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莹

(1.南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2.右江民族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一、前言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成为当前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自2003年起，为提升教育质量，我国开展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以及审核评估等一系列质量保障举措，教育评估成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一种重要治理手段。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公共财政的巨大压力、教育市场竞争的加重和公众问责的兴起，教育质量问题愈加突出。不可否认，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教育质量评估和质量监控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现阶段我国在技术主义路线指导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在评价目的、评价主体和评价手段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教育部实施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以及高校内部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往往以定量指标为主，把质量保障视为质量本身，容易破坏教育质量的完整性，导致评估结果浮于表面。而统一的指标体系重形式轻特色，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高校的实际情况，导致一些高校面对这样的技术评估工具采取应付态度甚至是投机行为，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存在短期效益，无法真正实现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不能只依靠技术层面，必须转向质量文化的建设和大学组织文化的创新[1]。同时，高等教育从后大众化阶段开始质量危机日益加重，其根本原因在于精英教育价值理念和制度体系以及高校超常规发展等因素，不适应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造成的矛盾危机[2]。201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新时代高教40条)明确提出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的要求。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质量22条)再次强调全面推进质量文化建设，质量文化建设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着力点。新制度的推行通常受到外部环境的结构性约束和内部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双重影响，当前高校质量文化建设还存在外部保障体系不健全和高校建设质量文化动力不足、师生对参与质量文化建设不积极等问题。基于高校作为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主体，本文将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剖析高校组织面对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新的发展趋势下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困境，探究高校应如何开展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文献综述：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困境

质量文化最初是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学者朱兰对美国企业文化研究提出的，朱兰认为“质量文化是人们与质量有关的习惯、信念和行为模式，是一种思维的背景”[3]。近年来质量文化被广泛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研究者对高校质量文化的研究集中于涵义、结构、功能、存在问题与建设策略等方面。我国学者大多认同刘德仿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界定，即“高等学校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涉及质量空间的价值观念、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环境意识及传统习惯等‘软件’的总和”[4]。关于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结构的研究大都以质量文化的精神或观念文化作为核心内容，比较典型的结构包括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层四个层面[5-6]。德国学者乌尔夫·丹尼尔·埃勒斯所建构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模型结构从外到内依次为横向层、质量文化层、支持层和结构层，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核心是结构层，即组织的质量体系[7]。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功能主要有价值导向与精神凝聚、制度约束和目标激励以及社会辐射的功能[8]。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质量下滑问题日益突出，相对而言，学者对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研究较多。但由于我国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不多，部分学者把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和企业质量文化混为一谈，没有深入探讨高校教育质量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也没有形成一个可行的研究理论框架和厚实的实践经验基础[9]。张海军则认为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质量文化理念层面和制度层面缺失的现象[10]。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规模扩张等问题引发教育质量下滑现象日益突出，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政府、高校和社会公众等主体对高校教育质量文化的认识和实践却存在一些偏差。同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招生人数持续增加，许多新建院校或新建分校区缺乏历史传承和办学特色，难以形成独特的质量文化[11]。罗儒国等人认为，受到传统教育质量观、学校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大学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存在狭隘化、形式化、功利化、割裂化等误区和偏差，阻碍了高校质量文化建设进程[12]。甚至有学者认为当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过度问责使得相关质量管理制度、质量保障技术、质量监控策略开始异化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质量文化，这样消极、遵从的质量文化成为外部环境控制大学和规训教师的工具[13]。此外，受到早期企业全面质量管理实践及国外一些质量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一直局限在技术主义路线指导下的质量评估工具或程序，通过不断细化和量化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达到控制和评估质量的作用，简单强调操作的便利性和结果的可视化，严重破坏了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真实内涵和完整性[1]。

三、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困境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2021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对“十四五”时期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作出整体部署和制度安排，首次将质量文化单列为审核要素，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开始从完善制度向建构文化发展，从注重制度约束过度到强调文化自觉[14]，在国家政策主导下，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开始从技术路线下的质量评估转向质量文化建设阶段。但现阶段高校教育质量建设似乎还是停留在技术路线指导下的教育质量评估和保障环节，这是当前质量文化建设的一大阻碍。

制度学派认为，分析大学组织变革通常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与权力结构场域中进行，对制约组织的权力中心和对这些制约为何存在进行分析[15]，如组织外部环境(政府、市场、公众)、组织的理性选择(组织对政策的理解与利益权衡)以及组织内部个体的选择(行动者的制度性利益)等[16]。就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而言，从表面上看是高校如何建设质量文化的问题，深层次来看却是社会结构约束和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是高校组织在结构制约下对制度如何选择以及师生如何开展行动的问题。

(一)结构性制约：外部环境的权力约束

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往往发生在一个更广泛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制约着制度的变迁。要对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动因和阻力进行分析，首先就要对高校组织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在我国高等教育集权式管理体制下，影响高校组织进行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第一个深层结构是政府。尽管近年来通过“放管服”改革，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得到落实，但从当前的资源配置框架下来看，政府仍然通过间接的行政方式管控高校的办学行为，满足政府的要求和回应投资的绩效依旧是高校获取资源的途径。政府通过政策性文件对高校的教育行为进行引导，并以资源激励诱导或问责压力传导的方法把自己的意愿传递给大学，为了组织生存的合法性，高校需要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符合政府的要求以通过外部控制的教育质量评估。同时，为在竞争中获取更多资源，高校也会试图推测政府的用意，努力迎合政府的偏好[17]。因此，面对与资源配置挂钩的教育质量评估，高校通常会选择无条件顺从，大学逐渐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文化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尤其现阶段的质量评估体系在评估主体、指标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评估指标重形式轻特色、预设性的质量评估标准等问题使得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多样化受阻[18]，最终导致高校教育质量文化的趋同性，严重违背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及质量文化多元化理念。高校在评估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被评估角色地位，无论教育质量如何，始终都要承担质量问责的所有责任，这显然也违背了高等教育质量受到多方共同影响的基本逻辑。同时，这样的质量问责形式，其深层逻辑是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信任危机，这与大学原有的以自治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质量控制被进一步限制。随着政府、公众和大学之间信任的不断减少，为克服不信任而增加的各类质量问责方式将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制度成本，高校组织在这样的制度结构环境下更难建设自身的质量文化。

第二，市场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中心之一，对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市场竞争促进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实质是一种隐形的质量保障机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是一种双重体制机制，即在高等教育管理和资源配置上既有行政体制机制又有市场体制机制发挥作用[19]，因此高校在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属于一种不完全竞争。例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和2015年提出的“双一流”建设工程等，都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具有行政审批性质工程。而入选这些工程的高校通过重点建设政策相应获得了更多的办学资源。不可否认，在我国前期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主导工程使得一部分高校的教育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高等教育新阶段招生数量的急剧增长，为满足教育教学需要，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建院校。面对不完全的市场竞争环境时，新建院校的竞争力远不敌具有国家工程身份的院校，导致重点高校因身份效应得到更好的发展，而普通高校却因办学资源短缺等问题在提高质量上难以有所作为，形成了高校发展的马太效应。在这样缺乏公平的竞争机制下，高校组织要么怠慢，没有动力提升教育质量，更没有建立教育质量文化的想法；要么为了组织生存的合法性而模仿其他组织以获得更多资源，使得高校办学趋同化，加剧了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阻碍，与普及化高等教育所倡导的高校办学多样化理念不符。此外，高校与市场处于供需关系，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市场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高校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等方面。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条件还不够成熟，高校与市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调节存在滞后性等问题，而高校受到市场资源配置影响，为追逐利益盲目开设或撤销相关专业，导致办学同质化或学科生态失衡，忽视学校长远发展和大学本真，不仅不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使得高校办学特色丧失，质量文化建设受阻。

(二)制度性利益：内部主体的能动性选择

行动者不完全是外部结构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利益期待和自我信念的能动性创造者。组织和个体采取行动时必然受到制度性利益抉择和“成本—收益”评估的影响，前者影响行动者的利益认同，后者基于合法性和价值偏好决定行动者的信念认同[16]。所谓的制度性利益是指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行动者可合法谋求的利益，也是促进组织变革的驱动力[17]。因此，一项制度的运行依赖于该制度所约束的大部分成员对制度的认同和尊重程度，制度是否与成员的信念或观念吻合、是否符合成员的利益偏好[20]、组织与成员是否对制度产生认同并形成一致的行动逻辑，是制度的工具性功能和规范性作用发挥的关键。考察普及化阶段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现状，发现高校组织层面在质量文化建设上成效不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校组织对于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没有产生制度认同。作为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主体，高校通常会综合考虑并基于行动效率和成本—收益评估采取行动。面对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要求，在“政府—组织—个体”框架约束下，高校会基于制度利益对政府颁布的政策进行选择和执行，而政府和社会其他组织等主体参与质量文化建设的努力必须通过高校的认同、接受并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转化，进而影响到教育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如果高校认为相关制度政策要求其进行组织改革这一行为违背了自身利益诉求，高校就不会积极主动地落实政策要求，而是采取策略性转化的方式进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选择性执行[16]。由于质量文化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高校认真考量自身实际情况、未来发展方向，明确办学定位、转变教育理念、理清办学特色等方面为建设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做好准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质量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实践路径。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办学资源的紧张使得部分高校无暇顾及质量提升，只顾维持正常的教学需要，尤其是许多新建院校还停留在学校基础设施文化建设上。与现实的组织运转和生存需求相比，文化建设往往显得无足轻重，这与高校注重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发展的理念有关，也与外部质量评估对高校造成的压力和办学资源短缺有关。为满足质量文化建设的政策要求，许多高校片面追求形式，应付式地开展教育质量文化建设，虽然成立了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等部门，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但教育质量提升差强人意。同时，国家虽出台了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政策文件，但在实施过程中，配套的资源、政策指导等没有及时落实，导致高校在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缺乏有力支持，对制度认同感普遍较低，消解了建设质量文化的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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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忽视内部利益相关者在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主体是高校；但从中观层面看，质量文化建设更需要高校管理者的推动、教师的落实和学生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是制度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也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基础性力量。在高校内外部，存在着对师生产生约束性的各种制度框架，但并不意味着制度约束下的个体只能选择遵从，在多重情境中个体仍然能基于自身的利益偏好以及镶嵌在体制环境中的制度性利益做出行为选择、期待、认同或妥协[21]，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因此，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能否真正实现，关键在于师生对改革理念和制度目标的认同程度以及改革是否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目前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通常按照传统的行政管理逻辑，采取自上而下式的建设模式，高校根据国家相关制度文件拟定组织内部质量文化建设制度，学校管理者制定质量战略与规划设计并实施推进，而作为落实质量建设的主体，广大师生只能服从政策要求并遵照执行。制度设计及实施很少让师生参与其中，师生关于质量建设的诉求、期望和建议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及回应。埃文斯曾提出：“职能组织为了保障质量而设立质量控制或质量保障部门，这样可能误导组织其他成员，使他们认为这些部门和这批人是专门管理质量的，维护和提升质量是这些部门人员的职责。”[22]由此，这样的行政管理模式导致师生主观地将学校质量文化建设责任归于相关职能部门和管理人员，而自己置身事外。即使是学校采用质量评估、检查和监控等方式对师生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制度性约束，师生也可能采取投机主义、选择集体“偷懒”等方式对制度进行消极抵抗。当师生不能真正意识到自身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主体责任、没有与组织形成共同的利益认同感时，两者将无法形成共同的行动逻辑，造成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成效不佳，教育质量也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在教学检查、监督等质量管理过程中，高校将广大教师作为质量管理的对象，两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本是质量生产者的教师被异化为完全承担质量责任的问责对象，在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应付来自管理者的各种评估、检查和绩效问责，加重了教师对质量管理的排斥，抑制了师生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能动性发挥。

四、加强普及化阶段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构建良好的外部支持：完善配套体制机制和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

虽然高校作为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主体，但也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共同参与。政府需完善与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相关的配套政策机制，破解质量文化建设的旧制度约束和负面路径依赖，同时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形成，为高校质量文化建设构建一个更扁平化、能够促进整体教育质量水平提升的外部环境。

1.完善与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近年来，我国颁布和实施了重点建设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相关政策文件，这是政府推动质量文化建设、倡导质量文化理念第一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当前指导高校建设教育质量文化的体制机制与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与之相适应的、具可操作性的制度还不够完善。虽然高校教育质量文化是一种理念，其建立需要大学组织及内部成员的自觉性，但更需要相关政策法令的引导与激励，否则在面对市场竞争时，制度和法令的桎梏与牵绊，将导致组织机构的不协调及其成员失去信心和产生排斥[23]。

第一，完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经费投入机制。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为满足民众持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我国出现了许多新建院校，办学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办学理念落后，缺乏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高等教育文化积累不足[14]。为鼓励高校主动开展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以促进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政府必须完善和创新高等教育多元筹资机制，为高等教育提供足够充裕的资源。

第二，加强对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实践指导和规范质量文化建设的政策法规。尽管每个高校的实际情况、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不一样，不存在普适性的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方案。但政府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大体方向，成立相应的部门负责引导高校加快推进质量文化建设，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等以保障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有序开展。

第三，加快推进由政府为主导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向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转变。社会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作为协调政府、高校和社会关系的专门性评估机构，承担教育服务输出和输入之间的需求反馈、用户评价等中间作用，对高等教育决策和质量管理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应逐步减少对高校质量评估和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直接控制，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明确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质量评估的合法性。同时，社会第三方机构要继续提升评估人员的专业性和评估技术的科学性，提高评估结果的权威性和认可度，建构多元化、科学性、有效性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此外，政府还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校教育质量文化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环境和保障。

2.构建有利于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逐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为不断满足受众对高等教育多样化及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在市场竞争压力下，高校必须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市场竞争也能真实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满意度，减少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加强高校在提升教育质量、建设质量文化的主体意识，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教育教学活动。

第一，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政府对高校的直接资源配置方式。高校是推动质量文化理念建立、落实质量文化建设的真正主体，其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核心驱动力。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有利于高校在市场竞争中基于自身实际和区域经济确定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形成多样化的教育类型，最大限度满足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需求。2002-2006年欧洲大学开展的质量文化工程对促进欧洲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持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该工程强调高度的机构自治是建立有效的内部质量文化的重要基础，若高校自主权得不到保障，高校将会对外部评估与问责产生一种“顺从”文化并只能不断迎合外部要求而忽视对质量的内在需求，难以形成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24]。政府改革对高校的直接资源配置方式是贯彻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的根本途径。政府要以市场竞争作为办学资源分配的调节机制，把质量评估结果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决策参考。

第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高校竞争行为监管。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和主导者，政府要意识到公平的市场竞争才能有效保障教育质量，综合运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强市场竞争秩序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监管职能。同时，还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避政府在监管中出现管理越位和权力滥用的问题。由于市场调节存在滞后性，政府还需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市场供需反馈机制，促进高校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互通。

第三，政府要帮助新建高校提升市场竞争力。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许多高校还处于刚成立阶段或创建不久，在办学定位、办学资源、配套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存在短缺问题。为保障整体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提升，满足当前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政府和社会多方面力量要引导这些新建高校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激活高校在质量文化建设及其制度创新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二)设计合理的内部驱动：加强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建设和激发师生的主观能动性

1.完善与质量文化建设相关的“制度丛”，加强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建设

高校质量文化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主体的复杂工程，在高校既定的核心教育质量观念的统领下，质量文化建设制度、质量理念与行为规范必须在结构和功能上紧密结合，才能切实保障教育质量文化建设。

第一，完善与质量文化建设相关的“制度丛”。高校存在一系列复杂且相互牵制的“制度丛”，它们通常不支持某一制度做出激进的改变，因为变革可能影响整个制度体系的安全并带来高昂的制度成本，因此“制度丛”倾向于将这种局部的变革拉回原轨道，从而保证制度体系的稳定[25]。因此，高校还需完善与质量文化建设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一方面要加强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各环节、各阶段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例如质量监控、质量评估、质量反馈和改进、质量建设培训等，建立健全各项质量工作制度、管理制度、评估制度等，从制度层面为师生提供质量文化建设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优化质量评估程序，减少繁琐的质量检查工作，建立及时的质量反馈机制，提高质量文化建设制度的科学性。

第二，加强内部质量保障体制机制建设。质量保障可分为内部质量保障、外部质量保障，前者主要由高校自主开展，后者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展。道格拉斯(John Aubrey Douglass)认为“院校质量保障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内部质量保障及其质量文化培育”[26]。为做好内部质量保障，高校要重视院校的自评估建设，建立完善的内部质量保证程序来实现校内质量评估。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质量文化不是技术，但不是全盘否定质量评估技术，文化不是技术范畴，但特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种质量文化[27]。因此，我们不是要摒弃质量评估技术手段，而是应该提高其科学性和操作性，为质量文化建设提供保障。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不仅限于高校的自评估，高校在做好内部评估的同时还要接受外部评估。一方面是对外部主体关于高等教育质量需求的回应，接受市场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检验和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学校改进和调整质量文化建设的方式。同时，要重视质量保障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机制。许多研究表明大部分高校都重视信息收集工作，却没能利用数据分析促进工作改进，有效的数据分析和利用能够最大限度地持续提升教育质量。

第三，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建设氛围。组织分析的新制度学派针对制度环境下组织内部各行为主体所发挥的能动性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制度逻辑，指社会存在的各种重要制度秩序都会依据自身的中心逻辑、建构性图式和符号性系统建构组织原则，形成假设和价值观，使行动者形成视若当然的认知框架，进而影响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方式[28]。为此，高校组织要建立质量文化认知框架，为高校师生开展质量文化建设提供思考、情感和行动的模式。通过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建设环境，加强宣传质量文化建设，将特色质量文化融入办学理念、教育教学活动、质量评估要求等方面，完善师生对质量文化建设的反馈渠道，强化师生的责任意识，在全校范围内形成质量至上的认知框架，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29]，潜移默化地影响师生的教育质量行为。

2.形成质量利益共同体意识，激发师生的主观能动性

一项制度能否得以顺利运行，主要取决于该制度约束的大部分成员对制度的认同程度以及是否符合成员的利益偏好。纵观我国许多改革之所以难以为继，往往是因为这些制度总是牺牲执行者的利益而非将其作为变革的主体力量[17]。高校师生作为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活动的主要执行者，是质量的生产者和保证者，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主体，高校组织应关注其制度性利益偏好，探寻师生在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中的利益认同，以驱动师生发挥质量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一，形成高校组织与师生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意识。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的前提，是组织与个体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基于共同的质量目标，在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职能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师生作为决定教育教学质量的最终执行者，质量文化建设必须要充分考虑其参与意愿和价值诉求，尽量保证师生能够在思想上理解、在观念上认同、在行动上真正参与。师生也应该认识到自身作为组织的一员，个人的发展与组织的发展密不可分，两者在质量文化建设上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因此，需要两者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质量问责关系，即高校将质量文化建设的任务落实到师生身上，明确其职责，为其提供制度、资源、利益等方面的支持的同时满足师生的利益诉求。此外，在减轻师生应对质量检查、评估等程序的压力的同时强化师生在质量文化建设中失职的问责。

第二，激发师生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能动性。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是为了在学校内部形成一种使全体成员遵循的质量至上的组织文化氛围和关注教育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并不断寻求质量提升的行为方式。这不仅需要高校组织的建立和推动，更需要师生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克劳士比 (Crosby，1986) 认为“质量文化形成的基础是组织中每一个人都对质量负责，而不仅仅是质量控制者的责任”[30]。高校组织应当转变质量文化建设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模式，遵循大学“底部沉重”结构模式，充分发挥师生在文化建设中的能动作用。因此，要调动教师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质量意识的提升，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综合能力和全面发展；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质量文化建设，使学校质量文化建设理念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追求和学习行为导向，主动适应普及化阶段的人才培养需求等。何茂勋认为高校质量文化具有实践性，即质量文化不是依靠规章制度和空洞的口号就能建立起来的，需要在高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及其管理过程中有目的地培养起来。且高校质量文化一旦形成，又会对教育教学、管理等实践活动产生影响[31]，形成一个循环和不断推进的过程，持续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那些用以约束和规范师生行为的质量管理制度不是真正意义的质量文化，只有将质量文化理念、质量意识、质量标准贯穿师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充分发挥师生对提升质量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质量管理，才能真正实现高校教育质量文化的建成。

五、结语

高等教育普及化不再简单追求量的增长，而是要求质和量的同步提升。普及化阶段下的高校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必须克服传统质量理念可能导致的路径依赖风险，不断适应新时代发展格局。一个有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育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在强化师生建设质量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教育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学管理创新，构建科学合理的质量评估体系、质量管理理念和质量保障机制，并形成政府、市场和高校共同治理模式，不断推进高校教育质量文化的有效建设，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