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梓艺

内容摘要：韩愈古文吸取先秦、秦汉文的写作技巧，成就极高，影响深远。而墓志文又是其散文创作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韩文总数目的六分之一。韩愈墓志文受到宋以后文人、学者的极高赞誉，且一致认为墓志铭的文法与《史记》一脉相承。其中《柳子厚墓志铭》是吸取《史记》创作手法的典型代表，文章采用《史记》中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变革了墓志铭的固定写作模式。在叙事结构上剪裁得当，表达方式上将记叙、抒情、议论融为一体，韩愈的墓志文继承了《史记》等先秦、秦汉文的写作技巧，赋予了墓志文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这是其对墓志铭文体的一大贡献。

关键词：韩愈 《史记》 变革 继承

韩愈的古文创作体裁主要分为赋、杂著、书、启、序、哀辞、祭文、碑志，等等。根据马其昶的《韩昌黎文集校注》收录的墓志文创作一览表来看，韩愈碑志文75篇，其中墓志文一类占到56篇，约占其文创作数量的六分之一。从墓主身份来看，有王侯将相，如《曹成王碑》《清边郡燕王杨燕奇碑文》等;有文武官员，如《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唐故虞部员外郎张府君基志铭》《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等;有经世儒生，如《施先生墓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有忠臣义士，如《国子助教河东辞君墓志铭》《赠司勤员外郎孔君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还有《李元宝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等，是为亲朋好友所作。其中庙碑7篇，奉诏之作2篇，为亲戚作13篇，为朋友作37篇，为当时名人作16篇。

一.宋历来对韩愈墓志文的评价

宋以来，文人学者给予韩愈文章很高的评价。秦观的《韩愈论》说到：“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1]他认为韩愈的文章学习前人的优点，这些优点也构成了韩愈文风的不同侧面，极力称赞其为集文章之大成者，这是前期对韩愈文风的精确总结。

墓志文，在两汉时期已经出现。目前学界所知时间最早的墓志文是东汉延平元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该墓志文具备像墓主的生平、家世等基本内容，同时还透露出纪传体散文的影子。到北朝时期，庾信在墓志铭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李慧在《试议墓志铭变格破体的文學现象》中曾论述到：“庾信是让墓志铭这一应用文体真正走进文学苑囿的开山鼻祖。”[2]他的墓志文在风格上语典而幽，擅长铺张文才，句式恢宏。

由于墓志文在韩愈文创作中所占比例不容忽视，因此自明清一些评论家将更多的视线放在了对墓志文的点评上。后七子王世贞提出：“韩公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3]王认为韩愈文章体裁中的碑志文最能体现其文风雄奇古力的特点。王鏊曾说：“其它若《曹成王》《海南神庙》《徐偃王庙》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变化也？……盖昌黎为文主于奇，马迁之变怪，相如之阔放，扬雄之深刻，皆善出奇。”[4]716王鏊把韩愈同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比较，三人为文都善从不同寻常之处下笔，韩愈写文主要是“奇”，像是《曹成王碑》《海南神庙碑》等文，多奇出变化。后来艾南英继承这一思想，道：“古人一道其传于今者，贵传古人之神耳。即以史迁论文，昌黎碑志非不子长也，而史迁之蹊径皮肉，尚未浑然。”[4]841二人在评语中都认为韩愈碑志文的写作或多或少借鉴了司马迁《史记》的风格和结构特点。又清人张伯行评《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叙事奇崛，其刻画琐细处，使人神采踊跃，全是太史公笔法。”[5]张伯行继承前人的学说，进一步提出韩愈碑志文叙事奇特挺拔，在细节刻画上，生动形象，与《史记》的笔法有相似之处。方苞《史记评语》曰：“碑记墓志之有铭，犹史有赞论。义法创自太史公，其指意辞事必取之本文外……此意惟韩子识之。”[4]1118他认为韩愈、欧阳修和王安石都善写志铭，叙事之文继承了《史记》的义法，虽然韩愈变《左传》《史记》格调，但暗用其义法，写道：“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6]评《崔评事墓铭》曰：“余尝谓，文之至者，如画梅画月，其正面在不着墨处看，画者亦当向不着墨处求之，非寝食于《庄子》《史记》二书，必不知此等妙文。”[4]1028韩愈自身也在《崔评事墓铭》中说，《庄子》《史记》二书为妙文，并且寝食读之。由此可见韩愈为文受《史记》影响程度之深刻。

纵览明清两代，王世贞、王鏊、张伯行、艾南英、方苞等文人学者，都认为韩文尤其是墓志铭的文法与《史记》一脉相承。韩愈本人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提到自己写文受到经传史记百家的影响：“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7]599可知韩愈极为推崇司马迁之笔法，将其作为学习行文的典范。

目前关于韩愈墓志铭的研究主要从整体上探讨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文体变革等，而缺少对单篇墓志铭的细化分析。沈德潜曾评价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是墓志文中的千古绝唱，说道：“噫郁苍凉，墓志中千古绝唱！”[8]这篇墓志铭在写法上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以《柳子厚墓志铭》为例，探讨韩愈的墓志铭对《史记》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借鉴情况，从而探究其变革墓志文体的贡献。

二.融记叙、抒情、议论为一体的表达方式

《史记》开创了以纪传体形式来记载历史事件的特殊体例，而描写人物的传记是其一大特色。司马迁以人物和事件为主线，叙事不仅与抒情相结合，还穿插自己对人物事件的看法议论，并且在传记的最后加“太史公曰”，以“寓论断于叙事”的方式更直白地表达作者本人对整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这在史书中尤为少见。过珙在《古文评注》卷七评《柳子厚墓志铭》曰：“于叙事中夹入议论，曲折淋漓，绝类史公《伯夷》《屈原》二传。”[4]1161他认为《柳子厚墓志铭》这篇文章是在叙事中加入议论，整体曲折有致、酣畅淋漓，与司马迁《史记》中的《伯夷列传》和《屈原列传》有很多相似之处。《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多采用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

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全文以议论开头，又以议论结尾，中间有一段以“其传曰”的人物传记，叙事和议论相结合，表达了作者对伯夷的赞赏之情。开端司馬迁引用了几段孔子的评论，借引用他人评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史记·屈原列传》则是以记叙屈原的生平事迹为主，用记叙和议论相结合的方式赞颂了屈原政治主张和人格精神，这种表达方式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表达效果。文章前部分的评论写出了屈原写《离骚》的缘由和对屈原人格的高度赞颂：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9]1676

屈原痛心疾首于楚王不察，被小人所蒙蔽，自己忠诚对主却被诽谤。他的遭遇，司马迁也是感同身受的，故情感上也有着强烈的共鸣。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更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文中人物寄予的深厚个人情感。总览《史记》全书，所载的历朝历代人物多在文章题目中直接写其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李斯列传》等。此文作者却起名为《李将军列传》，并且在文始就称其为“李将军广者”。可见李广虽是历史中的名将，未被封官嘉奖，但在《史记》中却独受重视，由此可知司马迁在为李广写人物传记时，在叙述时表达了作者司马迁的个人观点，同样也隐含着作者的私人情感倾向。

而墓志铭文体自秦汉始，便有了固定的写作模式，是记录墓主姓名、官阶、履历、生平事迹、卒葬事项的文体，一般包含两部分，即志和铭。志以散文形式记叙死者生平事迹等，铭以韵文的写法歌颂死者的功德。韩愈在墓志铭的创作中继承并且加以灵活运用这种写作模式，同时又吸取《史记》描写人物传记的手法，融记叙、抒情、议论为一体，使得这种具有固定写作模式的墓志文体裁转变成人物传记，把墓志文发展成为传记文学。其中尤为典型的是本文叙述的《柳子厚墓志铭》。

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志的部分，韩愈用大量笔墨叙述柳宗元的官场生涯，对其政治生活，韩愈的态度更是丝毫不避讳。文中的“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剌史。”[7]2407作者隐去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的政治背景，在墓志铭中如实记叙柳宗元被贬之后的政绩。在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时，韩愈介绍其为官政事时，写道：“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7]2407“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7]2407“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7]2407这是肯定了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才能。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写道：

及自监察御史贬阳山令，实以上疏言事，柳、刘洩之于王伾、王叔文等，故有此迁调。然其《赴江陵》诗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是犹隐约其词，而不忍斥言。及柳、刘得罪南窜，昌黎忧其水土恶劣，作《永贞行》云：“吾尝同僚情岂胜，具书所见非妄徵。”则更惓惓于旧日交情，无幸灾乐祸之语。迨昌黎贬潮州，柳尚在柳州，昌黎《赠元协律》诗，谓“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且有《答柳州食蝦蟆》等语。既死，犹为之作《罗池庙碑》，是昌黎与宗元始终无嫌隙，亦可见其笃于故旧矣。[10]

传闻称韩愈自监察御史贬至阳山令，是由于他上疏言事的内容被柳、刘二人泄露给王叔文，但韩愈仍然写下“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10]的诗句。在柳宗元与刘禹锡因王叔文改革被贬时，韩愈担忧二人被贬之地的水土恶劣，有诗《永贞行》，全篇拳拳关爱之情，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言语。后来柳宗元被贬至柳州，虽韩愈也被贬至潮州，但仍旧为柳宗元带去问候，还特意写文章告知食柳州蝦蟆的方法。这是韩愈在生活方面对柳宗元的关怀。当时韩愈作《毛颖传》，世人都笑他行文古怪，只有柳宗元认为此文奇，并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来为其辩解，这是柳宗元在文学上对韩愈的认可。

韩愈痛斥当时社会人情冷漠、统治者亲小人的不治现象，叹惜柳子厚的才能不为世所用，空有满腔抱负不能施展，在墓志铭中写道：“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7]2407在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更是作三篇文章悼念。在《祭柳子厚文》中，韩愈赞赏子厚的文章是“玉佩琼琚”，并为其遭遇的不公所哀叹。正如孙琮在《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韩昌黎集》卷四中云：“韩、柳文章，正相伯仲，若以行谊论，则昌黎卓绝矣。故其祭子厚文，于其行谊，每多回护之辞，于其文章，则极推崇之意。参酌审处，情理兼尽。”[11]在《祭柳子厚文》中，虽在众多方面二人立场不同，但韩愈对于柳子厚的品行多是维护之词，而对于他的文章也充满推崇，韩愈做到了情理兼修，由此可知二人感情深厚。

在以往为他人撰写墓志铭，应是歌颂逝者生前事迹功德，记叙死者生平，而不应该发表作者本人观点，但韩愈能够因着柳子厚所遭遇的不平，而使用大量情感性的评论来赞颂子厚，对其一贬再贬的政治生活做出客观而富有真实性的评价，在当时墓志铭的撰写风气中，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吴阎生在《古文苑》（卷三）云：“韩柳至交，此文以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其酣畅恣肆淋漓顿挫盘郁处，乃韩公真实本领。而视所为墓志铭以雕琢诡奇胜者，反为别调。盖至性至情之所发，而文字之变格也。”[4]1636《柳子厚墓志铭》一反往常墓志铭文的格调，在酣畅淋漓、盘郁顿挫的行文中，加入至情至性的抒情因素，此为对墓志文的变格。文中柳宗元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各种人情、官场的丑恶虚伪嘴脸便通通显露无疑，韩愈的“不平”被激发，志思蓄愤，写道：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7]2407

在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之时，正是他被贬到潮州之后不久。因此韩愈在抨击了当时社会世态炎凉的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被贬遭遇。所以韩愈不仅在为柳宗元的不平而鳴，面对着昔日挚友的不幸离去，又回想起二人相似的从政官场经历，也是在情感深处为自己忠心劝诫反遭贬谪的不平之鸣。这些正是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手法，在记叙中融入议论与抒情，能够更好表达对逝者的深厚情谊。在墓志铭的结尾，柳宗元亡故之后，赞颂他的好友裴行立“行立有节概，立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7]2407，此为朋友间的深情厚谊。对于卢遵，韩愈写了他与柳宗元间的亲密关系，并且叮嘱他：“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7]2407表现韩愈对柳宗元故去后事的关注、对家室子女未来的关切，同样也是二人深厚友情的表现。因各种原因，韩愈为很多人写过墓志铭，但《柳子厚墓志铭》是韩愈因发愤而下笔，心中郁结着怨愤之情，由此写出的文字酣畅淋漓、气势奔放，实乃韩愈本人情感压抑到深处而爆发的至情之作，因而《柳子厚墓志铭》被认为是“为情而造文”的典范。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倾注了大量丰厚的情感，革新了传统墓志文体的形式，形成融记叙、议论、抒情为一体的委婉含蓄、饱含深情的特殊风格的文体。

三.剪裁得当的结构技巧

《史记》秉承着为人物立传的宗旨，有固定的行文模式，在文章最后有一段“太史公曰”式的点评。这种评论方式在内容上或引经据典，或借用他言;在表达方式上或平铺直叙，或委婉见义。通过行云流水的叙述，不仅保持了文章的完整性，还起到对人物进行补充、评价的作用。

考察《史记·李将军列传》的写作模式，在文章开头，司马迁介绍了李将军的姓氏籍贯，“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9]2102接着叙述了李将军的任职经历，“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9]2102“於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後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9]2102接着司马迁抓住李广的典型特点，选取了一些具体的故事和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如提到的使巧计以百人吓退匈奴千人、因受伤被俘仍能飞身杀敌、射箭箭矢没入石头等。最后司马迁赞颂李广不用自己的话来评论，却借用《论语》中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2]来评论李广，接着列出几个反问句来强调李广“身正”的优良品质，表达了作者对李将军的崇敬和哀悼。这些也体现出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的深切同情，以及流露出对当权者的愤慨。

墓志铭从以往写作体例来说，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首题”，用来表明志主的身份;第二部分为“志传”，记载志主的详细信息，内容比较多，大多数的墓志铭都采用散文文体来书写这一部分;第三部分为“志铭”，以表达对志主的哀悼和赞颂生前事迹为主，遵照古文体式，多用韵文，篇幅不长。韩愈的墓志铭突破了前人这种固定写作格式，继承了《史记》这一叙事结构模式。林云铭在《韩文起凡例》中提到韩愈墓志文叙事风格与《史记》有共通之处，云：“韩文杰作在碑铭者尤多，其叙事篇法有近史氏。”[13]评《平淮西碑》曰：“此集中第一大手笔，公之精神所结聚也。首段叙命将，次段叙克敌，末端叙册功，俱以度要，其后郑重严肃。读之，使人筋骸整固，志气端凝。诸臣书名不书姓，《史记》体如此。大抵此篇都仿《左》《国》《史记》。”[4]1022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同样按照志传的叙述笔法，选材典型，叙事详略得当。文章先介绍了志主柳宗元的姓氏籍贯及家族谱系，“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7]2407接着叙述柳宗元屡遭贬谪的为官经历：“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7]2407韩愈为了更好地表现柳子厚在政治及文学上的卓越成就，选取了几件典型事件，记载了他在柳州做官四年显示出非凡的为政才能、衡湘以南的进士皆以子厚为师显示出他的文学造诣。

韩愈的墓志文继承《史记》等先秦、秦汉文的写作技巧，变革了墓志铭的既有写作模式，因而体现出墓志文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强烈反映了韩愈的文章革新意识及其思想倾向。这是其对墓志铭文体的一大贡献，韩以后的墓志文创作逐渐脱离了程式化的写作模式，开始走向文学化和散文化。陈寅恪先生曾说韩愈是“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此论用来评论其墓志文的地位与贡献也不为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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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