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赏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学界已有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筹划，山东地方党组织和根据地领导人的具体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合作的作用等方面，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探讨不够深入，对创建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产生原因未能作出科学合理的阐释。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的罗荣桓认为：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存在着以我为主，还是“建设共同根据地”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要谈清楚。①《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79页。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甚少涉及，更谈不上系统梳理与研究。本文拟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放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审视，全面深入考察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战略考量的演变及其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山东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和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比较的视角研究，对中共中央、毛泽东等对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战略思想从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到独立自主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演变进行深入细致考察，并分析原因与影响。

中共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战略的设想，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对全国抗战布局的调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最初的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到“独吞山东”，独立自主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到1938年12月底创建共同抗日根据地时期；第二阶段是1939年1月至1942年3月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工作，这一阶段是山东地方党组织和主力部队领导人由于对中央战略部署的理解和所处的地位不同，共建根据地思想和独立自主创建根据地思想两种指导思想并存时期；第三阶段是1942年3月刘少奇去山东解决山东问题，对山东战略地位认识得更加深刻，决定实行战略转变，对“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进行调整，确定“独吞山东”战略并抓住历史机遇并积极实施时期。

一、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战略的确立及初步实施

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是刘少奇首先提出来的。

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济南失守，山东将变成敌占区的情况，指示山东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①《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页。4月，中共中央应山东省委的要求，决定由郭洪涛带领50余名党政干部，以八路军的名义去山东工作。刘少奇要求郭洪涛等到山东后，借鉴中共与范筑先建立共同根据地的做法，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据郭洪涛回忆，在离开延安赴山东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干部，刘少奇认为当时中共与范筑先共同根据地的做法很好，并指示郭洪涛到山东之后，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②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25-126页，第129页。郭洪涛到山东后，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以鲁中区为主，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得到中央的批准。7月4日，毛泽东电复山东省委：“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照此去做。”③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25-126页，第129页。

之后，山东党组织借鉴与范筑先共同创建鲁西北根据地的做法，在山东各地，特别是鲁中、鲁南地区寻求可以合作的国民党力量共同创建根据地。在鲁南，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鲁中，与1938年初进驻沂水、蒙阴、莒县和泰安、莱芜、新泰等地的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对共同创建根据地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石友三在名义上有指挥山东境内国民党武装力量的权力，争取石友三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多名党的干部利用关系、各种方式到石友三部工作，并成立了中共第六十九军工作委员会。中共党员张友渔、匡亚明担任第六十九军政治部部长和副部长，中共在政治上领导由千余人组成的第六十九军教导总队，中共秘密党员担任各中队的政治指导员。石友三本人也多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毛泽东也亲自致信石友三，对其决心留在敌后抗战的态度予以肯定赞扬，表达中共与他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④张业赏：《抗战初期的石友三》，《春秋》1995年第4期。1938年7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联名致电郭洪涛：“对石友三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和后方。”⑤《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对石友三要继续采取争取态度致郭洪涛电》（1938年7月22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这表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抗战态势的变化和八路军主力暂不能进军山东的实际，对在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方式进行积极探索，初步明确了与石友三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的战略构想。

根据中央继续争取石友三的指示，山东党组织负责人多次与石友三商讨关于建立共同根据地的问题，同时通过张友渔、匡亚明等影响石友三，并决定把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司令部作为共同创建根据地的有效形式。1938年7月底，石友三在新泰县龙廷召开的有山东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八路军和国民党驻山东主力部队及地方军政官员等各方势力参加的山东军政人员会议，是国共两党在山东共同创建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步骤。参加龙廷会议的有国民党方面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秦启荣、张里元、厉文礼，中共方面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子化，八路军代表廖容标、林浩，范筑先的代表成润，山东民主人士梁竹航、陈迈之等百余人。这次会议实际上由中共主导，张友渔等确定了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会上，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提出关于建立和巩固共同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提出在战略上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及补给的问题……”⑥张经武：《山东八路军这样反对敌人的“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5页。，商定成立山东省联合政府，建立地方民主政权；成立联合司令部，负责协调山东境内的抗日行动并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划分各方面的管辖区域。由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秦启荣等的反对，会议未实现原定目标，但中共、石友三、地方实力派还是达成了两项协议：成立由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参与负责的联合参谋部，以协调各部队的抗日行动；建立由共产党员任部长，隶属第十军团（1938年6月初，第六十九军扩编为第十军团，石友三升任军团长）政治部的民运指挥部，负责石友三部管辖区的政权建设。①张友渔、于克、赵濯华：《我党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概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党史资料》（内部资料）1984年第2期，第144页。郭洪涛与石友三会议期间个别会谈时，还达成八路军供给石友三部粮食，石部支持第四支队在鲁中活动，双方互相支持，不瓦解对方的协议。龙廷会议后，中共向新泰、莱芜、蒙阴、沂水等县派遣了名义上归石友三部，实际上属当地县委领导的县长、民运办事处主任。

基于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主要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暂不能向山东进行战略展开的实际，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山东抗战形势和石友三的行为之后，决定仿照与范筑先合作的模式，进一步明确与石友三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9月7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的名义致电郭洪涛：一、根据我党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可不发表，但不得有刺激国民党中央的秘密条文，你们议定后即电告我们。二、根据地的各方面的工作，可由石友三出面来做，我党在形式上暂时回避一些，石友三个人如能公开发表一坚持山东抗战纲领则更好。三、由石友三设法向（国民党）中央及沈鸿烈要求管理与指挥鲁中、鲁南各级政府的权力，以便改造各级政府机关……七、如果石友三有决心实现上述各项，省委机关及你们的指挥部队即需与石友三靠近，以便协助与支持他建立根据地。②《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与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致郭洪涛电》（1938年9月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这表明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与石友三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思想。

山东党组织根据中央与石友三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部署，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尽力争取在山东国共两党共同创建根据地设想的实现。9月26日，郭洪涛在苏鲁豫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上所作的《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中，提出各党派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大原则下，联合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以抗日分敌友，不算旧账，不念旧仇，“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应该订立共同遵守的口头的文字的共同纲领，双方坚决执行这个纲领。共产党人成为执行这共同纲领的模范。党派之间合作形式，或者恢复大革命时代国民党允许各党派党员加入进去，有事共同解决；或者各党选派代表，成立共同联盟组织，都是可以的。”在军事上实行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给养，统一武装。③《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郭洪涛同志在苏鲁豫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的报告》（1938年9月26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37页。

中共确定在山东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及其实践，是探索国共合作新形式，促进两党深度合作抗战的一种有益尝试，是基于山东的战略地位、国共两党在山东的力量对比、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实际作出的战略决策。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中央认为，国共合作应当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最好能正式公布共同纲领，并建议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处理国共合作中的具体问题。但共同纲领草案1938年春拟定后，被起初表示同意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予以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事宜也不了了之。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44-445页。在国共两党中央层面这两个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中央在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中提出与石友三议定共同纲领等，也有从地方上对这一问题有所突破，以推动两党中央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有重要的意义。

国共两党对山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识基本一致，都有在山东，特别是沂蒙山区敌后游击战的考虑和部署，这是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思想产生的重要因素。山东地处华北东翼，北接平津，南连苏皖，西邻冀豫，东临大海，境内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纵横交叉，水运交通也很发达，且有众多的海口、要塞，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山东地形复杂，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鲁中区处于山东腹地，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等山脉连绵起伏，地势险峻，西控津浦铁路，北控胶济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共两党对这一地区都比较重视。国民党对山东的战略地位有清醒的认识，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济南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济南失守后，以沂蒙山区为后方，进行游击战，牵制日军。①王道生：《大本营派我到韩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代枭雄韩复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34页。1938年初，蒋介石命令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挺进山东参加徐州会战。后因徐州失守，石友三部乃按照蒋介石的事先安排进入沂水、蒙阴、莒县和泰安、莱芜、新泰等地，军部设在新泰县龙廷、土门一带。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以及省政府、省党部也在鲁中沂蒙山区活动。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山东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为共同创建山东根据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抗战伊始，中共中央多次派代表到山东开展统战工作，经过与韩复榘多次谈判，1937年9月基本达成释放在押政治犯，成立第三路军政训处，开办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培训班三项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东正式形成，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韩复榘部开展抗战工作。在鲁西北，共产党与范筑先合作，共同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共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做法。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坚持敌后抗日，如鲁南的第三区专员张里元等。山东在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期间形成了全民抗战的氛围。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第五战区动委会基本在中共掌握之中，并建立了由中共掌握的武装。中共积极寻求与石友三合作共同建立根据地，既是基于山东国共合作的良好基础，也是基于对石友三的思想和石友三部现状的科学分析判断，有充分的理由，也是比较现实的选择。第一，石友三部属于杂牌军，蒋介石让他到山东存有在抗战中削弱、乃至消灭其实力的意图，石友三权衡利弊，决定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以保存实力和地盘。第二，中共在石友三部有很好的基础，有许多中共党员在石友三部工作，并对其有较大影响。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在对争取华北各派军阀的工作部署中，把争取石友三的工作列为重要任务之一。石友三多谋善变，为保存实力有在山东与中共合作的强烈愿望，曾主动派人与中共秘密联系，要求派干部去改造其部队。同时，也有借中共和八路军的力量对付与其存在矛盾、冲突的沈鸿烈和国民党山东地方实力派的意图和现实需求，对与中共合作共同创建根据地表现得比较积极主动，使中共的设想得以实现。

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是建立在对山东地区国共两党武装力量强弱进行科学对比分析基础上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关注山东，1938年2月15日在致朱德等的电报中，曾提出趁日军集中力量进攻陇海路，河北、山东及江苏北部日军力量空虚之际，考虑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转入山东境内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中心根据地，并向南发展到江苏境内的徐州、连云港南北的想法。②《毛泽东、滕代远关于一一五师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页。但这只是一种设想，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主要是在山西、河北战略展开，创建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及吕梁山根据地，还无力东进山东。为了支持山东抗战，当时能做到的只是派干部到山东工作，1938年5月，应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的请求，派郭洪涛带领50多名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到山东，6月和11月，又两次派干部及抗大、陕北公学一批毕业学员400余人支持山东，增强山东抗战的领导力量。

山东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远逊于国民党武装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短时间内不能进军山东，是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制定了全省抗日武装起义计划，组织发动群众，在全省各地区举行徂徕山、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牛头镇、黑铁山等多次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名称不一的抗日武装，有抗日自卫团、抗日救国军、抗日游击队等诸如此类的称号，也有的部队直接用八路军番号，有的则先用八路军番号后又改为别的名称。由于兵源多为农民和游杂武装，游击习气浓厚，给养不足，军政干部缺乏，联络不畅，再加上没有稳定的后方保障，各区起义部队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①黎玉：《黎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49、150页。罗荣桓后来在谈到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前山东情况时说：“山东已有党发动和组织的游击队，因为没有主力作中心，极涣散，战斗力非常低微，没有走上根据地的发展道路。”②罗荣桓：《第一一五师入鲁后的工作》（1940年10月14日），罗荣桓：《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97页。到1938年12月成立山东纵队时，各地分散的游击队虽然成为名义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但部队人数和武器装备与国民党武装力量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当时山东纵队所属基干部队仅2.45万人，所属地方营团只有1万人。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夏，国民党山东的武装力量就达15万余人，③张业赏：《论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到1940年底，中共在全山东的武装力量才发展到13万人。④《刘少奇摘录山东报告》，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

中共提出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是在对抗战形势和山东国共力量具体情况科学判断之后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也对山东抗日乃至全国抗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虽继续主张抗战，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蒋介石为破坏中共与石友三良好的合作关系，先是选派一批特务工作人员到石部，排挤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1938年底又将石友三部调到河北省南宫、冀县一带。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因石友三的调离而未能实现。与石友三合作，共同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为山东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对各地群众抗日团体、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孤立打击了山东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等，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以我为主”和共建根据地思想的并存及其影响

在石友三部调离山东之后，中共中央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虽有许多重要指示，但对是否还坚持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始终未有明确具体的意见，中共山东分局及其负责人郭洪涛、朱瑞等在实际工作中，仍坚持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根据地思想并努力实现之，而1939年初进入山东的一一五师负责人罗荣桓等则主张实行以我为主，独立自主创建根据地的做法。这一分歧是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众多分歧之一，也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致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42年派刘少奇来指导工作，解决山东长期存在的问题。

1939年1月28日，山东分局给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再次提议“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代表，开诚布公的共商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合作问题”，“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总的原则，拟订适用于山东特殊条件的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所有问题“都需要根据这个纲领去求得适当的解决。”⑤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49页。5月31日，郭洪涛在《大众日报》发表关于山东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文章，再次表达了与国民党共同坚持与开展山东游击战争，精诚团结保卫与扩大共同根据地的愿望，“我们主张根据地是共有的，因而必须共同经营根据地”，再一次提议“山东国共两党互派代表，好像国共两党的中央一样，和衷共济的相聚一堂，协商一切合作问题，解释过去的一切隔膜，走上合作的光明道路，制定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共同纲领，作为大家所遵循的最高准则，至于合作的形式，不论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内也好，不论两党选出代表组织各级共同委员会也好，不论暂时互派代表协商一切合作问题也好，只要于国家民族有利，不管采取怎样的形式，共产党人都是赞成的。”①②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7-78页。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变对共产党的政策，沈鸿烈到鲁中主持山东军政之后，坚持反共立场，对共产党八路军处处限制，借划分防区让八路军布防在日军力量强的铁路沿线、重点城镇等地区，企图借日本人之手削弱消灭八路军，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限制八路军，声称“八路军出鲁抗日，八路军是客军”等压缩八路军的生存空间，禁止供给八路军粮食、给养。为了实现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根据地的目标，在沈鸿烈及所属力量日益反动，不断制造摩擦的情况下，中共山东分局负责人一度谋求与1939年初进驻山东的国民党主力东北军于学忠部合作共同建立根据地。当时于学忠部内部矛盾重重，反共力量与联共力量僵持不下，于学忠虽还与中共合作，但坚持军不干政，对八路军直接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政权的做法有所不满。在此情况下，接替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等为了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根据地，把以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为主体的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改造为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使其具有政党性质，作为国共两党共同创建根据地的合作对象。7月12日，山东分局向北方局的报告称：决定扩大一部分鲁南在野的上层开明人士组成的鲁南国民抗敌协会，使其逐渐成为灰色的、赞成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的有力量的团体。②1939年底，山东分局建议抗协大力发展会员，发展部队，到1940年先后成立鲁南、鲁中、鲁东南、鲁北、胶东等分会部，之后又成立国民抗敌自卫军司令部，由梁竹航任司令员，李澄之任政治委员。1940年夏，朱瑞在《大众日报》发表《论进步国民党》一文，提出要尽量吸收国民党进步分子，大力发展抗协组织、自卫军武装力量和群众组织，其名称也由国民抗敌协会改为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成为半政党性质的组织，作为中共领导的国共合作的形式。③黄延敏、赵秀丽：《山东国民抗敌协会始末》，《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自1939年一一五师入鲁后，中共在山东就一直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的军政系统，即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当时都是中共中央和集总的直接通（电）报单位，是平行的部队，两者互不统属。一一五师负责人罗荣桓与山东分局负责人朱瑞等在军事部署、斗争方针、战略战术、国共关系等诸多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其中是独立自主创建根据地还是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根据地，是分歧的焦点之一。一一五师进入鲁南以后，罗荣桓根据形势变化和山东实际，对共建根据地的思想并不认同，他认为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在敌后要以我为主，山东吃够了搞‘共同根据地’的亏，弄得中共几乎无立足之地。④《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82页。对山东分局将抗协改造为政党性质组织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使“抗协成为政党性的组织，并建立独立的武装是不恰当的”。⑤罗荣桓：《对组织山东“抗协”自卫军的意见》（1940年11月19日），《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山东分局负责人坚持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根据地的思想，与中共中央1938年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有关。1939年3月，毛泽东提出“目前宜着重巩固华北，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而应特别注意山东。苏北亦应责成鲁南派部队去发展。”⑥《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1939年3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最初是由八路军而不是新四军承担发展华中的任务，中共中央将一一五师派往山东，一直在等待进入华中的历史先机。⑦李雷波：《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角色转换》，《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将山东作为向南发展的一个支点，要求山东极力注意在鲁西南、在豫东、在皖北、在苏北等地区的快速猛烈的发展。⑧《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3页。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后来谈到：一一五师“到了山东，受领的任务及最后任务，不是在山东建立根据地，受领的任务是准备参加大别山会战。”①《朱瑞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1945年5月10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案号 3060103-0107。一一五师先着重发展山东，以山东为基地，之后向鄂豫苏鲁交界地带渗透，最终挺进河南，经豫皖苏鲁地区向安徽河南甚至湖北北部发展。从1938年底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改为苏鲁豫支队到陇海路南安徽地区活动，到1940年6月到达苏皖边区，多支部队从山东南下到苏皖活动。因此，朱瑞一直认为一一五师受领的任务不是在山东建立根据地。罗荣桓后来也谈到这一点：“第一一五师入鲁时，中央曾有准备向南机动（进入华中和河南地区）的战略设想。以后情况变化了就没有去。第一一五师的部队大部分还是南下了，如三四四旅、六八五团及以后的教五旅等等。第一一五师是有明确的建设山东根据地的观念的。”②《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87页，第582页。

与国民党共同创建根据地的思想，以及中共山东党政军内部由此产生的分歧，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共建根据地思想使中共山东各级党组织对建立和掌控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的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各级政权，以示中共的诚意，结果错失建立民主政权的大好时机，造成以后工作的被动，受到中央和北方局的多次批评。山东分局1942年10月在《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认为：“在1938年末，石友三走开，有三四个月极其有利的时机。在这一时机内，我们也可能大胆负责地做一些工作，但这一最后的历史机会也是放过了。”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页。

共建根据地思想使中共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未能及时转向以我为主的做法，为争取国民党驻山东的中间势力东北军于学忠部，让出战略要地鲁山山区、诸日莒山区，使中共、八路军在与日伪、国民党的较量中未能取得优势。由于执行中央以我为主的政策不坚决，存有共建根据地的思想，“我们当时没有明确坚定的战略眼光，对根据地的重大意义重视不够，所以对某些战略要点，特别是某些重要山区，没有及时予以控制，或因局部困难而轻易退让。人家控制了一些重要山区，把我们逼到外围平原地区和铁路沿线，使我无所依托。”④《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87页，第582页。

共建根据地的思想使山东分局负责人对国民党中间势力的认识和应对发生偏差，扶持国民抗敌自卫军和抗敌协会，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和强大。抗协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上层人士是主张团结、抗日、进步的，但各地的下层组织情况复杂，良莠不齐，同党政军争地盘、争群众、争武装，甚至要求与共产党“平起平坐”，造成工作混乱。1942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国民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地方武装，把半政党性质的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改造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抗协成员分配到抗日民主政府部门工作。

三、“独吞山东”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中国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国民党、日伪方面均对山东进行了战略调整，山东整体态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形势，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了挤走国民党，独吞山东的战略设想，并不失时机地实施。

山东战略地位重要，是日本、国民党、共产党必争之地，在1942年之前，三方各占部分地盘，犬牙交错，处于三马归槽、三角斗争的状态，中共力量处于劣势。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战略相持阶段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的军事方针，⑤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 作战经过（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第194页。在敌后设立了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鲁苏战区辖苏北和山东，于学忠任总司令。1939年初，于学忠率第51军、第57军共2万余人进驻鲁中和鲁南山区。为了加强和统一指挥鲁苏战区所辖各地游击部队力量，设立鲁南、鲁东、苏北三个游击指挥部，将山东分散的游击部队改编为10个游击纵队。①胡初萌、少卿、鲁笛：《东北军名将于学忠》，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萃·军事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8页。沈鸿烈也由鲁北抵达沂蒙山区，着手恢复山东省的行政系统，到1941年底，在山东设立17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107个县政府。②郑新道：《民国时期山东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史志资料》1984年第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7页。设立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整编游击部队。到1941年底，国民党在山东的军队到最为鼎盛时期，达17万余人。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中共对山东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全局中的作用有清醒认识，并多次指示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靠拢，统一作战指挥。但由于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导致矛盾激化，互相指责埋怨，集中统一领导长期不能实现，对山东的斗争产生严重影响。④《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83页。1941年4月8日，叶剑英在《关于山东基本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对丢失山东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山东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总方针下尤为重要，是华北、华中联系的枢纽，是华北前进阵地，是华中靠山，在巩固与发展上都是如此，巩固华北的方针，与日军尖锐对立，发展华中的总方针，则与国民党尖锐对立。山东现在基本形势是三马归槽，如果不抓紧时间开展积极斗争，山东山地可能变成二马归槽。如山东党政军无法立足，华北华中联系断绝，整个‘发展华中、巩固华北’任务也很难完成。⑤《叶剑英同志关于山东基本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指示》（1941年4月8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0-181页。中共中央对“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实施由八路军向新四军的调整的同时，对山东战略地位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由最初将山东定位为向河南、安徽、江苏等华中地区进军的跳板，逐渐转变为建立稳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抗战结束后与国民党斗争提前进行战略布局，争取历史的先机。

为彻底解决山东问题，1942年3月至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为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做准备。期间针对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后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新形势和国民党力量在衰落的实际，中共中央决定对“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进行调整，并将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交给刘少奇，不再谋划让一一五师向苏皖地区发展，全力巩固山东。之后，山东由八路军南下华中的基地，调整为战后新四军北上山东的靠山和基地。

关于山东的重要性，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专门嘱托刘少奇当时不须对任何人说的想法，即“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⑥《毛泽东关于山东的重要性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42年7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10月15日，刘少奇就新四军发展方向致电陈毅饶漱石等明确指出：新四军在抗战结束后也不会采取向长江以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本反攻的时候，以重兵进驻山东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打击围困新四军，在目前努力加强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实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新四军今后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山东，应该背靠山东，努力协助山东阵地的加强与巩固。”①《刘少奇关于新四军今后应采取背靠山东的战略方针给陈毅等的电报》（1942年10月15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1页。这是中共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之后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变。之前山东一直是作为八路军进军华中的过渡地，巩固华中的战略任务是由八路军主要承担，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的武装部队也一直是不断向华中苏北、鄂豫皖挺进。之后，一一五师发展方向基本确定是在山东坚持抗战，不再承担向苏北、华中进军的任务。

在对“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山东实现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山东分局成为最高领导机关，罗荣桓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负责人。此时，日军加大对国民党力量的打击，逼国民党军队投降，“对山东地区的扫荡，敌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及其参谋长河野悦次郎认为：应首先扫荡对抗日持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军队，争取其中与日军有来往的一部归顺，以扩大政治影响；然后再扫荡坚决抗日的共产军。”②王辅：《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第3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21页。1943年，日军为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进攻，更加强调华北的兵员和战略物资供应地的地位，连续进行治安肃正计划和经济封锁，于学忠部经过日军的三次大规模“扫荡”，损失惨重，“重庆军的鲁苏战区军，在鲁中、鲁南维持苟延残喘的状态”，③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8页。大批国民党部队投靠日军。蒋介石以调整全国抗战态势为名，调于学忠部出鲁整训，由第28集团军李仙洲部入鲁，接替于学忠部驻防区战略要地沂鲁山区、诸日莒山区。这是国民党在山东调整战略部署的一个重大步骤，其目的是抢占山东以取得对中共的优势，便于战后消灭中共武装力量的布局。毛泽东等对蒋介石的意图早就有所察觉，提前对八路军的战略部署进行调整，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争得了历史先机。面对于学忠部遭重创而提前离鲁，李仙洲部还未进驻山东腹地的历史机遇，中共中央判定李仙洲之入鲁和于学忠之出鲁，将引起山东重大变化，决定将国民党力量完全排挤出山东，实现独占山东的战略目标，为战后赢得历史先机。正如后来罗荣桓所说，山东党政军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的方针政策更加明确，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要国民党插手”，“要独吞山东。”④《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86页。

为实现完全占领山东的战略意图，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央提出了送于拒李，抢占战略要地，赢得战略先机的部署。1943年7月4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报告中共中央，建议对于（学忠）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对李（仙洲）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在自卫原则下力求控制鲁中山区和战略要地莒、日、诸山区，以便互相联络，继续向周围发展，乘机与清河区、胶东区打通直接联系。⑤《关于对待李仙洲、于学忠之军事部署——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致军委、集总》（1943年7月4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2页。7月15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山东分局意见。

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山东根据地和冀鲁豫根据地军民互相配合，“送于拒李，抢占战略要地”的部署得到比较好的贯彻实施。至1943年8月底，于学忠部离开山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一同撤离，李仙洲部在鲁西南、鲁南遭到八路军的顽强阻击和日军的截击，减员超过原有人数的一半，“李仙洲还未获新的补充与增援之先，继续东进已成为不可能”。⑥⑦《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最近顽我变化及今后我之部署》（1943年8月31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75页。战略要地沂鲁山区、诸日莒山区为八路军所控制。自此，山东再无国民党主力部队，三角斗争形势为之改变，“造成于我极有利的形势，确立了我对国民党优势的争取，坚持对敌斗争有更顺利的条件。”⑦至1943年9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增加2000余村庄，10万平方里面积。国民党地方势力由于失去主力的依托，纷纷投敌或闭门自保，“独吞山东”的战略意图基本实现。

国民党军政在山东失去立足之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学者戴维.保尔森认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没有能力统一指挥由原来自立山头的军阀和地主武装组成的游击队，在掌握控制权的情况下没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造成山东地方力量之间的争斗，“国民党既不建立广泛的群众组织，也不实行改革”，“没有获得民心民智并进行广泛动员，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原因。”①戴维.保尔森：《中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游击队：山东的“顽固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结 语

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其顺利实施，彰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高超的战略前瞻性和山东党组织高效的执行力，并为抗战胜利后顺利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布局提供了支撑点。罗荣桓认为：没有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集中北撤收缩阵地，就没有立足之点；没有山东抗日根据地，要在短时间内集中那样多进军东北的部队，也是很困难的。②《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80页。

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其顺利实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山东的成功实践与运用，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原则的创新性实践。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战略的调整是中央对整个敌后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中共成熟的全局观念，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机动灵活的战略决策风格，也反映了山东党政军民以大局为重，勇担责任的作风和坚强的执行力。历史证明，从共建根据地到“独吞山东”战略的实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夺权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其战略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