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天

(南昌航空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一、引言

情景喜剧是一种在美国本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电视艺术形式，英文称之为situation comedy(简写为sitcom)(1)situation comedy目前在国内有“情景喜剧”和“情境喜剧”两种译法，早期有学者讨论过这两种译法的优劣，但目前看来讨论这二者孰优孰劣已无必要。本文采用目前国内通常使用的“情景喜剧”这一译法，对于引用资料中的“情境喜剧”仍依原文。。其最早是以广播情景喜剧的形式出现的，并于20世纪40年代作为一类独立的艺术形式确立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景喜剧伴随着迅速崛起的美国电视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多部经典的电视情景喜剧作品得以出现，美国情景喜剧逐步走向辉煌。中国情景喜剧的产生以1993年英达执导的《我爱我家》的播出为标志(2)基于对“情景喜剧”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的概念有所争议。事实上中国情景喜剧的诞生经历了较长的萌芽过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广东电视台制作并播出的系列短剧就已经呈现出一定的情景喜剧样态，而1993年首播的《我爱我家》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情景喜剧。本文无意参与相关概念的讨论，文中对相关概念的运用以学界普遍认识为准。。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形式，情景喜剧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依靠其以小博大的主题呈现、闭合式的剧集结构、扁平化的人物塑造、简约的视听语言走出了一条本土化的创作道路[1]。相较于美国情景喜剧产业的成熟程度，中国情景喜剧尽管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在总体数量上相较于每年国内上万剧集的电视剧生产规模仍不占优势，编剧、导演、演员等人才队伍尚显薄弱，投资、宣传、发行等市场化运作链条尚不成熟，在这一现实状况下，将中美情景喜剧做比较研究就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总体概况

本文所关注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在新世纪后方才出现，总体文献数量变化趋势以2014年为界，之前年份的研究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之后年份的研究文献数量逐年下降。在中国知网以“中美情景喜剧”为主题词进行检索(3)检索时间截止2021年9月15日。，共计可以得到文献93篇，其中期刊论文36篇、硕士学位论文55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但笔者通过检索部分中美经典情景喜剧作品发现部分文献标题、关键词的指示性不强，这导致以“中美情景喜剧”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可能出现遗漏。最终笔者又以“中外情景剧”“英汉情景剧”“中英情景喜剧”“中西情景剧”和部分经典情景喜剧作品名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对检索内容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与主题偏离较远、介绍性为主、篇幅过短、学术性不强、质量不高、结论过于武断、研究内容同质化的文献(4)对于研究内容同质化，特别是所运用理论范式相同的文献仅着重介绍首篇文献，之后的类似文献若非有较突出的创新点均省略。，并通过万方数据、维普网、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进行补充检索。最终筛选得到文献54篇(本)，其中图书2本、期刊论文8篇、硕士学位论文42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形成本文综述的文献基础。

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的研究方向，它需要研究者熟知中美两国情景喜剧的历史沿革、创作特点、制播模式等方面的内容。首篇以中美情景喜剧为对象开展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为张智华2003年发表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2]，作者在文中以推动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出海”为原点，论析中美两国情景喜剧的发展历史、创作特点、剧集类型等方面的内容，比较中美两国情景喜剧的优缺点。而吕晓志2008年申请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学位的《中美情境喜剧喜剧性比较研究》是首篇关注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的学位论文[3]，也是这一研究方向中为数不多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作者通过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学院进修的机会，对美国情景喜剧进行了深入且卓有成效的研究，参阅了大量美国本土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接受美学、人类文化学、叙事学等理论，从发展过程、喜剧语言(5)“语言”和“言语”是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语言学理论的出发点。“语言”指单一社区共同体中个人运用和遵守的规则，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相对稳定性。“言语”是说话的总和，是经验现象的东西，具有充分的个性化。它们有本质上的区别。(参见申小龙：《索绪尔“语言”和“言语”概念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在本文中相关文献讨论情景喜剧作品时既有使用“语言”这一说法的，也有使用“言语”这一说法的，笔者在此对这些说法不作具体区分，写作时均遵从原文。、喜剧叙事、喜剧情境、喜剧人物、生存背景这六个方面出发，比较了中美情景喜剧在喜剧性营造上的差异。该学位论文系统回顾了美国情景喜剧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根源，对之后相关研究的开展具有引领作用，在同领域研究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吕晓志以此学位论文为基础于当年出版了同名著作[4]，这也是首部以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为研究内容的中文图书，书中修正了学位论文中的一些语言漏误。

三、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主要内容

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的研究内容极为宽广，开展研究所能够运用的研究资料也较为完备。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资料而言，语言学理论视野下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叙事学理论作为在影视艺术研究中运用极为广泛的一种理论范式反倒较少运用于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其他理论视野下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较为分散，其中有关中美情景喜剧产业发展的研究尤为重要，对我国情景喜剧的未来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语言学理论视野下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

语言学理论视野下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这其中关于中美情景喜剧中幽默语言的研究文献数量最大。苏莉杰以《家有儿女》和《成长的烦恼》中的言语幽默语料为分析样本，运用格莱斯(Grice)的合作原则和里奇(Leech)的礼貌原则对中美情景喜剧中言语幽默的潜在制笑机制开展研究，研究发现微观语用策略在语音、词汇和修辞等语言层面实现，宏观语用策略则指以求和、进攻和防卫为导向的策略[5]。李飞戈与苏莉杰采用的理论范式基本相同，但其研究以《家有儿女》和《老友记》为语料来源，通过分析这两部作品的制笑机制，得出了中美情景喜剧违反会话原则和礼貌原则制笑的异同点[6]。席艳以《我爱我家》《老友记》和《成长的烦恼》为语料来源，综合运用合作原则、礼貌原则、言语行为理论及语境知识开展对比研究，得出中美言语幽默间存在较大相似性的结论[7]。而种延侠的文章还进一步认为谦虚准则的违反既可能来自于人们遵守谦虚准则意识的降低，也可能与儿童或青少年有关[8]。

徐真从“语境维度”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对中美情景喜剧中的幽默运用进行分析，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创新：对语言语境进行三维划分，突破原有依附语义学的划分方式；对幽默的理论阐述更为深入；语料样本数量极大，得出的研究结论信度和效度较高[9]。该博士论文用英文撰写，一年后修订出版为英文专著[10]。唐琼艳的研究是以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为理论基础的，但在研究中也同时结合了高低文化语境理论[11]。而李晨则运用高低语境理论和言语幽默效果框架分析了《家有儿女》和《老友记》这两部中美情景喜剧代表作的喜剧幽默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属于高语境国家，其情景喜剧作品在语言幽默上偏向间接表达；美国属于低语境国家，倾向于直接表达言语幽默；在交往过程中可以感知高低语境的动态性表达；高低语境间所存在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二者间的对立[12]。

晏芳运用合作理论和关联理论，从跨文化角度对中美情景喜剧中言语幽默的生成机制展开研究[13]。李茹在运用关联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对中美情景喜剧开展研究中实验性地提出了一个认知模式——关联整合模式，该模式对于分析语言现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4]。刘巧丽的研究较为特别，她从语言原则和交际风格两个方面研究了幽默语在男、女群体间及男女混合群体间所展现出的性别特征与规律[15]。吴敬晶运用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ren)所提出的顺应论对中美情景喜剧中的幽默言语展开对比分析[16]。张潇予从语域偏离和文化情景两个角度考察中美情景喜剧中的言语幽默[17]。胡静考察了语用含糊与中美情景喜剧幽默产生、生成手段间的异同[18]。胡慧关注于人际交往中的非言语交际，意图分析在中美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身势语间的异同[19]。袁颖以《武林外传》和《老友记》为语料来源，对比分析英汉幽默话语中语气、情态和评价是如何分别实现人际意义及实现过程的异同与成因[20]。同时她还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理论，对英汉幽默话语的态度资源展开对比研究[21]。秦美那阐释了中美言语幽默在歧义现象、修辞手段、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上的共同点，分析了中美言语幽默在幽默话题、幽默对象、言语适用场合上的差异，讨论了中美言语幽默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应对策略[22]。郭强从互文视角探索幽默语言中的幽默形成机制，得出了互文性较其他常规叙事手法在幽默生成方面更具优势的结论[23]。黄嘉立足于提升跨文化交流中对隐喻的理解能力，运用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讨论中美情景喜剧中的概念隐喻类型及背后的认知心理，分析中英两种语言在概念隐喻表达上的异同与成因[24]。

除针对幽默语言的研究外，还有部分研究关注于中美情景喜剧中的恭维语、冲突性话语、抱怨语等内容。黄颖慧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礼貌理论及文化相关理论，从跨文化角度分析中美情景喜剧中所展现的父母批评言语行为[25]。文秀丽综合运用十余部中美经典情景喜剧，以言语行为理论和礼貌原则为理论框架，从语义模式、句法模式、话题选择和应答方略这四个方面对中美恭维言语行为开展比较研究[26]。张苑运用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对中美情景喜剧中的情感资源开展对比分析，拓宽了评价系统中情感子系统的应用范围[27]。而陈璐则运用评价理论对比分析中英恭维语在态度系统、级差系统上的异同[28]。王升美的研究发现中英禁忌语在凶祸性语言、亵渎性语言及宗教迷信语言方面有所异同[29]。汤蕊以会话风格与会话策略、高融入性风格与高体贴性风格为理论基础，结合文化价值观理论中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定位理论对比分析《武林外传》和《老友记》的会话风格[30]。陈嵩以对比修辞学为理论基础，考察了中美情景喜剧中语言在比喻、借代、委婉语、夸张这四种辞格上的差异，并从文化视角将中英修辞格加以对比研究[31]。袁琳以语言顺应论、关联理论、礼貌理论、面子理论这四大语用学理论和申智奇所提出的刻意曲解的生成和操作研究模式为理论基础，从生成机制和操作机制两个方面对中美情景喜剧展开分析，较为直观地揭示了中美两国间的跨文化差异[32]。侯永梅的研究发现：中美家庭中抱怨的严厉程度与如何应答抱怨无直接关系；中国人常用间接抱怨语，美国人更偏爱直接抱怨语[33]。王晓芬综合运用言语适应论、和谐取消、会话分析等理论，分析《家有儿女》和《摩登家庭》中亲子冲突性话语的生成机制、各个话步的语言表现形式及其特点[34]。宋艳妮综合运用会话分析和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研究中美情景喜剧中的冲突性话语[35]。张瑜运用衔接理论和互动语言学理论，对比分析副词性关联词语“only”和“只是”在中英口语中的使用情况及异同点[36]。

(二)叙事学理论视野下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

“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此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最初的叙事学被称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或经典叙事学，它是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其试图依靠语言学模式总结出一套通用的叙事语法。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典叙事学显得有些难以为继，过于繁复的语言学背景使它运用起来颇具难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叙事学开始从单一的语言学模式中脱离出来，呈现出工具学科、方法论学科的样态，向着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美国著名叙事学家赫尔曼(Herman)曾称后经典叙事学不再专指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它现在可以指任何根据一定原则对文学、史籍、谈话以及电影等叙事形式进行研究的方法[37]。下文中所指的叙事学理论就是后经典叙事学，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中影像叙事学的概念范畴。目前可见的叙事学理论视野下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虽然看似差异不大，但得益于叙事学理论本身的开阔视野，使得大部分研究虽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名词表述(6)因为叙事学理论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且某些叙事学名词并无严格的使用范围与基本概念界定，故在下文中所出现的某些相同的叙事学名词在不同文章中的含义可能不同，对此类名词的理解应遵循原文。，但在论述切入点上均有所区别。叙事学理论作为研究影视艺术的重要理论范式，在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中仍大有可为。

冯丹的《中美情景喜剧叙事比较研究》是较早从叙事学角度对中美情景喜剧开展对比研究的论文，文章从中美情景喜剧的产生与发展入手，意图通过分析中美情景喜剧在叙事题材、叙事特色、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异同点，为我国情景喜剧的创作提供有效思路[38]。马铁立从叙事空间、叙事题材、叙事风格这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了中美情景喜剧的叙事差异[39]。向晶立足于对中美情景喜剧各自历史沿革的梳理，从叙事题材、叙事主题、叙事结构、叙事线索、叙事语言等方面出发对比分析中美情景喜剧，并理性审视中美情景喜剧的发展现状[40]。王晓通在研究中表明美国情景喜剧多采用多条叙事线索，而中国情景喜剧多采用单条叙事线索，这一差异源于观众的欣赏习惯[41]。吴仙笛的研究关注于中美情景喜剧在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特色、叙事语言、叙事风格等叙事策略方面的异同[42]。

(三)其他理论视野下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

其他理论视野下的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范式较为多样，且多运用复合理论开展研究，故在此单独综述(7)张智华与吕晓志的文章也属于这部分的内容，但在“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总体概况”中已述，此处不再重复。。跨文化研究及文化价值观研究是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中经常会涉及到的问题。陈利平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出发，对中美价值观开展对比研究，以期通过分析中美价值观的异同，吸收美国文化的合理因素，推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43]。王珮琼以价值取向理论为指导，从人性、人与自然关系、时间取向、活动取向、关系取向等方面对情景喜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爱情公寓4》进行跨文化价值取向理论比较分析[44]。黄鸿业以代表受众接受度的“集体记忆”作为切入点，选取我国情景喜剧受众聚居的网络社区为研究样本，收集各类对情景喜剧的情感、态度及文化价值观的话语，并对其展开文本分析[45]。柴红娟以《爱情公寓》和《老友记》为例，运用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Sternberg)的爱情三角理论，研究中美情景喜剧中的爱情观，并从中探视当代青年的爱情观及背后的文化价值观[46]。

从家庭及教育视角对中美情景喜剧开展的比较研究较为特别，且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刘佳以亲子冲突的互动过程作为中美家庭教育的分析视角，归纳《家有儿女》与《成长的烦恼》中亲子冲突互动过程的特点、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家庭中的亲子冲突类型及冲突解决策略进行比较[47]。鲍文娟透过情景喜剧深入比较分析中美两国父母教养在教养策略、教养结果、教养性质、教养主体、教养成果(子女行为方面)、教养期待、关系定位、父母子女认知这八个方面的异同[48]。景婷婷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以及拉希姆(Rahim)与波罗玛(Bonoma)关于人际冲突解决的二维模式，分析《家有儿女》和《成长的烦恼》中出现的家庭冲突和表现家庭价值观的情节，并对比分析中国家庭与美国家庭中冲突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面对冲突所采取的不同的解决方式[49]。马冬以《家有儿女》和《成长的烦恼》为例，借助作品中父母与子女的日常生活片段，揭示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观[50]。

除上述可粗略分类的研究外，还有部分研究在切入视角及理论应用上有所创新。黄如光在把握中美情景喜剧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讨论了中美情景喜剧在主题题材、人物与性格设计、叙事结构、喜剧元素的运用这四个方面的共通之处，并从叙事手法、叙事视角、制作方式、产业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中美情景喜剧的不同特性[51]。张腾通过传播内容、传播模式、受众接受这三个角度分析了美国情景喜剧对中国的启示和影响，并以《生活大爆炸》为例对中国情景喜剧的未来发展之路进行研究[52]。王倩楠从背景、场景、人物设置、受众这四个方面对《武林外传》和《老友记》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武林外传》对《老友记》的模仿与创新，并进一步思考了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现状[53]。茹苑的文章试图比较分析中美情景喜剧在语言幽默和叙事幽默上的异同，并从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受众平台等层面探讨中美情景喜剧幽默的不同魅力[54]。徐宏以探讨美国动画情景喜剧的成功因素为前提，深入讨论美国动画情景喜剧的人物背景设置、剧情线索编排和讽刺社会现实的精神，并最终对比分析中国动画情景喜剧的发展现状[55]。

四、余论

美国作为情景喜剧的发源地，在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获得了大量宝贵经验，这值得我国情景喜剧创作者加以研究。但同时也应明白，美国情景喜剧生长于美国特殊的社会文化之中，它的产生与发展受制于美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它的成长壮大特别受益于美国国内深厚的喜剧精神，美国情景喜剧的发展经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国的情景喜剧研究者在开展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时要避免捧一踩一，过分贬低国产情景喜剧。要注意的是，国产情景喜剧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衍生品”，它自产生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美国情景喜剧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传统“家”概念的使用和地域化的创作现象皆是美国情景喜剧所不具备的，我国的情景喜剧研究者要注意去伪存真，准确吸收美国情景喜剧的有益经验。

透过中美情景喜剧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国产情景喜剧在创作、制作、播出、观众结构、人才队伍、市场机制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创作上，中国情景喜剧创作者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内容的创新引领；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在情景喜剧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注观众群体的实际需求；丰富作品类型。在制作上，国产情景喜剧要改变过去大众对其“低成本电视剧”的刻板印象，加大制作投入，实现剧集的精细化生产，提高情景喜剧的艺术品位。在播出上，情景喜剧这类传统电视艺术形式必须紧跟时代传播潮流，加快建设全领域、宽口径、大纵深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在观众结构上，未来情景喜剧必须通过创作、制作、播出等环节吸引年轻观众，推动观众群体平均年龄的下降，改变较为单一的观众结构，朝着广谱化的观众结构发展。在人才队伍上，我国情景喜剧的“编导演”人才队伍还十分缺乏，专职从事情景喜剧“编导演”的优秀人才并不多见，未来亟待培养一批专职从事情景喜剧创作的“编导演”人才。在市场机制方面，情景喜剧必须借鉴综艺节目等电视艺术形式的制播模式，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完善市场化运作模式，深入发掘其经济价值，推动该类电视艺术作品的高品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