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肯夫电影编剧思想论

2022-03-02王国威

今古文创 2022年7期

【摘要】顾肯夫于1921年撰写的《〈影戏杂志〉发刊词》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中国电影理论文章。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电影方面的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考察，可以梳理出顾肯夫电影编剧思想的大致样貌，统而言之，涵盖文学性、戏剧性、功能性三大方面。顾肯夫的电影理论及其编剧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作用，即便于今日之中国电影理论与创作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顾肯夫;电影艺术;编剧理论

顾肯夫，江苏吴县人，做过演员、导演、编剧，与人创办电影杂志，发表多篇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文章。其中，《影戏杂志·发刊词》一文被学界认为是目前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电影理论文章。①“1928年参与起草上海电影检查法规，1929年任国民政府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顾问，1932年发起成立中国电影教育协会。1932年逝世。”②由此看来，他的确是一个电影全才。

关于顾肯夫，徐耻痕在《中国影戏大观》的“导演员之略历”一节中这样写道：“幼聪颖”“脑思灵敏，学养兼优。”“弱冠时，即与友人创编影戏杂志，专门研究银幕艺术，时华人之留心电影者尚少，君独能开风气之先。” ③除了徐耻痕，当时还有人这样评价顾肯夫，“顾君肯夫从事于影戏甚早，读其从前所为文，亦多经验学术之论。” ④现能搜集到顾肯夫所写电影方面的文章包括《影戏杂志·发刊词》《神州派》《电影杂志·发刊词》《描写论》《观〈孤儿救祖记〉后之讨论》《有声片全部对白片及歌女红牡丹》等数篇。通过以上文章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顾肯夫的电影编剧思想，大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性

顾肯夫在《〈影戏杂志〉发刊词》一文中提出，“影戏的原质是技术、文学、科学的三样。”又说，“文学本来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所以一出戏剧，如不能代表—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就没有文学上的价值，影戏最是逼真，所以代表生活状态的能力，最是充足不过的，换一句话说，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有文学的价值的。”基于这种认识，他接着写道，“影戏的编制法，都是含着小说的意味的;他的脚本，一大半是出于著名文学家的手笔;一节一节的说明，都用极简单、极经济的文字来表明;这都是文学上不可多得的价值。”通过上述几段话，可以看出，它们实际上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电影剧本的创作目的;一个是电影剧本的创作方式。就前者而言，电影剧本和其他的文学艺术样式一样，肩负着反映社会人生的使命，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就后者而言，电影剧本借鉴了文学的创作方法，其中以小说为代表。顾肯夫将电影（剧本）和文学相比较，指出二者的密切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洞见。因此，在他之后，文学性一直成为电影理论家们关注的重要内容。孙师毅在《电影剧的艺术中之位置》一文中把电影剧的内容划为八部：（一）编剧;（二）导演;（三）表演;（四）化装;（五）制片;（六）配光;（七）置景;（八）摄影。在论述编剧时，指出“编剧者所必具的基本知识——即创作剧本所必须牵涉的学科，至少需要（1）文学;（2）社会学;（3）心理学;（4）摄影工作四种。没有文学素养的人，自然根本不配谈文艺的创作。” ⑤王平陵的《电影文学论》一书中，更是用了全部的篇幅从内容到形式将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性比较，指出“电影虽与文学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但电影的使命，不可不同文学一样，应该为着表现真理而效劳，离开真理的电影，对于社会人生，便绝少意义。” 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张骏祥等人依然主张电影必须重视文学性，体现文学价值，认为电影应塑造具有思想内容和文学意义的典型人物，“同意这一论点者进而指出文学性和文学价值要求从生活出发塑造典型人物，要求情节的典型性，并需开掘主题思想、具有完整的结构和符合人物性格的对话等”⑦。不难看出，上述这些观点与顾肯夫的看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二、戏剧性

顾肯夫还较早地谈到了电影剧本的戏剧性问题。他《描写论》一文中指出，“既名影戏，自当以戏为主体，所谓影戏者，以影传戏也，戏为主，而影为宾也。” ⑧此外，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有声片全部對白片及歌女红牡丹》中提出，“电影之有字幕，所以明剧中之情节也，电影无字幕，则失其精彩矣，然设必以字幕与戏剧同时而时映之，每有戏，必有字幕，观者且望望然而去矣，故用字幕有术焉，其术惟何？曰必不可省而始用之，可省则必去之，于是而字幕之效用全，戏剧之精彩见矣。” ⑨这些话都充分地说明，在电影剧本的创作上，顾肯夫是极其重视其戏剧性的。既然“戏”如此重要，那么又何谓“戏”呢？顾肯夫的解释是，“戏即描写也。”如果缺少了描写，情况会是如何呢？顾肯夫的回答是，“剧本无描写，则豆棚瓜架间之野语耳。”反过来说，“一经描写，乃能成戏剧，主义无描写，则摇木铎者之老生常谈耳。一经描写，乃成戏剧;穿插而不出以描写之手段，则无的之矢、失舵之舟，以供村童牧竖不经之谈则可，以为戏剧则不可也。明乎此，戏剧之道，思过半矣。”描写之于剧本创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为此，顾肯夫还举例道，“譬诸小说仅言武松酒醉，过景阳岗，遇虎而斗，虎死。至若酒家之切肉添酒，武松之乘着酒兴，日色之渐渐下坠，山中之一阵狂风，风过后乱树背后之扑地一响，虎之扑一掀一剪，武松之一惊一闪，悉弃而不问，将成何小说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顾肯夫这里，所谓描写，至少涵盖以下几种意义：

一是环境的描写。环境又谓场景。童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一书中指出，“一部叙事作品在叙述故事中必须要有场景，也就是说，故事的进展要把人物的行动放在具体的环境中以构成场景，这样才能显现为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没有场景的作品尽管可以有完整的故事线索，但在读者的理解和想象中只有抽象的过程而构不成生动的形象画面，这就无法产生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⑩环境或者场景，在我国的古典戏剧理论中又称“景”，如明代孟称舜曾言，“曲之难者，一传情，一写景，一叙事。然传情、写景犹易为工，妙在叙事中绘出情景，则非高手未能矣。” ⑪结合以上诸述，再看顾肯夫所说“至若酒家之切肉添酒，武松之乘着酒兴，日色之渐渐下坠，山中之一阵狂风”等环境方面描写，其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是细节的描写。所谓细节，“是文学作品刻画人物性格、展示情节、描写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最基本的构成单位。”⑫就此而言，不难发现，顾肯夫上文所说的“虎之扑一掀一剪，武松之一惊一闪”，皆属细节的描写。也正是这样细节的描写，使得虎的凶猛，武松的矫健跃然纸上，亦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之感。顾肯夫既是剧论家，又是剧作家，因此，他不仅在理论上强调“描写”的重要性，同时，也把这种理论付诸于实践的剧本创作之中，如君熹在《谈顾肯夫之作风》一文曾指出，“今顾君（注：顾肯夫）导演之《可怜天下父母心》已竣事矣……此剧之描写，有类于欧美名家之短篇小说，不做整个的事实之铺叙，而倾全力于片面一部之描写，企图包括之事实、至为繁复，而顾君能出其惊人的手段，叙之极简而又极详尽，综其全剧所描写，简言之三数语可毕，尽言之，非万言不尽。” ⑬

需要指出的是，顾肯夫强调戏剧性，重视描写，但要求二者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需紧紧围绕一个核心而展开，“一剧之重心仅许有一，而其全剧所描写，悉须归纳于此一点，否则无谓之穿插耳，以之欺骗不知艺术之观众则可，非以艺术供观众欣赏之所应为也。”又说，“夫穿插云者，大而至于成幕，小而至于长仅及尺许，有轻描淡写一瞬即逝者，有费尽心思、竭力以为形容者，其主旨不在仅供人以一笑，而在描写剧中人一事一物之个性，于以一正确之注解，否则无理取闹耳，乌足与言艺术哉。” ⑭换句话说，一部电影需有一部之主义，那么，何谓“主义”？按顾肯夫的解释，“所谓主义者，非必勖观众以忠孝爱国之道，强之如小学生之上修身科，而始得谓为主义也，即一饮一啄之微，而为艺术家之所欲言者，言之如有物、便是一主义。”又说，“一戏之映演既终，观众对之，若有物焉，隐于其后，此物也，即主义是也，若欲问此物为何物，则不必答亦不能答也，此艺术品之主义也。”这里可以看出，顾肯夫既强调“主义”对电影剧本创作的重要，但又认为“主义”不是创作者的刻意所为，而是建立在情景交融的基础上，让其自然生成，“隐于其后”的。

此外，顾肯夫还进一步指出，“主义”无所谓大小，关键在于它的情感，如他所说，“影戏之主义不在大，而在主义之情感足以感人，剧情不在多，而在剧情之描写足以感人”“艺术云者，情感之谓也。” ⑮他在另一篇文章《观〈孤儿救祖记〉后之讨论》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认为“凡为情节影戏（ Feature）者，必不少戏剧（ Drama）之性质，戏剧性质维何？即足以感人之情绪是，故批评影戏者，只须以能否感动为标准，即可以判断此剧之良窳。” ⑯对于“情”的重视，顾肯夫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神州派》中同样做了阐释，“大抵人之言神州派者，言其作品之精神，神州之作品，不尚浮华，而惟主义是崇，其所采主义，不为格言式之提倡，而自能收提倡之效，其他如海上靡靡之习，纸醉金迷之状，神州之作品，不常见焉，即或有之，决非赖以号召者比也，故神州之作品，观众之狂热，或不如人，而观者当之，亦辄留恋不去，盖神州之作者，不尚以一时猛烈之刺戟，而惟以潜移默化为长也。” ⑰这里，他所指的“神州派”的创作风格也正是他所主张的创作观点，电影（剧本）创作重在言之有物，在此基础上，传递给观众以思想，但这种目的实现，既不是靠抽象的说教，亦非靠单纯的感官冲击，而是以情动人，让观众在潜移默化的审美中完成人格的提升。

三、功能性

关于电影（剧本）的功能性，顾肯夫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电影杂志〉发刊词》一文中写道，“人类几乎把一生的光阴，都消耗在求衣食住里面，人类求衣食住而维持其生活之目的，却不论那个大哲学家，也不能说出一个圆满而实在的答案来，人类如果能够蠢如鹿豕一般，糊糊迷迷地在世界上演那生生死死的滑稽剧，倒也罢了;不幸的人类，却有了一个比鹿豕发达的思想，常常要想到人生是为着什么的一个问题，想来想去，人的生生死死总是一个‘空’字，于是，对于人生，就感到烦闷，无意识，而其结果，就是痛苦。”又说，“实在讲一句话，他们是不能得到眼前实现的乐园，才梦想这空中楼阁的乐园啊！幸而世界上有艺术这一件东西，来安慰人类的精神，否则世界上的人类，早已绝迹了……所以，艺术不但是人生唯一的恩物，并且是人群进化的原动力，不论图画、音乐、雕刻、服饰、烹饪、建筑以及别种艺术，他所能给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人生中极小的一片面，没有一样，能像戏剧般的能把人生的各方面都描写而使人感觉到的;更没有一种艺术能把别的各种艺术都包含在内如戏剧般的，我们只要有了戏剧一种，而且余如图画、音乐、雕刻等等，全都有了，所以，艺术的一切使命，以戏剧所负的为独多，所以戏剧可以称为艺术的结晶。”而“影戏是现代最进化的戏剧。”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影戏是社会教育的导线，艺术中至高无上的珍品，现代文明的报告录，沟通各民族思想而消弭各民族的误会与猜忍的利器……是普渡众生脱离悲痛烦闷之境而至实在乐土的慈航。”⑱由此可见，电影（剧本）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方面所担负的责任之大。

顾肯夫强调电影（剧本）的文化功能，从中国编剧理论史的角度来看，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他之前，如清代的李渔在《〈香草亭传奇〉序》中提出，“情事不奇不传，文词不警拔不传，情、文俱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亦终不传……三美俱擅，词家之能事毕矣。” ⑲

在他之后，侯曜在《影戏与人生》提出：“影戏是戏剧之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它不但具有表现、批评、调和、美化人生的四大功用，而且比其他各种戏剧之影响更来得大。” ⑳李怀麟在《怎么才可以做编剧家》一文中提出，电影“除了给人以欣赏、娱乐之外，还负有表现时代精神和发挥民众思想的使命，它不但表现人生，而且还可以批评人生，创造人生，所谓批评人生，是对于人的性情品格方面的指摘和陶冶，所以创造人生，是对于人生真相的了解和欣赏。故它的本质，是含有教化作用的。” ㉑可以看出，以上诸解，与顾肯夫所说的电影是社会教育的导线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四、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虽然此时的中國电影尚处在探索期，但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顾肯夫的相关文章已有论及。顾肯夫本人不仅进行电影研究，同时还进行电影创作，而后者显然又给他的电影研究注入了活力和灵感，使他的电影理论显示出特有的活泼气息，有了创作经验的加持，使他面对一些原本很艰涩的理论时，能够轻松驾驭，阐释得深入浅出，并显示出浓郁的民族特色。顾肯夫在其文章中所谈论的电影创作问题，在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被学界在反复地讨论着。换句话说，顾肯夫的电影理论和编剧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作用，即便于今日之中国电影理论与创作，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①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②温尚南：《姑苏影人》，古吴轩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③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大东书局1927年版，第5页。

④君熹：《谈顾肯夫之作风》，《申报·本埠增刊》1926年10月19日。

⑤孙师毅：《电影剧在艺术中之位置》，神州公司特刊《道义之交》号1926年。

⑥王平陵：《电影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8—9页。

⑦许南明主编：《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⑧顾肯夫：《描写论》，《银星》1926年第3期。

⑨顾肯夫：《有声片全部对白片及歌女红牡丹》，《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特刊1931年4月10日。

⑩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⑪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智勘磨合罗》，《文学评点论稿》，江苏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