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琪薪 薛琪瑜

(1.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2.安徽铜都双语学校，安徽 铜陵 244121)

学术精英的科研产出情况体现了其开展科学研究、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水平，也直接影响其职业晋升与职业认可度。因此，对有关学术人才科研产出的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总结其已有成就与暂时不足，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与认识。

一般来说，科研生产力包括科研经费、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著作、影响力等多个维度[1]，但相关研究中更关注论文数量和质量这对因素，并主要从学术生产率(Research Productivity)或学术产出(Research Output)的角度来开展分析。学术生产率特指限定时段学术人才科研产出的数量及被引量，而学术产出则指的是某一时点之前学术人才科研产出的数量及被引量，一般情况下两者可以互用[2]。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精英流动的加速，对于学术精英人才流动与科研产出之间关系的分析也逐渐丰富起来。1990年，达顿对美国高校的学术人才流动情况进行了观察，进而指出人才缺乏流动将影响学术生产力[3]。2002年，朱克关注了从学术界向工商企业的人才流动问题，并讨论了科研产出对于学术人才流动的影响[4]。这一创新性的研究吸引了学界的目光，也激发了对于人才流动与学术产出之间关系的后续研究。

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一是集中讨论人才流动对学术产出数量及质量的影响，既有研究认为人才跨机构流动促进了学术产出数量与质量的提升[5]，有国际流动经历的学者被引量要高出四成[6]；也有研究认为人才流动对于学术产出影响不大，即使区分了流动前后机构声誉等级依然如此[7]；还有研究认为人才流动降低了学术产出[8]。二是分析人才不流动的学术“近亲繁殖”与科研产出的关系，且大多数研究倾向于不流动的学术“近亲繁殖”对于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具有负面效应[9]。总体来说，对人才流动与学术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丰富，对于人才流动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是正是负依然存在争议，以下对几种主要观点分别叙述之。

一、人才流动促进了学术产出

在教育流动方面，一方面，相关研究关注了海外留学与访学经历对学术产出的影响，指出教育流动经历促进了国际合作，从而提升了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10]。魏勒玛团队对我国台湾省经济学者的研究发现，有着海外教育经历的学者能更加紧密地融合到跨国学术关系网络中，有着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有利于他们在国际期刊中发表更多的高质量论文[11]。对国内4所高校经济学教师的调查也发现，海外留学经历显著提升了学术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扩大了学术合作网络，并且留学美加地区比其他地区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12]。对国内12个专业高被引学者的调查也发现，留学经历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国际论文数量及高被引文章量[13]。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讨论了学术人才在国内高等教育阶段的流动经历与科研产出的关系。如根据严艳的研究，有过教育流动经历，暨不属于学术“近亲繁殖”，本硕博毕业机构与当前服务机构至少有一次不同的学术人才，生产了更多的高被引论文[14]。夏纪军对国内21所大学经济学领域学术人才的教育流动与科研产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高等教育阶段有过流动经历的学者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和学术产出[15]。

在工作流动方面，一方面，相关研究关注了空间流动对学术产出的影响。如卡罗莱纳等人研究了西班牙科研基金资助的1771名学者在2002-2005年间的工作流动率，发现不同学科的流动模式各不相同，但有跨国流动经历的学术人才更容易获得国际资金和学术支持网络，虽然他们在科研生产率和获得专利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优势[16]。乔克斯等人对阿根廷海归学术人才的研究发现，有着海外工作经历的学者更加倾向于开展跨国的科研合作，这种合作促使他们发表了更多的文章[17]。戈尔丁等人则指出，学术人才的空间流动促进了他们学术思想的扩散，流动后其文章取得了更多的被引量，影响力显著提升[18]。国内的研究也发现，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财经类学者，其回国后的学术产出高于留学后直接回国的学者[19]。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关注了机构流动经历对学术产出的影响。伊莱什等人对美国219所高校教师的学术产出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有工作流动经历的教师比毕业留校的教师具有更高的学术生产力，升职速度也越快[20]。艾森伯格对美国32所大学法学教授的学术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职业流动经历的教师具有更高的科研生产力，平均被引量要高出7%-13%[21]。奥兹勒姆应用H指数混合量化方法统计了土耳其高校教师的学术产出情况，发现有工作流动经历的教师H指数要高出近90%[22]。同时，进一步的研究细化了流向不同类型的工作机构对学术产出的影响。如艾莉森等人发现，学术人才流向更高声誉的工作机构，可以显著提升其学术生产率和科研引用率，而流向低声誉机构则削弱了其学术生产力[23]。费尔南德斯等人的研究分析了工作机构声誉等级与科研生产力的关系，指出向较低声誉机构的流动显著降低了学术人才的科研生产率[24]。

二、人才流动对学术产出具有消极影响

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人才的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均偏低，某种程度上来说，学术“近亲繁殖”成为实践中较难避免的情况[10]。一些研究发现，不流动的学术人才比流动过的学术人才具有更高的科研产出。

在教育流动方面，相关研究特别关注本硕博期间就读同一高校对学术产出的影响。如上个世纪中叶卡普洛等人的研究指出，在美国的高校系统中，即使控制了教学任务量、科研时间、社会服务时间等因素之后，没有教育流动经历的学者仍然具有更多的学术产出，教育流动对于学术产出具有负面影响[9]。怀尔等人对美国160多所大学的全职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在控制工作年限、科研时间、努力程度等因素的情况下，没有教育流动经历的学术人才具有更高的科研产出[25]。奥兰达对葡萄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6个学科高校教师的研究也证实了教育流动经历对学术产出的负面影响，指出学术人才在高等教育阶段的不流动经历更有利于保持所在机构的学术声誉等级[26]。国内研究则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如何建林指出，高等教育阶段没有流动的学者创新性可能更佳，从而产生“苏步青效应”[27]。周秀梅则认为，与教育流动者相比，没有教育流动经历的学者更可能形成某一学科内的重要学派，在自然科学领域更加明显[28]。也有实证研究发现，国内教育学学科高校教师的留学经历并没有促进他们的科研产出，在中英文文章发表数量及被引量方面均与非海归人才差异不大[29]。

在工作流动方面，一些研究者们关注了学术“近亲繁殖”的不流动情况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指出人才流动可能对学术产出具有消极影响。如奥尔塔对葡萄牙和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访谈发现，不流动的学术人才更有利于形成稳固和团结的学术流派，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阶段有利于科研产出的提升[30]。林杰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高校教师群体的科研产出情况，指出留校任教不再流动的教师科研产出更高，而有工作流动经历的教师学术产出稍低[31]。另一些研究者则讨论了学术人才的空间流动对学术产出的负面影响，如对长江学者的调查发现，学术精英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及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内部流动显著降低了其学术产出[32]。对海归青年教师的调查也发现，在回国初期他们的学术产出有所下降，原因在于工作技能的调整和工作环境的适应需要时间[33]。

三、其他观点

除了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外，其他研究则认为人才流动与科研产出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关系，而存在更加复杂的可能性，并在不同时期、不同流动类型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人才流动对于学术产出具有不同的影响。如奥尔塔发现，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不流动的学术人才科研产出更高；而高等教育发展中后期，则有流动经历的学者科研产出更高[34]。高校教师刚进入工作岗位时，不流动的情况下学术产出更高，但进入职业生涯中后期取得较高职称等级后，流动情况与学术产出之间的关系则不再显著[35]。以具体的学术共同体为例，社会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之兴起就是由于早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专业的人才在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方面并不积极，不断积累学术贡献从而造就了该学派的异军突起，但其后期也是因为专业人才缺乏流动，从而走向衰落[36]。国内的研究也发现，人才流动与科研产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对我国前五批1100多名“青年千人”学者科研产出的分析发现，他们回国后由于环境适应等成本短期内学术产出存在下降，但中长期来说其发表论文的数量及质量均显著上升，而工作单位声誉等级、流动前所在国家地区等中介因素对科研产出具有复杂影响[37]。对有无流动经历学者的对比研究指出，无流动经历的高校教师在发表中文论文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国际论文发表方面则与有流动经历的高校教师没有差异[38]。在流动前后的机构类型方面，流向较低声誉等级的机构将降低其学术产出，流向较高声誉等级的机构则提升其学术产出[34]。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则认为，人才流动与学术产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如朗对生物化学领域200多名学者的流动情况和学术产出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39]。克鲁兹·卡斯特罗基于对西班牙7000多名高校教师开展的大样本调查，发现即使控制性别、工作年限、职称、行政职务等因素，流动过的学者与不流动的学者也并不存在显著的科研产出差异[40]。罗素对澳大利亚21所高校429名学者的科研产出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样没有发现人才流动与其具有显著关系[41]。正如古纳等人总结的那样，学术人才的工作流动这一因素并不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科研产出，提升他们学术产出的因素可能是新的工作部门更加重视学术研究，并且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42]。

四、小结与展望

在人才流动与学术产出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方面不同研究分别支持促进论、阻碍论和复杂关系论；另一方面，对人才不流动的学术“近亲繁殖”与科研产出的关系的研究大都认为，不流动对学术产出具有负面影响。相关研究中，学术精英人才的数据采集大都是通过CV法从各个渠道收集人才简历、学术介绍等形成人才数据库，不免存在重复建设、数据缺失等问题。由于微观数据的缺乏，在讨论这一对关系的过程中，还需要厘清人才流动与学术产出之间的相关性与因果性的区别，深入挖掘是人才流动促进了科研产出，还是由于人才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和科研成果，促使他们通过流动来实现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价值提升。因此，针对这一问题，还需要通过更多微观数据的支撑，进一步挖掘学术人才的教育流动、工作流动与学术产出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更多实证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