩下无尽的恐怖，群蛙的攻击使姑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惊吓，大病一场。病好以后，姑姑患上了青蛙恐惧症，嫁给了救命恩人——捏泥人艺人郝大手，从此由冷面、冷血的“活阎王”变成了忏悔者，她把自己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曾经做掉的两千多个生命供奉起来，日日凭吊，为每一个未出世的小生命捏一个泥娃娃，忏悔曾经的罪孽，以此度过晚年。对蛙的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民俗，莫言以之为核心隐喻进行文学创作，并予以肯定和礼赞，足见莫言对某些传统民俗持有发扬的态度。同时，对民间传统民俗被现代人异化这一现象，莫言试图通过民俗叙事表达民间传统逐渐丧失现代话语权的忧虑，提倡重建传统文化自信机制。其实，在莫言的作品中，还有诸多灵异性的民俗叙事：《拇指铐》《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白杨林里的战斗》等作品神秘莫测、鬼神难辨，《红高粱》《丰乳肥臀》《草鞋窨子》等作品都涌动着民间的灵异故事。无论是受到马尔克斯的启发，还是齐文化地域资源的潜在影响，抑或是对蒲松龄的有意识学习，莫言作品中借助鬼怪、神魔等民俗审美对象进行叙事，都构建了一个对抗现代物化、世俗的审美空间，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梦想。

新文学发展历经百年，呼应时代的思想文化主题，民俗叙事的文化建设性内涵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每个阶段的经典民俗叙事都试图做出有利于建构民族文化精神的积极努力。建设新的文化和中国精神是民俗叙事的旨归，也是民俗叙事的升华性成果。我们能够看到莫言小说在文本建构功能和文化功能方面对传统的继承，对新文学早期作家的礼敬，也能看到他作品中的时代特色与独有内涵。莫言的民俗叙事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更是对当下文化的反思，他有意识地参与了当代文化的思想建构，对文化糟粕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倡重建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机制，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努力向现代文化寻求可资充实传统文化创造力的资源，探索优秀传统民俗的现代创造性转化方式。莫言是当下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探析以莫言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与新文学百年民俗叙事和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关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