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亚丽

（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一、引言

语言发展是指人类个体从出生后在一定时期内掌握的本族语的过程，是儿童对本族语的理解能力和产出能力的获得，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语言层面的发展［1］。儿童语言发展是口语和书面语发展的结合。口语发展主要包括儿童语言层面的倾听与表达，书面语言主要涉及儿童的阅读与表达。目前，国内对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四方面：儿童语言能力研究、儿童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儿童语言能力的培养和语言能力的测试等方面的研究。其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与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初等教育、第二语言教学、心理学、语言政策、医学等交叉研究，成为语言学、教育学研究等方面新的突破口。因此，把握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脉络，关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深入挖掘和探索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对于更好地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Citespace V软件对儿童语言能力研究领域的论文做计量分析,为国内儿童语言能力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二、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V作为研究工具，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数据来源上，本研究选取2000-2022年为时间段，以CNKI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为来源，以“儿童语言发展”或“儿童语言能力”为关键词，共得到文献1467篇。

（二）研究方法及目标

本研究将文献导入CitespaceV软件，时间段划分为1年，对每个时间段排名前50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发文量、作者合作网络、研究机构网络、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关键词时区等信息，进而呈现国内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三、研究总体概况

（一）历年发文量和主要发表期刊统计

根据图1的发文量篇数曲线可知，该研究领域的发文总量呈波动上升趋势。2006年之前，论文发表数量较少，年度发文量一般在16篇，2006年之后，发文量有上升趋势，尤为突出的是2018年和2019年度，关于儿童语言能力和儿童语言发展的论文数量有显著增幅，2014年148篇，2019年157篇，说明该阶段处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迅猛发展时期。2019年之后又呈现逐渐递减趋势，分别为2020年119篇、2021年91篇、2022年52篇。

图1 2000-2022各年度文献发表数量趋势图

发表期刊主要以心理学类和语言类期刊为主。发文量位于前十位的期刊为：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学报、外语教学、中国电话教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中国语文、现代外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世界汉语教学。由此不难看出国内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多数发表在心理学期刊，其次为语言学类期刊和师范类院校的学报。

（二）作者合作网络统计

Citespace所呈现的核心作者群体和相互合作关系是通过作者合作网络统计分析得出的。同时，作者的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在自己所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文中图2是作者及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其中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是由字体和节点决定的,不同作者间的合作关系是由各个结点之间的连线呈现的，作者之间的合作密度是由连线的粗细度决定的。对该领域高产作者和高影响力作者的统计是根据作者的发文数量统计和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确定的。经计算，该领域排名前十的作者是周兢、张义宾、刘青、张莉、刘巧云、尹静、王岩、陈思、静进和徐亚琴，详见表1。

图2 作者及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表1 高产作者前十名

从图2可以看出,共有1045个节点和632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0.0012。图中最为显著的作者合作网络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兢、张义宾、张莉等人组成，这是合作作者最多的群体。从研究作者的发文量上看，排名前三的为周兢、张义宾、刘青，发文量在4篇及以上的作者有11位；根据作者之间的合作度关联，我们发现主要作者中周兢、刘巧云的合作度较高，其余大多为2左右，结合图2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在儿童语言研究领域，个别研究机构之间已经形成了严密成熟的合作网络。

（三）研究机构网络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的主要作用是呈现该领域研究力量的空间分布，同时提取出该领域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并且对其合作网络关系加以探究，从而为科学评价机构在学术范围内影响力和学术地位提供借鉴。笔者在运用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过程中，将Node Types面板选择“Institution”,运行可得到研究机构分布网络图谱,如图3所示。其中节点大小代表该研究机构的发文量,点与点间的连线表示机构间的合作密度，线条的颜色表示合作关系的发生时间。

图3 机构及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从图3可以看出,研究样本中共包含866个节点，连线有142条，网络密度为0.0004,说明国内从事儿童语言研究的机构较多,但机构间的合作强度比较弱,也就是说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机构呈散点分布,并未形成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强有力的合作网络关系。众多研究机构中，合作最为密切的机构合作网络是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其余高产机构的合作网络并不具备凸显性。笔者对图3进行进一步的数据挖掘,进而深入分析各合作机构的成果和合作关系，获得发文量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如表2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是常州市钟楼区新闸街道中心幼儿园、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根据图3和表2可以看出,研究成果排名前三的机构合作网络关系并不显著，说明该领域研究的高产性与合作密切度并非具有相关性。国内各个师范院校之间各自为阵，缺乏合作，合作密度较低。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有待从跨学科、跨区域建立更为深入的研究合作关系，机构间的合作空间依然较大。

表2 高产机构前十名

（四）关键词共现分析

共词分析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提取引文的关键词、摘要等题录信息，统计形成直观的知识图谱。笔者通过阈值设定，提取高频关键词，进而分析2000-2022时间段内国内儿童语言发展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共发现高频关键词387个，形成404条连线。热点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图4中节点和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建立联系的时间，连线的粗细和密度表示关键词共现的强度。由图4可以看出“学前儿童语言”是最大的节点，“儿童语言发展”和“儿童语言能力”次之。此外，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儿童语言发展、儿童语言能力、儿童绘本、低段儿童、认知发展、学前儿童语言能力等出现时间较早，而最近则出现了孤独症谱系障碍、教学干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家园合作等关键词，正逐渐成为当下研究的新话题以及未来研究的新趋势。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除了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出现的中介中心性也是研究热点衡量的重要标准和学者跟踪学术热点的关键依据。表3呈现了代表节点促进作用的中介中心性指标,不难看出，“学前儿童语言发展”、“认知发展”和“早期阅读”等与其他热点关键词之间的通信较强，说明这些词经常处于和其他关键词通信的路径中，有助于增强文献之间的互引关系。

表3 关键词中心性前十（按中介中心性排序）

（五）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也是学术热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该分析可以直观反映研究热点主题。图5是该领域研究的关键词聚类视图，色块代表聚类的区域，色块内部包含聚类关键词。节点N=387，连线数 E=523，网络密度 Density=0.007。模块值Q大小与聚类效果成正相关。聚类的同质性可以参考S值的大小，S值越大说明网络的同质性越高，聚类的可信度也越高。从图5可以看出，Q=0.6403，说明该网络结构聚类效果好；S=0.909，聚类同质性较高，不同聚类划分较好。关键词中的“语言能力”、“儿童语言能力”和“语言发展”聚类排名前三位。平均年份在2011-2014年左右，说明该阶段儿童语言能力和发展的研究趋于成熟。其中最大的聚类为“语言能力”，年份为2013年，共包含57个关键词，主要的关键词有语言能力、语言发展、儿童语言发展、儿童语言、儿童等。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通过对聚类相关文献的分析，笔者将讨论主题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儿童语言习得和儿童语言障碍研究。

1、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方面主要成果体现在儿童在语音、句法、词汇和语用等语言层面的习得状况。语音层面的研究主要以汉语儿童语音发展研究为主体，主要讨论不同年龄段儿童对不同音位的习得顺序、语音产出偏误类型以及发音策略等内容。司玉英（2006）调查了汉语儿童音系系统习得顺序、元音音位习得顺序、以及辅音音位习得顺序。研究发现儿童优先习得调位、其次为元音音位、再次为辅音音位。舌面元音习得先于卷舌元音，音节尾辅音早于音节首辅音［2］。李荣宝（2011）研究了儿童语言经验对其语音意识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的声母意识和韵母意识都受到其方言种类的影响［3］。李慧敏（2018）以农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儿童语音能力发展特征［4］。马俊周（2019）调查了汉语儿童轻阻塞音的习得顺序和儿童语音发展的连续性和集散性问题。研究发现儿童语音发展是连续性的而并非离散性的，并提出了组合模型来解释儿童语音习得顺序［5］。韦晓保（2021）探讨了语音意识与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了儿童读写能力发展对语音意识发展的反哺效应［6］。

相比语音层面的研究成果，词汇能力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多数主要以汉语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儿童在词汇习得方面的发展特征。张廷香（2010）对汉语学龄前儿童的汉语词汇习得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名词在儿童汉语词汇量中占比最大，但使用频次最低。副词使用频率会随年龄增长而增长，通常否定副词使用频率最高［7］。周兢、张莉、李传江（2017）对汉语儿童词汇语义发展的规律特点进行了研究，发现儿童在词汇发展方面名词发展最快。其次，表达性名词习得优于理解性名词习得，来自生活经验的名词最易习得［8］。潘伟斌（2017）研究发现儿童动词的使用主要以单音节动词为主，双音节动词较少。动词习得呈现从简单动词到抽象动词再到反映复杂心理活动的动词趋势。形容词词汇量习得位居第三位，主要以单音节形容词为主［9］。杨金焕、郑荔、顾文涛（2021）考察了自闭症儿童词汇发展特征，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名词词汇发展与典型发展儿童存在差异，表现为词汇表达弱于词汇理解、词汇语义缺陷明显［10］。候文文、苏怡（2022）探讨了注意记忆对自闭症儿童词汇发展滞后的影响［11］。关于民族地区儿童词汇发展的研究近几年来数量也逐渐上升。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兢团队和广西师范大学的侯莉敏团队。李传江、周兢、杨晓岚（2016）考察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词汇发展特征，发现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互动以及教师开放性的语言教育是影响儿童词汇发展的重要因素［12］。覃其文、侯莉敏、郑孙萍、罗兰兰（2022）调查分析了民族地区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的词汇发展状况，研究发现儿童表达性词汇发展优于理解性词汇发展，母语为普通话的儿童词汇能力最佳。家庭教育和师幼互动是提升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词汇量的重要途径［13］。

国内对儿童句法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分为基于规则的研究和基于使用的句法习得研究。杨小璐、肖丹（2008）通过个案分析，考察了汉语儿童两岁半以前对汉语“把”字句的习得,从普遍语法角度揭示汉语儿童早期“把”字句的特点和规律［14］。张云秋、郭婷（2014）通过实验法考察了儿童早期“在”字句的句法发展状况，研究发现基于规则的理论和基于使用的理论都在不同实验数据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能互相否定两种理论［15］。李辉、刘海涛（2017）使用语料库方法考察了汉语儿童三词句习得，研究发现SV-O是儿童三词句的主要句子结构模型；儿童三词句中,绝大部分句子符合汉语基本语序规则,有少量词序变动句和语序错误的句子［16］。刘顺华（2018，2020）考察了汉语自闭症儿童汉语句法能力与动词的语义关系以及汉语关系从句的理解。研究结果支持短语结构驱动模型理论［17］。胡建华、彭鹭鹭（2022）从跨语言视角分析了目前主流的三大儿童句法获得假说，并指出双向生长模式能够更好地解释儿童句法结构获得的可学性问题和发展性问题［18］。此外还有学者对儿童语言句法意识发展进行研究。例如，龚少英、彭聃龄（2008）考察了0-4岁儿童的汉语句法意识，发现儿童的句法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发展，6岁是句法意识发展的关键年龄［19］。

国内对儿童语用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学和教育学领域，周兢、李晓燕（2008）考察了0-6岁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发展［20］。程璐璐、尚晓明（2017，2021）探讨了学前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发展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借助语用指标进行会话活动的数量呈递增态势,且调用的不同语用指标类型更显灵活［21］。韩戈玲（2020）研究了儿童请求言语行为习得与儿童语用能力发展模式。研究发现,汉语儿童的元语用意识和间接言语行为能力较强，常使用名词、动词、形容词构式发起请求，3岁左右儿童对交际语境很敏感,能使用多种汉语构式请求序列；4岁以上儿童具备请求协商能力,能根据交际场合调整语用策略。在同伴互动和师生互动过程中语用能力不断增强［22］。饶宏泉、李宇明（2021）通过个案研究，考察了儿童互动中的评价表达与知识建构，提出了“知识环”模型，该模型有助于解释儿童评价表达与理解机制，为儿童言语行为研究提供新路径［23］。

2、儿童语言障碍研究

国内对儿童语言障碍研究主要是针对自闭症儿童和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的语言研究。研究类型多数为综述性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四个维度。例如：李晓燕（2009）、唐茂妮（2009）对国内外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做了综述［24］。陈墨、韦小满（2013）对自闭症

儿童非语言沟通能力进行了述评［25］。刘洁、徐胜（2021）对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与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的语言差异做了述评［26］。其次，还有学者从理论语言学或者教育语言学的视角研究自闭症儿童和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的语言发展。例如：李曙光（2016）探讨了乔姆斯基与福柯理论视域下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27］。张义宾、周兢（2020）使用语料库对汉语特定型语言障碍儿童的词汇和语法整体发展特征进行了考察［28］。苏怡、谢芊芊（2020）考察了孤独症儿童、发育迟缓儿童和语言障碍儿童早期语言表达的异同［29］。徐林荔、何晓炜（2020）考察了汉语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的量词习得状况［30］。另外，还有将儿童语言发展与医学研究相结合，探讨相关治疗干预措施。例如：常欣、刘雨婷（2016）调查了音乐干预对自闭症儿童语言康复的影响［31］。温雯（2021）探讨了游戏治疗在语言障碍儿童康复治疗中的积极作用［32］。杜杨（2022）探讨了小儿智力糖浆联合综合康复训练治疗孤独症儿童语言障碍的疗效［33］。赵瑾珠、李锦卉、吴丹丹（2022）探讨了儿童语言障碍相关术语的历史演变和临床实践［34］。总之，国内对儿童语言障碍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研究内容由过去的经验性研究逐渐向理论性和应用性研究转变，且逐渐形成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

表4 聚类的主要关键词

（六）时间线分析

作为CiteSpace的主要视图之一，时间线（Timeline）图谱将文献关键词聚类平铺在二维时间轴上，为研究者探寻某主题聚类的演变过程和前沿趋势，以及热点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参考。根据时间线图6的显示和文献梳理，国内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发展阶段（2000-2011），该阶段是我国儿童语言研究的稳步发展阶段，该阶段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研究类型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儿童语言发展的语言学层面以及学前儿童语言能力的培养策略。也有涉及到语言障碍儿童的语言发展研究。增长阶段（2014-2019），该阶段涉及研究内容较丰富，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包括质性、量化、混合研究等；研究热点中关于正常儿童及特殊儿童的语言和教育问题的研究比较突出，特别是2018年以后关于留守儿童、贫困儿童以及处境不利儿童的语言发展研究逐渐增多，逐渐形成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研究热点。

图6 关键词时间线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使用Citespce软件分析了国内儿童语言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发文机构、研究热点以及演化趋势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国内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发文量呈总体上升趋势，发文机构主要以国内知名师范类院校为主体，研究涉及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领域，逐渐呈现出跨学科趋势。（2）该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包括：儿童语言能力、儿童语言发展、儿童语言障碍、语言教育等，热点词汇包括：词汇、阅读、认知神经科学、游戏、亲子互动等。研究方法方面实证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

虽然近几年国内儿童语言研究发文量较十年前有所增长，但是依然稍有不足。首先研究领域主要以学前教育学和特殊教育为主，虽然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有所增加，但是依然缺乏理论深度，研究内容以词汇层面的研究居多，语音、句法、语用层面的研究依然匮乏。其次，目前多数研究虽然涉及语言学、教育学、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但各个学科各自为营，缺乏深度合作，已有的部分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学科交叉性，但并未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和特色。第三、研究方法方面虽然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是多数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缺乏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系统的实证研究。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研究数据来源只包括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并未将学术专著纳入分析。因此，未来研究可拓展数据来源，将学术专著纳入考察范围，进而更好地呈现我国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整体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