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塔曼 姬静 宋嘉欣 王晨飞（咸阳师范学院）

芮国是从商代晚期便已见诸史籍并经历了西周和春秋早期的一个小国，传世文献对于芮国的记载十分简略。但近年的考古发现为芮国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资料。芮国遗址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融会东西、交流南北、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本文将从两处遗址出土服饰类文物形制、美学思想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索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造物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古芮国人群的审美意识和美学趣味，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形成脉络提供线索。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芮国是两周时期的诸侯国，传世文献对于芮国的记载十分简略。2004 年，山西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出土的带有“芮”字铭文青铜器，使芮国开始在迷雾中显现。2005年陕西韩城梁代村芮国墓地开始进行勘探，共发现按两周墓葬1300 余座、车马坑64 座，至今发掘大型墓葬5 座，中型墓葬8 座。被评为2005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6 年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被确定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陕西渭南市澄城县刘家洼芮国墓地从2016年开始进行勘探，发现芮国都城遗址，大型墓葬3 座。被评为2018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两处墓地出土黄金器、青铜器、玉器等大量珍贵文物，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整体看来，芮国出土文物具有同时期诸侯国的特征，同时，因其封国处于关中与北方的交流通道、秦与三晋争锋的重点区域，在周文化占主体的墓地陪葬品中，还有部分文物具有典型北方草原文化及西部地域的文化特征。

芮国遗存不但是周代封国政治的稀世硕果，同时，也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融会东西、交流南北、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芮国出土文物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西周及春秋早期人们在所处地域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影响下特有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萌芽。通过分析剖析芮国出土服饰类文物的形制、美学思想、制造技艺等要素，可以探索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造物理念；进而分析这一时期艺术设计思想的形成原因和特点，可以更深刻的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探讨多元文化如何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为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形成脉络。

二、芮国出土服饰类文物的审美特征

芮国遗址出土文物根据材质可分为金器、铁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器，漆木器等。芮国遗址出土的大量车马器具和兵器工具等，反映出西周及春秋时期列国争雄、征战频繁、重视军事的史实。芮国遗址出土的符合仪制等级的列鼎、列簋等礼器，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社会等级和封国经济发展状态。芮国遗址出土的成套编钟、编磬，表明礼制社会孕育了发达的礼乐文化。

芮国遗址出土文物按功用大体可分为礼器、服饰器物、生活器物、兵器等几大类，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地域的审美特征。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归纳。

（一）对称与均衡

对称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形式美之一，体现了早期人类对于美感的本能追求。人体的对称使得人类对对称有着下意识的肯定及追求。对称带来的静态美在中国设计历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对称美更上升成为一种普遍存在于设计作品中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特征。芮国遗址出土服饰类文物作为这一时期人类设计意识的产物，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无论是装饰美化身体的装饰类文物，还是作为祭祀礼仪用品的礼仪类文物，抑或是作为把玩收藏类的欣赏类文物，都可以观察到在文物的器物造型、纹饰布局上具有对称的特征。而在整体的对称之下，细节上又有差异，呈现出对称对均衡和谐共存的状态。

如梁带村遗址M27 出土七璜联珠颈饰（如图1）、梯形牌组玉佩的整体造型充分展示了配饰的庄重感和威严感。七璜联珠颈饰、梯形牌组玉佩整体造型左右对称、典雅而规整，使器物呈现出稳定、秩序而庄重的审美特点。符合七璜联珠颈饰、梯形牌组玉佩等礼仪用玉的特点，体现了使用者身份地位和审美情趣，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

图1 七璜联珠颈饰 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号墓出土

而梁带村遗址M26出土七璜联珠颈饰、梯形牌组玉佩、玉手镯、玉握、颈饰、佩饰等器物在整体的对称之下，在纹饰与造型细节上，呈现出些许细微的变化，使得器物在严正板正之中带有一些灵动，增加了饰品的美感层次，同时，可以增强饰品的实用性。梁带村遗址M26 出土煤精组合项饰，整体是由38 大而小的煤精石龟形珠、玉觿、14 颗煤精石圆珠依次串联而成。两枚玉觿对称分布在不同形态的煤精石珠中，使得煤精组合项饰处在相对的对称状态。玉觿弯曲的形态有所不同，一方面可以使颈饰产生生动的美感，另一方面弯曲度不同的玉觿，使得项饰可以区分项链的不同方向，便于日用佩戴。因此，该串煤精组合项饰，很有可能是墓主人日常佩戴饰品。

（二）真实与重构

芮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文物的题材和纹样一眼可辨，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物，而在服饰类文物中，文物的造型题材更具明显的特征：一类是现实中存在的虎、牛、犬、蚕、贝、鸟、龟、鱼、蝉等动物，如刘家洼遗址M1 出土虎形牌饰、龟形饰、鸟形饰、鱼形饰、蚕形饰等。饰物的造型是真实的造型再现，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的深刻观察和体验。对于和人密切相关的动物的喜爱，使得它们的形象得以在饰品中再现。如蝉在古人心中饮而不食、蜕变再生的神奇生命状态，契合了古芮人的生死观念。

此外，两处遗址均有成对出土的牛首衔环扣饰（如图2），表明牛已经作为农耕的重要部分出现在芮国人的生活中。出于对牛的尊重和喜爱，扣饰形态直接展现了真实的耕牛造型。而被驯服的标志——鼻环，一方面体现了牛的力量与在人类智慧下的顺从；另一方面作为扣饰，可以推测成对出现的牛首扣饰中的鼻环可为服装穿着者提供细带系扎或勾挂的结构，如同当今服饰或鞋靴上的带孔，是服装中的实用部件。而蚕形饰物、龟形饰物也是春秋时期中原文化在的封国传播的典型体现。

图2 牛首衔环扣饰 刘家洼遗址M1号墓出土

另一类是龙纹、凤鸟纹、兽面纹等不具备单一动物特征的纹饰造型，经过古人重构与设计的造型，多以纹饰的状态附着于服饰类的器物之上，如两处遗址出土的玉璜、玉觿等。在此两者基础之上，衍生出的抽象纹饰如窃曲纹、波曲纹、垂鳞纹这些重构的纹样形态，更多的作为饰品的纹饰以组合的形态出现在器物之上，体现了古芮国人的精神世界。

值得关注的是，芮国遗址出土服饰类文物中的鸟类形态被称为“鸟”或“凤鸟”，但相比传统凤鸟形态，许多文物纹饰及造型在鸟喙、爪、眼等部位具有明显鹰类特征，出土玉鸮与红山文化中的玉鸮十分类似，文化的交融与联系，充分证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事实。

（三）天然与再造

芮国遗址服饰类文物材质可分为天然材料和人工材料。以非金属和黄金为主。非金属材质中玉质器物，占到服饰类文物相当大的比例。此外，还有宝石类，如玛瑙、煤精、松绿石等，动物骨骼类、象牙类、贝壳类、木质等。除天然材料外，还有料器、青铜器、陶器等经过人加工的材料。

从芮国遗址墓葬的发掘与文物的出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大型墓葬服饰类随葬品材质以玉器、玛瑙等天然材料为主，较少随葬陶器和石器，规格越高、形制愈严格的，墓葬这种状态越为明显。一方面是由于陶、石质地的器物相比玉器容易获得且较难从外表唤起所有者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是由于陶、石质地的器物多用于实际生活生产，玉器由于自身所属材质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完全脱离实用功能而表示观念和意识的器物。如梁带村遗址M26 出土玉猪龙，是典型的红山文化产物。

三、芮国出土服饰类文物的造物观念

先秦时期的设计思想或者说造物观念，影响了随后几千年中国设计造物的思想，也是今日设计思想的本源。习总书记在2019 年8 月考察敦煌研究院座谈时说过：“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中华文明5000 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一)巧法自然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提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辦民器，谓之百工。”即充分了解并利用自然中物体材料的形状、性能，并根据材料本身的特性，进行设计与制作，制为可以为百姓作用的器物，是百工的职责所在。这种造物观念在芮国遗址出土文物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如“审曲面势”，就是要仔细审视材料的外在形态、直面材料的内在性能。包括质地、大小、色泽与功用。这种依循自然材料的性状加以利用，在器物中体现不同材料的友善而非对立，和谐而非冲突的理念，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古芮国人民尊重自然，在设计中力求和谐统一的造物观念。如梁带村芮国遗址M26 出土回首凤鸟佩夸大凤鸟尾、鸟喙部本来形态，使之成卷曲回首卷曲形，M26 出土花蕾形凤鸟佩，将花蕾造型与两只凤鸟形态进行融合。

（二）物尽其用

《墨子·非乐上》中说道：“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认为人和动物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必须依赖自己的劳动生产才能生存。

由于生产资料难以获得，仅有的资源必须被充分利用，因此，在芮国遗址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量改制玉。如梁带村M27、M26 出土的两套七璜联珠组玉佩，大多组件均为改制玉。从商周甚至更早时期的古玉中进行局部截取或采用一剖为二的方式进行。一方面体现了两周之际姬姓子孙大量改制前代玉器的特点；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物尽其用的造物观。

（三）多元共生

芮国封国位于关中与北方的交流通道、秦与三晋争锋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地理位置上农耕与游牧区的交错地带，在礼仪习惯、生活习俗上有别于传统农耕文化核心区。因此，出土的服饰类文物，充分体现了芮国这一地域的社会与文化状态。即不同于大型诸侯国严整划一的丧葬礼仪习俗，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在这一区域得到了的充分交融，特别是在对形制要求较弱的中小型墓葬中表现尤为突出。

而在梁带村M27中出土的金泡、盾形金饰、镶金玉鞢、金鞘玉剑等物，一方面充分表明了古芮国工匠的高超技艺；另一方面，也为玉——金玉结合——金制器物的造物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路。

梁带村与刘家洼芮国遗址出土的黄金类饰品，如螺旋状黄金耳环、金手镯、金权杖头、金牛首衔环扣饰等饰物，体现了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丰富了两周芮国遗址的文化属性。同样，也体现了《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设计观念，特别是其中器物中造物时机和地缘文化的结合。体现出了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相互交融，造物设计者与使用者生活关联的理念，一种在具体的时间空间的交汇点上的人与周遭的和谐的观念。

四、结语

芮国遗址服饰类文物的审美特征和造物观念，无疑体现了商周时期的审美特征和造物观念，同时，文物造型也表现出这一地区红山文化乃至商文化的特殊历史关系，符合地域文化所体现的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交融的特质，充分说明芮国文物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硕果，在审美特征上，既体现了农耕文化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多种文明的审美痕迹。在造物观念充分体现了先秦时期的造物思想，即在礼仪、制度的约束下，在充分展示了其承载文化意蕴的同时，注重器物实用、节材、利民的内在美。设计造物作为人类文明的物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