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红

(西安文理学院 图书馆，西安 710065)

一、乡村阅读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乡村阅读起步早，在阅读立法、资金投入以及乡村阅读推广方面都有制度保障，重视阅读推广的针对性、持续性，尤其是欧美一些国家开展的全国性阅读推广活动，对于促进全民阅读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英国有着均等化程度较高的文化服务体系，政府比较重视农村公共阅读的制度建设和活动组织。“农村社区计划”和“社区学习发展”计划(简称CLD)专门为农村公共阅读制定了服务标准，2007年成立的“CLD 标准委员会”又为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制定了各项标准规范。美国的农村公共阅读活动以政府、州立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为实施主体，以青少年、家庭妇女和残疾人为主要服务人群。加州州立图书馆1999 年实施的“民心信息工程(INFOPEOPLE)”，通过网络将分散的农村图书馆连系在一起，保证了农村阅读资源与服务供给。以色列也非常重视乡村阅读推广，专门制作了希伯来文农业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小册子供农民阅读，进行农业知识的推广。[1]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科技贡献率占比达95%以上，这都取决于良好的阅读文化和阅读推广活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乡村阅读的研究学界发文颇丰、视域宽广，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关于乡村阅读现状。王子舟教授团队对我国众多乡村民间图书馆开展了广泛调查，真实反映了我国农民自办图书馆的情况。[2]卢凤英论述了新媒体环境下农村数字阅读推广的现状。[3]

关于乡村阅读建设。吴自勤认为农村公共阅读体系存在东西部不平衡、乡村图书馆布局不合理、公共阅读服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原因是中西部获国家战略支持不够，没有把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谋划布局等。[4]金武刚认为可以将农家书屋纳入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通过两者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5]聂方红提出农家书屋要从优化布局、精准供给、拓展功能、服务升级四个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建设，提出让文化志愿者和“新乡贤”参与管理，以激发农民使用农家书屋的积极性，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6]李国新认为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政府财政而言，在乡镇图书馆建设投入上必须坚持优先顺序,不提倡全面支撑。[7]于良芝提出农村图书馆要想走持续发展之路，应明确建设主体和管理单元，进行专业化改造。[8]黄体杨认为农村居民是农村图书馆建设的主体,“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是农村图书馆建设的可行之路。[9]

关于农村阅读推广。杨云云介绍了“走读广州”乡村阅读推广项目的实施背景、内容和实践经验，认为将美丽乡村主题路线设计与农村阅读体验相结合，创新了乡村阅读推广形式。[10]周颖斌以泉州为例，提出图书馆应根据各种文化元素载体形态的不同特点，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乡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11]

关于农村阅读文化建设。刘兹恒教授研究团队深入分析了农村居民对图书馆的认识、利用图书馆的目的以及阅读兴趣偏好，认为读者的需求和参与是促进乡村阅读以及乡村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12]王虹认为乡村阅读建设应重点帮助阅读困难群体突破阅读需求、阅读能力与阅读文化贫困的阻滞力。[13]王春梅认为农村生存文化模式决定农村阅读效果。[14]岳景艳等认为应以认同、保障和传承三种动力机制为抓手建构乡村阅读文化。[15]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表明，部分发达国家在农村阅读制度建设、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服务品牌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断通过专项规划推动农村阅读发展。我国农村阅读建设有更明显的体制和制度优势，不足之处是缺乏系统理论研究、体系化方案设计和协调性制度安排，服务效能相对较低。今后需要密切结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乡村振兴大局和地域文化生态，进一步加强农村阅读基础理论研究和阅读文化建设，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推动农村阅读实践发展。

二、乡村阅读理论及其应用

(一)协同学及其相关理论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激光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协同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并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一门新兴的系统学科——协同学，慢变量和快变量是协同学中一对很重要的基础概念，作为序参量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有序度。“协同”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系统科学的重要成果，“协同”即“协作”“合作”之意。哈肯认为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存在诸多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产生协作效应，系统就会呈现有序状态；反之，若子系统之间不能相互配合，而是各自的独立性占主导地位，系统就会呈现无序状态。一个复杂系统的宏观有序状态是由该系统所包含的各子系统相互协作构成的，这种协作表现为子系统之间通过相互竞争(斗争)打破原有的有序结构，再通过协作致使新的有序结构出现。“协同”是统一性的表现，系统就是在既“斗争”又“统一”的相互协作方式下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古老的自然哲学所包含的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对事物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协同现象就十分重视。例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人合一”等观点，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相互融合与协作才能和谐有序发展。又如中医讲究阴阳平衡、虚实相济、寒热互补，认为人体就是通过各子系统的相互协作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子系统之间不能相互配合，人体就会失衡——“得病”。因而调节子系统之间的平衡以达到人体系统的有序协作是中医治病的依据和目的。

协同学的另一观点指出，无论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中，尽管影响系统变化的因素很多，但大多是一些衰退很快且对系统变化不起主导作用的变量，也称之为快驰豫参数或快变量。反而是一些少数的变量虽然变化很慢，却主宰着系统变化的趋势、在宏观上控制事物的状态，这些变量称之为慢驰豫参数或慢变量。快变量和慢变量在系统中同时存在，但却起着不同的作用，慢变量通常是决定系统发展趋势的序参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6]295，“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6]297。

哈肯创立的协同学从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入手，揭示了系统从旧结构向新结构突变的规律，并指出不同系统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它们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却遵循了共同的规律。[17]他提出的“协同”概念，以及慢变量和快变量在系统演变中相互协作、相互制约以对立统一的斗争形式共同推动系统发展演化的理论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对解决社会科学领域矛盾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慢变量作为序参量最终主导系统发展趋势的论述，对人们从事社会科学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二)乡村阅读建设中的“协同学”理论

依照哈肯的描述，“快变量”在系统发展中能够引起系统内部阶段性变化，却不能改变系统最终的发展趋势，具有见效快、持续时间短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我国乡村阅读建设中有过深刻的教训。从解放初期到“文革”期间，我国先后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农村图书室建设高潮。第一次是解放初期土改后，为尽快将新文化输送到农村而兴建图书室，后因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很快解散。第二次高潮是合作化运动期间，因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经费无法保障而解体。第三次是为配合“四清”运动，但因“文革”开始而停滞。第四次是“文革”期间《红旗》杂志介绍某地图书室的经验，因政治气候原因，声势大却毫无收获。[18]四次建设高潮失败的原因，单敬兰归结为“主观愿望脱离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群众基础”。实施阅读，个体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阅读需求、阅读能力和阅读文化。[13]阅读需求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精神需求，人只有在满足了物质需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产生精神需求。阅读能力则决定了对阅读资源的利用程度，是实施阅读的一个关键维度。农村图书馆建设主体的“主观愿望”只注重图书室和书籍这些阅读资源“快变量”的投入，却忽视了阅读主体——“人”这个最关键的因素，导致农民在不具备阅读需求与阅读能力的情况下“被阅读”。这种急功近利的“快变量”思维方式，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其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

“慢变量”是一种潜在的、不易被察觉的变量，决定着事物最终的发展方向，它是一种需要培育的内生动力。犹太人是世界公认的爱读书和会读书的民族，这与犹太人长期注重培育阅读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以犹太人最多的以色列为例，他们教育孩子从小牢记《圣经》训言——“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认为读书像粮食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小孩子一岁半便开始念托拉经句，大人会在经卷上放一些蜂蜜让孩子舔舐，寓意读书是甜蜜的事情。还会把最好的衣服留在开学穿，让孩子从小产生对读书的渴望。正是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渗透，培育了以色列人热爱书籍、崇尚阅读的文化氛围，他们把读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像粮食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受益于良好的阅读文化和较高的知识水平，让仅占世界人口千分之二的犹太人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尽管以色列农业资源匮乏，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农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就已达到96%[19]，很早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乡村阅读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快变量”迅速见效带来的阶段性成就，更需要“慢变量”缓慢发力带来的长期性效应。只有“快变量”和“慢变量”协同发展，才能保障乡村阅读的可持续发展。乡村阅读“有人建，无人管，没人读”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忽视了乡村阅读“慢变量”与“快变量”的协同发展。只有乡村居民的广泛参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推动乡村阅读持续发展。

三、乡村阅读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培育乡村阅读文化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加强农民的精神文化建设入手，从而达到激发内源性动力的最终目的。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农民精神文化认知水平的影响[20]，阅读是改变人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培养乡村阅读文化是乡村阅读建设的关键，需要一个长期培育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注重阅读文化培育的民族，孔子、孟子、荀子关于阅读文化的经典阐述，让读书成为士子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之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既是孔子的办学理念，也是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治学理念。正因如此，欧阳修发出“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的治学警句；而“耕读传家”被世人作为家训流传几千年，造就了百姓自强不息的“家国情怀”。通过阅读圣贤经典实施教化，既是封建社会进行乡村治理的方略，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崇尚读书的美德，兼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时至今日，“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通常是普通人家的对联，而通过读书高考报效家国，仍然是青年人施展抱负的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我国正处于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型阶段，为保障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而阅读是传承和获取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推动乡村阅读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培育乡村阅读文化，要从娃娃抓起，要重视家庭阅读、亲自阅读，要从小培养阅读意识，营造家庭阅读氛围，从本质上消除农村居民“不爱读书”的痼疾。

(二)充分发挥各级乡村阅读组织的作用

在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文化竞争将是未来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国家已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阅读推广很早就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并由政府自上而下亲自组织实施，以保证阅读推广经费的持续投入和政策倾斜，成为国外阅读推广成功的主导力量和助推器。[21]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任7年豪掷5.53亿英镑来推进扫盲战略，并以政府名义推出英国“阅读年”概念，取得了巨大成功[22]；里根、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等历届美国总统，都以阅读推广作为教育政策的强大基石，大力提倡和推广阅读。他们先后提出并付诸行动的如“读书年”活动、“挑战美国阅读”和“美国阅读项目”等多项活动和方案，布什政府在2001年初发布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教育改革议案，仅 2001年就为“阅读领先”行动投资了9亿美元。

我国农村阅读建设有更明显的体制和制度优势。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九年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宣部专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农家书屋工程实施16年以来，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0.13册提升到2.17册，开展数字化建设的农家书屋已达16.7万个，提供数字阅读内容近百万种。目前国内乡村阅读推广有政府主导、民间组织主导以及多元化社会合作主导等多种形式。政府主导是开展乡村阅读的有力保障，无论政策层面还是资金层面均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其弊端是缺乏针对性，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果说政府主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生模式，那么民间阅读组织就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自下而上”的内生模式，是乡村阅读发展的內源动力，符合乡村文化传播规律。针对国内农村人口分散、文化程度低、阅读需求层次不一的现状，民间组织可以有效补充政府阅读推广的不足，开展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活动。陕西省安康市在乡村文化治理中，通过推行“乡村文化理事会”及“乡贤读书会”的治理结构改革，健全和创新了村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文化自治组织建设，对贫困地区乡村阅读服务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创建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安康模式”。如何协调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多元化社会推广组织的相互配合，使其优势互补，是乡村阅读组织体系建设的关键。

(三)开展高效的乡村阅读推广活动

乡村阅读推广活动是开展乡村阅读的重要环节，阅读主体的阅读意识、阅读需求和阅读行为都需要通过长效性的阅读活动来唤醒和培育。

首先，要重视国家层面的阅读推广活动，它具有覆盖人群多、资金有保障、影响力大的特点。著名阅读推广人、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倡议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全民读书活动”领导网络；设立国家阅读节，制定统一的阅读标准，提高阅读推广效果，让更多的人认识阅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利于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开展。[23]

其次，通过制定阅读推广标准，开展长期的、有计划和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活动，并定期对活动内容和结果予以反馈，及时调整活动方案，才能达到通过阅读推广活动培育阅读主体阅读素养的目的。为保证推广活动的高效性，乡村阅读推广活动还要充分尊重乡村社会的生活特征和文化习俗。就国内农村目前的人口状况而言，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体，从长远看儿童是乡村未来的建设者和文化传承者，重视对儿童阅读素养的培育，并通过亲子阅读的方式带动妇女、老人阅读，是开展乡村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路径。

最后，充分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阅读推广是乡村阅读的发展趋势。乡村居民阅读意识的唤醒需要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由于农村居民大多文化层次较低，对文字的阅读和理解相对困难，因此从数字阅读推广入手，从培养其阅读兴趣开始，逐步引导其向高层次阅读需求发展。由于手机的普及，“抖音”“快手”等APP已成为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开展乡村阅读推广活动，对于乡村阅读困难群体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快捷、高效的推广渠道。另外，“听书”也是颇受欢迎的阅读推广形式，更符合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习俗。乡村阅读推广活动还要依据不同的村庄制定不同的内容，“一村一品”同样适用于乡村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

四、结语

文化是改变贫穷和落后的最根本手段，阅读是提升文化素养的基本途径。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体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乡村阅读是培育文明乡风的重要途径，让农民有书读、读好书、会读书是开展乡村阅读的意义所在。乡村阅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更需要作为乡村阅读主体的农民的积极参与。既要在乡村阅读资源、设施建设上舍得投入，更要在乡村阅读文化培育、提升服务管理上下功夫。要让想阅读、会阅读、爱阅读成为引领乡村文化生活的新风尚。

协同学的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要抓住主要矛盾，要注重各个环节的相互协作。乡村阅读建设只有将阅读资源、阅读文化、阅读组织、阅读活动通盘考虑、协同运作，才能彻底改变乡村阅读急于求成的浮躁局面，推动乡村阅读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