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霞 许倩文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时度势，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工作要求[1]。这意味着，当中国在2020 年打赢了绝对贫困意义上的脱贫攻坚战时，中国农村的贫困格局即将发生彻底改变，取代绝对贫困问题的相对贫困问题成为主流[2]，在客观上就要作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新战略和政策要求，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将成为核心问题。面向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的后扶贫时代，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离不开教育的支持。朱永新结合调研情况认为一定要重视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这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之策[3]，让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公平与优质的教育，是全社会一直努力的共同目标。家庭作为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支撑，对子女教育质量的高低起着决定性作用。

反过来，教育又反作用于家庭，对家庭代际之间的流动有着极大的促进功能。而家庭资本对教育资源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优质资源呈现出向资本强势家庭聚集的态势，且趋势在逐渐增强[4]。从家庭资本拥有量来看，与其他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资本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而且随着农村绝对贫困的消失，相对贫困群体将成为未来中国贫困的主要群体，这些相对贫困家庭在教育领域仍旧没有优势。相对贫困群体主要来自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福利变化的差异而造成的一部分福利改善比较少的群体以及由于城乡二元制和政策造成的社会公共服务的差距而形成的一部分贫困群体[5]。显然，这些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中包含了教育资源的多寡、优劣，能否享受到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家庭资本的储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资本储量高的家庭会优先享受，资本储量低的家庭会延时享受甚至无法享受。由此可见，那些脱离了绝对贫困问题的家庭在未来仍然面临着因资本储量相对贫困导致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这一问题。因此，从家庭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农村家庭资本进行研究，探讨提高农村家庭资本储量或者降低家庭资本对教育的影响问题，在教育领域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有着十分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梳理

（一）相对贫困的内涵和界定标准

1.相对贫困的内涵。20 世纪50、60 年代，一些学者如蒂特马斯（Richard M.Titmuss）、斯密斯（Abel Smith）、汤森（Peter Townsend）等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新的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6]。把贫困问题的关注点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转移到相对意义上的贫困。从相对性上来看，相对贫困是指在人类社会有限的资源供给下，由于个人禀赋的不同或规则体系的制约，使得一部分人缺乏发展能力，占有资源较少，从而产生贫困，是这部分人发展权受限的一种表现形式[7]。英国学者汤森（Peter Townsend）认为，贫困不仅仅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是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缺乏获得饮食、住房、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俗或所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8]。从法律规定上来看，贫困群体和其他群体拥有一样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公平参与社会活动机会的获得，是由其所拥有的资本所决定的。在教育领域中亦是如此，农村贫困家庭由于缺少资本或资源，其子女在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所拥有的教育机会和环境条件就不可能和其他家庭的子女一样，故而农村家庭的教育仍旧处在一种相对的贫困状态。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相对贫困的内涵定位于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其拥有的资本相对较少，无法拥有公平或和其他人一样的发展权，从而被排斥在社会的平均水平之外，处于一种相对的贫困状态。

2.相对贫困的界定标准。世界银行为了衡量相对贫困状况，提出一条“社会贫困线”（societal poverty line）[9]。这是因为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情况下，各个国家满足每个人所需的基本商品和服务需求所付出的成本不一样，因此世界银行通过绝对贫困线和国民收入或消费水平的50%相结合来确定“社会贫困线”。刘硕明的研究表明我国部分农村贫困家庭脱贫后收入水平只略高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还处于低水平[10]，这意味着相对贫困的标准也应根据多数人的生活水准进行界定，是动态发展的。孙久文、夏添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将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定为收入的相对差距，并进一步提出将人力资本的培育作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手段[11]。

总之，针对相对贫困标准制定的研究，大多数是在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基于解决勉强维持生存为主的绝对贫困问题的前提，将相对贫困定义为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一种贫困状态。随着贫困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开始从资本视角探讨贫困问题，认为资本的匮乏是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农村贫困人口致贫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相关资本和能力的缺失[12]。从农村家庭资本这一角度出发，将家庭资本的多寡融入相对贫困这一概念之中，据此作为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之一，探讨资本的增长能否解决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

（二）家庭资本的提出及界定

随着社会阶层固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且固有家庭资本具有传承性使得家庭子女的社会角色也具有一定的传承性，要想打破这一社会阶层固有形态，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因此，教育具有的使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作用日益凸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个体存在的场域，作为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家庭可以把自身拥有的资源提供给个体，尽量满足个体需求，在教育领域更是如此。因此，家庭资本作为个体教育的强力后盾，有着不言而喻的代际传递性。最早论述资本理论的学者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 P），他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种，这三种资本又构成了家庭的主要资本，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布迪厄通过分析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阐明了再生产理论[13]。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家庭再生产的中介，已得到很多学者的佐证，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研究家庭资本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进而论证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教育的不平等。

有的学者从家庭资本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之间的差异阐述该问题，贺晓珍通过问卷调查搜集数据，分析得出家庭的三种资本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极强的正相关且互相促进、互相影响这一结论[14]。也有学者从就业和收入角度出发研究该问题，李云鹤采用2015 年CGSS 数据，详细分析家庭资本对个体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资本对个体创业有积极的正向影响[15]。孔高文、刘莎莎、孔东民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对子女的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16]。另外，也有学者与笔者存有共同的担忧，即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之间的资本差异更容易造成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问题。金久仁从城乡子女接受教育差距的视角阐明，城乡家庭所拥有的资本差距形成了不同的家庭教育支持行为，农村孩子所受到的教育明显处于不利地位[17]。城市和农村在家庭资本上的差距也必将带来子代之间的差距，贫困代际传递现象通过家庭资本对教育的投入作用这一途径继续存在。

（三）贫困、教育、家庭资本之间的关系探索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可知，可行能力缺乏是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深层原因。可行能力是个体选择实现生活方式的实质性自由，与其所拥有的资本量成正比，即个体拥有的资本越大，其可行能力越强。因此，提升培育贫困户的资本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之一。

教育与家庭资本共生反斥。家庭作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要素，通过教育投入对个体的资本积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止如此，个体也能反哺家庭，为家庭资本的扩充作出贡献。然而，农村贫困人口家庭，与其他家庭相比，在家庭资本拥有上肯定处于劣势地位，而获得教育的量和质的双重水平在极大程度上由家庭资本的多寡所决定，长此以往，家庭资本和教育之间就会形成“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恶性循环。作为最早从家庭资本视角关注教育获得的学者，布迪厄从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角度对家庭资本进行了阐述，提供了理解家庭资本作为教育获得前提条件的重要解释框架。

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庭所拥有的资本能转化为货币财产和经济资源。经济资本较多的家庭能为子女提供基础的物质保障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一路飙升的学区房房价就是家庭之间经济资本的较量。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最感兴趣也是论述最多的资本类型，他认为文化资本是家庭教育再生产的重要途径。家庭所处阶层的不同，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然不同，个体从小在家庭中就潜移默化地接受并继承了家庭的文化资本，这对个体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政府从如何提升农村贫困家庭的文化资本这一问题出发，提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十分必要。家庭的社会资本是家庭所拥有的比较稳定的且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家庭及其成员提供实际或潜在的资源聚集。就如阎云翔用八年时间考察下岬村的各种送礼案例，得出中国式送礼的目的都是要培育一个有利于自己或自己家庭的更好生存的关系网络[18]。

教育与相对贫困此消彼长。教育扶贫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手段，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成为中低层人民向上流动的阶梯[19]。刘大伟基于微观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对教育改善贫困的效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教育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改善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相比之下，教育对相对贫困的改善能力更强[20]。李晓嘉选择CFPS 农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贫困群体延长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增加其工作收入[21]。这意味着教育作为开发式扶贫的一种模式，是帮助农村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有着积极的促进功能。

以上研究多侧重于教育和贫困之间的互相作用，忽略了提升农村贫困家庭资本这一根本之源。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在未来将会长期存在，并存有多维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本文从提升家庭资本的微观角度为切入点，建立解决农村贫困家庭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针对性提出相关建议以缓解此矛盾。

二、农村家庭资本的描述性分析

教育作为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重要机制，是农村孩子突破贫困结网、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上出现严重的分化和不平等[22]。位于社会下层的农村家庭，其资本的匮乏必然使“寒门难出贵子”这一现象层出不穷。

（一）家庭经济资本是子女教育投入的基本保障

通常情况下，经济资本以家庭的收入水平来衡量，收入越高，就会有越多的资金用来投资子女的教育，使子女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可得，收入低的家庭更侧重于将资金用在生活必需品等基础性需要方面，满足其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再追寻其他需要层次，即投资教育。根据2013—2019 年的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表1）可知，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7 倍左右，在2013 年达到了2.81 倍，这也就决定了农村家庭在经济资本方面完全不占优势，在家庭子女教育投入方面与城市家庭相比，也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表1 2013—2019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图1 是根据北京大学CFPS 数据库中的家庭教育支出整理所得。CFPS 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本文选取“近12 个月家庭教育支出是多少”这一问题选项，依据2010—2018 年调查的五轮数据，将该家庭的户籍状况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组，剔除其中存在的无效变量，整理所得图1。从图1 可以看出：第一，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均呈现上升趋势，所有家庭都意识到了投资教育的重要性；第二，城市家庭的上升趋势较农村家庭更为迅速，从城市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家庭的2.7 倍左右，便可以探析这一现象的根源——城市家庭有更多的余出经济资本来投资子女的教育，为子女选择优质的教育资源；第三，城市和农村家庭在教育支出上的差距逐渐扩大，在2016 年和2018 年这两轮数据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总之，农村在家庭经济资本方面显然不占优势。对于脱贫地区的农村来说，更是如此。部分农村地区脱贫后，进入到后扶贫时代，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只是略高于贫困标准线，想要通过自身能力获得更高层次需求的条件和资源，难度颇大。因此，教育作为更高层次需求会被减少经济投入，或者说，他们的经济资本不允许他们过多地投资教育。

图1 2010—2018 年CFPS 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均值

（二）家庭文化资本能够提升子女教育获得的能力

文化资本作为家庭资本的一种软实力，多由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综合因素决定。最早提出文化资本概念的是布迪厄，他认为文化资本凭借教育机构和家庭可以实现再生产。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占据着不同的文化资本，受不同文化感染的学生，其成长环境和社会化自然不同，从而导致孩子的教育获得出现差异。贫困家庭对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显然是极少的，这样一来，借用家庭文化资本以潜在的方式影响子女对教育的获得难度显然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不同的家庭经济资本会为学生选择不一样的教育场所，而不同的教育场所有不一样的文化资本，优质的教育资源场所对孩子的隐性影响会更加重视。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借用2014—2015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中的家长问卷，采取其中父母与孩子一起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动物馆等场所的频次为变量，剔除中间的无效变量，衡量城乡家庭文化资本的差距。由表2 可知，农村家庭与其子女一起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动物馆等场所的频率都低于城市家庭，由此可见，农村家庭在文化资本上远远低于城市家庭，在文化资本上的投入更是落后于城市家庭一大步。

表2 城乡家庭文化资本差异

（三）家庭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子女的教育与就业

早在1874 年英国学者高顿（Galton）就已经开始研究家长职业对学生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后来，有关学者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父亲职业的差别对子女考入高等学校和以后就业有相当的影响，父亲职业是知识分子、干部和职员类别的子女比农民、工人子女有更多的机会。

本文主要以“父亲的职业”作为一个家庭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选取CEPS 数据中的学生数据，其中剔除无效变量，剩余城市户口样本量2474个，农村户口样本量5041 个。分析这些样本发现，城市家庭的父亲职业多集中于事业单位、公司（企业）领导/干部、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三类职位，占比52.3%；农村家庭的父亲职业集中于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农牧渔民三种类型，占比为62.8%。结合之前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城市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提高城市家长对子女的认识程度，进而对子女目标设置、榜样提供与强化实施适宜性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最终导致教育的城乡差异[2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的经济、文化、社会三种资本可以影响子女的教育质量。其中，家庭经济资本作为子女教育的基础，对子女教育资源的优劣产生着直接影响；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影响有着持久性和潜藏性等特点，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正规语言编码能力，从而影响其在学校的知识接受能力；家庭社会资本主要影响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和就业类别的选择，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又影响着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如图2 所示，家庭经济资本是其他两种资本的保障，文化资本是其他两种资本的依托，社会资本是其他两种资本的扩展，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传递的机理，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固化。众所周知，教育作为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个体肯定会借用家庭的资源网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支持，这样，又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困家庭子女在教育上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图2 家庭资本协同作用机理循环图

四、构建解决农村家庭在教育方面相对贫困问题的机制

家庭资本拥有量的不同造成家庭教育的城乡差异，严重影响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作用的发挥，造成甚至加剧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现象，不利于教育公平的落实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在教育领域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家庭教育之间的差异，从提升农村家庭资本角度出发弥补农村教育的不足，构建一个以提升贫困家庭资本为中心的、多主体共同帮扶的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支持体系。

（一）以政府帮扶为主提升农村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经济资本作为家庭教育投入的基础，政府除了继续实施以往精准扶贫措施努力提高农村家庭经济资本，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对贫困家庭孩子的资助外，弱化家庭经济资本不足对农村家庭教育的制约，也应该是政府部门在今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长效机制工作的重中之重。现有大量研究及实践证明，贫困代际传递已然发生，尤其对贫困地区家庭来说，一旦形成贫困状态，就会演化成相对固定的贫困群体，出现贫二代、贫三代等现象。贫困群体多集中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农村存在信息迟缓、技术落后等不利因素，阻碍农村经济发展。为此，政府在前期扶贫阶段，持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政策倾斜力度，解决农村地区的教育脱贫和减贫问题，将教育作为脱贫的目标。随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逐步解决，教育可继续发挥自身的先导性、持续性作用[24]，使教育作为农村地区摆脱贫困的根本手段，成为建立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长效机制的重要因素。政府、学校、社会三者相互协调，为农村孩子在寒暑假期间争取到免费优质的教育资源，争取城市优秀教师、高校学生等群体下乡支教，既能缓冲老师们在城市中的紧迫感和职业倦怠，也能弱化农村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教育的制约。

（二）以社区建设为主提升家庭文化资本

基于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理论，教育能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在于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圈。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的受教育意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说文化主要集中于精神上的建设。生活在同一社区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大多类同且相互影响，在农村地区亦是如此。农村地区多充斥着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的观念，即便是给予贫困地区大量的教育精准帮扶，也难以真正融入贫困社区的圈子，甚至贫困群体会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因此针对贫困群体所处的外部环境，为贫困地区的家庭建立一种优良的文化氛围，开阔他们的眼界、改变他们的教育观念十分重要。

为此，结合政府投入的宏观角度和社区建设的具体现状，采取提升农村地区贫困家庭文化资本的措施。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村地区文化产品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地区信息闭塞、文化生活缺失的现状，如建立电子阅览、农村免费图书馆等，不仅可以丰富全体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可以相对解决农村家庭文化资本匮乏的问题，为农村孩子建立一个遨游书海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家校教育、社区教育等具体措施，提升农村家长的文化知识水平，对其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从而优化家庭内部和外部的文化环境，增加农村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

（三）以结对帮扶为主提升家庭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个体与群体意义层面的结构性社会资源的集合[25]，家庭社会资本以家庭社会网络为背景，在社会网络的运行中，家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取更多的额外资源，形成一个资源运用循环圈。而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多集中于农村，社会资本过于单一，无法获得多样的社会资源，冲破社会阶层的难度过大。在城乡之间形成“城乡结对帮扶”来扩大农村人口在社会结构上的资源。以家庭子女教育为中心，形成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理想局面，使“变形记”能够在现实中真实、有效地落地。这一建议的可行之处在于，让城市家庭能够认识到这一措施对自己的利益所在，需要一个“中介人”来协商、调解，发挥桥梁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突出国家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出面为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之间搭桥牵线，让双方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交流。

一直以来，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都是教育界研究的重点。从改善教育出发，其解决对策的路径研究侧重引进师资、课程改革、学校硬件改造等；从国家政策补贴来看，多关注教育资源配置，教育经费向农村地区倾斜。这些方法和措施在实践上更多地体现为“输血式”教育扶贫，而非“造血式”扶贫模式。因此，在接下来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突出特点的新时期，要想在教育领域建立解决农村贫困地区的长效机制，教育帮扶的模式必须有所创新。本研究试图从农村家庭资本的微观视角解释贫困地区教育问题的根源所在，着眼家庭这一单位，以问题为导向，集合多方力量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带动其家庭资本的扩增，缓解农村贫困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资本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家庭的贫困现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