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辉， 张 敏， 刘理想， 赵凯维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宋明理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次重要思潮，起于宋代，成熟于明代，是儒学在此时期的创新与发展。宋明理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在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精髓基础上，重建纲常而成为新儒学，是宋明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思潮。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培养出一大批儒医精英，他们有着娑垮窞深厚的理学功底，而毕生致力于中医药事业，并在医哲、医理、养生等方面所取得新的突破，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养生学在不同哲学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特点，始于宋代的理学对后世中医学发展和学术流派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影响着中医养生学的发展方向。理学在宋以后取得了社会思想的最高统治地位，被宋以后的医家、养生家普遍接受，这使中医养生学在养生观念、养生方法、学术特色与临床实践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宋明时期许多医家具有师从理学大家的求学经历，而后研习医学，因此理学对其医学思想的渗透是全方位的。这些医家在其习医、业医生涯中将理学观点融入中医学，以理学的文化视角和思维方式研究中医经典著作，阐述中医学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养生学内涵[1]。本文总结宋明理学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阐明中医养生学在此时期呈现出的学术特色，通过梳理和发掘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中医养生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1 中医治未病思想的理学渊源

“治未病”思想是中医养生学的核心内容，《黄帝内经》早已明确提出，后世学术流派对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与补充。理学强调“天理”是自然生成、永恒不变且统领世间万物的东西，是事物的根本，人的生命过程也要遵循“天理”。理学还阐述了天人关系，注重天人相应。朱熹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也是道德的终极追求，包括仁、义、礼、智等概念[2]。《朱子语类·卷六十八》记载：“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3]”“天道”不仅能化生生命，而且也能决定人的生死，人寿命的长短受制于“天道”，欲得健康长寿就必须顺应天道。朱熹推崇“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3]1690，劝告人们放纵自己就容易对声色名利产生不良念头，圣人养心就要克制人的欲望，以儒家至善之心回归先天道心，回归“天理”才能“允执厥中”。宋明时期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对中医治未病思想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朱丹溪在《黄帝内经》治未病思想基础上，将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引入中医学，认为如果要养生治未病就要节制自身的欲望。《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记载：“与其求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怯;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4]”将疾病遏制在早期萌芽阶段，防患于未然是中医治未病的重要内容。“尝谓备土以防水也，苟不以闭塞其涓涓之流，则滔天之势不能遏；备水以防火也，若不以扑灭其荧荧之火，则燎原之焰不能止。其水火既盛，尚不能止遏，况病之已成，岂能治欤”[4]136？朱丹溪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既病防变”是治疗之法，而“未病先防”是预防之道和养生的第一要义。朱丹溪还推崇朱熹“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的天理观，将“存天理”发挥到法阴阳、调气血的摄养理论中，集成理学与医学认识著成《格致余论》，将理学的观点引入医学，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理论体系。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宋代理学相互促进与发展，朱丹溪等将理学观点融入中医治未病理论，丰富其思想内涵。

2 理学主敬观为中医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在宋明时期，大量具有理学背景的先贤投入医学事业，使得中医养生理论受理学的滋养日益丰富和完善，在学术史上达到了哲学与医学理论的高度融合。

“敬”是理学道德修养、格物致知的态度，是理学家对孔子“修己以敬”的继承与发展。敬静观作为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是宋明理学认识论中的关键内容。“敬”是个人修养道德的重要方法，程颐谓:“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5]”“敬”即自我约束，精神专一，心无旁骛。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5]236”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丰富了“敬”的内涵，提倡主敬操持，穷理致知，治心定性以提高道德修养。理学主敬的内容包括收敛、敬畏、主一、严肃。“敬”是必备德行，是仁的内在要求。思想上要求性情内敛，不放纵散逸，心怀敬畏；行事态度认真，目标明确，思想行动统一。

“主敬”是理学提高自身心性涵养的核心内容，受此思想影响医学家在养生理论与实践中也极为重视道德修养对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如宋·陈直强调“敬老”“养老”思想，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制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老年养生方案，指导民众如何侍奉双亲的晚年生活。陈直指出老年人随年纪增长身体机能逐渐衰弱，平日“缘老人孤僻，易于伤感。才觉孤寂，便生郁闷”，导致情志不舒，气机郁滞，宜“常令人随侍左右，不可令孤坐独寝”。敬老养老之法当调畅老人情绪，增加老年人生活的情趣，这也是老年人怡情畅志的主要方法[6]。《养老奉亲书·性气好嗜第四》曰:“养老之法，凡人平生为性，各有好嗜之事，见即喜之……但以其平生偏嗜之物，时为寻求，择其精纯者，布于左右，使其喜爱、玩悦不已，老人衰倦，无所用心。[7]”南宋周守中在《养生类纂》提出的养生原则和方法中也强调修养道德性情。如“人之情性，为利欲之所败”[8]“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8]11，主张“摄养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害”[8]14。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提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的养生思想，突出强调道德修养在养生理论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宋明理学的“主敬”思想对此时期医家的养生防病思想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丰富并提高了道德修养在中医养生理论中的学术地位。

3 理学动静观对中医运动生命观的影响

理学的动静观为“动极则阳形也，是故钻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尝有火也，以动而取之故也，击石火出亦然”[9]。理学主张动而生阳化火则变化无穷，静而中正仁义则养性立人。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进一步阐释：“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10]”理学把“动静结合”确定为身心双修的方法，此后成为历代中医养生学派遵从的养生方法之一。

刘完素通晓儒学、道学、易学、医学，理学的动静观对他提出火热论、阐释气功理论都有启发和影响。“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刘完素强调动而生阳是内生火热的病机，需劳逸适度，动以养形，静以养神，以此方为保全生命维护健康的方法。《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记载:“吹嘘呼吸……所以调其气也；平气定息……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所以交其气也。神水华池……溉五脏也。服气于朝……炼阴阳也。[11]”刘完素全面吸收内丹术等静功理论，推崇动静结合，以调息、导引、内视、咽津、按摩等养生方法对调气、定气、守气、交气起灌溉五脏和阴阳的作用，这是其保精、爱气、养神生命观的重要内容[12]。“全身之术，形气贵乎安，安则有伦而不乱，精神贵乎保，保则有要而不耗”。刘完素以静坐调息作为内修养生的核心内容，深刻地融入形气神三位一体的养生思想体系。

朱丹溪的医学思想从萌芽到成熟一直都带有理学的烙印，理学思想贯彻其整个医学理论体系。朱丹溪在程颢“阳常盈,阴常亏”理论基础上提出“阳常有余而阴不足”理论，将理学太极动静观引入其医学理论体系中，进而引出“相火”学说。朱丹溪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13]”朱丹溪从太极动静观立论，认为相火的动与静是相对而言的。“天主生物，故恒于动”，动乃恒动而动易，静则是相对且必要的，动与静是阴阳的两端，互根互用才能化万物。动是相火的特性，但必须有度不能太过，妄动则染疾病死。“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也，故病而死矣”[13]。朱丹溪的动静观无疑是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和渗透，推崇清心寡欲的养生方法,促进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

理学的动静养生观对王安石的养生实践也有深刻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王安石散步疲劳时通过小息恢复精力注重动静兼修，“床敷每小息，杖履或幽寻。杖藜随水转东冈，兴罢还来赴一床”[14]。王安石还推崇吐纳和五禽戏为主的导引术，这种导引法也注重动静兼修，吐纳为静养，五禽戏为动形，在日常养生方法中动静兼修思想一直贯穿其中。

4 “理欲”之辨激发中医节欲观

宋明理学“理欲”之辨，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将“明天理，灭人欲”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也是道德的终极追求。“天理”指自然而普遍的必然规律，而“人欲”是指异化的“好恶无节”“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程颐曰：“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15]”理学认为，社会祸乱、人间苦乐都是人欲横流造成的，人欲即私欲，是人们被物欲所蒙蔽或迷惑而产生的恶念。因此，强调正心、诚意，存天理，灭人欲，而节制、克服、摒弃不良思想和行为。宋明“理欲”观从哲学思辨角度激发中医传统节欲养生观向更深层次发展。

理学的“理欲观”对文人修心养性影响很大，如苏轼自谪琼以后极为注重寡欲养生实践，他提出：“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16]”《续养生论》指出：“心不官而肾为政，声色外诱，邪淫内发，壬癸之英，下流为人，或为腐坏”[17]，声色情欲扰心神、损肾精是影响健康的不良因素。晚年的苏轼践行“终日默坐，以守黄中”“真游有黄庭，闭目寓两景”等日常养生方法。朱丹溪受理学思想的渗透，推崇节欲养生之道，认为人们放纵自己对声色名利的追求，易相火妄动导致疾病的发生，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丹溪强调加强个人的心性修养，不为外物所动，使心不乱以此保全天和[18]。《格致余论》记载：“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19]”房事虽为自然之理，但欲望是无穷的，凡人若想以房中术作为补益之法是不切实际的，寻常百姓并无圣贤之心、神仙之骨，“若以房中为补，杀人多矣”。理学主张克制自身的欲望，回归天理的观念，也激发了朱丹溪节欲养生思想，成为其养生防治疾病的重要内容。

明·万全自幼习儒业，兼修岐黄术。受理学影响在《养生四要》提出“寡欲”是养生保健的第一要义，方法为“坚忍其性”。《养生四要》曰:“寡欲者，延龄广嗣之第一紧要也。”万全认为房事交媾是人体平衡阴阳、绵延子嗣的生理需求，但不可纵欲无度，纵欲成灾。房事过频则筋伤精亏，阴阳两虚，是延龄益寿的第一大忌[20]。理学的灭人欲、存天理观念深受万全推崇，提倡当效仿古人“三十而娶”的做法，寡欲戒色，克制情欲贪念，否则会引起精亏、髓竭、早衰等诸多变证。此后养生名家龚廷贤也继承这一思想，主张晚婚、节欲保精[21]。可见，宋明理学主张的寡欲思想逐渐被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并纳入中医养生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从不同方面探讨了理学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研究认为在理学思想渗透下，中医养生学在宋明之后呈现出新特点[14]，影响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方向，促进产生了新的学术思潮和新的学术流派。纵观中医学发展历程，离不开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没有哲学的引导医学实践与探索就会失去方向和判断。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对于中医养生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推动着养生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医养生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