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琦

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

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语：“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

此词在宋人词中可谓绝无而仅有。其情调之特出，雅俗之融合无间，乃至韵味之奇崛，直是夺人耳目，醒人魂魄。细细味之，其妙更在工拙深浅、轻取难能之间，大俗大雅，率性任情，不事藻绘，唯见天真，堪称独步。想来即便是以俗为雅而称雄的柳屯田，怕是也难至此等境界。你可以说，如此倚声填词，绝非文人家数，它凭心随口，一路絮叨，又似乎粗頭乱服，无意穿扎，然其看似倪迂，却如闻声吻，弥足古雅。没错，无名氏者也，很可能是中下层名气不大的通文墨者所为，他取了民间歌谣俗曲的坯子，镕铸独特之匠心，成此佳构。你看他通篇纯用俚语，大白话儿，淡淡写来，悠悠漫漫，略不着意，是不是太粗陋，太荒率，近乎质而无文了呢？

且慢，用心品咂，再再含味，不难发现，它俗得有趣儿，白得有味儿，了无一丝造作之痕，诚可谓“钩平文质，得性情之正”的佳胜之作，不失为“风”、“雅”之余绪。

生活中并非时时均有警人醒目的事体，泛泛琐物与恢恢重事都能构成文学创作之粉本，前者仿佛更为文学家所依重和青睐。譬如此词中的人雁交感，看上去似乎很荒诞，实际上它是一种不仅可能而且很自然的心理闪念，捕捉到了此等微渺灵动的东西，便可获得一个文学之美的思致。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不必笃定是异性间的恋情，但也可能是热恋中的相思款曲），终宵劳攘，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不必就是寂寥的闺中思妇，没准儿是一个多情的汉子），他（她）在寒夜里失眠了，“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窗外霜风凄紧，孤雁悲鸣，帷中人披衣而起，他叮嘱雁儿，说了些痴语傻话（自然是在心里默默自言自语）。唯这痴语傻话，吐露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真心计。从“小红楼”“梧桐雕砌”来看，被思念者显然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女），而思念者则家世、身份不明。或许是一个贫寒家的女子念及一个贵公子;或许反之，是一个寒门书生牵挂着一个豪门千金;抑或双方均是贵家子弟（女）……有许多的或许，也为读者留有种种不同的揣想，这恰是小词的奇妙之处，更是其魅力之所在。总之，思念者自己睡不安稳，却希望他（她）时时挂怀的人睡得踏实。

如此绝妙好词，前人早已注意到了。俞平伯先生谓此词“意境作法都很新颖”，“以长句作具体详细的描写，有小说、散文意味，且开金元曲子风气”（《唐宋词选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开金元曲子风气”的说法，细绎此词，它的确亦词亦曲，别是一种韵味儿。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有云：“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既有曲时，曲可悟词。苟曲理未明，词亦恐难独善矣。”要之，“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观无名氏此词，文淡声浓，声吻毕肖，依稀可闻，故其更类于曲，但它终究又是词。谓其亦词亦曲，仿佛两栖，当不是无根之谈。刘熙载又云：曲子“其妙在借俗写雅，面子疑于放倒，骨子弥复认真。虽半庄半谐，不皆典要，何必非庄子所谓‘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耶”？雅俗之间，介在微茫，并非泾渭分明。

所谓“借俗写雅”“面子放倒”，说白了就是打破雅俗界限，不守故常。曲子是韵文，是诗，采取赋法，叙事铺排，非其所长。若在曲子中偶用赋法，可补诗词之不足。此无名氏《御街行》于是可称“典型”。

说到宋代词人开后世曲子风气之先，柳永无疑是一位值得注目的先行者。李易安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者，变旧声为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时。”关键是“变旧声为新声”。柳永的成就除了创调制新腔，大量创作慢词长调之外，还在于其雅俗共赏，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宋元以降，大俗大雅渐趋融合，然这种融合必须水乳交融，了无痕迹，非高手不能为。柳永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开风气之先者。清人张德瀛谓“柳耆卿词隐约曲意”（《词征》）;况周颐称“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蕙风词话》）;钱裴仲更云“柳词与曲，相去不能以寸”（《雨花盦词话》）。

显然，柳词对金元曲的影响是深刻的，其“借俗为雅”“雅俗无间”的词风正是百年涵养的结果。回头再来看无名氏的《御街行》，它似乎与柳永是同道，甚至俚俗味儿更浓厚些，或许这位无名氏在柳永之前就已经开始探索“借俗为雅”的途径了吧？

《御街行》又作《孤雁儿》。李易安有“藤床纸帐朝眠起”一词，词牌即作《孤雁儿》，由此可知无名氏的《御街行》当早于易安的《孤雁儿》，或北宋甚至更早些就有了此调亦未可知。

又，范仲淹有《御街行》“纷纷坠叶”一首，78字，当是定型后的调牌了。此外尚有76字、77字、82字诸体，而无名氏此词是80字，孰早孰晚，难以确定。据程垓《书舟雅词》所录《孤雁儿》为78字，与范词同。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