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湑惠渠是民国时期陕西省修建的著名新式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也是陕南汉中地区三大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之一。湑惠渠建成之后成效显著，既促进了陕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农田水利史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青睐。其中，由于陕西省特殊的历史地位，农田水利事业素来发达，陕西省也就成为农田水利史研究的热点区域。中外学者根据已有材料，对从古代至近现代的陕西水利史做了多角度、多领域的分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水权问题等等，使水利成为管窥陕西省社会变迁的新视角。

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陕西的农田水利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1)主要成果有：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王建军、刘建平《试论陕西近代水利工程及其影响》(《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6期，535-540页)；陆和建《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农田水利建设述论》(《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91-96页)；刘一民《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田水利建设》(《求索》2005年第9期，177-181页)。其中水渠问题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2)代表性成果有：康欣平《近代关中水利的开发与制度转型——以龙洞渠—泾惠渠灌溉系统为例》(《求索》2011年第2期，241-243页)；《华洋义赈会与泾惠渠修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70-78页)；曹勇《泾惠渠与关中水利社会(1930-1949)》(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石涛《近代水利之兴：民国陕西泾惠渠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研究》(《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55-63页)。。然而，学术界对湑惠渠着墨不多，介绍十分有限。(3)相关研究如：张显锋、熊黎明、张汉兴《民国时期汉中三堰整修工程考述》(《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26-31页)；王建军、刘建平《试论陕西近代水利工程及其影响》(《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年第6期，535-540页)。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陕西湑惠渠修建的来龙去脉与历史意义等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希望能够丰富对近代农村经济史的认识。

一、灾荒与战争：湑惠渠的修建背景

湑水河古称左谷水、壻水，为汉江上游流域的重要支流。湑水河发源于陕西周至县西南、光秃山以北财神岭，流经周至县、太白县、洋县、城固县，至城固县城东庙坡村注入汉江。湑水河在汉中地区境内共纳入流域面积在10平方千米以上支流19条。与其它河流流域相类似，湑水河流域水利开发也很早。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昔留心民事者，相其高下之势，障石为堰，凿渠引水，灌溉稻田万余顷，城民之生养，永赖其利，泽匪浅鲜也。”[1]“湑水上古有五门堰和杨填堰，在城固县境。五门堰创始于元代以前，元、明都曾大修，灌田四万亩。杨填堰在五门下游，相传创自西汉，南宋大修，灌田二万亩。”[2]但“惟各堰工程，墨守古法，挥河工事，颇为简陋，仅用井字卷木及竹笼各实石为之，乃以竹木孔沿靡定，故年有朽毁，因之工事烦殷，养护费钜，倘洪流过大，堰身冲毁，则修理之费，更形加钜，复以各堰，独自为政，以致上下分水不均，累年争讼……实则多因各堰工程设备不善，堰闸简陋，渠道折曲，以致泥沙淤积，水流不畅，复以上堰引水不加限制，排水多湃汉江，故下堰时感水荒，乃输灌不足”[3]。至近代，湑水河古堰虽然保留了下来，但所起作用早已远不及从前，使用功能基本丧失。

近代以降，陕西由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与频繁爆发的天灾人祸，“加之水利失修，以致灾歉连年”[4]244，人们只能“靠天吃饭”，苦不堪言。特别是自1928年起，西北地区遭遇了一场持续近五年之久的罕见的严重旱灾，其中陕西受灾最为严重，使得陕西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农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粮食供给也出现了严重短缺。有学者认为：“严重旱灾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失，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以及各界人士对陕西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成为水利事业发展的契机。”[5]561924年，陕西省水利局工程师胡步川携带测量仪器勘测规划汉惠渠，该地区科学规划水利灌溉工程由此发轫。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政，正值陕西兵燹大荒之后，财政经济情况非常拮据，各方面情况都很困难。1931年，杨虎城宣布治陕大政方针，首要任务便是采取一系列紧急救灾措施来“救济灾荒”。此外，为从根本上解决旱灾和战争导致的农业生产问题，杨虎城还非常重视陕西地区的水利建设，专门聘请陕籍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厅长，主持陕西水利建设工作。“陕省水利局为发展全省水利，增加食粮生产，依照本省实际之需要，所有便于灌溉农田之河流，决次第开发，俾使引水灌溉。”[6]82

抗战军兴，战区扩大，军民对粮食的需求量激增，迫使陕西当局更加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兴修水利，湑惠渠灌溉工程由此获得修建契机。1932年秋，“为振兴陕南水利，增加食粮生产”[6]82，李仪祉专门勘察了汉中地区的水利设施。他在视察湑水河古堰之后，“针对湑水河两岸各旧堰实际，提出将历史时期之古堰进行统一整修，纳入一个灌溉系统，以充分发挥其水资源于农业生产之效能”[7]23，即由他提出的修建湑惠渠取代古堰的设想。1933至1934年，李仪祉两次亲赴汉中进行实地考察，拟定了湑惠渠灌溉工程的规划方案。[8]10251936年6月，陕西省水利局在城固县昇仙村设立昇仙村水文站，加强了对湑水河的监测管理与合理利用。[9]1938年，李仪祉在《抗战期间之农功水利工作》一文中指出：“兴水利，劝农功，农民经济建设中之最关重要者，而尤为抗战时期之必不可缓也。”但是，自1937年抗战开始到1938年底，陕西省水利事业仍无任何进展。1939年起，陕西省开始借助农贷(即“农业贷款”)进行水利施工，陕南湑惠渠水利工程的修建开始正式提上日程。[4]244

二、七载施工：湑惠渠的修建过程

湑惠渠灌溉工程是在陕西省水利局主持下分两期进行的。从1938年开始，受陕西省汉南水利管理局之邀请，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派员协助测量湑惠渠及五门堰，土木工程学系于1938年7月组建“暑期测量队”(又称“社会服务队”)，“利用暑期代测湑惠渠”，主要对湑惠渠的实际效用及周边环境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10]“在五门堰工作之联大量测队，有毕业同学四人，二三年级同学共二十二人。”[11]7月25日测量队抵达五门堰，26日即着手开展工作，测量工作进行了三周时间。测量队记录了湑水河历年水文记载等表，并将各种调查资料抄送给水利管理局。这对湑惠渠工程后续建设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的参照性作用。

1939年3月，再由经济部泾洛工程局所属西北水利设计队实地勘测之后，年底上报了工程计划。工程计划指出：“湑水现仅灌溉七万余亩，年入四百余万元。如加改善，将来收入即为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余元，年应增收七百二十余万元。如连小麦产量合并，估计约可增益一千万元以上。所有改善工程费用，估计需洋一百七十余万元，不及一年即可收回用费而有余。该渠工程费用既少，增益既多，自应急予兴修，以期增加食粮生产。请予转部迅予开工，等情前来并据呈称分呈。钧府有案，事关增加食粮生产，充实军粮民食，该湑惠渠确有兴修必要。”[12]1940年1月27日，陕西省城固县政府结合城固县地理条件，指出城固县“水利未能充分实用，生产未能充分发展，利弃于地，无法改良”，“若将旧渠改善，尚可增溉七万余亩”，同时可以增加农业收入，且“获利甚为优厚”。城固县县长指明：“该湑惠渠工程，费用既少，增益既多，自应急予兴修，以期增加地方生产，充实国家物力。”[13]

经过细致分析与实地勘察之后，经济部于1940年2月向泾洛工程局下达了“准予湑惠渠筹备兴工”[14]100的指令。但受经费等困难制约，直至1941年9月1日，湑惠渠工程处才正式成立。1941年9月，陕西“省水利局特派刘钟瑞为该渠总工程师，并成立工程处，组织测量队，开始施工测量”[6]。“各项筹备竣事，即行开工。预计三十二年九月即可告成。”[15]1942年5月1日，渠首开运石料工程开工，标志着湑惠渠主体核心工程的开建。

然而，湑惠渠水利工程工款短缺一直都是工程建设中的关键问题。1945年，湑惠渠灌溉工程“工款无着，工程陷于停顿”[16]。由于湑惠渠工款需求迫切、影响显著，为避免工程停顿，湑惠渠工程处向陕西省水利局设法筹垫工款，“拟请由本年水费项下暂借五百万元以应急需，俟四联总处贷款拨付后再为归垫”[16]。至1946年底，湑惠渠“各重要建筑物已大致完成”[17]。至1947年，因物价节节高涨，预算依旧不能配合实际，湑惠渠尚未竣工。1947年7月26日，陕西省水利局电请水利部“速拨湑惠渠工款21亿元”[18]。9月27日，陕西省水利局电水利部请求行政院“迅予核拨湑惠渠未完工程工款”[19]。10月1日，陕西省水利局因“湑渠工款已用磬”，又电请水利部“再速拨湑惠渠工款”。[20]至1948年4月，湑惠渠工程工款依然是陕西省水利局致力解决的问题。

湑惠渠“以工程艰巨，施工将近七载”[21]。直到1948年5月，湑惠渠主体工程才大部分完成。5月10日，在城固县该渠渠首所在地昇仙口举行了放水典礼。据相关档案史料记载，上午7时典礼开始，由城固县城出发参观五门堰及西干渠前后沙沟渡槽与退水闸；10时召开会议；12时举行放水仪式并参观渠首工程；13时午餐；14时30分分两组沿渠参观东、西干渠；17时30分回城。[22]“放水典礼系由省府特派之六区专员章履和主持，水利部薛部长并赠颁‘利济民生’匾额，以示奖励。”[23]此外，“远自沔县南郑和城洋两县受益区的来宾达千人左右”，“各地农民约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为陕南希有之盛会”。[24]湑惠渠放水典礼，标志着湑惠渠水利灌溉工程主体工程的竣工。“所余尾工及土工等，期于最短期内告竣。”[25]不过，受限于各渠段的具体情况，“条件具备的渠段及区域陆续实施放水灌溉”[7]23。1948年7月，湑惠渠工程处改组为管理局，由此，湑惠渠灌溉工程正式进入管理阶段。湑水河各旧堰组织系统被取消，选组地方协助行水人员，由管理局直接管理。此后，在灌溉用水、渠道维护等问题上，管理局与当地农民能切实配合联系，灌溉效能得到日益增强。[26]

三、多重反响：湑惠渠修建的历史意义

湑惠渠灌溉工程作为陕西省汉中地区关键性的新式农田水利工程，其修建具有多重意义，取得了多方面反响。湑惠渠是民国时期陕西省所兴修的著名水利工程，对汉中地区农业生产与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日后开展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事业也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推动了汉中地区灌区农业的快速发展

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农田水利建设与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湑惠渠建成前，人们对湑水河的利用十分有限，可灌溉农田面积稀少。湑惠渠建成后，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动了灌区农业的快速发展。

湑惠渠的修建，采用了拦河筑坝的方式，干支渠全长111.3千米，设计灌溉城固、洋县两县农田16万亩，工款来源主要为农民银行贷款及水利部水利基金。[26]建成之后，“共用工程费一百一十二亿六千余万元”[27]，“灌田十六万市亩，每亩每年平均增产稻谷二市石，每年可增产稻谷三十二万市石，每石以一百五十万元计，共核四千八百万亿元”[28]。然而，当年实际灌溉面积仅为5.49万亩。[14]1001949年，湑惠渠管理局向陕西省水利局呈送了1949年度湑惠渠灌溉地亩分县统计汇表。根据表中数据可知，湑惠渠分西干渠和东干渠，灌溉农田包括新田和旧田两种等级。1949年，湑惠渠向城固、洋县两县稻田共灌溉76 392亩。其中，向城固县灌溉新田6 362亩、旧田58 567亩，向洋县灌溉旧田11 462亩。[29]汉中市湑惠渠灌区是“以湑水河径流为水源的低坝无调节自流引水灌区”[30]，1949年以后，几经改建、扩建，使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16.19万亩。

湑惠渠水利灌溉工程的完成及投入使用，导致汉中地区农田灌溉面积大有增加，其范围为昇仙口及两岸盆地边缘山麓以南、汉江以北、溢水河以西、文川河以东之广大地区。通过科学的统一配水，实施有序灌溉，致使干渠下游也能够得到充分灌溉，还将旱地通过引水灌溉而成为稻田，农业生产效益得到很大提高。湑惠渠的兴建，可灌溉南郑、城固、洋县等三县面积80万亩，成为“陕省已成之第十四渠”[24]，对灌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进步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二)推动了汉中地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湑惠渠水利灌溉工程是陕西汉中地区三大渠之一。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频发，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由此导致的饥荒与死亡是有目共睹的。暴发于1929年的陕西大旱，酿成了“民国十八年年馑”的惨祸。据记载，陕西因灾死亡的人口达250余万，逃荒省外者40余万，全省人口由940万锐减至650余万。[31]12湑惠渠的修建，合理利用了湑水河水源，保障了农作物的生产必需用水量，“对于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民食，抵御自然灾害，发展本地区社会经济，都起了重要作用”[31]13。

1988年5月10日，在湑惠渠通水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湑惠渠管理局陈远副局长指出：湑惠渠是1948年建成的一个中型引水灌溉工程， 灌溉城固、洋县14.2万亩水稻田。1949年后，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下，经过续建、整修、加固、配套和加强灌溉管理、健全排水系统，并修建塘库54处、抽水站46处、机井826眼、电站5座， 形成了灌排系统完整、引蓄提结合、长藤结瓜的稳产高产田。粮食平均亩产由1949年前的400斤提高到1987年的1 488斤，它对陕南工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32]由此可见，湑惠渠对陕南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历史作用得到了时间的科学判定与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三)促进了陕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技术的进步

湑惠渠水利灌溉工程包括滚水堰、水闸、隧洞、渡槽、涵洞、排洪桥、桥梁、斗门、退水坡等工程及支渠建筑物[31]，实施了喷灌工程、科学灌溉与排水技术[8]1026，它的成功修建与投入使用，显示了中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技术的进步性与实用性，展示出陕西农田水利建设取得的恢宏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中地区划分为三大水利分区，至1995年全地区又先后建起一批池塘、水库和提水工程，湑惠渠水利灌溉工程最终形成“以引为主，引蓄提结合，灌溉发电结合”的灌区。[33]在旱灾频发的北方地区，以湑惠渠等为代表的陕西农田水利建设成就为改进北方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田水利建设水平提供了一整套建设与管理经验。同时，也使得民国时期陕西水利建设总体经验成为全国各省的模范。由此，陕西汉中地区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农作物产量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粮食需求，支援了大后方社会建设与持久抗战。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民国时期，陕西省因其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与地广人稀的经济发展面貌不被中央政府重视。但由于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陕西省成为了战时大后方的重要堡垒，为本省民众、前线官兵与逃亡难民提供了经济援助与政策支持。湑惠渠作为陕南地区重要的农田水利工程，是在灾荒席卷与抗战军兴双重背景下兴修的，其深远意义是提供更多粮食以支援抗战，同时进一步改善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湑惠渠建设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相当显著。

“中国水利事业，以陕省为最早”[34]，水利灌溉事业拥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民国时期，在陕西省政府领导人及水利专家李仪祉等人的带领下，陕西农田水利建设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具有示范性和表率性意义。“近二十年来，中国水利事业，应以陕西省农田灌溉工程进步最大，成效亦最显著。”[35]民国时期陕西农田水利建设事业取得飞速发展，有着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是受特殊时代的社会需求所致。民国时期陕西水利建设问题事关民众生活用水与食粮需求，事关抗战大后方社会秩序的建设与稳定，因而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贯彻落实。二是得益于李仪祉等水利专家的“奔走提倡”。三是得益于“中外人士之赞襄”。陕西水利建设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与物质支持，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才得以顺利开展。四是得益于“中央及地方政府当局之主持”[43]。民国时期陕西省水利建设事业既有陕西省水利局把关，也有国家水利部的支持关照，同时还有地方政府的督促执行。此外，良好的工程工款供应与合理的水利技术支撑、科学理论与建设实践的总结应用等也是陕西省水利建设事业获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有学者指出：“在认识近代中国农田水利和农业发展问题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既要关注整体，也要考察局部，在看到水利失修、农业衰败的同时，也应看到那些水利兴修、农业发展的地区。”[5]63这启示我们，分析民国时期陕西省农田水利建设事业需要加强比较研究和综合评判。此外，粮食生产既要靠水利，也要靠土地、技术、资金、人力、制度等多方面的条件支持。我们既不能放大水利建设工程的作用，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水利建设工程对农业生产发挥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