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楠

内容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三十年代是中国翻译界的学术争鸣期，不仅出现了新的翻译高潮，翻译思想领域更是百家争鸣。其中以鲁迅和梁实秋为代表的有关“信”“顺”的翻译标准之争尤为激烈。其译论来源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延续了佛经时期的“文质说”。论战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对中国现代汉语的形成、翻译文学的成熟、翻译理论的构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 梁实秋 “信”“顺”翻译标准之争 “信达雅” “文质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三十年代，中国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翻译文学日益繁荣，翻译思想也异常活跃。许多译作丰富的学者翻译家，从自己的翻译经验出发，各抒己见，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关于翻译标准的大讨论中，鲁迅、梁实秋、瞿秋白、赵景深、林语堂、曾虚白、陈西滢等多位翻译家相继加入了讨论，他们就翻译标准问题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主张，其中鲁迅和梁实秋有关信顺说的论战尤为激烈，双方唇枪舌剑，对翻译界乃至文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学术立场对其进行溯源，以期对翻译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一.论争的主要进程

论争起源于鲁迅翻译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也〉译后附记》，其中鲁迅的直译法遭到梁实秋的质疑。于是，1929年9月，梁实秋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猛烈批评鲁迅过分忠实的译法，把鲁迅的翻译称之为“死译”。这篇文章成为鲁迅和梁实秋有关“信顺说”翻译标准论争的导火线。梁实秋所为激起了鲁迅的愤慨，他在1930年3月发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予以驳斥和争辩，文中承认自己的翻译方法是当时翻译形势下“没有出路”而不得已采取的“硬译”，而非并梁实秋所说的“死译”。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挑明了梁实秋是把学术问题扯到了政治上，对梁实秋的精英主义文学观、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等提出批判，指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这篇文章将二者的论争推向高潮。

1931年，赵景深加入了论战，他针对鲁迅的文章写了《论翻译》一文，提出“顺译”的观点。对此，鲁迅于1931年至1932年连续发表了《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和《再来一条“顺”的翻译》攻击赵景深，点名批评赵景深所谓的“顺译”，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直译”的理论。

1931年，瞿秋白在《关于翻译——给鲁迅的信》中提出自己理想的翻译观，即“绝对正确，绝对白话”的翻译标准。在信中他对赵景深的主张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把赵看作是“可怜的特殊走狗”，看作是普罗文学的敌人。这样瞿秋白旗帜鲜明地把赵景深推到了对立面，对这场论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1年12月，鲁迅在《关于翻译——给瞿秋白的回信》中，提出自己“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标准，并指出“没有做到白话”，是因为他们划定的读者对象不同，瞿秋白划定的读者是普罗大众，所以所使用的语言必须是来自大众的，而鲁迅只是针对少数“很受了教育的人”，所以语言可以不顺。鲁迅的“不顺”引起瞿秋白的不满，于是，他于1932年再次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再论翻译——答鲁迅先生》，仍明确表示他既反对赵景深“宁可错些不要顺”的说法，也不赞成鲁迅的“宁信而勿顺”的原则，而坚持自己的“绝对白话”的立场，认为只要有了白话，就不存在“信”和“顺”的问题。后来他们又相继发表文章攻击对方。这场信顺论战自1929年开始，直到1936年鲁迅和瞿秋白不幸逝世，才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信顺之争的译论依据

1.严复“信达雅”说

1898年，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为自己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写了一篇千余字的《译例言》，其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中，“信”是最重要的，也是翻译中最困难的。关于“信”的翻译方法，严复用的是“达旨”法：对原文字句“时有所顛倒附益”，而不是“字比句次”的逐字翻译，并且在译者认为必要的时候“取便发挥”。即在翻译时，并非逐字翻译，而是考虑到中文西文字法句法的不同，了解原文意义后，把原文的内容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使译文的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原意。这同样也是“达”。严复所说的“雅”，由于当时时代的局限性，目的是使中国的传统士大夫阶层能阅读译本，理解接受西方的学术理论，所以指效仿“汉以前字法句法”。因此，“信达雅”三者虽有前后主次之分，又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

2.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说”

“文质”概念最早见于孔子《论语》，用于论人。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质”则是“仁”、“义”之类内涵的道德修养。后推至文论：“文”，文采，即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则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內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遂成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成了言谈和写文章的修辞学同一事物的两面。

1931年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讯》中曾指出，严复“信达雅”取法于中国古代六朝的佛经翻译。他说：“他（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引三世纪佛经翻译家支谦关于翻译的一段话，说明“信达雅”在古代就有人提出过。钱先生写道：“仆初嫌为词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意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意，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意，不加文饰。”按“严”即“庄严”之“严”，与“饰”变文同义。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

三.论争的意义

1.现代汉语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的信顺翻译标准之争，发生在中国近代由文言文系统转向白话文系统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翻译家们普遍使用白话文作为翻译语言，但当时的现代白话文还没有成熟，无法满足近现代文学书写的需要。鲁迅和瞿秋白都认为中国语文不够精密，需要通过翻译进行改革，输入新的表现法，改造新的现代中国语文。但是梁实秋反对把翻译和语言的发展搅和在一起，他认为“中国文是如此的圆润含混，许多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故而认为不需要通过翻译进行改革。在翻译和汉语的发展方面的分歧，导致了“信”与“顺”派对于翻译标准不同主张。梁实秋对鲁迅所采取的“硬译”手法进行了猛烈地批判，认为“其丑态正不下于洋场恶少着洋装效洋人之姿势仿洋人之腔调而自鸣得意。”鲁迅则称自己的翻译方法是由于“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的翻译形势下“没有出路”而不得已采取的“硬译”，主张在翻译中应注意尽可能保存原文的句法结构，引进外文词汇来丰富汉语词汇。在现代汉语急需外来营养加以滋补和完善的时候，这些翻译家们的理论主张和翻译实践对我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和重大贡献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欧化的成分有的被现代汉语所吸收，有的则逐渐被排斥，“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现代汉语基本成熟。

2.中国翻译文学的成熟

埃文佐哈尔指出，一国文学史出现重要转折点，现有模型有缺失，新文学呈现“真空状态”，外国文学模型易通过翻译文学进入该国文学领域，占据主导。信顺翻译标准之争发生于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外国文学思潮及著作被大量译介至国内，中国翻译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欧化倾向，在当时的白话文写作中，“信”派翻译家往往过分拘泥于外来词汇及句法结构，译文晦涩难懂，有失流畅。经过30年代有关翻译问题的讨论，随着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形成，许多翻译家的译作“翻译腔”大有收敛。即以鲁迅为例，他在1935年出版的译作《死魂灵》，已经没有了20世纪20年代译文中的刻意欧化的硬译、“宁信而不顺”的拗口，而成为臻于“信达雅”境地的优秀译作;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朱生豪也明确主张不取那种“逐字逐句对照之硬译”，追求译文的“调和”、“顺口”;20世纪30年代后期傅东华在翻译美国长篇小说《飘》的时候，更追求译文的“中国化”，而不拘泥于“字真句确”;傅雷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翻译的《欧也尼·葛朗台》则充分显示了现代汉语在译文中可以达到如何完美的境界，是中国翻译文学臻于炉火纯青的重要标志。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翻译文学的趋于成熟，是近代以来翻译家孜孜探索的必然结果。

3.翻译理论的构建

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始于东汉佛经翻译，但译论研究长期以来却被严重忽视。重感悟，轻理论使得中国一直以来缺少一个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对于翻译这一学科，理论研究是永恒的话题。

信顺翻译标准之争以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学说为论据，延续了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则表现为“直译”与“意译”技巧之争。这场信顺之争中，参与论争的大多是文学翻译家，他们从自己的翻译经验出发，对于翻译标准各抒己见，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也未能将见解理论化，但论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问题，通过争论，使这些问题为更多的人们所关注;通过辨析，使问题逐渐明朗化，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有利于增强中国翻译理论的系统性，对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三十年代，中國翻译文学日益繁荣，翻译思想也异常活跃。梁实秋、赵景深、鲁迅、瞿秋白等关于“信”、“顺”的这一场论战是对严复“信达雅”的一次大辩争，也让这个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本文对这一论战的译论来源、意义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翻译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推动翻译研究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J].新月，1929，（2）：1-2.

[2]刘靖之.翻译论集[M].香港：三联书店，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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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钱锺书.管维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王向远.翻译文学研究[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