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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中国贡献

2022-02-26李政涛王晓晓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2年7期
关键词:高质量特色体系

李政涛 王晓晓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之后,这一具有纲领性、引领性和导向性的政治话语随即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的高频词,成为政策话语、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合而为一的代表。这是 “在中国” 提出并引发的大讨论,但却是全球各国共同的理想追求和发展目标。没有一个国家不追求 “高质量” 的教育及其体系,尽管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式。基于这一共同目标,“在中国” 提出,“在中国” 建设和 “在中国” 研究与实践的“高质量教育” 究竟如何体现 “中国特色”?又由哪些特质或要素构成?这就成为不能不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

整体来看,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中国特色”,表现为 “中国方向” “中国立场” “中国目标” “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 “中国体系” “中国学派”,并最终汇聚为“中国贡献”。

一、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方向

建构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坚持独特的 “中国方向”,这个方向的性质是 “政治方向”,其核心在于两个坚持。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是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方向,即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1]。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后,中国教育的基本性质也随之被确立下来。中国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必有之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唯一方向。这一政治方向不可撼动,唯有坚定社会主义办学的政治方向,才能建设好具有 “中国特色” 的 “高质量教育体系”,进而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2]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经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历史实践的检验,印证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教育事业规模之大,意味着只有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有力量的、有可能的。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成效,都已经证明且预示着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特色的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3]

二、立足中国特色的人民立场

在 “中国立场” 上,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中国特色” 所秉持的 “中国立场” 为 “人民立场”。这一立场体现为三大 “中国原则”,即发展原则、人民原则和公益原则,具体表现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和教育公益性的原则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指导原则”[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基于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命题。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应当是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这一发展的实现依托于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总结出来的中国发展智慧,具有中国特色。这意味着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5]。同样,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发展也需要遵循新发展理念。

“高质量发展” 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体现,其昭示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事业,为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提供可靠保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被视为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6]人民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事业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教育体系的最大优势,这被视为研究与实践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立足点。因此,“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构建满足人民受教育需求的体系是高质量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7]。

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人民共享即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这是指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教育的公益属性处于首要位置,它内含了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这一重要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教育的大众主义取向,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公平的取向,即保障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公益性蕴含了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与追求。当新时代教育公平的推进要求高质量发展时,这一命题必然包含了对教育公平与质量关系的新思考。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一目标定位。“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的提出,改变了公平与质量长期分离的格局,形成了一种新的定义方式,公平和质量互为视角、互为标准、互为坐标,即 “以公平看质量,以质量看公平”,两者相互解释并相互建构,形成了公平与质量互释互构的新格局。也就是说,没有教育公平为根本的教育质量是不合格的质量,没有教育质量为基础的教育公平是不合理的公平[8]。这意味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将促使全体人平等接受高质量教育。从教育过程的视角看,就是在教育的起点上要完成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优质的教育供给;在教育过程中,要尊重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在教育评价上,要避免结果评价对教育评价的主导,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改进结果评价,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可见,公平的教育,是每个人享受适合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自我潜能的教育。[9]

三、实现中国特色的育人目标

在 “中国目标” 上,主要体现为高质量教育工作的中国特色 “育人目标”。“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是教育目标的三大根本问题。在 “培养什么人” 上,高质量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终目的;在 “怎样培养人” 上,高质量教育工作强调坚持 “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 “五育” 并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 “为谁培养人” 上,“不管什么时候,为党育人的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的立场不能改”[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立德树人,增强学生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实践本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1]这一要求至少回答了三个问题,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最终目的、根本任务和具体维度。在最终目的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终目的,这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历史一脉相承;在根本任务上,阐明了立德树人这一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因此,要建设好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就必须落实立德树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根本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在具体维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要求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凝聚为 “五育” 并举教育课题,明确提出了 “五育” 并举,全面发展,特别强调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以及加强劳动教育。[12]可以说,“五育” 并举是为了进一步落实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政策,加快建设更加高质量的中国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因此,高质量教育的育人目标可以理解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四、聚焦中国特色的本土问题

在 “中国问题” 上,首先表现为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是基于中国国情,直面中国问题。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眼光需要具有敏锐性和有担当的“国情自觉”,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抓住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本质理解和判断。因此,“‘中国教育应该如何’ 的价值判断要以 ‘中国教育如何’ 的事实判断为前提与基础,对任何 ‘别国现实’ 对 ‘中国现实’ 的替代保持敏感和警惕”[13]。

中国教育的本土问题大致可以分为教育系统内外两部分问题。中国教育的外部问题,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对教育提出的问题。问题的真假取决于是否从实践中而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来源于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教育提出的问题就一定是具有本土性的真问题。根据党的十九大对教育的战略部署,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课题被提上日程,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其目标将通过3 个五年规划落实为更加具体的政策行动。“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政策行动就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是教育现代化2035 目标实现的关键举措。[14]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将在国计民生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中国教育内部存在的问题,既有普遍性的老问题,例如,教育内卷难题、教育价值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评价问题、教育功能问题、教育创新问题等,以及学生学习普遍存在的兴趣不浓、创新思维不足、动手能力不强、综合素质不高等瓶颈难题。此外,还有时代性的新问题,例如,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渴望享受高质量教育的诉求不断高涨,教育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和公众不仅关注东西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均衡发展的教育公平问题,更关注教育质量问题,从 “有学上”到 “上好学” 的需求变化,对教育改革发展、教育内涵发展、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15]。

从教育自身发展逻辑看,教育主要矛盾的转变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教育主要矛盾决定着教育发展取向,成为引导和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因此,从战略定位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教育发展应当从 “高速增长、资源重点投入” 迈向 “高质量发展、资源公平配置” 的高质量教育建设新阶段。[16]落实在不同的教育层级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资源公平配置呈现出教育改革问题的局部特殊性。如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应该牢牢抓住公共教育体系的优质均衡发展,职业教育服务于技能型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要进一步完善发展,并以教师的专业优质发展为条件保障,以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为制度保障,这些都是党和国家、专家学者对当下中国教育体系内部问题的准确判断和总结,实现上述发展才是高质量教育的“高质量” 所在。

五、基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

在 “中国文化” 上,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根源于独特的文化根基和文化命脉,因此,“必须牢牢坚持教育文化的传承创新,并以此作为自身的文化生长点,在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教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创新,着力打造具有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的高质量教育体系”[17]。在这个意义上,高质量教育的中国特色就是 “文化特色”,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中国之路,就是 “文化之路”。这里的 “文化”,既指普遍意义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以国学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传统,也指中国教育文化传统,如儒家教育传统等。它们植根于中国教育的深处,构成了当代中国高质量教育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形象,成为高质量教育的“中国底色”。“中国文化” 将形塑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 “中国底色”。从教育理论上讲,“中国文化” 为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具有本土性的教育学知识。这样的本土知识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同样来源于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积累,有利于打破中国教育知识体系中的西方话语中心现状,提供真正有利于建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中国教育学知识;从教育实践上看,高质量的教育应当不忘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具有文化底蕴的时代新人。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教育自信与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实现了有机融合和高度融合。

六、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在 “中国体系” 上,当高质量教育体系被提出时,很多人聚焦于 “高质量”,纷纷探究其内涵、标准和实现路径,相对容易忽略另一个关键词——“体系”。“高质量教育” 与 “体系”连接在一起意味着高质量教育一定不是点状的、碎片化的高质量,不只是某一维度、某一类型、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的高质量,而是整体化、结构化和体系化的高质量。因此,“在中国” 建设的高质量教育是一个结构化的体系,这一结构化的体系涵盖了制度体系、结构体系、育人体系和治理体系四个维度。高质量教育体系在制度上更先进、在结构上更完善、在育人上更高质、在治理上更现代化,这四大体系共同成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四大支柱。[18]每一个支柱也有自身内在的结构化体系,例如,教育制度体系的先进性必然要以完善的法律体系、先进的标准体系和完备的政策体系为支撑,而教育结构体系的完善性涉及更加完善的教育布局结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和管理结构等。中国教育整体现代化阶段新的战略任务和历史命题具体到教育体系建构的层面,就是这些复杂的结构化体系的建构任务,因此,需要对其理论内涵、时代特征、总体框架和建议策略进行科学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提出与教育强国相适应、与教育整体现代化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方案和推进策略。

七、凝聚中国特色的学派力量

在 “中国学派” 上,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不仅需要中国实践,也需要中国研究,创生中国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建中国学派,是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载体和抓手。21 世纪以来,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生产方式,已由 “学科立场” 转向了 “学派立场”。[19]这一转向体现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中国自觉与中国自信,从而让中国理论成为独立于他国教育学派和其他学科学派的独特性存在。[20]目前,中国教育学界较为具备代表性的学派包括 “生命·实践” 教育学派、主体教育学派、新教育学派、情境教育学派、情感教育学派等。这些学派的名称、理论主张、实践路径虽然不同,但都扎根于中国大地,具备鲜明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且根植于深厚的高质量教育实践变革的土壤。以 “生命·实践” 教育学派为例,它是由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先生创立并持续领导的当代中国特色教育学派,是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中一个教育学研究共同体长期自觉探究的产物。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该学派以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为己任,通过理论反思、实践探究、方法论更新、学科元研究等四个重要方面的持续深化与交互生成式研究,经历了孕育、初创、发展、成形至通化五个阶段。全程以 “生命·实践” 为内核基因,扎根教育实践、教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科学哲学、民族文化精神与传统等命脉根系的当代中国教育学之整体形态,它对 “教育是什么” 作出了中国式表达,即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逐渐生成了富有中国特色、中国个性和中国风格的学派存在形态与独特品质。

八、为全球教育贡献中国智慧

前述对 “中国特色” 的梳理、挖掘和表达,都可以且需要汇聚为 “中国贡献”。因为所有的“中国特色” 不仅表明 “在中国” 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有 “特色” 和 “不可替代”,更在于展现出这一体系为人类教育命运共同体、为高质量教育这一全球性教育目标作出何种独特贡献。对这一贡献的揭示,以把握世界教育与教育研究动态为背景,以多元化挖掘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传统教育智慧和经验为基础,以立足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和重大问题为前提,以深化对相关重大、现实教育问题的理论阐述为重心,选择、梳理、凝练及传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新时代特色,能够为国际社会了解并接受的教育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要对世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对教育公平、学校治理体系建构、家校社协同育人、深度学习、智能教育和生态教育等全球性、世界性的教育问题形成中国解释,提出中国方案,在此基础上,引导国际教育学术界展开讨论,扩大高质量教育体系成果的“中国特色”,在 “中国贡献” 意义上提升国际能见度、显示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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