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民德，赵 铮

（1.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2.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山东 聊城 252004）

作为明清两朝的“黄河福主”、“漕运之神”，金龙四大王庙宇遍布于黄运沿线，庙宇建设的主导者既有民间百姓、商人，同时也有官方力量的参与，充分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普遍信仰的特征。而由不同群体参与的祭祀仪式及相关活动，则随着信仰文化的不断丰富而愈加隆重，具有浓厚的神秘性与世俗性，信仰的功能往往渗透着祭祀者的目的与意图，即保佑河道安澜、漕运畅通、旅途安全、风调雨顺等客观需求。关于金龙四大王的记载除传统史料外，明清小说中也有大量关于这一信仰的描述，小说中对金龙四大王的刻画虽主要服务于故事情节的建构及人物情感的变化，但客观上也反映了信仰的分布、功能与社会影响，对于深化这一信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小说中关于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

明清两朝京杭大运河作为国家的政治廊道、经济命脉，中央政府对漕运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元明清三代，黄运关系密切”①王玉朋：《清代山东运河河工经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1页。，黄河频繁冲决运河，威胁漕运与沿河市镇，从而导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不断施行于黄运地区，以力求保障漕船按时北上，满足京城与国家的各项需求。除工程措施外，明清时期对水神的信仰与祭祀也很普遍，金龙四大王、天妃、真武大帝、龙王等信仰受到了广泛的推崇，其庙宇遍布黄河沿线、运河区域，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与大量的信仰群体，而金龙四大王作为其中重要的水神之一，其产生、发展、演变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漕运政策与治河策略，反映了明清王朝的社会现状。

金龙四大王信仰主要分布于黄运沿线，其起源与国家漕运、水道治理密切相关，其经历了由“人”到“神”的转变，而其真身又往往以蛇的形象出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杏农言：“这顺、直、豫、鲁一带，凡有河工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四大王，又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①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第325页，第324页。，指出在北方黄运沿线省份的诸多水神中，金龙四大王地位最高，对于河工能否顺利施建意义重大。同时该书还对金龙四大王信仰的起源进行了介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暨，因为宋亡，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个字”②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第325页，第324页。，小说中除神灵名字与其他史料有所差异外，其成神的过程基本符合多数文献的记载。如《金龙四大王祠墓录》记称：“谢绪，钱塘县人，理宗皇后谢氏之族也。世居邑之安溪，德祐二年帝北狩，谢太皇太后以病请留，元兵突入宫舁之而去，绪大恸，作诗二章与其徒决曰：‘生不能报国恩，死当诉之上帝’，异日黄河水北流是吾效灵之证，遂赴水死。时苕水陡涌高丈余，绪尸立而逆流，举葬于金龙山之侧”③仲学辂：《金龙四大王祠墓录》卷1《传志》，清光绪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刻本。，明代笔记《夜航船》亦载“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姓谢名绪，会稽人，宋末以诸生死节，投苕溪中，死后水高数丈。明太祖与元将蛮子海牙厮杀，神为助阵，黄河水往北倒流，元兵遂败。太祖夜得梦兆，封为黄河神”④张岱：《夜航船》，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408页。，其他《西湖二集》、《涌幢小品》、《续纂淮关统志》所记基本相同，都载神名谢绪，附会有黄河显灵助朱元璋胜元军被封河神的传说。不过明清小说多经过艺术的加工与修饰，资料严谨性不如正史、文集、方志，所以往往认为金龙四大王另有其人，如《醒世姻缘传》载“再说这河神的出处，居中坐的那一位，正是金龙四大王，传说原是金家的兀术四太子”⑤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77页。，与其他资料所载完全不同。

金龙四大王信仰源于明前期，最初以黄河神的形象而存在，后逐渐与谢绪发生联系，加上明清两朝对河漕管理与治理的重视，逐渐奠定了金龙四大王黄河神、漕运神的地位。尽管金龙四大王经历了由人到神的转变，但在河工现场其往往以蛇的面貌出现，其他各类大王、将军也皆是如此，通常通过判断蛇的形状、大小、花纹加以区分，而形体愈小则地位往往愈加尊贵。《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描述金龙四大王形象时称：“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莫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半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蕲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⑥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第325页，第324页。，金龙四大王一旦降临河工现场，就会引起河道官员、河工夫役的重视，他们需要迎接神灵到庙宇或帐幕中，通过祭祀或演剧的形式以酬神，祈祷神灵能够保佑工程顺利进行。虽然金龙四大王以蛇的形象出现，但在不同的资料中也有所区别，《梦蕉亭杂记》中清末陈夔龙任河南巡抚时，率属僚拜祭金龙四大王庙、黄大王庙、朱大王庙、栗大王庙诸水神庙宇，以祈祷境内黄河安澜，后其巡视南北河工时，见到金龙四大王法身，“长不及三寸，龙首蛇身，体著黄金色，精光四溢，不可逼视。适在工次，即传班演戏酬神。在工各员佥谓，金龙四大王不到工次已二年余；此次出现，均各敬异”⑦陈夔龙：《梦焦亭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1页。，对金龙四大王的出现充满了敬畏之情，其原因就在于河工成败关系到负责官员的切身利益，因此对神灵十分推崇。

明清小说、笔记对金龙四大王信仰的描述较其他资料更为详细、生动，在介绍信仰起源与传播的同时，更加注重其与河工官员、区域社会群体互动关系的描写，通过具体情节的展示与人物情感的变化，凸显金龙四大王信仰对国家河工、漕运的重要影响。而小说、笔记所具有的“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艺术创作特点，更加便利于民众阅读与接纳，吸引了大量的社会群体，这对于进一步推动金龙四大王信仰的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小说中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分布

金龙四大王作为明清重要水神信仰之一，得到了国家、地方社会的广泛推崇，其庙宇遍布于黄河、运河沿线，但从地理空间与分布规律来看，长江以北地区的庙宇明显多于江南，其原因在于明清黄河对运河的冲决主要发生于江苏、河南、山东等省份，加上运河北段多为人工开挖，水源匮乏，所以大量水利工程施建于这一区域。同时江北地区水旱灾害频繁，水神信仰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因此多重因素导致了金龙四大王信仰在江北地区的盛行。

金龙四大王信仰在江北地区有着大量的信奉群体，其庙宇遍布于黄运沿线，是这一区域重要的水神崇拜之一。《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到了淮安，见到黄河一望无际，内心十分恐惧，于是到淮安东门里金龙四大王行宫进行祭祀，“一来要许愿心，二来就观祭赛。买了纸马金银，吕祥提了，跟着寻到金龙四大王庙里。素姐在神前亲自拈香，叫吕祥宝炉化纸，素姐倒身下拜”①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776页。。明清淮安是黄河、运河、淮河三河交汇之地，不但是水陆交通枢纽，而且设有大量河工、漕运衙署，因希冀河道安澜，所以水神庙宇数量众多，其中金龙四大王与国家漕运、黄河河工、水路交通关系密切，因此薛素姐向神灵祈祷，一方面希望能够惩治抛弃自己的丈夫狄希陈，让他翻船落水，有所报应，同时也保佑自己旅途顺利。《说岳全传》中岳雷、诸葛锦、牛通在马王庙中歇息一夜后，又前往南宋都城临安，行至长江北岸的瓜洲时“一齐出了瓜洲城门，见有一个金龙四大王庙”②钱彩、金丰：《说岳全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28页。，小说所叙内容为南宋之事，而金龙四大王信仰最早源于明初，因此小说家借明清时期的地理环境、社会信仰以阐述故事情节，从而实现创作的目的与意图。关于瓜洲金龙四大王庙，《红楼复梦》中也载宝钗等乘船至瓜洲口，“梦玉命前后各船泊在金龙四大王庙前，请各位爷们上去拈香……宝钗约众姐妹们一同上去。此时庙中早已点上香烛，分作几班祷祝礼拜”③陈少海：《红楼复梦》，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923页。，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位于江北、江南分界线的瓜洲在明清时期都有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分布，体现了这一信仰的普遍性。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中天津庙宇众多，“大王庙、天妃庙、财神庙、关帝庙，伙计们各杀猪宰羊，俱是王府二班子戏，唱了三天”④李绿园：《歧路灯》，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天津作为海港、运河交汇城市，既有从福建传播而来的天妃信仰，又有因运河漕运而兴起的金龙四大王信仰，不同信仰并存共生，充分显示了天津作为移民城市的特点，社会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色。除以上城市外，金龙四大王庙遍布江北地区，明代笔记《五杂俎》载“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南方海上则祀天妃云”⑤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也称：“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大王庙”⑥赵翼：《陔余丛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16页。，甚至连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亦载“你向来只在南边，不曾到北边来过，怨不得你不懂。这大王是河神，北边人没一个不尊敬他的”⑦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324页。，可见北方黄运地区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集中区域。

长江以南地区金龙四大王信仰虽不如江北盛行，但在一些沿运、沿江区域也有相当数量的庙宇存在，有大量商人、舟子、百姓前往庙中祭神，祈祷水路出行时顺畅平安。《子不语》载乾隆年间河库道司马公遣两仆人祝升、寿子归家，经运河行至宝应刘家堡时，两仆及篙工被雷震杀，其中祝升苏醒后称曾见到金甲神，自己即被其所杀，后至大王庙停泊，至庙中见到大王，“惊曰：刚才上坐者，即此神也”⑧袁枚：《子不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这一记载虽有虚构之处，但也表明长江以南的宝应运河沿岸有大王庙的分布，而且经常有途经者进庙祭拜。清代白话长篇谴责小说《文明小史》中对上海大王庙有所描述，上海大王庙位于苏州河南岸新闸桥附近，该地居水陆枢纽，凡由此从水路出入上海者，都要在大王庙附近下舟，所以当小说中人物贾葛民询问到上海还有多少路程时，“一个人同他说道：前面大王庙，已到了新闸，再过一道桥，便是垃圾桥，离着码头就不远了”⑨李宝嘉：《文明小史》，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同治上海县志》也载“金龙四大王庙，在新闸东，嘉庆间移建闸西，巡抚陈銮设救生外局于东庑”①应宝时：《同治上海县志》卷10《祠祀》，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上海大王庙又称通济龙王庙，建庙目的是镇治吴淞江水患。该庙一年四季香火旺盛，奉祀者多为江苏往来上海的船民，每年农历九月十七为大王生日，届时人烟辐辏、货物山积，热闹异常。

除京杭运河沿线及黄运交汇区域外，在黄河及其支流，甚至其他江河流域也盛行金龙四大王信仰。安徽寿县淮河畔的正阳关，有金龙四大王庙，有题联称：“以书生作河渎尊神，庆雪浪常恬，与伍相国威灵共著。惟鹾政擅江淮美利，愿风帆助顺，并八公山草木无惊”②朱应镐：《楹联新话》卷2《祠庙》，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该庙由督销盐局供奉，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贵州交溪有大王滩，“近镇远，惟此滩最长，故著名，上有金龙四大王庙”③于荫霖：《悚斋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050页。，用以镇压水患，护佑乘船行旅。同治元年（1862）因黄河安澜，颁河南孟县金龙四大王庙、黄大王庙匾额，曰：“威宣绥靖”④《清穆宗实录》卷46，同治元年十月十一日壬戌。。除此之外，河南开封也有金龙四大王庙，位于府治南汴河岸边。祥符县金龙四大王庙位于县治南汴河北岸。郾城县大王庙由山西盐商所建，原因为商人需借黄河运输食盐，建庙祀神保佑运输通利；松江府金龙四大王庙在府城西仓桥南，每届粮船出发必祭祀与祷告，异常灵验。其他博兴县、淮阳县、考城县、铜山县、新乡县、怀远县等黄河、卫河、淮河沿线的城镇皆有金龙四大王庙宇，充分体现了其水神的特色。

明清两朝金龙四大王信仰虽主要分布于黄河、运河沿线，但在长江、钱塘江、淮河、卫河等流域也有该信仰的分布，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交通状况及水神信仰的重要性密不可分。古代水运较陆运不但运量大、效率高、消耗低，而且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小，具有极大的便利性，但同时江河风浪具有不可预测性，又会对船只与行旅产生威胁，因此金龙四大王等水神信仰受到了极大的崇敬。金龙四大王信仰最初产生于黄运地区，然后以这一区域为核心，被商人、船工、水手、行旅传播到了其他江河沿线，加上国家的不断册封及文学作品的宣教，使这一信仰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展，影响力日益增强，在明清国家官方神灵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小说中信仰群体及社会影响

明清两朝金龙四大王信仰的盛行离不开国家官方、商人群体、普通百姓的联合推动，正是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才导致金龙四大王信仰得到了普遍传播，庙宇被广泛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首先，从国家官方层面上讲，金龙四大王信仰与河工建设、漕粮运输等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国策密切相关，所以其信奉群体有大量的河政官员、河工夫役、运粮水手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将河政官员对金龙四大王毕恭毕敬的态度进行了详细描述，“有一回，河工出了事，一班河工人员，自然都忙得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督，亲身迎接他，排了职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卜筶，谁知他要坐河督大帅的轿子。那位河督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罢，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督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⑤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325-326页。，连管河最高官员都对金龙四大王如此敬畏，充分体现了这一信仰对河工建设的重要性。清代笔记《仕隐斋涉笔》中也载金龙四大王、黎大王等水神信仰“至清代，丕著威灵，河堤一带，皆建祠宇，而山东之庙尤赫，矗立河岸，华耆轩翔。三四月桃花水发，敛多金，建醮演戏，调出色名优，尤重美旦，必声、色、艺俱佳者，方中神意。否则，神怒不享，决防溃堤，为害甚巨。届会期，山东巡抚率河工诸员，盛具彩仗，亲到河溽迎神，更遣水手操舟探望。神或来或不来，来则黎作先导，即青色圆头者，金龙次之，即黄色方头者。巡抚脱冠作仰盂形，鞠躬迓之，如接大宾。二物次第入冠，巡抚捧坐己舆，前挽后推，旌旆翩翻，蜂拥入庙，拱送上龛。龛中设水晶大盘，盛明水，二物出冠，委蛇入盘，掉头外睇。巡抚众官，对行三叩礼，烧巨蜡如臂，爆声雷动，鼓乐喧阗，响彻云霄……神来愈久，河工愈固，乍来乍去，防有小灾，不来，则崩溃必多，河官以之卜休咎焉”①丁治堂：《仕隐斋涉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6-107页。，以上描写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将河政官员对金龙四大王的虔诚刻画的栩栩如生，甚至连迎神程序、所用器具都记载清晰，可见信仰威信之高。除河工人员外，漕粮运输者因常年航行于江河湖泊之上，遭遇风浪的概率极大，所以对“漕运之神”金龙四大王也极为崇信。清代小说《警寤钟》载“再说运粮旧例，每年祭金龙四大王，定演神戏”②嗤嗤道人：《警寤钟》，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71页。，指出每年漕船开行时，都要祭金龙四大王，祈祷神灵保佑航行顺利。《通俗编》亦称：“谢公绪，会稽诸生，居钱塘安溪，宋谢太后侄也。三宫北行，公投苕溪死，门人葬其乡之金龙山，明太祖吕梁之捷，神显灵助焉，遂敕封金龙四大王，立庙黄河之上，其后拥护漕河，往来粮艘，惟神是赖”③翟灏：《通俗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351页。，不但对金龙四大王生平、事迹、成神经过进行了介绍，而且说明了其漕运神的性质。正是因为金龙四大王对河工建设、漕粮运输意义重大，所以中央政府对其不断加封，提高其在国家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如顺治二年（1645）经河道总督杨方兴奏请，敕封“显佑通济”，康熙四十年（1701）加封“昭灵效顺”，乾隆二十二年（1757）加封“广利安民”，其后各朝屡次加封。甚至清末运河淤塞，漕粮改折后，国家册封依然有增无减，同治六年（1867）因神灵显应，加宿迁县金龙四大王庙封号曰：“宣诚”，同治十三年（1874）颁山东张秋镇金龙四大王庙御书匾额，曰“神功济运”；光绪五年（1879）颁河南下南工次金龙四大王庙匾额，曰：“云翔风舒”，光绪二十三年（1897）加封直隶金龙四大王等神封号曰：“福荫翊运，广泽昭感”，最后金龙四大王封号达数十字之多，可见即便运河衰落后，国家对河工、漕运依然十分重视。

其次，明清京杭运河沿线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地带，有大量的商人集聚于此，这些商人经常通过水路贩运商货，因此对水神金龙四大王异常崇敬，不但致力于庙宇的建设、修缮等事务，而且对于信仰的传播与扩散也起到了巨大作用。明清山东济宁州为漕河要冲，南北往来行旅不绝，其中天井闸一处有金龙四大王庙，该庙建于明初，正统年间总督漕运右参将汤节及济宁州官员、郡中绅商捐资重建，后因庙中未有神像，在工部管闸主事刘让主持下，“乃募往来之好义者助缗，循旧塑神像坐立凡七，及其门户窗牖与几席供具未备者，悉宜新之”④徐宗干：《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之2《秩祀志》，清咸丰九年（1859）刻本。，其中往来好义捐资者，可能有大量过往的商人，他们在庙宇重建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江苏高邮邵伯镇为运河名镇，商贾云集，镇内有大王庙三座，其中一座位于镇北运河西岸，又名中州会馆，应为在邵伯镇经商的河南商人所建。江苏吴江县盛泽镇有金龙四大王庙，为在此经商的山东济宁州商人所建，“金龙四大王河神也，立庙祭献，淮扬济泗间称极盛。吾江邑向无大王庙，其有于盛湖滨者，则自济宁州诸大商始。盖盛湖距县治五六十里，为吾邑巨镇，四方商贾，云集辐辏，所建神祠不一，而惟大王一庙，尤为巨丽”⑤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9页。，庙宇仿北方建筑样式而设计，甚至连修建庙宇的工人、材料都是济宁商人从家乡带来，可见济宁商人对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尊崇及其在盛泽镇实力的雄厚。

最后，明清时期百姓与行旅因水旱灾害、日常出行等方面的需要，对金龙四大王也频繁进行祭祀与膜拜。《醒世姻缘传》载祭祀金龙四大王、柳将军、杨将军等水神时“大凡官府致祭，也还都用猪羊，若是民间祭祀，大者用羊，小者用白毛雄鸡。浇奠都用烧酒，每祭都要用戏”⑥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777页。，祭祀与演剧时人山人海，而祭祀群体也有着自身的目的与意图。清同治十年（1871）南运河畔的天津发生水患，“闻金龙四大王皆赴津，凡九，津人演剧祀之”⑦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3页。，认为水患的发生与神灵频繁到此有密切原因，所以祈神驱患。水路行旅也是祭祀金龙四大王的重要群体。天启初年，福清叶向高乘船经淮阴，因清口河道浅涸，“祷于金龙四大王庙，或作神语：‘此地属张将军，当问之。若外河，吾当护送’，夜果水涨达清口，是日蛇附于柁，薄暮升柁楼，忽不见”①谈迁：《枣林杂俎》中集《颐动》，清抄本。，可见在明清时人眼中，水神不但有自己的管辖范围，而且神灵之间也存在着交流，只要虔诚祈祷，就能得到神灵的护佑。《浙江通志》载杭州有金龙四大王庙，“其后往来拥防漕河，猝呼猝应，或舟胶拔之淤泥壅塞之下，或舟覆脱之风涛巇险之中，挽卒、贩商南北往来于祠门者，惟神是恃”②李卫：《雍正浙江通志》卷217《祠祀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书局刻本。，漕卒、商旅行经金龙四大王庙时，都前往祈祷，希求水路顺畅。

总之，作为明清两朝重要的民间信仰，金龙四大王有着大量的信奉群体，其人群涉及河工、漕运、商旅、普通百姓等。之所以出现信仰的普遍化，除因为明清黄河治理、漕粮运输对国家政治、经济、民生有着巨大意义外，还在于京杭运河作为古代重要的南北交通线路，有大量人群通过这一路径从事商业经营、文化交流、日常旅行。古代民众存在亲水与惧水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水路运输具有极大的便利性与舒适性，另一方面又存在不确定的危险性，因此对具有水神属性的金龙四大王予以尊崇也就理所当然了。

四、结语

明清时期民间信仰异常丰富，其中金龙四大王作为与黄河治理、漕粮运输、水路出行、驱患避灾密切相关的神灵，受到了广泛的尊崇，民众除广泛设置庙宇、祭祀膜拜外，还往往通过木版年画等形式以强化神灵的地位，与“我国早期的木版年画题材以各式神像、纸马为主”③张兆林：《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产标准探微》，《文化遗产》2020年第6期。相符合。在史料记载中，除一般性文献外，明清小说、笔记的记载更加凸显了神灵人性化的一面，不但在描写时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能够将神灵的行为与故事情节、人物情感相结合，同时也彰显了神灵扶危救困、护河利漕的灵应。当然，小说创作的源泉与根基来源于现实生活，正是因为明清王朝对金龙四大王的不断册封及民间社会的推波助澜，才使神灵庙宇广泛建立与分布，信奉者数量不断增加，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信仰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与历史底蕴，从而为明清小说、笔记提供了很好的写作素材，也为我们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