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

2020年1月初，韩兆琦先生发信息给我，说他的《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以下简称《随笔》）业已出版，已委托中国青年出版社给老朋友们寄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在海南收到韩先生的大著已是3月中旬，当看到韩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说，“这次的《史记研读随笔》，应该是我一生最后一本《史记》读物”，忽然心里有很大的触动，年逾八旬的韩先生要把他研读了六十年的《史记》放下了，在他也许很难割舍，毕竟相伴了六十年;也许他觉得，对《史记》的研读应该画一个句号了。也是，韩先生三十余种、两千多万字的《史记》著述，差不多倾注了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成就了他一生的名山事业，在我看来也是可以放下了。

回想起来，大概是1994年6月，我在河南南阳参加第一届汉代文学研讨会时，结识了韩先生，那次还去聆听了韩先生在一所中学给满操场的学生讲《史记》的故事。事后我向韩先生请教过为什么项羽反秦，所破多屠城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有心要经营天下的项羽不当如此。从那以后，我便跟韩先生有了二十多年的友谊，我们常在一些学术会上相见。前几年我去北师大参加“《中国散文通史》新书发布暨中国散文研究学术研讨会”和“庆祝聂石樵先生九十寿辰学术研讨会”，还在会间和韩先生亲切交谈。韩先生出版的《史记》著作总是送我，包括我案头常备的九卷本皇皇巨著《史记笺证》。他从来没有说让我写点什么，这次我却心有戚戚焉，想着写篇小文，为了韩先生《史记》研读的人生，也为他这“最后一本《史记》读物”的纪念。

《史记》记载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历史，五十二万余言，通读它的人应不在少数，但像韩先生通读过数十遍的人不多，像韩先生这样专注于《史记》研读著述的人更不多。他能够在研读中，把握不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为一般读者不能及。

韩先生是1933年生人，从天津师范毕业后于1955年考入北京师大，随后于1959年秋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在蒋天枢先生门下研读《史记》。1962年底研究生毕业后回北师大任教，至今近六十年与《史记》相伴，勤奋研读，几乎让《史记》研读成为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这还和当年大名鼎鼎的北师大古典文献学家刘盼遂先生和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有关。韩先生说，1963年夏天他去刘先生家拜访时，刘先生教给他“滚雪球”的做学问之道：“作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我怎样与〈史记〉结缘》）后来白寿彝先生专门把他召到家里，对他说：“希望你能尽量放开其他的事情，要准备拿出几年以至十几年的时间认真整理《史记》，而且不搞便罢，要搞就要搞成具有世界水平的。”（同上）。刘、白二位先生所说是一致的，做学问要从一个具体的小点做起，应该用心专一，持之以恒，并向高标准看齐。韩先生自那以后就以《史记》为核心，开始在学问上“滚雪球”，用了不是十几年，而是近六十年的光阴，从1982年出版《史记选注集说》，到2020年1月的《随笔》问世，其间包括200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史记笺证》、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九卷本《史记》（一称“三全本”，全原文、全注释、全译文），这两千多万字的著述，涉及《史记》的历史、文学、政治、经济，注释、翻译、点校等方方面面，充满了韩先生为《史记》付出的巨大心血。

韩先生的《随笔》56万字，通常也该算是一部大书，但相较韩先生五百五十万字的《史记笺证》，实在又是一部小书。我2005年收到先生所赠的《史记笺证》时，有感于《史记笺证》的完备，以为它是年过七旬的韩先生《史记》著述的收官之作，完全没有想到先生后来又有了《史记》三全本和《随笔》等著作，《史记》把三全本《史记笺证》没做的译文做完了，为青年读者又往前走了一大步;而《随笔》把韩先生《史记》研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凸显出来。

韩先生的《史记》研读有许多种做法，他把自己扎扎实实的研读变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当你打开他《史记》著述的目录，可以看到著作中选注、选注汇评、选注集说、新读、精讲、解读、品鉴、笺证、通论、纂述，林林总总，这些著作其中有一些是为教学服务的，有一些是供学者研究的。而他的收官之作《随笔》既可用于教学，又可用于研究。韩先生在该书的《前言》里交代了它与以前为教学服务的著作的不同点：“我的想法是脱离过去的那种课堂教学式的追求‘全面’，不再全面地讲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也不再原原本本地讲述《史记》中的某一篇或是讲述《史记》中某个重要人物。这次想轻松一点，从《史记》中的每一篇中挑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来进行点评。”这是韩先生针对以前自己的研读和著述而言的。先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注重“全面”，他称之为“课堂教学式”。不是别的，因为他1963年9月开始给北师大的本科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时，就讲了《史记》的一些篇章，此后又给学生开了“《史记》专题课”，且最早出版的《史记选注集说》和《史记评议赏析》，都是為教学服务的。这些课讲了几十年，1998年韩先生在北师大退休后，还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京师大讲堂等地讲过。

韩先生是特别善讲的学者，当年我在南阳目睹了他善讲的一幕，后来又在电视上不止一次地看过他的讲座视频。身材魁梧的韩先生，讲起课来不像平日说话那么斯文，声如洪钟，情感充沛，常以强有力的手势相伴随。他曾回忆过第一次在北师大给本科生上课时的情形，说第一节课，“我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知识、我的情感，都通通地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我怎样与〈史记〉结缘》）。这“慷慨激昂”正是他讲课的情感特征。但要注意的是，这一节课有他多年的知识积累，而它成为韩先生上课的坐标，几十年来，上课、讲座无不如此。韩先生希望能够讲出对《史记》的欣赏，形成自己的教学个性。其中，讲《史记》的任何作品都与司马迁及《史记》全书联系起来，与《史记》的历史价值、意义联系起来，与新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联系起来。从而有了教学的全面观，随之应教学所需，韩先生有一些《史记》教材先后问世。

这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方面，韩先生追求“全面”，固然适应了课堂教学的需要，但最为根本的是他治《史记》的执着念想。他在复旦读研究生时，蒋天枢先生曾深情地对他说：先秦两汉的古书，一些在魏晋或唐宋时就有人作了注释，清代这些注释大多作了重新整理，“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还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韩先生说，他当时年纪小，没有懂得蒋老师的遗憾，随后回到北师大，在刘盼遂先生、白寿彝先生的指导下，深刻地领会了蒋老师的心愿，于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史记笺证》，这部书“是当前印刷最精美、注释最详尽，收集、引证材料最丰富，最有利于阅读，并为《史记》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基础的本子”（《史记笺证·前言》）。它在韩先生的《史记》著述中，以原文、注释、集评、按语（谨按）为体例，成为追求“全面”的极致之作，并有自己多方面的创新。张大可先生在《史记笺证序》中说了四点：《史记笺证》运用三证、旁证与理校等多种方法，对当前通行本《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和标点失当作了校改;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博采非文献资料注解《史记》;引证宏博，多方取资，大大丰富了注释的内容，开拓和发展了现代注疏学;并以集评创新了注疏体例。这些足见韩先生《史记》研读所用的心力和贡献。还有他的《史记》（三全本）亦然，与他的《史记》选本、选释和选译呼应，相得益彰。

韩先生的《史记题评》《史记通论》《〈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以下简称《二十讲》）等著作也有追求“全面”的趋向。《史记题评》就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对《史记》的每一篇，“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有思想谈思想，有艺术谈艺术，抓住重点，深入开掘”（《史记题评·前言》），以求引导系统学习《史记》的人入门。而《史记通论》前五章，说司马迁其人、《史记》其书以及司马迁的思想、《史记》的艺术性、《史记》的继往开来都是全面审视后的总体论。《二十讲》则从他诸多的论文中精选了二十篇，把《史记》和传记文学联系在一起，突出《史记》的传记文学特色，也与他的《中国传记艺术》相呼应。这样，韩先生的《史记》著述，选本、全本、注释、译文、论述、评析等无不完备。他教学相长，教研相益，以教学促进研究，以研究提升教学，把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同时要说的是，《史记》教学本身也有很强的普及性，韩先生不限于此，还有《文白对照本史记》《新白话史记》等著作，向社会大众普及《史记》，扩大《史记》在百姓中的影响;还有为中学生量身定制的《史记应该这样读》，配合中学“新课标”，告诉中学生阅读和研讨《史记》的方法以及最需要读的《史记》经典篇章。而《随笔》呈现出的另一种面貌，让人感到韩先生在《史记》研读上的不断精进以及他的收官之作不同以往。

韩先生说，《随笔》从《史记》的一百三十篇中挑选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作点评，这让我想起先生200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百则》。这部书是《史记》的选本，从《史记》中选了六十篇，又从六十篇里选了一百则精彩的内容，在原题下为各则重新命名，“减少了原文里一些不重要的头绪和一些散漫、枝蔓的过程，以期让历史知识不太多的读者们不至于读着枯燥無聊”（《史记百则·概说》）。韩先生的《随笔》和《史记百则》在体例上有些相承，也是通过笔记的方式，以《史记》的精彩问题或者说是《史记》片断给读者启示。同时告诉读者，《史记》可以这样读。只是《随笔》不再给这些问题命名，所选择的问题或大或小，文字篇幅或长或短，与“随笔”切合。再则，《史记百则》对所选的《史记》故事片断，除评析外，还有注释和译文，不像《随笔》只有原文和评析。而他在这部随笔里，以点赞、志疑为主题，也真的是别有意味，它所代表的不仅是韩先生这部随笔的写作态度，也可以说是韩先生近六十年《史记》研读的基本立场。

读韩先生研读《史记》的著作，可以感到他从来不吝于为司马迁及其《史记》点赞。他曾在《史记通论》里说《史记》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诗和文学名著。又在《随笔·前言》里说，“《史记》是我国古代雄踞于文、史两科的经典之经典……它高度的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都是后代类似史书所无与伦比的”。这样的评价是大体上的，进而言之，他常为《史记》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点赞。如楚怀王问题。韩先生在《二十讲》和《随笔》里都有论述，他说楚怀王并非傀儡，在反秦过程中，是真正的反秦领袖。他曾整编义军，在诸侯将中慧眼识刘邦，令刘邦率兵西进直接攻入咸阳，而令项羽北上随宋义救赵，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所以，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能低估。又如《随笔》里说项羽杀楚怀王后，刘邦袒而大哭，为楚怀王发丧，发誓要为他报仇，明为悲痛，暗有所乐。这些把握了楚怀王的能耐和刘邦夺取天下的心态，都是韩先生的灼见。还有，韩先生点赞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处理问题的高明手段，如张良配合刘邦击败秦的峣下军，再战蓝田，兵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韩先生说：“真是千古提神之事，亦千古提神之笔。”（《随笔》）这一段如韩先生所言，写得相当精彩，韩先生的赞叹能够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在《史记》研读上是很有意义的。当然，韩先生为《史记》点赞远不限于此，他希望通过点赞，让读者在研读司马迁及其《史记》中感悟、欣赏，能获得更多的教益。

再说志疑，前人曾说读书当在无疑处生疑，《史记》尽管为东汉史家班固誉为实录，不虚美，不隐恶，但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写三千年的历史，存在疑惑或让人生疑处都很自然。对此，韩先生说：“《史记》是一部两千年前的大书，年深日久，其中某些章节、某些段落存有某处纰漏差错，存在某些矛盾抵牾，形成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误读、误引古书，也可能是由于误信或误引了本来就是五花八门的传说。还有就是作者当时虽已用力搜求，但经过出土文物或考古发掘的证明，作品的记载或描述不能成立，对此也只能摆出事实，另取新说了。”（《随笔》）韩先生在《二十讲》里，专门有一篇《〈史记〉叙事中的若干自相歧异》，提出刘邦破项羽的最后关键一战是在“垓下”还是在“陈”，项羽是死在“东城”还是死在“乌江”，刘邦自咸阳入汉中走的是哪一条栈道，这栈道后来是刘邦烧的还是张良返回北方时烧的等等。韩先生看到其中记述的矛盾，在常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提出质疑。他是真正熟读了《史记》的人，能够跨越《史记》五体以及各篇之间的分界，看到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记述，并把它们连贯起来，参照、对比，寻求其中的逻辑关联和同异，于是有《史记》存在误读、误引、误信的结论。如项羽是死在“东城”还是死在“乌江”？《项羽本纪》里，司马迁先说项羽在乌江边自觉无脸面见江东父老，慷慨自刎而死，并遭刘邦五部将分尸。随之又在“太史公曰”里说他“身死东城”。《樊郦滕灌列传》说灌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而东城和乌江分属两地，司马迁的记述自相歧异。韩先生清楚地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在志疑时把《史记》研读不断引向深入，而他的所思所想也绽放着光彩。

除此之外，韩先生还看到了《史记》的其他矛盾，如司马迁为披露隐情、抒情而有意制造的矛盾，思想观点（天人关系、义利关系）的矛盾，情感与理性的矛盾等，对此韩先生说：“这些矛盾非但没有成为《史记》的缺憾，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它们存在才赋予《史记》活的生命，才使人们看到了作者的‘一家之言’。”（《史记通论》）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也因为身为历史家的司马迁同时是文学家，他如此表现难免有文学的笔法。

韩先生注意到司马迁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他在《史记通论》《二十讲》中都有专章或专节谈到司马迁的文学观，《史记》的艺术性，包括它写人的艺术、悲剧性、抒情性和语言成就，所以他会提醒读者注意，不要把《史记》里的文学描写作为信史来读，包括《史记》中的一些小故事。譬如《楚世家》里伍举谏楚庄王有这样一段：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

韓先生说：“此段伍举谏楚庄王的故事。与《滑稽列传》所载淳于髡谏齐威王故事几乎一字不差。盖皆古所流行之名人隽语，是一种寓言性质的小故事，不能视为真实历史，师其意不师其辞可也。”（《随笔》）他说不能把这小故事视为历史是对的，楚庄王居春秋，齐威王处战国，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期流传，且具有寓言性，自然是不应视为真实历史的。韩先生说“师其意不师其辞可也”，这话出自中唐韩愈，是韩愈告诉后学刘正夫，学习古代圣贤，当面对他们不同的言辞时，应师其意不师其辞，把握其思想或精神。韩先生这样说，是要读者把握故事后面的历史真实，而不为语言表象所迷惑。这也是读者研读《史记》时应该注意的，《史记》中类似的有文学描写色彩的历史记叙也应作如是观。

韩先生的《史记》研读本身也是一部大书。他近六十年的《史记》研读注意细节，细到凡遇原文不通顺处，好思考是否有衍文、脱漏、讹误、标点不当等，于是作必要的校勘与标点;注意通观，通观《史记》一百三十篇的三千年，通观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命运，所以他能在常人看不到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开阔读者的视野，启发读者的心智。他还把《史记》研读纳入传记文学研究中，也是看到了《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巨大成就和司马迁的贡献。现在，韩先生的《史记》研读要收官了，但对《史记》的研读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就像蒋天枢先生寄希望于韩先生一样，韩先生也寄希望于后来的年轻学者，皆是因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无穷魅力！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